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百科全書式的歷史著作，史記不管從那個側面去看，總是閃爍著極其不同的暉光。學者的眼光不約而同，大多投向本紀、世家、列傳等以人物行事為主的篇章，相對於表、書二體稍嫌冷落，一方面這受限於專業領域，並非人人皆可說三道四，另一方面可能這些篇章缺少人物傳記所具有的那種引人入勝的刺激感。這種想當然爾的論調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司馬遷的史才，也讓自己錯失了閱讀不同風格文章的機會。
既然本期稷下是史記專刊，或者就讓筆者野人獻曝，分享閱讀平準書的心得，希望能吸引大家多看史記不同體例，借此破除閱讀的『單向度思維』，進而更全面地理解史記一書。
一
平準書，史記八書之一，〈自序〉云：『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根據這段話，可以知道『書』這樣的體例，目的在透過幾個主題分別論述歷史的因革損益，以時間為序，明白大跨度時間的種種通變軌跡，並進而從中明白所謂的『天人之際』。平準書的寫法正如上述，從漢興以來的經濟發展概況，進一步推求社會演變與相應的國家制度、社會風氣的變化情形。如果我們將此篇與〈貨殖列傳〉對讀，可以清楚看出，雖然同樣以經濟發展作為主題，平準書的論述方式是以時間為軸，依次探討經濟現象的變化狀況，而貨殖列傳就比較著重在各地物產與人民風俗，並加入著名商人作為顯例，通過空間層面的論述刻畫出地域經濟的特殊色彩。但這又不是絕對。平準書和貨殖列傳筆法自為一格，但也可以相互補充、發明，貨殖列傳的論述基本上是時間空間兩種筆法交錯使用，只是地域色彩更為濃厚，平準書雖以時間敘述為主，也沒有就此忽略各地的發展歧異以及某些人物在政策上推動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為了集中焦點，平準書可以分成幾個部分，第一部份如上所述是漢初以至於武帝初年的經濟發展概況。筆者相當欣賞這一大段的文字，雖然敘述歷史事實，除了做到最基本的條理清晰，其用筆浪漫在此又可見一例。其實可以直接說國家困窘，但太史公言：『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從上到下，寥寥數語就把漢初民生凋蔽的情形具體顯現出來，對比武帝初期（『至今上即位』以下），差距不可謂不大。雖然武帝朝本以國立強盛為人所知，但這也是經歷高組、文、景諸帝的經營才有此成績，這樣休養生息，積七十年之功才有『京師之錢累巨萬』的豐碩成果。但在繁榮的表象底下，太史公卻看到暗中潛流的敗跡：『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世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雖然由及衰臻於鼎盛，禍亂也伴隨這暉麗的景象一同來到漢朝面前。太史公冷冷總結這一段歷史，只有八個字：『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從此之後武帝開始重用興利之臣，開始賣官鬻爵，假清高如公孫弘，峻文決理如張湯者紛紛為武帝所用，整個漢朝『稍騖於功利』，亂象愈趨明顯。武帝對這樣的狀況並不以為意，畢竟國家確然因此強盛，臣下日頌盛德，喜悅不暇，何來時間自我檢討？在這裡，太史公也不說什麼，只是告訴我們一堆數字：
武帝初年，黃河決堤，武帝下令『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朔方亦穿渠』，『費亦各巨萬十數』。
元狩二年，霍去病出擊匈奴，渾邪王降，武帝賞賜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元狩三年，山東水災，武帝發出郡國所在地的所有存糧，不足，又向國內有錢人借錢，『尚不能相救』，武帝只好將貧民遷往關西，並給他們一些產業，『其費以億記，不可勝數』，結果『縣官大空』。
元狩四年，又再次出擊匈奴，『賞賜五十萬金』，但『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國庫空虛，連獎金都發不出來。（最近的統一發票事件與之相似。）
為了解決財務困窘的危機，武帝幾乎喪失理智，分別在鑄幣、算緡、告緡上動手腳。幣值更易頻繁，導致民間私自鑄幣不可勝數（更多時候是各郡國主導私自鑄錢），長久以來都無法徹底解決。算緡類似今日的陽光法案，但對象不限公務人員，商賈船等皆算，依法申報財產，國家據此徵稅。但人性總是光明面少，黑暗面多，故又有『告緡』之制：『匿不自占，占不悉，庶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結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從以上種種可以看出，這真是標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國方式，沒有全盤的規劃，發生問題趕緊防堵漏洞，於是進用熟悉經濟法則之人，這些人都是誰？當然是商人。本來高祖即位基本政策是絕對『抑商』，現在國家經濟大權基本上已經由商人掌握。雖然因此『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但民不聊生吏治敗壞的情況由此可見。
二
平準書中有一個非常奇特的人物，在描寫公卿所議算緡之法的同時，太史公忽然穿插進對卜式的生平進行介紹。這一段內容奇特，基本上可以算是卜式一人的『附傳』。太史公言：『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當武帝問當時的丞相公孫弘，卜式願意捐輸家產以助邊軍之費時，公孫弘立即說：『此非人情』，並以為卜式乃是『不軌之臣』，這裡的不軌是不守制度的意思，並且建議武帝千萬不可以讓這種人成為榜樣，並且希望武帝不要採納卜式的建議。果然管理財政已走火入魔，正直之人反而被視為不軌之臣，使卜式『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的想法全部落空。正當國家財政困難，有忠誠如卜式者願意出錢出力，結果反倒被然懷疑其心可議，由此可見朝廷中所謂的忠臣到底是何模樣。
後來武帝還是接受了卜式的建議，並且封卜式為中郎，卜式起初不願意，武帝也不勉強，就指派給他最拿手的事：到上林苑牧羊。一年經過，武帝視察羊隻狀況，發現每隻羊都很肥而且生育繁多，便好好稱讚卜式，卜式趁機進言：『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其實卜式這話有弦外之音。一方面微婉告誡武帝管理民眾『以時起居』的道理，這一點其實在暗諷漢武帝窮兵黷武而使民荒廢農事的情形，而惡羊則在影射例如公孫弘、楊可等專利而壞國的官員，希望武帝將這類奸臣一一除去，讓國家步入軌道。但是劉徹顯然不很聰明，只是『以式為奇』，一副覺得一個牧羊人能講出這麼有格調的話很不容易的樣子，其中的深意也不是劉徹簡單頭腦能觸類旁通的。
雖然還是有為國為民如卜式者，但是全局以非他一個人能力挽狂瀾。當時整個國家都鶩趨於利，『民偷甘食好衣，不是蓄藏之產業』，武帝雖然尊顯卜式『以風百姓』，但成效不彰。例如南越王反，卜式上書，『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武帝感佩其行，『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並且『佈告天下』，享用卜式之例，喚起全國人民的愛國心，不過國人顯然不吃這套，結果竟是：『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真慘。
三
平準書的開頭學者對此略有疑義。
《史記評林》引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彊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似無原由。其贊不敘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志》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史公舊也。』對這一點，柯氏自己所提出的解釋是：『所敘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于「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謹按，原作『叚』，此按文意校改。）移為書末之贊，不恤其文之無章也。』此說頗合理，然無版本根據，蓋推測之詞。然《史記評林》引茅坤曰：『平準一書太史公只敘武帝興利，而其精神融會處，真見窮兵黷武，酷吏興作，敗俗僨事，壞法亂紀，俱與興利相為參伍，相為根柢，故錯綜縱橫，摹寫曲盡。篇首自軍旅糧餉起論，正此義也。而結按以「誅弘羊，天乃雨」終之，其意尤可見。』茅坤此言以武帝『興利』為線索，反面證成太史公筆法之妙，但並不夠深入。筆者以為『平準』為武帝朝在經濟上最重大之政策，這漢武帝多欲性格分不開，因此開始便從漢朝建立說起，並一步步牽引到武帝為何要興利作一全面之說明。事實上，太史公並不認為興利有何過錯，其於貨殖列傳中以然正面肯定趨利為人之本性，如水之就下，每個人都有想過好日子的想法，這並不悖於道德仁義。太史公更從根本上肯定追求獲利世人進步的動力，只是在最後更強調這些富商大賈『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他們都是因為做到『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才能『獲其贏利』。太史公對武帝的多欲、興利、好大喜功，已經表現在〈封禪書〉、〈孝武本紀〉、〈匈奴列傳〉等其他相關篇章，實在是沒有必要再花這麼多文字去講一個重複性如此高的問題。
文章從漢朝取代秦朝開始，先說劉邦是如何的困辱賈人，接著商人的地位隨著社會上的需要平步青雲，至於能入朝廷為官，發展到最終點，桑弘羊以商人之子的身份當到丞相一職，並且在武帝首肯之下實施平準，這樣的發展頭尾相較真是一天一地。因此太史公可能在這裡說明，商人的存在是因應客觀需要所產生，只要有經濟活動，只要人民有趨利之心，商人就不會從社會上消失。一方面提出客觀現實，一方面指出漢初困辱商人的失策。國家產生了經濟的問題，當然要尋求經濟上的專業，抑商根本是走不通的道路。
文章寫到太史公曰之前，正好將平準的由來、實行的狀況以及相關的人與事說明清楚，贊語補充了漢朝之前的經濟政策作另一個角度的對照，結構相當完整，除非有版本上的證據，否則說是後人調動文字並不可信。尤其是最後數句：『古者嘗竭天下之資材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何足怪焉。』更再次強調平準的必然出現以及抑商政策的必然失敗。其語氣與其他贊語末作感嘆，如出一轍，在在顯示本篇文章非如柯維騏所言經後人移動。
四
太史公觀察古往今來的經濟發展，做出這樣的結論：『夫神農以前，無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正好是平準書裡商人沈浮歷程的最佳說明。而太史公所揭櫫之法則，更可以說是對武帝經濟政策的最尖銳抨擊。雖然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所描寫的內容大不相同，但其中精神可說遙相呼應，閱讀平準書時自然必須參照貨殖列傳，否則不能對太史公的經濟思想作全面的理解。
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面對這麼一篇文章，其中的某些片段直到今天依然起著某種程度的作用。這種惡劣的環境比之漢初在心理層面上已然相當接近，不可否認的，商人在促進國家經濟繁榮上多所貢獻，如何制定一套法令使經商之人不受束縛發展自己的長才也是促進社會安定的方法之一。利之所趨乃商家本色，做不到『因之』好歹也要『利道之』，現在則不然，基本上還是『禁絕之』、『困辱之』，禁得了一時，難道就可保國家長期安泰？有鑑於漢代的經濟政策所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雖然古今之間不可共量，難道就沒有可供今日思考問題的憑藉嗎？
既然本期稷下是史記專刊，或者就讓筆者野人獻曝，分享閱讀平準書的心得，希望能吸引大家多看史記不同體例，借此破除閱讀的『單向度思維』，進而更全面地理解史記一書。
一
平準書，史記八書之一，〈自序〉云：『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根據這段話，可以知道『書』這樣的體例，目的在透過幾個主題分別論述歷史的因革損益，以時間為序，明白大跨度時間的種種通變軌跡，並進而從中明白所謂的『天人之際』。平準書的寫法正如上述，從漢興以來的經濟發展概況，進一步推求社會演變與相應的國家制度、社會風氣的變化情形。如果我們將此篇與〈貨殖列傳〉對讀，可以清楚看出，雖然同樣以經濟發展作為主題，平準書的論述方式是以時間為軸，依次探討經濟現象的變化狀況，而貨殖列傳就比較著重在各地物產與人民風俗，並加入著名商人作為顯例，通過空間層面的論述刻畫出地域經濟的特殊色彩。但這又不是絕對。平準書和貨殖列傳筆法自為一格，但也可以相互補充、發明，貨殖列傳的論述基本上是時間空間兩種筆法交錯使用，只是地域色彩更為濃厚，平準書雖以時間敘述為主，也沒有就此忽略各地的發展歧異以及某些人物在政策上推動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為了集中焦點，平準書可以分成幾個部分，第一部份如上所述是漢初以至於武帝初年的經濟發展概況。筆者相當欣賞這一大段的文字，雖然敘述歷史事實，除了做到最基本的條理清晰，其用筆浪漫在此又可見一例。其實可以直接說國家困窘，但太史公言：『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從上到下，寥寥數語就把漢初民生凋蔽的情形具體顯現出來，對比武帝初期（『至今上即位』以下），差距不可謂不大。雖然武帝朝本以國立強盛為人所知，但這也是經歷高組、文、景諸帝的經營才有此成績，這樣休養生息，積七十年之功才有『京師之錢累巨萬』的豐碩成果。但在繁榮的表象底下，太史公卻看到暗中潛流的敗跡：『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世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雖然由及衰臻於鼎盛，禍亂也伴隨這暉麗的景象一同來到漢朝面前。太史公冷冷總結這一段歷史，只有八個字：『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從此之後武帝開始重用興利之臣，開始賣官鬻爵，假清高如公孫弘，峻文決理如張湯者紛紛為武帝所用，整個漢朝『稍騖於功利』，亂象愈趨明顯。武帝對這樣的狀況並不以為意，畢竟國家確然因此強盛，臣下日頌盛德，喜悅不暇，何來時間自我檢討？在這裡，太史公也不說什麼，只是告訴我們一堆數字：
武帝初年，黃河決堤，武帝下令『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朔方亦穿渠』，『費亦各巨萬十數』。
元狩二年，霍去病出擊匈奴，渾邪王降，武帝賞賜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元狩三年，山東水災，武帝發出郡國所在地的所有存糧，不足，又向國內有錢人借錢，『尚不能相救』，武帝只好將貧民遷往關西，並給他們一些產業，『其費以億記，不可勝數』，結果『縣官大空』。
元狩四年，又再次出擊匈奴，『賞賜五十萬金』，但『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國庫空虛，連獎金都發不出來。（最近的統一發票事件與之相似。）
為了解決財務困窘的危機，武帝幾乎喪失理智，分別在鑄幣、算緡、告緡上動手腳。幣值更易頻繁，導致民間私自鑄幣不可勝數（更多時候是各郡國主導私自鑄錢），長久以來都無法徹底解決。算緡類似今日的陽光法案，但對象不限公務人員，商賈船等皆算，依法申報財產，國家據此徵稅。但人性總是光明面少，黑暗面多，故又有『告緡』之制：『匿不自占，占不悉，庶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結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從以上種種可以看出，這真是標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國方式，沒有全盤的規劃，發生問題趕緊防堵漏洞，於是進用熟悉經濟法則之人，這些人都是誰？當然是商人。本來高祖即位基本政策是絕對『抑商』，現在國家經濟大權基本上已經由商人掌握。雖然因此『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但民不聊生吏治敗壞的情況由此可見。
二
平準書中有一個非常奇特的人物，在描寫公卿所議算緡之法的同時，太史公忽然穿插進對卜式的生平進行介紹。這一段內容奇特，基本上可以算是卜式一人的『附傳』。太史公言：『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當武帝問當時的丞相公孫弘，卜式願意捐輸家產以助邊軍之費時，公孫弘立即說：『此非人情』，並以為卜式乃是『不軌之臣』，這裡的不軌是不守制度的意思，並且建議武帝千萬不可以讓這種人成為榜樣，並且希望武帝不要採納卜式的建議。果然管理財政已走火入魔，正直之人反而被視為不軌之臣，使卜式『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的想法全部落空。正當國家財政困難，有忠誠如卜式者願意出錢出力，結果反倒被然懷疑其心可議，由此可見朝廷中所謂的忠臣到底是何模樣。
後來武帝還是接受了卜式的建議，並且封卜式為中郎，卜式起初不願意，武帝也不勉強，就指派給他最拿手的事：到上林苑牧羊。一年經過，武帝視察羊隻狀況，發現每隻羊都很肥而且生育繁多，便好好稱讚卜式，卜式趁機進言：『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其實卜式這話有弦外之音。一方面微婉告誡武帝管理民眾『以時起居』的道理，這一點其實在暗諷漢武帝窮兵黷武而使民荒廢農事的情形，而惡羊則在影射例如公孫弘、楊可等專利而壞國的官員，希望武帝將這類奸臣一一除去，讓國家步入軌道。但是劉徹顯然不很聰明，只是『以式為奇』，一副覺得一個牧羊人能講出這麼有格調的話很不容易的樣子，其中的深意也不是劉徹簡單頭腦能觸類旁通的。
雖然還是有為國為民如卜式者，但是全局以非他一個人能力挽狂瀾。當時整個國家都鶩趨於利，『民偷甘食好衣，不是蓄藏之產業』，武帝雖然尊顯卜式『以風百姓』，但成效不彰。例如南越王反，卜式上書，『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武帝感佩其行，『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並且『佈告天下』，享用卜式之例，喚起全國人民的愛國心，不過國人顯然不吃這套，結果竟是：『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真慘。
三
平準書的開頭學者對此略有疑義。
《史記評林》引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彊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似無原由。其贊不敘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志》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史公舊也。』對這一點，柯氏自己所提出的解釋是：『所敘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于「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謹按，原作『叚』，此按文意校改。）移為書末之贊，不恤其文之無章也。』此說頗合理，然無版本根據，蓋推測之詞。然《史記評林》引茅坤曰：『平準一書太史公只敘武帝興利，而其精神融會處，真見窮兵黷武，酷吏興作，敗俗僨事，壞法亂紀，俱與興利相為參伍，相為根柢，故錯綜縱橫，摹寫曲盡。篇首自軍旅糧餉起論，正此義也。而結按以「誅弘羊，天乃雨」終之，其意尤可見。』茅坤此言以武帝『興利』為線索，反面證成太史公筆法之妙，但並不夠深入。筆者以為『平準』為武帝朝在經濟上最重大之政策，這漢武帝多欲性格分不開，因此開始便從漢朝建立說起，並一步步牽引到武帝為何要興利作一全面之說明。事實上，太史公並不認為興利有何過錯，其於貨殖列傳中以然正面肯定趨利為人之本性，如水之就下，每個人都有想過好日子的想法，這並不悖於道德仁義。太史公更從根本上肯定追求獲利世人進步的動力，只是在最後更強調這些富商大賈『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他們都是因為做到『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才能『獲其贏利』。太史公對武帝的多欲、興利、好大喜功，已經表現在〈封禪書〉、〈孝武本紀〉、〈匈奴列傳〉等其他相關篇章，實在是沒有必要再花這麼多文字去講一個重複性如此高的問題。
文章從漢朝取代秦朝開始，先說劉邦是如何的困辱賈人，接著商人的地位隨著社會上的需要平步青雲，至於能入朝廷為官，發展到最終點，桑弘羊以商人之子的身份當到丞相一職，並且在武帝首肯之下實施平準，這樣的發展頭尾相較真是一天一地。因此太史公可能在這裡說明，商人的存在是因應客觀需要所產生，只要有經濟活動，只要人民有趨利之心，商人就不會從社會上消失。一方面提出客觀現實，一方面指出漢初困辱商人的失策。國家產生了經濟的問題，當然要尋求經濟上的專業，抑商根本是走不通的道路。
文章寫到太史公曰之前，正好將平準的由來、實行的狀況以及相關的人與事說明清楚，贊語補充了漢朝之前的經濟政策作另一個角度的對照，結構相當完整，除非有版本上的證據，否則說是後人調動文字並不可信。尤其是最後數句：『古者嘗竭天下之資材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何足怪焉。』更再次強調平準的必然出現以及抑商政策的必然失敗。其語氣與其他贊語末作感嘆，如出一轍，在在顯示本篇文章非如柯維騏所言經後人移動。
四
太史公觀察古往今來的經濟發展，做出這樣的結論：『夫神農以前，無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正好是平準書裡商人沈浮歷程的最佳說明。而太史公所揭櫫之法則，更可以說是對武帝經濟政策的最尖銳抨擊。雖然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所描寫的內容大不相同，但其中精神可說遙相呼應，閱讀平準書時自然必須參照貨殖列傳，否則不能對太史公的經濟思想作全面的理解。
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面對這麼一篇文章，其中的某些片段直到今天依然起著某種程度的作用。這種惡劣的環境比之漢初在心理層面上已然相當接近，不可否認的，商人在促進國家經濟繁榮上多所貢獻，如何制定一套法令使經商之人不受束縛發展自己的長才也是促進社會安定的方法之一。利之所趨乃商家本色，做不到『因之』好歹也要『利道之』，現在則不然，基本上還是『禁絕之』、『困辱之』，禁得了一時，難道就可保國家長期安泰？有鑑於漢代的經濟政策所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雖然古今之間不可共量，難道就沒有可供今日思考問題的憑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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