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前言】

　　最近因為把大半時間挪去讀當代政論類書籍，所以《文心雕龍》就成了此舉之犧牲品，我想與其硬擠出一些消化不良的文字，不如另闢蹊徑，寫點不同的東西，可能還新鮮別緻。本期發報日適逢春假，其中的清明節免不了令人充滿聯想，於是靈機一動，想：乾脆寫有關《天人三策》的文章吧！過節嘛！應景一下，就讓我們大家不分男女老幼，先來後到，一同奔向『天人合一』的境界吧！呵呵。

　　又，徵引文字底本採用新校標點本《漢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各大』出本社翻印。如文字略有不同，那就有鬼了，特此說明。

一

　　《天人三策》其實應該稱做《賢良對策》，首見於《漢書‧董仲舒傳》。傳文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焉。』這裡提到了策問之人，以及董仲舒是以何種身份參加對策的。至於此次對策的時間班固並無著墨，不過根據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記載，這是建元元年的『冬，十月』，漢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這一段文字除了確定了董仲舒的身份，更告訴我們策問的要點是『古今治道』，然後底下接著就是董仲舒對策的內容。然而《通鑑》所錄策文並不完整。基本上是將三策合一，並有所刪減。要看完整的策文，還是必須求助於《漢書》。

　　首先說明一下，三策基本上形式相同，都是一問一答。先由漢武帝提出問題，董仲舒再針對問題闡述他的意見，有點類似我們今天的口試，差別只在於今天我們答得不好或答不出來頂多考不上學校或找不到工作，但在當時可能連活命的機會都沒有。不過如果我們仔細體會漢武帝提問的語氣，應該可以感受到一個急於有所作為的君王，他是如何殷切期盼獲知使國家長治久安的方法。如第一冊：

制曰：朕……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猶懼有闕，故廣延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無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從上面這段話我們看到漢武帝還是希望有所作為的，至少在此時他的頭腦還稱得上清楚，並不因為權力這一顆蘋果好吃而忽略掉整個國家。另一方面更給董仲舒（甚至包括所有對策之人）一個暢所欲言的機會，後面幾句話正如顏師古說的：『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語氣相當誠懇。想要聽見真正的『大道之要』、『至極之論』首先就要撤除對策者之心房，使他們沒有後顧之憂，才能得到最真實的建議。

二

　　第一冊提問的重點在：

一、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

二、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三、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

　　第一點可以概括為『天命』問題。武帝觀察長久以來的歷史發展，發現五帝三王的時代因為『改制作樂』因而天下太平，如果持之以往，應該不會有改朝換代的情形，不過確然商代取代了夏代，而周代又取代了商代，雖然夏商末期都有所謂的暴君，也不能忽略：『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最後的結果仍然無法返回三代之治，直到周代代興，這樣的情形才有所改善。漢武帝的疑惑在於，到底是他們管理國家的方法錯誤，還是天命不可違？如果這一切的根源來自天命，是不是所做的一切終將於事無補？基於這樣的歷史觀察，漢武帝問董仲舒的就是夏商周三代陵替，符驗何在？此外，時代輪替之時常伴隨災害或異象，這些災異的產生到底從何而來？

　　第二個問題可以概括為『性命』問題。漢武帝由時代的久暫治亂思考到個人生命的長短以及個性差異，從前雖然有聽過許多說法，但是『未燭厥理』，所以也向董仲舒詢問他的看法。圍繞人的情性問題，先秦諸子曾有相當精采剖析，各家說法差異懸殊（以儒家孔、孟、荀三者為例，更可以知道同一派學者也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或許是武帝不明其理的原因，其次在政治之治亂與人之情性似乎也有相互的關連。有一個較普遍的說法是國治則民讓以和，桀紂興則民暴。如果要管理好政治，似乎對於人的情性問題不能不多加瞭解。

　　由以上兩點作為背景問題，導出第三個『治』的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如何能讓國家大治？』（這時還沒有想到如何『久安』。）我們可以知道，第三個部分其實才是武帝策問重點，歷史不管如何演變，身為漢代人，尤其是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正確瞭解歷史教訓以作為治理國家的借鏡，是當然之理。雖然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到武帝之時漢朝依然不是一個強盛的國家，原因當然很多，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應該是漢代承秦之亂，國家元氣大傷，自然不可能有什麼大的作為，文景崇尚黃老，以簡要為術，整個漢代陷入冬眠狀態，連匈奴三番兩次的侵擾，也以和親代替征伐，避免擾民。這除了考慮到現實能力不足，也看見秦代過度役使百姓所產生的民怨導致整個朝代覆亡的教訓。到了武帝，似乎他嗅到了一絲不同的氣息，一切似乎準備就緒，正等著他大展身手。

　　漢代到武帝時才真正從深沈的睡眠中甦醒，一清醒頭腦，馬上蠢蠢欲動，看武帝羅列的許多想望，不難看出他思治的熱切。更讓人驚訝的是在這熱情的底下，其實是有理性的思考，他先觀察前行往事，找出歷史發展的癥結，面對前代覆滅的歷史教訓，除了從消極的一面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轍，更從積極的一面思考如何對症下藥，雙管齊下，一個盛世的來臨已經是不可阻擋的了。

　　這篇冊文充滿武帝的個人風格，文章從自己即位說起，謙虛認為自己雖然已經做到『夙夜不皇康寧』的程度，『猶懼有闕』，有目的地廣招博學而且修絜之士，希望獲得能使國家大治的要道、極論。重複出現的『至』、『極』、『大』等字眼，予人某種恢弘氣度，雖然表面說得的謙虛得體，武帝本身的氣魄實在是難以掩蓋。第二部分進入重點，先做全景式的歷史觀察（五帝三王以至於夏桀商紂），接著深入到某些議題（天命、情性），最後提出如何致治。文章暢然明晰，其中許多的語氣詞（與、烏虖等）也在某個側面起到刻畫人物的作用。

三

弄清楚漢武帝出招的態勢，我們的董仲舒先生是這麼拆招的：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講完幾句客氣話，隨即進入正題。所謂『春秋之中』在這裡並不是指一段時間，而是指孔子刪定的《春秋經》。整個漢代對《春秋經》的研究盛況空前，今文家大致認定孔子作（請注意此一動詞）《春秋》的目的在『為漢制法』，此一思想隨著讖、緯的興起，變得牢不可破。除了一方面將孔子神格化，另一方面，《春秋》一書的價值也跟著水漲船高。《春秋》在漢代學者的眼光中比其他經書有更神聖的地位，幾乎將之視作指導漢代國運的唯一典則。在當時，甚至有以《春秋》作為法律判例的情況。身為一個「賢良博學」者，在時代氣息的習染之下，必定對於此一經點也有獨到的理解，《漢書‧董仲舒傳》提到他：「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一開頭就提到《春秋》。

《春秋》記載孔子眼中的魯國歷史，更進一步說，是一部以魯國為中心的中國史，但是這些「前世已行之事」董仲舒怎麼會把它解釋成「天人相與」的觀念？

雖然華夏民族很早之前就已經擺脫「巫」的階段而進入「史」的階段，但正由於掌史者由巫而來，除了強調這樣的轉化是一種進步，更不能忽略的其實更在他們之間「承續」的這一面。巫最重要的職責是和神溝通，祈求神的降臨與賜福，這就免不了要帶點神秘氣息。等到人文精神發達，表面上似乎將神秘的成分降到最低，實際上是將這種神秘的思考更為深化。所謂的深化是指將許多神秘的，人力無可掌握的部分歸結成「天」概念，由此概念發展下來就產生「天命」、「受命」、「災異」等等課題。

此外，漢代是第一個在實質上統一中國的朝代，開國以來雖然使用封建與郡縣合一的制度，事實上中央集權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高祖死前的遺言更透露出漢代終究會走向中央集權的消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情景，直到漢代才真正宣告實現。有識之士不可能不看到這樣的趨勢，並且明白當君權膨脹到極限，諒非國家之福。表面上國君好像至高無上，但是還有一個東西是他沒有辦法控制的，那就是「天」。這樣的思想和政治興替結合起來，使「受命」之說有了發揮的出路，將國家之興衰解釋成天的意志的展現，所以才說甚為可畏，有種恫嚇的效果。既然授命的權柄操之在天，所以天可以授，也可以不授，甚至就算授了，還是可以將之收回。用這樣的觀念去提醒國君，國君自然而然會有不同程度的警惕。《春秋》記錄大大小小的或災或異，順理成章可以將之解釋成上天的警告，如果國君不自我反省，則「傷敗乃至」。

這實在是非常高明的操作手段，尤其在那樣的時代，君王幾乎控制一切，如果沒有一個更大的力量來制衡，膨脹的君權會失去平衡，最後極有可能再次重演秦代覆亡的歷史。用這種方式來制衡國君有種種好處，不可預期的災異使得國君再也不能視若無睹，就算是心不甘情不願，總還是得下下罪己詔，君不見漢代的罪己詔漫天飛舞，多少還是可以讓君王收到警惕之效。而且在這種觀念下，發生任何災異，臣下基本上不必負任何責任，因為君才是「受命者」，臣子不是。於是雖然居於下位，還是可以巧妙地取得較高姿態，雖然在實際的職位尚沒有任何改變，但是由於開口閉口「此乃天意」，不知不覺間臣民似乎成為天在地上的代理監督者，具有代天發言的權力，在理想的設計裡面，國家可以用這個方法走得更為平順。（不過理想和現實始終存在著不小的距離，西漢的覆滅，或者說王莽的竄起，可以說是最大的諷刺。）

文章接著就是讓漢武帝能努力努力再努力，想也知道，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有水災還是地震，偶而旱災蝗害也會來湊個熱鬧，國君要真不「彊勉」也難啊。

接下來，董仲舒根據武帝所問的內容一一答覆，在行文上按照武帝冊書所提的問題為序，順勢推闡出天命與治亂之關係。例如武帝說：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

而董仲舒接續前面提到的「彊勉為道」然後說：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這裡雖然只強調了樂的教化作用，事實上是舉一以賅四，同時也強調仁義禮等的作用，因為它們都是「道之具」。不過這一段更重要的地方還在後面，從「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以下所言都是從現實政治出發，已經和天人相與無甚大關係，甚至最後引孔子「人能弘道」一語，告誡武帝「治亂廢興在於己」的道理。如果國家失道，天將譴災異以警告、警懼為國者，而作為一個為國者，所必須做到的就是「彊勉行道」，使「德日起而大有功」，讓天下還至五帝三王之治。這就是完整的「天人相與」的思想。我們常說董仲舒的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整個天人三策根本沒有這樣的字眼，有的也只是「天人相與」的概念。

此外，董仲舒已將開始將道與儒家所強調的仁義禮樂正式牽合在一起，透露出他認為治理國家所要依循的不是別的，正是儒家的治國理念。如此一來，不著痕跡地讓儒家學說站穩，並為最後一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張本。

以儒家之道為治道是本策重心，立下此一標準並順承武帝所提出的問題，董仲舒開始解釋何謂『受命之符』與『災異』：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天之所大奉』的『奉』應該理解成『捧』，意思是受命之符為天所執掌，這是人力所不能自致。而董仲舒將天意之所向等同於民心之向背，只有『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天瑞才會應誠而至。『及至後世』以下幾句講的是災異之起，主詞以『諸侯背叛』推測，應該是天子無疑。由於天子『廢德教而任刑罰』，使上下不合而產生妖孽邪氣，日久則災異生。由此可知，受命之符與災異皆是天意之展現；受命之符為天意的正面呈現，災異則為天意的反面呈現，其根本又在民心之所向，藉此向武帝強調得民心的重要性。董仲舒將天命與民心聯繫起來，天子則處於上天與人民間的樞紐位置。接著強調行德：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屮，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武帝所問『性命之情』意思是『性與命的情形』，（性有仁、鄙等情形，命有夭、壽等情形），董仲舒在此卻將之理解成三個不同的概念，並混同性與命，認為他們都是『陶冶而成』，之所以產生『不齊』的現象，在於世之『治亂』，其後舉堯舜為例，說明決定人民性命仁鄙夭壽等情況的是天子之所行。單就本文而言，這樣的理解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命既然是天之所令，性又是生來就有的本質，這種類似宿命論的說法，一開始就讓性與命不能再有任何改變，至於『陶冶』云云更不可能，導致以風行草偃喻上之化下與前提產生矛盾。

　　董仲舒並沒有解決這問題，而且對他而言似乎也不需要，因為他的重點並不在回答漢武帝所問的『性命之情』，他更在強調上位者的所作所為和人民性命的關係。只要學習堯舜『行德』，人民自然仁而且壽，討論的這裡已經跟性與命是麼關係不大，重點轉而回到要求人君由上化下的義務。既然是由上而下，出發點在於人君，如此就產生人君自我要求的問題：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董仲舒為春秋公羊家，他把『春王正月』一句理解成如上所言，全然變化《春秋》文字，讓原本表示時間的普通句子，成為天道的展現，國君的指導原則。此處可見公羊家解《春秋》之一斑。董仲舒以『正』為『王道之端』，而『王』承『春』，『春』為天道，依此脈絡，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其後又順而闡述天道之大者，說明『天之任德不任刑』。

　　其實武帝對於刑已經有相當清楚的概念，從他想要『刑輕而奸改』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武帝清楚知道刑罰之不可缺以及刑罰之不可重。『而』字在此訓『能』，刑雖輕而奸能改，莫善於行德。此處董仲舒所言極合武帝之問，先以陰陽配刑德，以有陰有陽方能成歲的概念說明刑不可缺，又以『陽施于上』與『陰伏於下』的概念明確定義二者主從的關係。

　　董仲舒這裡說得複雜，其實都可以總括成兩句話：『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以國君為中心，上承天意，任德不任刑，下以正己，以至於正四方萬民，使『亡有邪氣奸其間』，這樣除了災異不起，還可以達到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美好境界。

　　不過所謂『任德』還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任德』、『行德』又牽涉到實際操作的問題，關於這一點董仲舒也有注意到，文章接著說：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W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生也。

開頭引言出自《子罕篇》，顏師古以為：『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於是剛好可以和武帝作一個對照，因位武帝恰好是有位而缺德。位指的是王者的身份，至於德就是王者所行之事了。董仲舒認為劉徹當皇帝這麼久仍然『天地不應』而且『美祥莫至』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立』所導致的『萬民不正』。接著董仲舒以堤防為喻，說明教化是阻止奸邪產生的工具，實施教化可使『奸邪皆止』，但這只是消極的一面。教化的終極目標是『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使人民能循規蹈矩而不犯禁，也就是用教化作為陶冶性命的工具，正合前云：『綏之斯徠，動之斯和』。以堤防喻教化意蘊深遠，堤防一方面可以防止大水氾濫，這是『圍堵』的功能，就像教化防止人民入於奸邪，也就是防止奸邪污染人民，而堤防讓人比較不容易想到的更是它的『疏導』作用，這也就是孔子所說『導之以德』的意思。（這也是《禮記‧防記》的基本概念。）

　　『教化』雖比『行德』更為具體，但還是很籠統，因此董仲舒在此提出本文最具體可行的意見，那就是立太學與設庠序。

　　太學立於國，也就是中央，有指標意義；庠序是地方教育場所，有實際上的教化作用。由中央到地方，由庠序至於太學，這就是前面所說的『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當教化普施全國，人民自然『習俗美』了。這裡正落實武帝『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的理想。

　　接下來董仲舒呼應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歷史性問題，切身說明使漢代強盛的辦法在於『更化』，而『更化』可說是本文最重要的概念。

　　漢初承秦之蔽，政治上的主導思想是『黃老思想』，這樣的治國方針對一個剛結束建國之戰的朝代而言其實頗有回春之效，實際上也拜此一思想之賜，使漢朝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脫離『將相或乘牛車』的窘境。不過強調清靜無為的思想，對休養生息雖有實際效益，要再更上層樓根本絕無可能。從武帝所下的冊書來看，他絕對不會是一個樂於休息的皇帝，這時候董仲舒提出『更化』可說正中武帝下懷。更有更替、變更義，換句話說，就是以新思維取代舊思維，董仲舒在提醒武帝：是改變的時候了。如果一個國家瀰漫的無為思想，再多的教化也於事無補。董仲舒認為漢代的情況到武帝時已經是『朽木糞墻』的程度，再怎麼努力也是枉然，惟有『變而更化』才能理出頭緒。其實武帝時的國力至少在經濟上已經相當強盛，董仲舒此語別有所指，畢竟還是沒有什麼祥瑞出現嘛！這就是國家尚未達於『善治』的意思，但是這麼糟怎麼辦呢？只好去『變』去『更』，能變更的東西是什麼，武帝比誰都知道，董仲舒在這裡更加刺激，說得挺露骨，也就是要武帝改弦易轍，別再清靜無為了，趕快找一個更好的思想取代它吧。至於什麼是更好的思想，董仲舒此篇文章一再暗示，那就是儒家的思想。這一篇策文所舉的賢君是儒家的聖人（堯、舜），所引的書籍是儒家的經典（《詩經》、《書經》、《春秋》、《論語》），所說的是儒家常強調的道理，這全都表示在董仲舒心中惟有儒家思想才是可以使漢朝強盛並且長治久安的思想，甚至到最後還不忘勉勵武帝修飭仁義理智信等五常之道，這也是儒家所一直強調的。

　　這一篇策文相當奇妙，因為它把儒家學說包藏在神秘的天人相與的說法之中，一方面消極地用天命壓制君權，另一方面更積極希望武帝順天而行，而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求國家之善治，人民之和樂。因此當我們仔細閱讀此一文章，可以發現某些人對於董仲舒的成見，有時並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