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徐復觀所著《兩漢思想史‧論史記》，是他自己讀書和思考的心得，而他對史料考證十分嚴謹，治學態度十分認真，所提出的個人創見，含著對專制時代的感憤之心，所以能盡訴衷腸，不加諱飾。由廣博精詳的文後注釋，又可見作者渾厚的學養，之後在〈讀論史記駁議－敬答施之勉先生〉一文裡【1】，不僅修正了自己原先未考慮周詳之論點，更翻索原典，以歸納事實真相，由治學方法的謹慎，與共學適道的相答互勉中，似乎可描繪出一幅仁者的畫像！雖然身為評論擲地有聲的智者，仍然沒有一絲傲氣，謙卑地接受別人的建議，這點是值得吾人所取法。
以下僅就本文予筆者有深刻感受處做整理與詮釋，由於書名與人名很多，故不加標點符號，特此說明。
貳、史學史之省思：
前言先由中國史學史歸納出史記的地位，徐復觀大致說了以下幾點：
一、公羊、榖梁傳以「空言」發明孔子作春秋的用心，此有思想上的意義，沒有史學上的意義。
二、左傳以行為上的因果關係，作為空言判斷的意義，有史學上的崇高地位。
三、鐸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寫作動機實演公羊、榖梁的餘緒，沒有史學上的意義。
四、戰國策寫作動機不在勸戒，亦不在保存史料，而在游說，且年月不具，缺乏作為史學的基本條件。
五、世本、楚漢春秋、五帝德帝繫姓、三代世表序、歷、譜、諜，皆僅具史學的一端。
六、史記師孔子作春秋之意，宏左氏傳之規，綜貫古今，網羅全局。
從這幾點而聯繫全文，筆者想到有幾個面向可以思考，以下將分項論述之。
一、史家作史的目的和精神為何？
（一）孔子作春秋的用心何在呢？
在兩漢思想史卷三原史一篇中，徐復觀說：「孔子在知識方面的學問，主要是來自史。史之義，莫大乎通過真實的紀錄，給人類行為，尤其是給政治人物的行為以史的審判，此乃立人極以主宰世運的具體而普遍深入的方法；所以孔子晚年的修春秋，可以說是他以救世為主的學問的必然歸趨，不是偶然之事。」【2】又言：「......綜上所述，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的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3】這在詳讀過其在原史一文謂「孔子修春秋的意義」後，可得其梗概。正如史公在史記自序中所言：「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作春秋的動機與目的在於樂堯舜之道，亦即先王之志，以此作為撥亂反正的憑藉，這來自他對人類運命的使命感，所以「微」、所以「諱」，然而在其背後，一如徐復觀所言：「有不可告人的真實，有不可告人的醜惡，不可告人的真實，較之可告人的醜惡，更顯示其為醜惡。」【4】。
（二）史公作史記的用心何在？
一如徐復觀所說：「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乃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精神。作春秋的目的乃『以達王事而已矣』的目的。」【5】，作者並指出史公作史的動機，來自於父親司馬談，而以歷史紀錄求不朽，但其作史精神，主要發揮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與權威相抗拒之上，而目的則是讓史記成為「禮義的大宗」，標示以人民為主體的「王事」大方向。【6】
史公在報任少卿書中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作史目的，而徐復觀將這三句話加以疏釋，言明史公將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作一劃分，並且在古今之變中，找到人類前進的大方向、人類行為的大準則，而能賦予史料「人」的因素，然後能成為史學。
二、史學的意義為何？
史學的意義，依徐復觀所言，大致來說，脫離不了以下幾點：
（一） 史學的基本要求在於崇實崇真，闕疑重證。
如孔子有著崇實求真、闕疑重證的治學精神，像是公羊、榖梁兩傳所作的文字訓釋可得證明。【7】杜維運在史學方法論一書中曾論及「史學上的純真精神」，並舉黃梨州、萬季野、全謝山為例，有言：「從以上黃梨州、萬季野、全謝山三位，可以看出中國史學家所表現的精神，不畏懼現實的勢力，不輕獻新朝的頌辭，為失敗的一朝存實錄，為少數有奇節的人物傳信史，人間的富貴榮華，消失於心目之中，刑獄中的刀鋸鼎鑊，置之於顧慮之外。」史學的求真精神，生存於政權不侵犯歷史時，方能顯示其神聖與莊嚴。【8】另外史學家對於史料的考證，更是要耐心、謹慎、冷靜、客觀，必須重視闕疑重證的功夫。
（二） 歷史發展的概括性法則在於因、革、損、益。
一切學問離不開歷史，如同佛家所謂的成、住、壞、空與生、滅、變、異，歷史演變發展的法則，便是因、革、損、益的通變規律，由論語為政篇中可知：「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當然這個規律見於史公的「通古今之變」，在太史公自序中，史公答壺遂問，自稱「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與後文所說「述往事，思來者」是一個意思，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說的「志古自鏡」。「述往事」即「自鏡」，是史公熔鑄在史記中的理想，係洞察歷史未來的變化。史公以為，通過總結歷史的經驗，洞察事勢變化，借前車之鑑，可以避免覆敗之禍。史記著重寫變革的歷史，並以人物為中心，在「治亂」二字上下功夫，意義即在此。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發生的，而是早就有徵兆，這就是「漸」。所謂「漸」，既是指未然之事的徵兆，同時也是已然之事的發展過程。史公之所以「通古今之變」，就是要把握這個「漸」，以預察未來，思補救敝。正因如此，他對已往歷史的「述」，和對未來變化的「思」，都是一絲不苟，很重感情的。
（三）史學家的人格，是他著作可否信任的第一尺度。
一如徐復觀在原史中說：「我們評估一部歷史著作的價值，不是僅憑作者治學的方法即能斷定的。運用方法的是人，人一定被他的起心動念所左右。標榜純客觀，而對自己的民族國家人民，沒有一點真正感情的人，即對人類前途，沒有一點真正的關切。」【9】，徐復觀之所以能以利弊互見的精準觀點來讀史記，亦即其對時代的感憤之心與史公相通感，故他十分強調強調史公及其史記對漢代專制政治的批判。如司馬貞索隱云史記「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徐復觀以為：「實則它的『未知見重』，非因其『微為古質』，而實來自其中所蘊蓄的史學精神，與專制政治的要求，大相逕庭；所以東漢明帝已斥史公『非誼士也』（見班固典引），後遂指為謗書。中國史學，隨專制政治的進展而日以衰落，則此書之不遇，可以說是歷史條件使然。」【10】。
徐復觀念茲在茲地關注專制政治的鉗制人心、思想，荼毒百姓，從而對史公與史記的詮釋也著眼於此。他歸納司馬遷的思想於三方面：
1.史公把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與現實政治保持相當距離；而把文化的意義，置於現實政治的上位。所以史記可以說是以文化為骨幹之史。
2.過去的歷史，實由政治所支配，故史公的思想，不能不落在政治之上。同時，史公反對直接殘害人民的刑治，而要求以禮樂陶養人民性情的德治。
3.史公思想重要特性之一 ，表現在他的理智清明上，以儒家為主，同時網羅百家，絕無門戶之見。但他對馳騁個人想像力所得的結論，則絕不採信。
史公遭受李陵案的誅連，而被下獄受腐刑。這場災禍，對他來說，是他個人生活的悲劇，但卻是史記增色的新起點，也就是他思想發生飛躍的轉折點。他從「以求親媚於主上」的立場，轉而「發憤著書」。司馬遷引古人自況，認為西伯、孔子、左丘明、孫子、呂不韋、韓非等歷史偉人，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冤假錯案的打擊或坎坷，身前雖不得榮名，但身後卻留下了傳世之作，供人們所懷念。司馬遷效法古人，更加激發了寫作史記的熱情，把自己的憤懣和不平傾注在史記之中，使史記的人物有個性，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成為激勵後人的典型形象。史記的議論寓於敘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據事實錄，閃耀著民主性的光輝。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十分中肯的。
徐復觀在談論史公「成一家之言」有說到：「史學之所以成立，乃成立於活著的人，與死去的人，能在時間上貫通，在生活上連結，以擴充活著的人，與死去的人的生存廣度與深度。……，這種意義（案：指史料所含的各種意義），須由作者來發現。意義發現之淺深與真假邪正之分，不僅關係作史者的學養，尤關係於作史者的人格。」【11】此言誠然，一部好的史學名著之所以能流傳不朽，與史家的人格密切相關，文如其人，方能取信於讀者。
參、作者真性情例釋
徐復觀有著如史公般的真性情，由他論述的字裡行間，處處感動人心，使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他深厚的情感，以下舉例說明：
（一）中國史學，隨專制政治的進展而日以衰落，則此書之不遇，可以說是歷史條件使然。千古沉霾，發於一旦，乃今後學者的責任。【12】
這是徐復觀對後輩的期待，也是對自己的期許，他之所以能堅決護義，而深刻揭露、鞭笞了專制政治的原因即在於繼承了「書法不隱」的史學傳統。所以對於章學誠辯史記非「謗書」，徐復觀甚至嚴厲地說：「以此而言『史德』，此真所謂卑賤的奴隸道德，章氏實在沒有資格論史記。」【13】、「如鄭樵、章實齋之徒，乃在藉此以張通史而絀斷代，對史公作史之精神面貌，渺不相涉。」【14】。其評論凌稚隆史記評林為「僅摘撏於字句之間，……，既不關係於史，實亦無與於文。」、「方望溪……，然其所謂義法，卑陋膠固，不僅無當於史，實亦無當於文。」、「此書雖以文而見重，然率皆皮傅細節、買櫝還珠之類。」【15】，寄予他對史記此書流傳之深刻同情。雖以今薄古，用語尖銳苛刻了些，卻可見其摯情流露。
（二）史記中史公自言流涕垂涕者各一，言廢書而嘆者三。像這類由時代衝擊而透入歷史中所流的眼淚和嘆聲，豈僅是個人遭遇所能解釋？
像是史公經常廢書長嘆，嘆極而垂涕。他讀〈虞書〉，看到古代明君賢相互相鼓勵，情不自禁，「未嘗不流涕也」；他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他寫晏子傳，願為之「執鞭」，他讀屈原賦，「悲其志」；他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由此可見，司馬遷憂民之深，悲時之切。他以人物為中心記述歷史的治亂之變，載其惡以誡世，書其善以勸微。
徐復觀為此「流涕垂涕者各一，言廢書而嘆者三」下註腳說，史記樂書讀虞書的涕是「為武帝的君臣關係流的」；屈原列傳贊的涕是「傷時感遇而垂的」；十二諸侯年表序讀春秋曆譜諜的嘆是「為漢室正當盛衰轉戾點而嘆」；孟荀列傳序的嘆是「針對當時言利之臣而嘆的」；儒林列傳序的嘆是「因學術與利祿直接連結在一起，便會變質而嘆的。」【16】。這個附註非常好，至少讓筆者對於史記全書史公的悲憤著書，有著清楚的認識。
像是樂書讀虞書的流涕，徐復觀有著精采論述：
這若不是針對漢武因驕縱侈泰，蔑視將相的職位，以佞倖綰兵權，用宰相如兒戲，屠之如羊豕，則所謂「肱股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的「涕」，怎麼會流得下來。只有史公身在朝列，尤其晚年為中書令，對上述情形，見之切，感之深，才能流出這種眼淚。這豈是泛論泛說，可由他人來補筆的嗎？
所以史公在酷吏列傳描寫了酷吏政治真正猙獰黑暗的本來面目，徐復觀言「乃史公最大歷史良心的發現」，為億萬人民呼冤求救，而酷吏中有一節可取（像郅都、趙禹、張湯等），史公皆持平論之，保持平衡與客觀的態度，正是徐復觀頗為激賞史公之處。【17】而史公寫循吏列傳來作對照，所謂循吏，即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存心行事對人民負責的人。史公流涕之真切，實為專制政治之感慨啊！
而對於史公的涕嘆，徐復觀在文中提及了是本於痛憤之情，出於激昂之筆的微言，像是：【18】
1.十二諸侯年表序裡，史公讀春秋曆譜諜的廢書而嘆，這種對歷史變動的嘆息，實係對武帝奢靡踰度，女寵越制的微言。
2.樂書裡，史公讀虞書的涕，是對武帝驕奢淫佚，將相皆不得其人的微言。
3.孟荀列傳序裡，史公的廢書而嘆，是對武帝專用言利之臣的微言。
4.儒林列傳序裡，史公的廢書而嘆是對學術被誘於利祿，而將被歪曲變質的微言。
由本文處處可見徐復觀為深體史公涕嘆用心之人，假令史公再世，亦要稱道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子也」吧！徐復觀不可不謂之史公的知己啊！和現在人常用的寓言相似：「魚說：『你看不見我的淚水；因為我在水中......。』水說：『我能感覺到妳的淚；只因妳在我的心中......。』
（三） 史公之所謂天，更多的是指大一統專制的皇帝；......，專制政治下仕宦中的升沉榮辱，大多數不是由當事人的行為所能加以解釋，只能歸結到最高無上專制的天。【19】
像是外戚世家序由「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至「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徐復觀謂此一段乃對自呂后以來，外戚為政治中毒癌之一，與專制政體不可分的微言，此微言遂概括了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歷史。【20】「豈非命也哉」含有多少對專制政權的無能為力之嘆呢！
而這個天是渺不可測、幽暗無憑、不可信賴，而類似原始森林般的幽暗世界，徐復觀言：「史公對此一世界的心情，是猶疑而憂慮的心情。所以在相關材料中用的是『若』、『豈非』、『哉』等猶疑而帶憂鬱的心情。」【21】，所以史公在探討天與人的交界線與範圍的時候，寄予深刻的無奈與感慨。如伯夷列傳中的伯夷，並非歷史的人物，而是道德的人物，史公以「各從其志」、「從吾所好」的人道自主，掙脫了專制政權的束縛，因為有人道燭照方能濟天道之窮，補其天道的缺憾。
徐復觀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詮釋史記的構造上，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共計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體構成，總體是一個寶塔形的結構，本紀、世家、列傳，具有不同的載述筆法，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統治的等級序列。難能可貴的是他嚴謹紮實的治學態度，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資料的考證、解釋、批評上，並且為了去窮究史公的究天人之際之深意，他探討了列傳中的若干問題，說明列傳的寫作目的、釋名、次序問題，及列傳的類別、存缺問題。並為史公立傳的選擇作一判準，論及人與史的關係、史學家與哲學家的分界，又論及列傳表現方法上的若干問題，來看出史學與文學的會歸點。以上種種論證都能深刻發揮史公闡幽的用心，也能看出史公在長時間的通史裡，欲通達天理與人事的法則，而尋求歷史的常與變之規律。
肆、結語
史記一書博大精深，透過了史公的生花妙筆，傳達了他對專制政治的不滿無奈，與對天理、人事之道的反覆求索，像是讀太史公自序，便能發現史記各篇論贊與序目提要是互補互見之文。可以說，這是司馬遷用互見法處理感情與史實之間的關係，既做到愛憎鮮明，而又能褒貶公允，做二者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史公詳今略古的述史原則、幽明深微的歷史見解、生動詳實的文章辭彩、褒貶人物的鮮明感情，都在在值得我們取法。
徐復觀論史記一文，可以說是發千古沉霾。其慧眼獨具，為史公的一生行誼，作了很好的詮釋與註解，並且能深入史公的思想核心，讓史記的理性與感性處都能與我們產生共感。而他的論證嚴謹，治學態度卻很謹慎謙虛，並且能針砭學風之流薄顛倒，尊崇仁義禮義，依以上種種看來，他實在是非常可貴的偉大學者。
筆者嘗試去評析他的文章，發現其立論精當、例證有力、見解深刻，僅就其文中能深使我動容處作闡述，想要去整理他的論證思路與文理脈絡，以作為個人治學的參考，筆者原先對於史記是混沌無知且不感興趣的，但是透過徐復觀此文之闡幽，反而能了解史公論述史記的人道光輝何在，慢慢地用一顆愛賞的心來細讀其間文字，深受其感動。也許人性極其醜惡、狠毒，但也有善良與愛的一面，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是藩籬，因為彼此的心絃是可以被撩撥的，藉著讀此文，彷彿史公所描繪的人事物，一一如實示現於眼前，教導人如何建立健全的性格，來面對生命史上的起起落落，捕捉人性的真諦，這是筆者可以一生受用踐履的。
附註：
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學生書局，民69年9月初版），頁443-458。
2 同註1引書，頁248。
3 同註1引書，頁256。
4 同註1引書，頁259。
5 同註1引書，頁322。
6 同註1引書，可參見頁323。
7 同註1引書，可參見頁258-259。
8 參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第十六章：史學上的純真精神（華世出版社，民69年9月3版），頁267-274。
9 同註1引書，頁260。
10 同註1引書，頁306。
11 同註1引書，頁336。
12 同註1引書，頁306。
13 同註1引書，頁323。
14 同註12。
15 同前註。
16 同註1引書，頁432，註24。
17 參見註1引書，頁399。
18 參見註1引書，頁418。
19 同註1引書，頁331。
20 同註18。
21 同註1引書，頁326。
撰文者：硯琇／彰師大中研所
http://www.literature.idv.tw/index1.htm
徐復觀所著《兩漢思想史‧論史記》，是他自己讀書和思考的心得，而他對史料考證十分嚴謹，治學態度十分認真，所提出的個人創見，含著對專制時代的感憤之心，所以能盡訴衷腸，不加諱飾。由廣博精詳的文後注釋，又可見作者渾厚的學養，之後在〈讀論史記駁議－敬答施之勉先生〉一文裡【1】，不僅修正了自己原先未考慮周詳之論點，更翻索原典，以歸納事實真相，由治學方法的謹慎，與共學適道的相答互勉中，似乎可描繪出一幅仁者的畫像！雖然身為評論擲地有聲的智者，仍然沒有一絲傲氣，謙卑地接受別人的建議，這點是值得吾人所取法。
以下僅就本文予筆者有深刻感受處做整理與詮釋，由於書名與人名很多，故不加標點符號，特此說明。
貳、史學史之省思：
前言先由中國史學史歸納出史記的地位，徐復觀大致說了以下幾點：
一、公羊、榖梁傳以「空言」發明孔子作春秋的用心，此有思想上的意義，沒有史學上的意義。
二、左傳以行為上的因果關係，作為空言判斷的意義，有史學上的崇高地位。
三、鐸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寫作動機實演公羊、榖梁的餘緒，沒有史學上的意義。
四、戰國策寫作動機不在勸戒，亦不在保存史料，而在游說，且年月不具，缺乏作為史學的基本條件。
五、世本、楚漢春秋、五帝德帝繫姓、三代世表序、歷、譜、諜，皆僅具史學的一端。
六、史記師孔子作春秋之意，宏左氏傳之規，綜貫古今，網羅全局。
從這幾點而聯繫全文，筆者想到有幾個面向可以思考，以下將分項論述之。
一、史家作史的目的和精神為何？
（一）孔子作春秋的用心何在呢？
在兩漢思想史卷三原史一篇中，徐復觀說：「孔子在知識方面的學問，主要是來自史。史之義，莫大乎通過真實的紀錄，給人類行為，尤其是給政治人物的行為以史的審判，此乃立人極以主宰世運的具體而普遍深入的方法；所以孔子晚年的修春秋，可以說是他以救世為主的學問的必然歸趨，不是偶然之事。」【2】又言：「......綜上所述，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的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3】這在詳讀過其在原史一文謂「孔子修春秋的意義」後，可得其梗概。正如史公在史記自序中所言：「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作春秋的動機與目的在於樂堯舜之道，亦即先王之志，以此作為撥亂反正的憑藉，這來自他對人類運命的使命感，所以「微」、所以「諱」，然而在其背後，一如徐復觀所言：「有不可告人的真實，有不可告人的醜惡，不可告人的真實，較之可告人的醜惡，更顯示其為醜惡。」【4】。
（二）史公作史記的用心何在？
一如徐復觀所說：「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乃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精神。作春秋的目的乃『以達王事而已矣』的目的。」【5】，作者並指出史公作史的動機，來自於父親司馬談，而以歷史紀錄求不朽，但其作史精神，主要發揮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與權威相抗拒之上，而目的則是讓史記成為「禮義的大宗」，標示以人民為主體的「王事」大方向。【6】
史公在報任少卿書中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作史目的，而徐復觀將這三句話加以疏釋，言明史公將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作一劃分，並且在古今之變中，找到人類前進的大方向、人類行為的大準則，而能賦予史料「人」的因素，然後能成為史學。
二、史學的意義為何？
史學的意義，依徐復觀所言，大致來說，脫離不了以下幾點：
（一） 史學的基本要求在於崇實崇真，闕疑重證。
如孔子有著崇實求真、闕疑重證的治學精神，像是公羊、榖梁兩傳所作的文字訓釋可得證明。【7】杜維運在史學方法論一書中曾論及「史學上的純真精神」，並舉黃梨州、萬季野、全謝山為例，有言：「從以上黃梨州、萬季野、全謝山三位，可以看出中國史學家所表現的精神，不畏懼現實的勢力，不輕獻新朝的頌辭，為失敗的一朝存實錄，為少數有奇節的人物傳信史，人間的富貴榮華，消失於心目之中，刑獄中的刀鋸鼎鑊，置之於顧慮之外。」史學的求真精神，生存於政權不侵犯歷史時，方能顯示其神聖與莊嚴。【8】另外史學家對於史料的考證，更是要耐心、謹慎、冷靜、客觀，必須重視闕疑重證的功夫。
（二） 歷史發展的概括性法則在於因、革、損、益。
一切學問離不開歷史，如同佛家所謂的成、住、壞、空與生、滅、變、異，歷史演變發展的法則，便是因、革、損、益的通變規律，由論語為政篇中可知：「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當然這個規律見於史公的「通古今之變」，在太史公自序中，史公答壺遂問，自稱「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與後文所說「述往事，思來者」是一個意思，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說的「志古自鏡」。「述往事」即「自鏡」，是史公熔鑄在史記中的理想，係洞察歷史未來的變化。史公以為，通過總結歷史的經驗，洞察事勢變化，借前車之鑑，可以避免覆敗之禍。史記著重寫變革的歷史，並以人物為中心，在「治亂」二字上下功夫，意義即在此。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發生的，而是早就有徵兆，這就是「漸」。所謂「漸」，既是指未然之事的徵兆，同時也是已然之事的發展過程。史公之所以「通古今之變」，就是要把握這個「漸」，以預察未來，思補救敝。正因如此，他對已往歷史的「述」，和對未來變化的「思」，都是一絲不苟，很重感情的。
（三）史學家的人格，是他著作可否信任的第一尺度。
一如徐復觀在原史中說：「我們評估一部歷史著作的價值，不是僅憑作者治學的方法即能斷定的。運用方法的是人，人一定被他的起心動念所左右。標榜純客觀，而對自己的民族國家人民，沒有一點真正感情的人，即對人類前途，沒有一點真正的關切。」【9】，徐復觀之所以能以利弊互見的精準觀點來讀史記，亦即其對時代的感憤之心與史公相通感，故他十分強調強調史公及其史記對漢代專制政治的批判。如司馬貞索隱云史記「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徐復觀以為：「實則它的『未知見重』，非因其『微為古質』，而實來自其中所蘊蓄的史學精神，與專制政治的要求，大相逕庭；所以東漢明帝已斥史公『非誼士也』（見班固典引），後遂指為謗書。中國史學，隨專制政治的進展而日以衰落，則此書之不遇，可以說是歷史條件使然。」【10】。
徐復觀念茲在茲地關注專制政治的鉗制人心、思想，荼毒百姓，從而對史公與史記的詮釋也著眼於此。他歸納司馬遷的思想於三方面：
1.史公把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與現實政治保持相當距離；而把文化的意義，置於現實政治的上位。所以史記可以說是以文化為骨幹之史。
2.過去的歷史，實由政治所支配，故史公的思想，不能不落在政治之上。同時，史公反對直接殘害人民的刑治，而要求以禮樂陶養人民性情的德治。
3.史公思想重要特性之一 ，表現在他的理智清明上，以儒家為主，同時網羅百家，絕無門戶之見。但他對馳騁個人想像力所得的結論，則絕不採信。
史公遭受李陵案的誅連，而被下獄受腐刑。這場災禍，對他來說，是他個人生活的悲劇，但卻是史記增色的新起點，也就是他思想發生飛躍的轉折點。他從「以求親媚於主上」的立場，轉而「發憤著書」。司馬遷引古人自況，認為西伯、孔子、左丘明、孫子、呂不韋、韓非等歷史偉人，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冤假錯案的打擊或坎坷，身前雖不得榮名，但身後卻留下了傳世之作，供人們所懷念。司馬遷效法古人，更加激發了寫作史記的熱情，把自己的憤懣和不平傾注在史記之中，使史記的人物有個性，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成為激勵後人的典型形象。史記的議論寓於敘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據事實錄，閃耀著民主性的光輝。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十分中肯的。
徐復觀在談論史公「成一家之言」有說到：「史學之所以成立，乃成立於活著的人，與死去的人，能在時間上貫通，在生活上連結，以擴充活著的人，與死去的人的生存廣度與深度。……，這種意義（案：指史料所含的各種意義），須由作者來發現。意義發現之淺深與真假邪正之分，不僅關係作史者的學養，尤關係於作史者的人格。」【11】此言誠然，一部好的史學名著之所以能流傳不朽，與史家的人格密切相關，文如其人，方能取信於讀者。
參、作者真性情例釋
徐復觀有著如史公般的真性情，由他論述的字裡行間，處處感動人心，使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他深厚的情感，以下舉例說明：
（一）中國史學，隨專制政治的進展而日以衰落，則此書之不遇，可以說是歷史條件使然。千古沉霾，發於一旦，乃今後學者的責任。【12】
這是徐復觀對後輩的期待，也是對自己的期許，他之所以能堅決護義，而深刻揭露、鞭笞了專制政治的原因即在於繼承了「書法不隱」的史學傳統。所以對於章學誠辯史記非「謗書」，徐復觀甚至嚴厲地說：「以此而言『史德』，此真所謂卑賤的奴隸道德，章氏實在沒有資格論史記。」【13】、「如鄭樵、章實齋之徒，乃在藉此以張通史而絀斷代，對史公作史之精神面貌，渺不相涉。」【14】。其評論凌稚隆史記評林為「僅摘撏於字句之間，……，既不關係於史，實亦無與於文。」、「方望溪……，然其所謂義法，卑陋膠固，不僅無當於史，實亦無當於文。」、「此書雖以文而見重，然率皆皮傅細節、買櫝還珠之類。」【15】，寄予他對史記此書流傳之深刻同情。雖以今薄古，用語尖銳苛刻了些，卻可見其摯情流露。
（二）史記中史公自言流涕垂涕者各一，言廢書而嘆者三。像這類由時代衝擊而透入歷史中所流的眼淚和嘆聲，豈僅是個人遭遇所能解釋？
像是史公經常廢書長嘆，嘆極而垂涕。他讀〈虞書〉，看到古代明君賢相互相鼓勵，情不自禁，「未嘗不流涕也」；他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他寫晏子傳，願為之「執鞭」，他讀屈原賦，「悲其志」；他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由此可見，司馬遷憂民之深，悲時之切。他以人物為中心記述歷史的治亂之變，載其惡以誡世，書其善以勸微。
徐復觀為此「流涕垂涕者各一，言廢書而嘆者三」下註腳說，史記樂書讀虞書的涕是「為武帝的君臣關係流的」；屈原列傳贊的涕是「傷時感遇而垂的」；十二諸侯年表序讀春秋曆譜諜的嘆是「為漢室正當盛衰轉戾點而嘆」；孟荀列傳序的嘆是「針對當時言利之臣而嘆的」；儒林列傳序的嘆是「因學術與利祿直接連結在一起，便會變質而嘆的。」【16】。這個附註非常好，至少讓筆者對於史記全書史公的悲憤著書，有著清楚的認識。
像是樂書讀虞書的流涕，徐復觀有著精采論述：
這若不是針對漢武因驕縱侈泰，蔑視將相的職位，以佞倖綰兵權，用宰相如兒戲，屠之如羊豕，則所謂「肱股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的「涕」，怎麼會流得下來。只有史公身在朝列，尤其晚年為中書令，對上述情形，見之切，感之深，才能流出這種眼淚。這豈是泛論泛說，可由他人來補筆的嗎？
所以史公在酷吏列傳描寫了酷吏政治真正猙獰黑暗的本來面目，徐復觀言「乃史公最大歷史良心的發現」，為億萬人民呼冤求救，而酷吏中有一節可取（像郅都、趙禹、張湯等），史公皆持平論之，保持平衡與客觀的態度，正是徐復觀頗為激賞史公之處。【17】而史公寫循吏列傳來作對照，所謂循吏，即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存心行事對人民負責的人。史公流涕之真切，實為專制政治之感慨啊！
而對於史公的涕嘆，徐復觀在文中提及了是本於痛憤之情，出於激昂之筆的微言，像是：【18】
1.十二諸侯年表序裡，史公讀春秋曆譜諜的廢書而嘆，這種對歷史變動的嘆息，實係對武帝奢靡踰度，女寵越制的微言。
2.樂書裡，史公讀虞書的涕，是對武帝驕奢淫佚，將相皆不得其人的微言。
3.孟荀列傳序裡，史公的廢書而嘆，是對武帝專用言利之臣的微言。
4.儒林列傳序裡，史公的廢書而嘆是對學術被誘於利祿，而將被歪曲變質的微言。
由本文處處可見徐復觀為深體史公涕嘆用心之人，假令史公再世，亦要稱道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子也」吧！徐復觀不可不謂之史公的知己啊！和現在人常用的寓言相似：「魚說：『你看不見我的淚水；因為我在水中......。』水說：『我能感覺到妳的淚；只因妳在我的心中......。』
（三） 史公之所謂天，更多的是指大一統專制的皇帝；......，專制政治下仕宦中的升沉榮辱，大多數不是由當事人的行為所能加以解釋，只能歸結到最高無上專制的天。【19】
像是外戚世家序由「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至「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徐復觀謂此一段乃對自呂后以來，外戚為政治中毒癌之一，與專制政體不可分的微言，此微言遂概括了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歷史。【20】「豈非命也哉」含有多少對專制政權的無能為力之嘆呢！
而這個天是渺不可測、幽暗無憑、不可信賴，而類似原始森林般的幽暗世界，徐復觀言：「史公對此一世界的心情，是猶疑而憂慮的心情。所以在相關材料中用的是『若』、『豈非』、『哉』等猶疑而帶憂鬱的心情。」【21】，所以史公在探討天與人的交界線與範圍的時候，寄予深刻的無奈與感慨。如伯夷列傳中的伯夷，並非歷史的人物，而是道德的人物，史公以「各從其志」、「從吾所好」的人道自主，掙脫了專制政權的束縛，因為有人道燭照方能濟天道之窮，補其天道的缺憾。
徐復觀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詮釋史記的構造上，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共計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體構成，總體是一個寶塔形的結構，本紀、世家、列傳，具有不同的載述筆法，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統治的等級序列。難能可貴的是他嚴謹紮實的治學態度，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資料的考證、解釋、批評上，並且為了去窮究史公的究天人之際之深意，他探討了列傳中的若干問題，說明列傳的寫作目的、釋名、次序問題，及列傳的類別、存缺問題。並為史公立傳的選擇作一判準，論及人與史的關係、史學家與哲學家的分界，又論及列傳表現方法上的若干問題，來看出史學與文學的會歸點。以上種種論證都能深刻發揮史公闡幽的用心，也能看出史公在長時間的通史裡，欲通達天理與人事的法則，而尋求歷史的常與變之規律。
肆、結語
史記一書博大精深，透過了史公的生花妙筆，傳達了他對專制政治的不滿無奈，與對天理、人事之道的反覆求索，像是讀太史公自序，便能發現史記各篇論贊與序目提要是互補互見之文。可以說，這是司馬遷用互見法處理感情與史實之間的關係，既做到愛憎鮮明，而又能褒貶公允，做二者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史公詳今略古的述史原則、幽明深微的歷史見解、生動詳實的文章辭彩、褒貶人物的鮮明感情，都在在值得我們取法。
徐復觀論史記一文，可以說是發千古沉霾。其慧眼獨具，為史公的一生行誼，作了很好的詮釋與註解，並且能深入史公的思想核心，讓史記的理性與感性處都能與我們產生共感。而他的論證嚴謹，治學態度卻很謹慎謙虛，並且能針砭學風之流薄顛倒，尊崇仁義禮義，依以上種種看來，他實在是非常可貴的偉大學者。
筆者嘗試去評析他的文章，發現其立論精當、例證有力、見解深刻，僅就其文中能深使我動容處作闡述，想要去整理他的論證思路與文理脈絡，以作為個人治學的參考，筆者原先對於史記是混沌無知且不感興趣的，但是透過徐復觀此文之闡幽，反而能了解史公論述史記的人道光輝何在，慢慢地用一顆愛賞的心來細讀其間文字，深受其感動。也許人性極其醜惡、狠毒，但也有善良與愛的一面，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是藩籬，因為彼此的心絃是可以被撩撥的，藉著讀此文，彷彿史公所描繪的人事物，一一如實示現於眼前，教導人如何建立健全的性格，來面對生命史上的起起落落，捕捉人性的真諦，這是筆者可以一生受用踐履的。
附註：
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學生書局，民69年9月初版），頁443-458。
2 同註1引書，頁248。
3 同註1引書，頁256。
4 同註1引書，頁259。
5 同註1引書，頁322。
6 同註1引書，可參見頁323。
7 同註1引書，可參見頁258-259。
8 參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第十六章：史學上的純真精神（華世出版社，民69年9月3版），頁267-274。
9 同註1引書，頁260。
10 同註1引書，頁306。
11 同註1引書，頁336。
12 同註1引書，頁306。
13 同註1引書，頁323。
14 同註12。
15 同前註。
16 同註1引書，頁432，註24。
17 參見註1引書，頁399。
18 參見註1引書，頁418。
19 同註1引書，頁331。
20 同註18。
21 同註1引書，頁326。
撰文者：硯琇／彰師大中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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