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秦末楚漢相爭之際，淮陰出現了一個充滿傳奇性的人物。蕭何曾許之「國士無雙」，劉邦也稱讚他「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劉邦能夠渡陳倉而離巴蜀，敗項羽而王天下，此人功不可沒。不過，最後卻被夷三族，身死人手，成為漢初三傑中唯一不在《史記》裡列世家的人，他就是大將軍韓信。

　　就軍事方面而言，韓信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天才。他曾以木罌渡河破安邑，用兩千輕騎收趙都；最精采的一役，則是用一萬多個沙袋打敗龍且的二十萬大軍。然而，這樣的韓信卻是一個政治上的白痴。他不像張良一樣，懂得急流勇退來安身；也不像蕭何一樣，會用自污之計來保命。韓信最後之所以會被誅殺，固然與劉邦是個雄猜之主有關，然而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在於自己本身的幾項失誤。

　　首先，韓信不應該要求高祖立他為「假王」。高祖四年，韓信在破齊楚聯軍，平定齊地之後，派人去跟劉邦說：「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這種要求，即便是在平時，劉邦也會覺得不舒服。試想，當時項羽稱楚王，劉邦稱漢王，現在韓信要求也立為王，雖是假王，然僭越之意甚明。何況，此時的劉邦正被項羽軍隊圍困，看到使者來，原本期待會帶來救兵的消息，沒想到打開信一看，卻是韓信希望自立為假王的要求，劉邦心裡會怎麼想？再加上陳平此時又對他說：「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因此，雖然後來高祖還是派遣張良去立韓信為「真齊王」，但是心中的怨恨卻已萌芽。

　　歷史上，凡是講到女主當權、垂簾聽政，一般人的直覺反應不是武則天就是慈禧太后，但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大一統政府剛成立沒多久時，就出現了一個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女人 ── 呂后。

　　在《史記》當中，司馬遷不立〈孝惠本紀〉，而用〈呂后本紀〉來記孝惠帝（七）、少帝劉恭（四）、少帝劉弘（四）三人在位共十五年的時間，這種作法雖頗為後世所批評。然誠如太史公所言「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齊悼惠王世家），立呂后本紀實有其根據。而若照《漢書》的做法，將之分為〈惠帝紀〉和〈高后紀〉，雖無不可，然就政權行使的完整性來說，不免有破碎的感覺，因為從孝惠帝不理政事之後，實際上的政權就已經在呂后手上，這就像後世的三國時代，曹魏的政權必須上溯到曹操，而不是自曹丕始。

　　一提到呂后，大家直覺會連想到的不外乎是「殘忍」、「狠毒」、「暴虐」這一類形容詞。的確，在〈呂后本紀〉一開始，太史公就說：「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而且，不用互見別處，單單在本傳當中，呂后就直接害死了趙王如意、戚夫人、少帝劉恭、淮陽王劉友、梁王劉恢的愛姬、燕靈王劉建的孩子等人。不過，難道呂后真是如此嗜殺？難道真如世人所說「最毒婦人心」嗎？

　　經濟，是一國的命脈，大國如此，小國尤然。一個擁有富裕經濟的國家，才會擁有安定的社會，進而擁有國際外交空間；一個國家是否強盛，不單單在於其軍事武力的強大，更要注重的是，這個國家的經濟是否繁榮。生活富裕的國家，他的人民必定是有自信的，人民有自信，國家便會強盛；而人民生活富裕，則作姦犯科的人必少，社會也會比較安定。管子言：「食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以，一個國家是否能夠長治久安，就看他的經濟是否富庶。

　　古代人的理想社會，是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一般，或如同老子的「至樂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引自「貨殖列傳」）是所謂的小國寡民的社會，古人以為自給自足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這是一種非常消極的想法，試想，怎麼有人可以一人之力製作各種生活必需品，供應生活上之所需呢？司馬遷深刻地體認到這一點，於是作「貨殖列傳」以明貨物生產、運銷的必要性。

　　讓我們來談談「貨殖列傳」吧！這一篇和「遊俠列傳」並列，是古史學家所謂的「出格」，班固說「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儒家談仁義而罕言利，所以司馬遷讚揚商賈獲利的情形，便被指為「有所蒙蔽」，這種說法，簡直是自欺欺人，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人卻也掉入了司馬遷「以文測人心」的陷阱裡。蓋遊俠、貨殖二篇，皆以人之情性為論述主旨，然古之學者繆於事實，同聲譴責，殊不知，因有子貢之富，方有孔子之道；因有孔子之贊，方有顏回之名。所以說，致力於獲利，並非不好，只要適合於正道便可。

　　作為百科全書式的歷史著作，史記不管從那個側面去看，總是閃爍著極其不同的暉光。學者的眼光不約而同，大多投向本紀、世家、列傳等以人物行事為主的篇章，相對於表、書二體稍嫌冷落，一方面這受限於專業領域，並非人人皆可說三道四，另一方面可能這些篇章缺少人物傳記所具有的那種引人入勝的刺激感。這種想當然爾的論調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司馬遷的史才，也讓自己錯失了閱讀不同風格文章的機會。

　　既然本期稷下是史記專刊，或者就讓筆者野人獻曝，分享閱讀平準書的心得，希望能吸引大家多看史記不同體例，借此破除閱讀的『單向度思維』，進而更全面地理解史記一書。

一

　　今天要和各位談談《史記‧五帝本紀》中關於黃帝的一些事情，由於準備時間較為匆促，又因為一些關於黃帝的史料較缺乏，所以一些觀點僅止於筆者個人蠡測，或僅提出一些個人觀點與各位分享，日後若有時間，在行蒐集更豐富的資料佐證。

　　本紀，是專記帝王的篇章，一般以為將五帝本紀放在第一篇，是有一種傳承的作用，也就是孔子所謂的「因革」，是一種繼承的傳統。可是，黃帝的時代距史遷年代久遠，太史公又是如何知道黃帝的事蹟？當然是從資料或口傳中得到的，可是這些資料的原始資料又是從何而來的？是真的有這些史實的發生嗎？如果有，為何目前最早的紀錄是《左傳》《國語》，而且幾乎都出自姬姓人之口？如果沒有，那麼這些傳說是如何創造出來的？據一些學者的說法是：黃帝的事蹟稷下學者們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或是為「皇天上帝」一辭的演變，換句話說，就是以為黃帝其人，是古代太陽神崇拜的演變或延伸。那麼，黃帝其人是不存在的嗎？

　　筆者以為黃帝應該是有其人，但是他的事蹟也和一般英雄崇拜一樣，總是會受到人民的添油加醋，這是應為人民希望他崇拜的英雄是一個無所不能的超人所致。所以，真實的黃帝應該是一個部落社會的酋長，由於部落的強大，而成為週遭部落的共主，而其所統治的範圍並沒有如史記說的那麼遠。

　　對於史記，以往總被質疑某些角色出現在本紀的合理與否，如項羽、呂后……等，當然說到項羽，可以解釋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而勢歸項楚」所以列本紀合理；至於呂后呢？可以論其令「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比起惠帝，的確更適合入本紀，但是秦本紀呢？或許把〈秦本紀〉跟〈十二諸侯年表〉並在一起討論，可以看出些端倪。

　　司馬貞史記索隱在談論〈秦本紀〉時提到：「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為秦世家」，又在索隱〈十二諸侯年表〉時提到：「太史表次亦有條理，起自共和訖於孔子。諸侯各編年，紀興亡繼及盛衰，臧否惡不媕，過善必揚美，絕筆獲麟，義取同恥」

　　顯然，針對太史公將秦列入本紀頗不以為然，對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似乎頗不讚賞，雖然用年表方式條列出來，具有清楚的優點，但缺點卻也使太清楚了。

　　史記以私人著史，雖然其立意是嚴慎而高遠的，然畢竟不是官修，所以就不具有為當朝做政治辯護或闡明立場的必然性；取而代之的，是在歷史中融入更多自己的觀點，上追春秋筆力，表達其是非好惡之思。而這無遺是太史公著史記最成功而突出之處，百代之後，無人能出其右！其行文之際不只是單純的描寫，在不違背史實的前提之下，更展開多種不同的寫作策略，來抒發議論。而史記這方面能講的當然有很多，從體例到筆法者皆有可尋，但本文只就其描述時的抒情（其實更接近於議論）筆法做一概述。

　　司馬遷寫作時當然是主觀的，在實錄史實的「史書」中，利用描述來改轉化與自己感情相逆的史料，通過對同一史實的不同描寫，使一件事情竟能顯示出截然不同的義含！這種具有「雙重表現」的特色，真正發人省思或感動人心的，並不見的是緣於其遣詞用句之故，而往往是透過「反向描寫」的筆法表現出來。比如以《項羽本紀》垓下之戰為例，基本上所要反應的是項羽的失敗以至末路，然而眾所周知的，太史公卻不重在其失敗的可悲、「為天下笑」，反而幾近慨嘆的表達其英雄末路的悲壯情境！在描寫上，先寫其「兵少食盡」、「四面楚歌」的絕境，但項羽在「大驚」之後，卻反倒飲酒對虞姬、駿馬慷慨悲歌，乃至「泣數行下」而「左右皆泣」，極盡鋪陳的表現其多情且重情的一面。然後再寫激戰之後僅存二十八騎，分明是大敗之境；太史公卻逕而開展項羽另一激動人心的勝利豪壯，寫其「必三勝之」，絲毫不見軍之將亡的困頓敗象，亦不似困獸之鬥的突唐，既便到了最後烏江邊自刎都仍是維持此一基調。由此不難看到，儘管以「史書」的角度司馬遷無法迴避或違背項羽兵拜的事實，但除了讓人了解「凡可憐之人則必有可恨之處」的鮮明意味之外，字裡行間更表現出其熱愛與同情之心，反而使的《項羽本紀》成了悲壯英雄的典型範式！所以不單是從敘事觀點的「反向」描述，在寫作立意上也具有其「反向」的雙重表現，是需要深一層去思考，也是值得再三玩味的！

　　另外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如《李將軍列傳》、《刺客列傳》中的荊軻等，也是大家頗耳熟能詳的。不過，這樣的筆法卻不單只是用在「敗者」（或者說是司馬遷偏好的人物身上），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也能看到此一反向描寫的反面運用：雖然太史公一樣忠於史實的記載「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補首虜十一餘萬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的彪炳戰功，但若與後者較之，就不難發現行筆時對其戰功淡化之能事！司馬遷寫其乃以「天幸」──甚而是種裙帶關係才「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發蹟，後乃扶搖直上「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可是在此同時，卻又很少描寫其作戰方略或過程，反而是不時點明「諸宿將所將士馬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至於對霍去病的個人描寫則更是盡反向描寫之至：「天子為之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事。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於是，先前所鋪陳的「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反倒成了一大諷刺，而不再是恭維！像這樣的例子，在《高祖本紀》中也是一面寫劉邦高明的政治手腕與用人將才以建立帝業，但另一面也巧妙寫出對其為人之不屑或嘲諷。所以總的來說，反向之運用，一來不但能無背於歷史，更能技巧的將既定的客觀事實（且不論正、反也都是呈現史實，而不誇揚、或捏造抹黑），轉化運用，微妙而深刻的表達了太史公心中複雜的情感及想法。

　　曾經和一位歷史系的朋友聊天，當中提及《史記》，他說：「中國人和外國人對『歷史』的看法有一些不同，像《史記》這本書，在我們看來是一部史書，但是在西洋史學家的眼中，卻不能算是一部史書。」的確，如果按照歷史必須完全記實的這個要求來說，《史記》恐怕不能算是一部史書。事實上，在《史記》當中，有太多的太史公個人的東西。但是，一直以來，中國史學家對《史記》的一書評價極高，揚雄、班固等人，均認為《史記》是一本「實錄」。雖然古人和現代人的標準、眼光，或許有不同，但是，他們會這樣認為，難道沒有一些道理嗎？

　　據班固《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太史公作《史記》一書所采的書大致上有《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等書籍。因此，本文打算就《左傳》和《史記》中關於「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的記載，作一個比較，看看太史公在作《史記》時，增了些什麼文字，又減了些什麼記載，或許能對《史記》為「實錄」這個評價，作一個檢視吧！

　　《左傳》魯僖公四年，晉獻公的夫人驪姬用計進讒，使太子申生自盡，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出奔，一直到僖公二十四年，重耳才在秦國的幫助下回到國內，殺懷公即位，史稱「重耳出亡」。一開始，當晉獻公發現申生進上來的胙肉有毒時，《左傳》只載「姬泣曰：『賊由太子』」，但《史記》卻寫著「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倚，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在《左傳》中的記載，只是讓我們知道，驪姬不旦下毒，而且要把這件事賴到太子申生身上，如此而已。但是，在《史記》中的記載，卻讓驪姬的形象整個鮮明起來，看這段記載時，我們不只是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而已，還能夠進一步的看到驪姬是如何引發獻公的怒意，如何以退為進、委曲求全。文字當中，我們彷彿能夠看到一個哭成淚人兒的驪姬，和氣沖沖的晉獻公。也難怪當申生聽到這件事的時候，就知道只有逃命一途了！

　　今天想要和各位談論一個問題，什麼樣的時代會出現許多的酷吏、遊俠。或許有人的答案是：任何一個朝代都會有這兩種人的存在。的確，任何一個時代都會也這兩種人的存在，但有哪一個朝代，這兩種人特別被強調，且讓人印象特別深刻呢？是漢代，尤其是武帝朝，這是因為史記的記載有關，但史記為何要特別紀錄這些人呢？一定是和當時的社會有關，而當時的社會又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今天我們就來談談武帝朝的社會景況。

　　漢承大亂之後，故漢初採與民休息和崇尚黃老的政策歷四代而府庫充實，漢書言文景時代：「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尊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代，就在武帝以前的君主力經圖治，努力耕耘之後，終於使民生社會漸漸地恢復了繁榮，到了武帝繼位之初，漢代的國力以經達到了空前鼎盛的地步了。「至今上繼位數歲，漢興七十於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秉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陌之間成群，而乘宇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這樣空前的國力碰上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自然會造就一番空前的豐功偉業。

　　武帝繼位後，曾頒《求賢詔》於天下，告訴百姓只要有才、有膽識者，不論其人格，均有得到破格任用的機會，「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這就是武帝的經營理念，這個理念影響著武帝的一生，當然，也深深地影響著當時的社會，並產生了一些流弊，例如：酷吏的產生。

　　今天和各位談談游俠列傳這篇文章，在談論之前我們先來聊聊現今社會上的一些現象；現在的社會由於經濟蕭條、政治黑暗，司法判決並不為人民所接受，所以人民的生活可是非常的痛苦，因著這種現象，所以當年包青天這個備檔劇種，便得以乘著舟水之便，一播再播，一發不可收拾地播出了800多集，根據專家的說法以為，這是因著人民的願望所致，人民的什麼願望？經濟的凋幣，黑金的充斥、司法的不公…種種的社會現象讓人民對政府失望，所以希望能有一位忠直敢諫、鐵面無私的現代包青天，為人民伸張正義。但是，如果您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稅役繁重、酷吏橫行的年代，您會不會希望有一個武功高強、劫富濟貧、敢於和當權者對立的俠士，駐立在您的鄉間，保衛自己的鄉親呢？我想任誰都應該會有這樣的念頭吧！這樣的念頭反映在文人雅士身上，就是著書立說、為文歌頌；反映在街頭賣唱的藝人身上，則編寫劇本、江湖傳唱。於是，一個流傳鄉野，難登春秋的人物，就這樣從此活在人們心中，而成為正義的化身了。

　　司馬遷的游俠列傳中所述的由游俠便是這類人物；有人說太事公傳遊俠是因為他在得罪武帝的時候，因為沒有肯仗義直言的人為其脫罪，因此他忿恨這些人而慕遊俠之「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的行為，所以特別為游俠立傳，以表彰其義。個人以為史公雖然在傳述史記的時候，有時並不怎麼客觀，至於取材編次方面，也有其個人情感上的考量；但是若以本篇來論，說實在話，筆者並不認為史公傳游俠的原因僅只是個人遭遇的反映而已，如果只有這樣的原因的話，那麼，史公的史識未免太過於淺短了吧！其實，史公之傳游俠，有一部份的原因在於游俠一類，是真實存在於社會上的一群奇人，他們的存在往往能影響整個國家社稷的興亡，既要著史，既要通古今之變，當然就要將這群「行不軌於正義」的游俠記錄下來囉，誰能保證這其中不會出現另一個項王呢！

　　又有人說史公將儒者與游俠相提並論，是為了要彰顯游俠，這一點筆者基本尚是同意的，但是，筆者還想補充一個個人小小的見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篇文章中出現好幾次的「士」字，個人以為司馬遷將俠的境界提升到士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彰顯了游俠的地位，當然這其中也隱含有貶抑漢儒的意味在。因為「士」在古代是具有作戰能力同時又兼具禮樂教化的知識份子，到了春秋，「士」的地位又提升到品格高潔的象徵；史公在本篇中用了很多的「士」字，又將季次、原憲搬出，以為他們也是俠，是布衣之俠，是閭巷之俠，是儒俠、儒士，將游俠和古代具有高尚品德的賢人及現代價值中以為是百家之首，道德高超的儒家擺在一起，豈非是在贊揚游俠有古士之風！另外，在一開頭便提到「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在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術」這個字，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字在古代給人有種「權謀、機巧、偽善」的感覺，這在強調人人皆要熟讀聖賢書，立志成為君子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是一個很邪惡的字眼，史公用了這個字，又在其後引出了古代賢人季次、原憲，是否有意諷刺今儒不如古儒，又游俠有古士之風，所以韓非以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今儒卻不如游俠；這樣一來，游俠的歷史地位又大大地向前邁進一大步了。

　　今天要和各位一起來閱讀《史記‧酷吏列傳》，這一篇在閱讀上並不太容易，因為在其中記載了十個人物，是屬於一篇合傳；另外，造成這一篇不易閱讀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篇中所記載的人物看似獨立為傳，卻又個個相關，若要針對其中一人做探討，則失之簡約；如以個個討論方式為之，則過程又稍嫌繁瑣；所以，要閱讀、深究本篇實屬不易之舉。但我們仍得想辦法來探究本篇，以瞭解太史公為何要寫酷吏列傳，其中又有何深意呢？

　　筆者以為，在閱讀本篇時，應注意到1.時代背景2.酷吏的形像3.張湯其人4.史公深意四點；一篇史傳的寫成，並非隨意為之，而是要有所根據的，人物、事件之所入傳，必有其存在的特殊性，或功績、或行誼、或影響…；而史傳選材行文的方式，雖關乎作者個人的寫作風格，然必喻有個人思想於其中，史記尤然；史記各篇，一篇一樣，一人一貌，史公在選材造語方面，均賦與人物強烈性格，這些性格往往影響了人物的作為與最後下場，個人以為史公對文章的安排，應與其所謂「究天人之際」的思想有莫大的關聯吧！故讀其文，探其意，往往能得到很大的收穫。

　　在酷吏列傳一篇中，我們首先要看的是時代背景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各朝各代均有酷吏的存在，但是史記作為一本通史，卻僅記漢初至武帝朝的酷吏，而不似其他列傳般從春秋記到武帝朝，這是大家在閱讀本篇時，第一個遇到的問題，為什麼史公要獨獨記述漢代的酷吏呢？又為什麼漢代的酷吏大都集中在武帝一朝呢？我們先來看看歷代先輩們的說法：

　　自古以來，讀＜史記＞的人對＜屈原賈生列傳＞的評價甚高，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篇＜屈原賈生列傳＞寫出了中國古代知識份子共同的悲哀。我們知道知識份子通常都會比一般人多一份憂國憂民之心，也比一般人多一份時代的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所以多數的知識份子都會有淑世的理想，然而能夠有此權力與影響力進而達到改善淑世的最佳途徑即是當官，然而即使當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真的就能輕易達到知識份子淑世的理想嗎？我們不得不承認：理想與現實畢竟是有差異的，君主帝王的專權跋扈，豈是為人臣子所能改變的，再加上小人的逢迎諂媚，致使君王更加的昏庸。所謂：「伴君如伴虎。」知識份子不能認清事實，而又大加議論，故面對昏庸的君王而難掩內心責任感與使命感作祟的「危言」，正是悲劇的根源。屈原之悲劇；賈誼之悲劇；而司馬遷之悲劇皆源於此。故司馬遷「以抑鬱難掩之情，寫懷才不遇之感，於＜屈賈列傳＞中見出史遷影子，故應可視為隱傳，由讀者體會得知。」（光明評論）

　　雖然司馬遷將屈原與賈誼二人合傳，取其皆有「懷才不遇」之意，然而我們仔細去比較其兩者卻有差異，以下個人試以屈原、賈誼、司馬遷三人分別說明其異同：

一、從被貶的原因上來看

　　一般來講，商學院的人大多知道「產品（商品）生命週期」這件事情。它指的是，任何一項商品都跟生物一樣，有從出生到死亡的進程，這些進程分別是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

　　由於這四個時期是依據生物的一生來劃分，因此，理論上也可以套用在人的一生。不過，一般而言生命週期指的是生理機能而言，所以，如果真的要套用在人身上，恐怕不大能夠套用在生涯上。怎麼說呢？因為並不是每個人的生涯都能夠這樣來劃分。以《史記》中的人物來說，始皇帝的生涯就是在成熟期突然結束，孔子的生涯則沒有明顯的生命週期，而范蠡的生涯更是完全不按照這樣的規律來。不過，也有許多人物的生涯非常符合這樣的週期，例如項羽、韓信、李斯以及周亞夫。

　　若我們仔細端詳〈絳侯周勃世家〉可以發現，周亞夫的官場生命週期大致上可以畫成這樣的圖表：

　　身為亙古未有的平民天子，劉邦得力於韓信，張良，蕭何之力實多。由於三人扮演角色、貢獻、背景、對劉邦態度皆大相逕庭，足堪玩味，故在此略抒淺見。

　　韓信是一把鋒利寶劍：劉邦用他開疆拓土，橫掃神州，蠶食鯨吞地瓦解項羽實力。張良是劉邦的參考書：告訴他如何收攬人心，如何對付項羽，如何抓住諸侯善變的心。蕭何則是劉邦的大枕頭，他雖然未在前線披擋矢石，但卻是漢軍的根本，「沒有糧食的軍隊無法克敵；沒有士兵的將軍不能打仗。」蕭何在關中鎮撫民心，源源不絕的補充兵員糧草，奠定漢軍勝利的基礎。沒有蕭何緊急徵調關中後備軍人開赴前線，劉邦是不可能在彭城大敗後守住滎陽的。韓信長於統兵作戰，張良擅於籌謀策畫，蕭何善於保境安民，三者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三人出身的背景與對劉邦的態度也大不相同。張良系出名門，深諳帝王心理，所以雖然被後人稱為帝王師，但在言行上處處退守，公事上提出最好的建議但不強迫劉邦聽從；劉邦的私生活他更是絕不干預。廢立太子一事若非呂后強求，他不會過問。蕭何原本就是官場中人，明白為官之道；和劉邦是舊識，清楚他的本性為人。但他終究是個地方官吏，沒有與天子相處的經驗；而且他長期鎮守關中，劉邦則在中原奔走，所以蕭何並不清楚劉邦由「漢王」而「漢高祖」的心理變化。韓信根本是個接近無賴的人物，講義氣，講平等，完全不知道也不以為劉邦會轉頭對付自己這個打天下的大功臣；劉邦屢次沒收其兵符，韓信也總認為是因劉邦自身難保，要先凝聚實力。身邊謀士和敵方代表只能教他自立為王，而不能告訴他明哲保身之道。這一點，蕭何的運氣就比他好得多。

　　日讀《史記‧刺客列傳》對於其中描寫荊軻之文甚感興趣，玩味在三，頗有所得，願與同好分享。

　　世言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而加速燕之滅亡，彼以為不然，蓋其時六國僅剩燕未滅，秦國有一統之心，所以燕國被滅是遲早之事，早晚都將滅亡，何來加速之說呢？或言若晚幾年，燕國或可不滅。不然，以為其時之燕已為強弩之末，且國中已無可用之士，否則燕太子丹何需捨上策而用下策？故燕終無奮起之時，而秦之迫日益，行刺，或可一博，刺之不成，結果一樣。所以刺秦而倍其亡，此說缺矣！

　　荊軻刺秦，果為報丹知遇耶？我們先來看段文字「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個人以為太子丹若果知軻，何以最後荊軻在等人時，懷疑軻後悔或畏懼了呢？故以為丹並不為荊軻的知己，但人或言荊軻死前曾說「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約，以報太子也。」之語，難道這並非是感念太子丹之知遇嗎？個人以為這段話應解為「欲報太子丹之厚待」才對，因為若為知己，何以會懷疑荊軻之的信用呢？那麼是什麼人能夠讓荊軻為其犧牲性命呢？大概是田光吧！關於田光之死，史記上說「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顯見地，田光之死是因為感覺受到太子丹不信任的侮辱，因而想要自殺明志，同時也可激勵荊軻往見太子丹，以完成對太子丹的約定，進而讓荊軻成就一番事業；光與軻深交多年，光之心意，荊軻豈有不知之理，所以個人以為趨使荊軻刺秦王的動力，並非太子丹而是田光。

　　「雞鳴狗盜」的成語，一直是大家對田文（孟嘗君）知人善任這樣的評價最好的註解，但是，卻也是最大的誤解。

　　在〈太史公自敘〉中，司馬遷提到：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做〈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形成期。古代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就是典籍中所稱的『士』。『士』原是周朝封建體制下貴族階級的最低一層。『士』在古代封建社會中擔任政治、宗教、軍事等各種職務。從春秋晚期開始，伴隨宗法關係而來的封建制度日趨式微，上層貴族下降，下層庶民上升，階級社會逐漸轉為『編戶齊民』的世界；各國國君又大量起用出身微寒的幹才。於是『士』不僅在數量上發生變化，其特性也逐漸形成。『士』從固定的身份游離而出，成為社會上可以自由流動的人物。這樣的士我們稱為『遊士』，戰國時代可以說是一個游動的時代。

　　『游』既成為這一個時代的特徵，不只地理上人不再束縛於原來出身的狹小空間，在社會地位上也有著明顯的流動現象，於是君臣之間不再是以生死以之，而是有利則聚，利盡則散。馮驩更坦然以『天下以市道交』來說明當時的賓主遇合。而『天下以市道交』象徵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與新價值觀的展現。相對於春秋以前以禮義為本，忠君不二，甚至生死以之的君臣關係，戰國時代的君臣相交卻是以金錢、權勢或其他外在利益來計算。不過，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戰國時代的人皆是如此，在冷酷勢利的君臣與賓客的關係下，還是有以死報其主的忠義之士。面對如此複雜的局勢，太史公有意將焦點放在四個人身上，通過對孟嘗、平原、信陵、春申等四位在此時最為顯著的養士者的描寫，以尺幅而成巨擘，揮灑出當時知識份子的主要形象。以傳主為中心，剖析當時『士』與『養士者』的心理樣態，由於所描寫人物都有某種程度的概括性，也都產生一定的歷史影響，因此讀者只要閱讀了這四篇傳記，就可以大致把捉當時代知識份子各種形象。筆者以為四傳當互相參看，如同項羽本紀當與高組本紀對讀，李斯列傳當與秦始皇本紀對讀，此四傳也以『士』為主題，彼此經緯，交織成一個整體。

　　《史記》為四公子立傳，評價也因四公子養士的目的、手段和效果而不盡相同。孟嘗、平原、春申三傳題目皆命以封邑，獨魏無忌捨封邑而標《魏公子列傳》。同時，行文言必稱『公子』，凡百四十七次，僅『竊符救趙』一段即稱一百零四次，此情形不但特出於養士四君，於《史記》全書亦稱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