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形成期。古代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就是典籍中所稱的『士』。『士』原是周朝封建體制下貴族階級的最低一層。『士』在古代封建社會中擔任政治、宗教、軍事等各種職務。從春秋晚期開始，伴隨宗法關係而來的封建制度日趨式微，上層貴族下降，下層庶民上升，階級社會逐漸轉為『編戶齊民』的世界；各國國君又大量起用出身微寒的幹才。於是『士』不僅在數量上發生變化，其特性也逐漸形成。『士』從固定的身份游離而出，成為社會上可以自由流動的人物。這樣的士我們稱為『遊士』，戰國時代可以說是一個游動的時代。
『游』既成為這一個時代的特徵，不只地理上人不再束縛於原來出身的狹小空間，在社會地位上也有著明顯的流動現象，於是君臣之間不再是以生死以之，而是有利則聚，利盡則散。馮驩更坦然以『天下以市道交』來說明當時的賓主遇合。而『天下以市道交』象徵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與新價值觀的展現。相對於春秋以前以禮義為本，忠君不二，甚至生死以之的君臣關係，戰國時代的君臣相交卻是以金錢、權勢或其他外在利益來計算。不過，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戰國時代的人皆是如此，在冷酷勢利的君臣與賓客的關係下，還是有以死報其主的忠義之士。面對如此複雜的局勢，太史公有意將焦點放在四個人身上，通過對孟嘗、平原、信陵、春申等四位在此時最為顯著的養士者的描寫，以尺幅而成巨擘，揮灑出當時知識份子的主要形象。以傳主為中心，剖析當時『士』與『養士者』的心理樣態，由於所描寫人物都有某種程度的概括性，也都產生一定的歷史影響，因此讀者只要閱讀了這四篇傳記，就可以大致把捉當時代知識份子各種形象。筆者以為四傳當互相參看，如同項羽本紀當與高組本紀對讀，李斯列傳當與秦始皇本紀對讀，此四傳也以『士』為主題，彼此經緯，交織成一個整體。
《史記》為四公子立傳，評價也因四公子養士的目的、手段和效果而不盡相同。孟嘗、平原、春申三傳題目皆命以封邑，獨魏無忌捨封邑而標《魏公子列傳》。同時，行文言必稱『公子』，凡百四十七次，僅『竊符救趙』一段即稱一百零四次，此情形不但特出於養士四君，於《史記》全書亦稱無二。
信陵君養士的目的是為國求賢，非為個人利益。至於田文，正如王安石所云，名為養士，劾其事實不過是『雞鳴狗盜之徒』；能士雖有顯例，也不過『市義』、『營三窟』而已。他的可取之處僅僅是『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當田文為秦王見棄，諸客皆去，一冷一熱，照映出圍繞著田文的這一群人是何心態。此外，田文失去相位後，勾結秦國宰相，勸秦王進攻自己的祖國齊國；等到魏昭王用他為相，他又聯秦趙之力協助燕國攻破齊國，他心中何曾存有齊國！
太史公對平原君的批評更為露骨，在《魏公子列傳》中巧妙藉信陵君之口說過：『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此尋常之言由信陵君口中道出比其他人更顯有力。惟有真養士如信陵君者能一眼看穿平原君養士虛假的一面，讀者也可以通過這句話檢視信陵君之言行是否堪此批評。只要我們細讀平原君傳，就可看出這句話的真意。試以毛遂論，處平原君門下三年而平原君全然不知有此一人，必待赴楚定縱方悔『無不敢復相士』；反觀信陵君對於監門、狗屠中侯生、朱亥等非常之人，親自駕車去迎接這兩個不為人知的下層人物。一視寶玉為無物，一識和璧於璞石，兩相比較，軒輊判然。無怪平原君赴楚，三千食客竟挑不出二十個『勇力文武備具』的隨員。再看，趙都邯鄲有處士毛公、薛公身懷偉略，混跡於博徒賣漿者之流中，平原君長居於此，竟不識此二人；信陵君在邯鄲為客，即結識二人而與之游，平原君還因此看不起信陵君，稱信陵君為『妄人』。後來秦伐魏，二人力勸信陵君歸魏抗秦，成就了信陵君的千秋令名，從這事例中不難看出：一個有目無珠，一個慧眼識馬。故平原君列傳結尾處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逢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馮亭邪說』事見《王剪白起列傳》。秦昭襄王四十五年，派白起率軍攻韓，上黨告急。郡守馮亭建議以上黨之地獻趙，轉移矛盾。趙之平陽君以為不可受。平原君卻說『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上黨，果然秦趙結怨，戰於長平，秦斬趙四十五萬人，招致後來秦圍邯鄲，趙幾乎滅亡的慘禍，這還不足以證明平原君是個不識大體，利令智昏的人嗎？所謂『翩翩佳公子』，正如明人楊慎所云：『言在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真入裡之論。
關於『士』與『用士者』之間的關係，是司馬遷《史記》一書中非常強調的命題。在春秋戰國時期，士無不以安身立命為要務，所以便到處流動，以求有一展長才的機會。這是那個時代特殊的情況，因此發展出了所謂的養士之風。孟嘗君、平原君以及信陵君都是當時以養士稱名的，他們號稱食客三千，如何招致如此龐大的政治力量自有其原因，我們不難看出：除了信陵君之外，其他人所養的大多為勢利之徒，在平時寄居在門下，危急時雖能貢獻小利，養主被廢時，所有食客便一哄而散。雖然這是那個時代視為平常的事，但由此可以更敬佩信陵君的真正得士。在經過分析與比較之後，我們知道：其實這不過是『物以類聚』的道理，孟嘗君所養之士多為雞鳴狗盜之徒，他自己當然是雞鳴狗盜之雄了，養士只為自己的利益，難怪所有食客在他被廢之時，跑得一乾二淨。平原君為人眼光狹小，養士又不能真正禮賢下士，所以所以三千食客湊不到二十人赴楚，這對一個養士者，不啻是一件很丟臉的事。而真正禮賢下士的信陵君，危及之時總有能士為之運籌帷幄，而且都是真正的『士』。我所謂真正的士，就是指像侯贏、朱亥等人，平常不會唱長鋏之歌，緩急之際又真正能為信陵君效死。這種君臣的遇合，兩相輝映，實屬難得。一個是賢君，一個是能士，可以在歷史上傳為美談，是自然之理。
參考書目
《史記三家注》七略出版社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民國80年9月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余英時著，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82年5月
《中國文化史》杜正勝主編，台北：三民書局，民國85年4月
《史記博議》韓兆琦著，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4年11月
《史記選注匯評》韓兆琦著，台北：文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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