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要和各位談論一個問題，什麼樣的時代會出現許多的酷吏、遊俠。或許有人的答案是：任何一個朝代都會有這兩種人的存在。的確，任何一個時代都會也這兩種人的存在，但有哪一個朝代，這兩種人特別被強調，且讓人印象特別深刻呢？是漢代，尤其是武帝朝，這是因為史記的記載有關，但史記為何要特別紀錄這些人呢？一定是和當時的社會有關，而當時的社會又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今天我們就來談談武帝朝的社會景況。
漢承大亂之後，故漢初採與民休息和崇尚黃老的政策歷四代而府庫充實，漢書言文景時代：「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尊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代，就在武帝以前的君主力經圖治，努力耕耘之後，終於使民生社會漸漸地恢復了繁榮，到了武帝繼位之初，漢代的國力以經達到了空前鼎盛的地步了。「至今上繼位數歲，漢興七十於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秉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陌之間成群，而乘宇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這樣空前的國力碰上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自然會造就一番空前的豐功偉業。
武帝繼位後，曾頒《求賢詔》於天下，告訴百姓只要有才、有膽識者，不論其人格，均有得到破格任用的機會，「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這就是武帝的經營理念，這個理念影響著武帝的一生，當然，也深深地影響著當時的社會，並產生了一些流弊，例如：酷吏的產生。
有人說酷吏的產生就是為對付游俠的，這種說法似忽太過狹隘了。個人以為游俠只是社會的一部份而已，政府不可能專對這種人而產生一種官吏的，這點我們能從〈酷吏列傳〉中大部份記載的人物幾乎都在武帝朝，而〈游俠列傳〉中卻記述著朱家、郭解，以及戰國的養士四公子可以得知；兩篇記載的人物在時間上並不全相同，其中或有時代重疊者，鄙意以為這僅是社會的現象而史公忠實的將它記錄下來而已，所以說，酷吏對付游俠的事是有的，但並非「專對」。在「漫談酷吏列傳」一篇中，我們可以知道酷吏其實是皇帝用來對付土豪士紳的工具，但是為什麼當時有許多的土豪士紳呢？漢初崇尚黃老，以無為的精神治國，在經濟上廢除秦代苛法重稅，採取與民休息恢復社會經濟的政策，扶助農業，獎勵生產，歷經七十年，到了景帝、武帝時代產生了許多的都市和商人，這些商人靠著手工業及囤貴積奇的手段得到了非常大的財貨；這些人有了錢以後，便買田蓄奴，仲長統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雍正皇帝》一書中有一段是描述江夏鎮的情景，書上說莊主劉八女買下了其他人的田宅，自任莊主，還建了一座城堡，阻絕交通。這是非常誇張的情形，但我們寧可相信這是真的。
這些土豪士紳仗著有錢交通王侯，兼地併宅的，其力過吏執，一呼百應，衍然成為一方霸主，在天下初定之時，成為威脅中央的一股潛流；更別提那些欺壓百姓，剝削農民的惡霸了，這些人的存在，使得漢帝國的盛世徒具表象，暗地裡卻是亂流竄動，只要稍一不慎，帝國便可能崩垮。所以，從景帝開始，便慢慢地重用酷吏嚴加打擊，到了武帝，更是大量地使用酷吏鏟除，這一方面是為了社會安定，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方便。因為如果武帝要實行新經濟政策，就得和既得利益者對抗，而和這些人對抗的最好方法，便是用法律來加以鉗制，有苛法便得找些執行的人，於是，酷吏便產生了。這群酷吏對於武帝最大的好處便是可以幫他鏟除反對者，以完成推行的政策，等到民變（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將起，又將這些人殺掉，以平眾怒；漢代，就這樣一步步完成了中央集權的制度，鄙意以為歷史上「弛張」之法，用的最好的帝王，莫過於漢武帝，他比之於前代的秦皇，後世的王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堪稱是歷史上最聰明的帝王。
接下來讓我們談談游俠。在一個社會中能夠居領導地位的，往往都是有財者，或有力者；有財者成為土豪士紳，固守田園。有力者則平時隱於鄉間，至無可生活的時候，聚眾流竄，或搶劫財貨，或殺人報仇，或與土豪相對抗，或與土豪結合危害鄉里，成為亂流；在這些人當中，能行義守信的，史公稱其為「俠」。那麼，為什麼社會上會有這些人的存在呢？鄙意以為，這是因為當時土地兼併嚴重，國家連年征戰，國庫漸空所致。因為國庫漸空，所以稅賦加重；因為稅賦加重，所以百姓弄法舞弊，吏治因而敗壞；因為吏治敗壞，所以良民不得不離鄉以求生存。離鄉開發，當然同鄉者總是會團結與共，一致對外，而有團體，自然會有首領，這首領往往是由有力且能服眾者擔任。這些人平時調紛救貧，非常時期則指揮械鬥，成為治安上的亂源，其在天下初定時期尚可被政府容忍，到了法治建立的時期，便無法見容於官府，所以自然會被鏟除。
中央集權的制度始於秦代，大抵皆出於李斯，然斯終不免因亂法而受戮；秦一六國而疲敝民力，二世而亡；漢初承大亂之後，無為而治，民富國強，然弊在豪強；武帝集權，外攘夷狄，內修法度，海內虛耗，百姓流離，盜賊並起，則法愈嚴，弊在酷吏；玩法之徒，曲阿主意，嚴刑殘民，含冤者眾，而亂更甚。夫張弛之道，治國之術也，酷吏玩法，身戮於市；然官亂豪暴，賦重民窮，非誅一人而可平矣。
史公看到這樣的情況，非常的心痛，所以在寫《李斯列傳》時，站在史家的角度，一方面贊美其制度的遠見，一方面卻嚴厲批評他制法亂法，是秦亡滅的禍首。在寫《酷吏列傳》時，站在有識者的角度看待一班酷吏，看他們如何逞制豪暴，也看他們如何因玩法遭怨，進而被殺，成了武帝好大喜功性格下的犧牲者。在寫《游俠列傳》時，站在群眾的角度，思慕游俠的義行，感嘆他們的受戮，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人民對於官府的無奈，只好求助於游俠的心態。
其實，我們若將這三篇文章連著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法律和經濟在這三篇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律成就了經濟，經濟穩固了國家。當法律遭到玩弄，則經濟將會受到影響；經濟受到影響，則法律將更嚴苛；法律更嚴苛，則人民生活將會更苦；人民生活更苦，則經濟將更形凋敝；經濟凋敝，執法玩法，那麼，國家就危險了，如果沒有採取措施，就會滅亡。由來因此而亡國者，不勝枚數。
審查報告：酷吏與游俠 恆之
拜讀了紫楓先生的大作，本人有幾點想法：
一、本文思考問題的模式是在問答之間引出討論的重心，這種作法雖然可收條理清晰之效，但從第一段看來，似乎有相當程度簡化問題的傾向。一路看下來的確頗為流暢合理，但是逆推回去就會產生問題。例如文中說到《史記》特別記錄這些人（指酷吏與游俠）『一定和當時的社會有關』，但事實上當時社會並不只型塑出酷吏與游俠這兩種人而已。接下來討論當時的社會狀況並將論題導引至酷吏，本人覺得有點太理所當然，況且這樣似乎也讓人無法判斷這一段社會背景的描述是只針對酷吏還是酷吏與游俠兩者皆可適用。此外在第二段最後，說到酷吏的產生是因為武帝〈求賢詔〉的流弊，這又很難和先前有關武帝國力強盛的文字牽扯上，因為這兩個原因層次並不盡相同。
二、文中所舉的例子都很貼切，就是關於《雍正皇帝》的一段描述稍嫌不妥。本文是基於《史記》的討論，姑且不論《史記》在紀實與虛構上的爭議，終究是一部正史，作者在這裡穿插一部小說做為例子容易混淆視聽。尤其是作者說：『這是非常誇張的情形，但我們寧可相信這是真的』那麼作者是相信的是仲長統（史實）還是二月河（虛構）？
三、本文討論的重點在酷吏與游俠及其產生的時代，基本上不應涉及評價問題，就算涉及評價也應該緊扣論題，但第五段出現了『（漢武帝）堪稱是歷史上最聰明的帝王』此一論斷似乎和文章無關。姑且不論此評價客觀與否，這句話在這裡出現完全沒有必要。
四、本文最後將〈李斯列傳〉、〈酷吏列傳〉與〈游俠列傳〉三傳合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法律和經濟在這三篇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此一論點其實可以再行發揮，並呼應主題，回到社會層面，這樣一來讀者可以更加瞭解酷吏、游俠、法律、經濟等諸概念彼此綰合的複雜關係，但作者在此嘎然而止，殊為可惜。
本論題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揮，謹提出以上的幾點淺見，供紫楓先生參考。
漢承大亂之後，故漢初採與民休息和崇尚黃老的政策歷四代而府庫充實，漢書言文景時代：「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尊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代，就在武帝以前的君主力經圖治，努力耕耘之後，終於使民生社會漸漸地恢復了繁榮，到了武帝繼位之初，漢代的國力以經達到了空前鼎盛的地步了。「至今上繼位數歲，漢興七十於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秉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陌之間成群，而乘宇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這樣空前的國力碰上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自然會造就一番空前的豐功偉業。
武帝繼位後，曾頒《求賢詔》於天下，告訴百姓只要有才、有膽識者，不論其人格，均有得到破格任用的機會，「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這就是武帝的經營理念，這個理念影響著武帝的一生，當然，也深深地影響著當時的社會，並產生了一些流弊，例如：酷吏的產生。
有人說酷吏的產生就是為對付游俠的，這種說法似忽太過狹隘了。個人以為游俠只是社會的一部份而已，政府不可能專對這種人而產生一種官吏的，這點我們能從〈酷吏列傳〉中大部份記載的人物幾乎都在武帝朝，而〈游俠列傳〉中卻記述著朱家、郭解，以及戰國的養士四公子可以得知；兩篇記載的人物在時間上並不全相同，其中或有時代重疊者，鄙意以為這僅是社會的現象而史公忠實的將它記錄下來而已，所以說，酷吏對付游俠的事是有的，但並非「專對」。在「漫談酷吏列傳」一篇中，我們可以知道酷吏其實是皇帝用來對付土豪士紳的工具，但是為什麼當時有許多的土豪士紳呢？漢初崇尚黃老，以無為的精神治國，在經濟上廢除秦代苛法重稅，採取與民休息恢復社會經濟的政策，扶助農業，獎勵生產，歷經七十年，到了景帝、武帝時代產生了許多的都市和商人，這些商人靠著手工業及囤貴積奇的手段得到了非常大的財貨；這些人有了錢以後，便買田蓄奴，仲長統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雍正皇帝》一書中有一段是描述江夏鎮的情景，書上說莊主劉八女買下了其他人的田宅，自任莊主，還建了一座城堡，阻絕交通。這是非常誇張的情形，但我們寧可相信這是真的。
這些土豪士紳仗著有錢交通王侯，兼地併宅的，其力過吏執，一呼百應，衍然成為一方霸主，在天下初定之時，成為威脅中央的一股潛流；更別提那些欺壓百姓，剝削農民的惡霸了，這些人的存在，使得漢帝國的盛世徒具表象，暗地裡卻是亂流竄動，只要稍一不慎，帝國便可能崩垮。所以，從景帝開始，便慢慢地重用酷吏嚴加打擊，到了武帝，更是大量地使用酷吏鏟除，這一方面是為了社會安定，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方便。因為如果武帝要實行新經濟政策，就得和既得利益者對抗，而和這些人對抗的最好方法，便是用法律來加以鉗制，有苛法便得找些執行的人，於是，酷吏便產生了。這群酷吏對於武帝最大的好處便是可以幫他鏟除反對者，以完成推行的政策，等到民變（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將起，又將這些人殺掉，以平眾怒；漢代，就這樣一步步完成了中央集權的制度，鄙意以為歷史上「弛張」之法，用的最好的帝王，莫過於漢武帝，他比之於前代的秦皇，後世的王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堪稱是歷史上最聰明的帝王。
接下來讓我們談談游俠。在一個社會中能夠居領導地位的，往往都是有財者，或有力者；有財者成為土豪士紳，固守田園。有力者則平時隱於鄉間，至無可生活的時候，聚眾流竄，或搶劫財貨，或殺人報仇，或與土豪相對抗，或與土豪結合危害鄉里，成為亂流；在這些人當中，能行義守信的，史公稱其為「俠」。那麼，為什麼社會上會有這些人的存在呢？鄙意以為，這是因為當時土地兼併嚴重，國家連年征戰，國庫漸空所致。因為國庫漸空，所以稅賦加重；因為稅賦加重，所以百姓弄法舞弊，吏治因而敗壞；因為吏治敗壞，所以良民不得不離鄉以求生存。離鄉開發，當然同鄉者總是會團結與共，一致對外，而有團體，自然會有首領，這首領往往是由有力且能服眾者擔任。這些人平時調紛救貧，非常時期則指揮械鬥，成為治安上的亂源，其在天下初定時期尚可被政府容忍，到了法治建立的時期，便無法見容於官府，所以自然會被鏟除。
中央集權的制度始於秦代，大抵皆出於李斯，然斯終不免因亂法而受戮；秦一六國而疲敝民力，二世而亡；漢初承大亂之後，無為而治，民富國強，然弊在豪強；武帝集權，外攘夷狄，內修法度，海內虛耗，百姓流離，盜賊並起，則法愈嚴，弊在酷吏；玩法之徒，曲阿主意，嚴刑殘民，含冤者眾，而亂更甚。夫張弛之道，治國之術也，酷吏玩法，身戮於市；然官亂豪暴，賦重民窮，非誅一人而可平矣。
史公看到這樣的情況，非常的心痛，所以在寫《李斯列傳》時，站在史家的角度，一方面贊美其制度的遠見，一方面卻嚴厲批評他制法亂法，是秦亡滅的禍首。在寫《酷吏列傳》時，站在有識者的角度看待一班酷吏，看他們如何逞制豪暴，也看他們如何因玩法遭怨，進而被殺，成了武帝好大喜功性格下的犧牲者。在寫《游俠列傳》時，站在群眾的角度，思慕游俠的義行，感嘆他們的受戮，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人民對於官府的無奈，只好求助於游俠的心態。
其實，我們若將這三篇文章連著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法律和經濟在這三篇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律成就了經濟，經濟穩固了國家。當法律遭到玩弄，則經濟將會受到影響；經濟受到影響，則法律將更嚴苛；法律更嚴苛，則人民生活將會更苦；人民生活更苦，則經濟將更形凋敝；經濟凋敝，執法玩法，那麼，國家就危險了，如果沒有採取措施，就會滅亡。由來因此而亡國者，不勝枚數。
審查報告：酷吏與游俠 恆之
拜讀了紫楓先生的大作，本人有幾點想法：
一、本文思考問題的模式是在問答之間引出討論的重心，這種作法雖然可收條理清晰之效，但從第一段看來，似乎有相當程度簡化問題的傾向。一路看下來的確頗為流暢合理，但是逆推回去就會產生問題。例如文中說到《史記》特別記錄這些人（指酷吏與游俠）『一定和當時的社會有關』，但事實上當時社會並不只型塑出酷吏與游俠這兩種人而已。接下來討論當時的社會狀況並將論題導引至酷吏，本人覺得有點太理所當然，況且這樣似乎也讓人無法判斷這一段社會背景的描述是只針對酷吏還是酷吏與游俠兩者皆可適用。此外在第二段最後，說到酷吏的產生是因為武帝〈求賢詔〉的流弊，這又很難和先前有關武帝國力強盛的文字牽扯上，因為這兩個原因層次並不盡相同。
二、文中所舉的例子都很貼切，就是關於《雍正皇帝》的一段描述稍嫌不妥。本文是基於《史記》的討論，姑且不論《史記》在紀實與虛構上的爭議，終究是一部正史，作者在這裡穿插一部小說做為例子容易混淆視聽。尤其是作者說：『這是非常誇張的情形，但我們寧可相信這是真的』那麼作者是相信的是仲長統（史實）還是二月河（虛構）？
三、本文討論的重點在酷吏與游俠及其產生的時代，基本上不應涉及評價問題，就算涉及評價也應該緊扣論題，但第五段出現了『（漢武帝）堪稱是歷史上最聰明的帝王』此一論斷似乎和文章無關。姑且不論此評價客觀與否，這句話在這裡出現完全沒有必要。
四、本文最後將〈李斯列傳〉、〈酷吏列傳〉與〈游俠列傳〉三傳合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法律和經濟在這三篇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此一論點其實可以再行發揮，並呼應主題，回到社會層面，這樣一來讀者可以更加瞭解酷吏、游俠、法律、經濟等諸概念彼此綰合的複雜關係，但作者在此嘎然而止，殊為可惜。
本論題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揮，謹提出以上的幾點淺見，供紫楓先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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