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和一位歷史系的朋友聊天，當中提及《史記》，他說：「中國人和外國人對『歷史』的看法有一些不同，像《史記》這本書，在我們看來是一部史書，但是在西洋史學家的眼中，卻不能算是一部史書。」的確，如果按照歷史必須完全記實的這個要求來說，《史記》恐怕不能算是一部史書。事實上，在《史記》當中，有太多的太史公個人的東西。但是，一直以來，中國史學家對《史記》的一書評價極高，揚雄、班固等人，均認為《史記》是一本「實錄」。雖然古人和現代人的標準、眼光，或許有不同，但是，他們會這樣認為，難道沒有一些道理嗎？
據班固《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太史公作《史記》一書所采的書大致上有《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等書籍。因此，本文打算就《左傳》和《史記》中關於「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的記載，作一個比較，看看太史公在作《史記》時，增了些什麼文字，又減了些什麼記載，或許能對《史記》為「實錄」這個評價，作一個檢視吧！
《左傳》魯僖公四年，晉獻公的夫人驪姬用計進讒，使太子申生自盡，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出奔，一直到僖公二十四年，重耳才在秦國的幫助下回到國內，殺懷公即位，史稱「重耳出亡」。一開始，當晉獻公發現申生進上來的胙肉有毒時，《左傳》只載「姬泣曰：『賊由太子』」，但《史記》卻寫著「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倚，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在《左傳》中的記載，只是讓我們知道，驪姬不旦下毒，而且要把這件事賴到太子申生身上，如此而已。但是，在《史記》中的記載，卻讓驪姬的形象整個鮮明起來，看這段記載時，我們不只是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而已，還能夠進一步的看到驪姬是如何引發獻公的怒意，如何以退為進、委曲求全。文字當中，我們彷彿能夠看到一個哭成淚人兒的驪姬，和氣沖沖的晉獻公。也難怪當申生聽到這件事的時候，就知道只有逃命一途了！
如果我們從常理來推論，當時驪姬有沒有可能講出這樣的話來呢？很有可能。而多了這段記述，有沒有改變實史呢？有沒有讓記載可信度有減少呢？當然沒有。反倒是能讓人物的形象更為清楚，讓讀者更能融入史實當中。既然如此，那麼，這種合理的潤飾，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類似的情形出現在重耳離開齊國的時候。當重耳流亡到齊國時，齊桓公非常禮遇他，使重耳想要在此終老。這時重耳在齊國的妻子姜氏和隨從們都認為重耳不應該安於現狀，勸重耳離開齊國，但重耳不願意。於是他們就將重耳灌醉了，趁此將重耳帶離開齊國，重耳醒了之後很生氣。在《左傳》中是記載「醒，以戈逐子犯」，但是在《史記》中卻還加了一段對白寫成「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和驪姬進讒的寫作方法類似，加了一段對白，讓重耳那種安於現狀不願離去的心情和不成熟的性格完全展現出來，而且對於史實的可信度亦無減損。
而太史公在寫作《史記》之時，不單只是增加一些記載和對白，來讓刻劃人物性格而已，對於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也進行修改、刪減。例如之前提到的驪姬在胙肉中下毒一事，《左傳》的記載是「公田，姬置諸宮六日」，而《史記》中則寫成「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後者的記載，明顯的比前者的記載要來的合理許多。一般來說，田獵的時間不會是在冬季，而且晉國的地理位置也非在極北之處，胙肉如果放了六天的話，恐怕不用下毒就會讓人吃出毛病。而且放了六天的肉，即便不生蛆，至少也會有些變味了，看了這樣的肉，我想晉獻公恐怕也不會興起想要吃的欲望吧？
此外，在齊國時也是一樣，當趙衰、子犯在桑下討論要勸重耳離開的時候，被其他人聽到了。在《左傳》的記載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而《史記》的記載則是「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喪下聞之」。兩本書的記載雖然差不多，但是《左傳》的記載實在有點太傳奇了！幾個人在桑樹下商議大事，剛好被桑樹上一個採桑的宮女聽到，這未免太過巧合了！
事實上，就歷史的記載來說，胙肉放六天和放兩天，秘密是被樹上的侍女聽到還是被樹下的侍女聽到，並沒有差別，對事情也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如果我們仔細來看，就會發現，在這兩個地方，《史記》的記載要比《左傳》的記載來得合理可信。
從以上的例子來看，我們可以看出，太史公在寫作《史記》時對史料所作的整理增損，不但不會減少史實的可信度，而且還能夠讓人物形象更鮮明，讓歷史記載更合理。或許，這就是所謂的一家之言吧！當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往往會覺得人物躍然於紙上，一樣是春秋霸主，齊桓、晉文各有各的面貌；一樣是戰國四公子，孟嘗、信陵各有各的形象。這點，是許多號稱「記實」的史書所不能達到的。何況，如果要說太史公放入太多感情在《史記》當中，試問，那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沒有個人的東西在其中呢？
審查報告：關於〈淺談太史公的去取增損之宜〉 李麗美
一
根據《淺談太史公的去取增損之宜－－以晉公子重耳出亡為例》（以下簡稱《淺談》）作者引友人「像《史記》這本書，在我們看來是一部史書，但是在西洋史學家的眼中，卻不能算是一部史書」這段話來看，讀者看不出作者歷史系友人何以會說西方史家不把史記當史書的原因。但若是簡單地從作者接下去的「如果按造歷史必須完全記實的這個要求來說，《史記》恐怕不能算是一部史書」此言和下文以重耳出亡為例匆匆下判斷，認為史記之所以不被西方史家視為史書的原因就在於「沒有完全紀實」、文辭有所美化、合理化，則不免過於大意粗心。
據杜維運先生《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所引，當代在西方史學界最能代表西方史學的著名史家之一浦朗穆（J.H Plumb , 1911-?）曾言：「古代中國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其史記一書，誠一傑作，然亦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作，其大部分為編纂，司馬遷自其所能發現之古典資料中，逐一抄錄，略作文字上的潤色，大部分則無條件接受。傳奇與真理混而為一，特別是佔史記大半的列傳部分。有時司馬遷覺悟到獲致歷史真理的困難。然彼於甚不可信的詳細對話記錄，卻不稍置疑。…..此一傑作…..，殊非我們所謂歷史。在很多方面，它為官方的手冊，將過去告訴這些官吏。……無我們所謂歷史考據---無企圖瞭解不同於我們的過去。……他的書，雖如彼其浩瀚不可測，如彼其有珍貴價值，究其實，其為一道德的敘事，勝過唯一歷史的敘事。」是以浦朗穆認為《史記》未達「歷史」、「史書」標準的缺失在於完全以前人留下的資料為依歸、為題材，僅僅加以整理潤色而成而已，沒有親自確切地去探求事實，更遑論對史實的意見與批評，「永遠沒有突破通往真歷史的最後障礙---希望窺探往事的真相，不顧由此引發與過去賢者的衝突」。
另一英國大史家白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 1900-?）對於中國史學的看法亦與浦朗穆相似。他說：「中國人沒有發展歷史解釋的藝術，不斷的襲用舊史原文，任憑私意的選用文獻而即目之為可信。」「中國的修史太為一種官方事業了，太為官僚化的組織了。歷史被視為統治者的有效輔導，大體上歷史亦由官吏而寫，為官吏而寫。」
雖然如上述這些言論的確顯示出西方史家對我國傳統史學的嚴重偏見與誤解，尤其是我們奉為經典中的經典的《史記》，然至少可以知道的是，西方史家如此以為的主要理由，在於他們認為中國史學一味沿襲舊有的資料與傳聞，而無史家本身的考察、探求，又缺乏作為一個史家極重要的自覺—對於歷史的創見與批評。而不只是《淺談》一文中作者及其友人以為的文辭上的過於修飾而不再「完全紀實」來得簡單。
二
如上所說，筆者以為《淺談》此文的重點，在於說明《史記》某些地方更動前人史料文字的行為並無不妥，結論是「不但不會減少史實的可信度，而且還能夠讓人物形象更鮮明，讓歷史記載更合理」。另外在此文第一段，作者就說：「在史記當中，有太多太史公個人的東西。但是一直以來，中國史學家對史記的一書評價極高，揚雄、班固等人，均認為《史記》是一本實錄。雖然古人和現代人的標準、眼光，或許有不同，但是，他們會這樣認為，難道沒有一些道理嗎？」加上第二段又寫道：「本文打算就《左傳》和《史記》中關於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的記載，作一個比較，看看太史公作《史記》時，增了些什麼文字，又減了些什麼記載，或許能對《史記》為『實錄』這個評價，作一個檢視吧」。三者合起來理解，言下之意，就是以為所謂「實錄」即司馬遷對於前人留下的史料如實地、無減損地照常記錄在他自己的《史記》裡，儘管他多少修飾了一下用字、遣詞，增加了他自己的想像，仍和前人的記載無太大的差異和違背？
在這裡首先值得說明的是，直到西漢時文學與史學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劃分和區別。孔子說：「文勝質則史」；《韓非子．難言》：「捷敏辨恰，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兩者都說明了在當時的人看來，歷史寫得美、富有文采本來就是很正常的、應該的。尤其只有最傑出的文學家才有資格寫史，寫出來的才能稱為史。這樣的觀念與傳統延續下來，不僅是西漢的司馬遷如此，就算到了東漢的班固，何嘗不是當時最傑出的文學家？是以司馬遷在文字上的加工與變化，其實是十分自然和容易讓人接受的，對於他「實錄」的精神可說是絲毫無損。
其次，此文作者雖點出了揚雄、班固以「實錄」稱《史記》，卻是從文辭上出發對比與古史記載的不同處來說明「實錄」的意義。然而我們要是重新檢視班固對於「實錄」的解釋：「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可以明確地知道，「其文直，其事核」指的是太史公在史料的蒐集、取捨上求是存真的精神；「不虛美，不隱惡」，則是對太史公不以個人恩怨、不顧當朝統治者的喜怒、不拘泥於史上既有之評論，完整呈現歷史人物、事件的作為與發展所給予的高度評價與肯定。
縱使世代為史官的司馬家族提供了司馬遷豐富的史學知識和修史經驗，太史令、中書令這類的職位又得以親眼目睹許多由朝廷珍藏的珍貴圖書、檔案，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少年時期的周遊各地、飽覽山河、接觸民間、考察史蹟；接下父親遺志後又跟著漢武帝先後到過泰山和長城內外的許多地方，其遊歷遍及大半個中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是其史料之蒐集取捨的可貴處。
不畏強權，秉筆直書，勇於揭發歷史的黑暗面，由衷讚美下層人民，司馬遷把他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浪漫的生命情調表現在史記上，使得項羽的英雄氣慨並不因其成敗而全被抹煞；許多下層人民在歷史上開始有了鮮明的形象與地位；當朝政權的暴虐荒淫一一現出原形。司馬遷和他的《史記》不但如班固所說的「不虛美，不隱惡」，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說，是真正做到了他在〈自序〉中對孔子《春秋》義法的論述：「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如是，或許才是稱《史記》為「實錄」的主要來由與依據。
三
《淺談》作者雲龍先生文中「以晉公子重耳出亡為例」對照《史記》與《左傳》的不同極為引人入勝，激起讀者對太史公及其《史記》的無限嚮往。
據班固《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太史公作《史記》一書所采的書大致上有《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等書籍。因此，本文打算就《左傳》和《史記》中關於「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的記載，作一個比較，看看太史公在作《史記》時，增了些什麼文字，又減了些什麼記載，或許能對《史記》為「實錄」這個評價，作一個檢視吧！
《左傳》魯僖公四年，晉獻公的夫人驪姬用計進讒，使太子申生自盡，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出奔，一直到僖公二十四年，重耳才在秦國的幫助下回到國內，殺懷公即位，史稱「重耳出亡」。一開始，當晉獻公發現申生進上來的胙肉有毒時，《左傳》只載「姬泣曰：『賊由太子』」，但《史記》卻寫著「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倚，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在《左傳》中的記載，只是讓我們知道，驪姬不旦下毒，而且要把這件事賴到太子申生身上，如此而已。但是，在《史記》中的記載，卻讓驪姬的形象整個鮮明起來，看這段記載時，我們不只是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而已，還能夠進一步的看到驪姬是如何引發獻公的怒意，如何以退為進、委曲求全。文字當中，我們彷彿能夠看到一個哭成淚人兒的驪姬，和氣沖沖的晉獻公。也難怪當申生聽到這件事的時候，就知道只有逃命一途了！
如果我們從常理來推論，當時驪姬有沒有可能講出這樣的話來呢？很有可能。而多了這段記述，有沒有改變實史呢？有沒有讓記載可信度有減少呢？當然沒有。反倒是能讓人物的形象更為清楚，讓讀者更能融入史實當中。既然如此，那麼，這種合理的潤飾，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類似的情形出現在重耳離開齊國的時候。當重耳流亡到齊國時，齊桓公非常禮遇他，使重耳想要在此終老。這時重耳在齊國的妻子姜氏和隨從們都認為重耳不應該安於現狀，勸重耳離開齊國，但重耳不願意。於是他們就將重耳灌醉了，趁此將重耳帶離開齊國，重耳醒了之後很生氣。在《左傳》中是記載「醒，以戈逐子犯」，但是在《史記》中卻還加了一段對白寫成「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和驪姬進讒的寫作方法類似，加了一段對白，讓重耳那種安於現狀不願離去的心情和不成熟的性格完全展現出來，而且對於史實的可信度亦無減損。
而太史公在寫作《史記》之時，不單只是增加一些記載和對白，來讓刻劃人物性格而已，對於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也進行修改、刪減。例如之前提到的驪姬在胙肉中下毒一事，《左傳》的記載是「公田，姬置諸宮六日」，而《史記》中則寫成「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後者的記載，明顯的比前者的記載要來的合理許多。一般來說，田獵的時間不會是在冬季，而且晉國的地理位置也非在極北之處，胙肉如果放了六天的話，恐怕不用下毒就會讓人吃出毛病。而且放了六天的肉，即便不生蛆，至少也會有些變味了，看了這樣的肉，我想晉獻公恐怕也不會興起想要吃的欲望吧？
此外，在齊國時也是一樣，當趙衰、子犯在桑下討論要勸重耳離開的時候，被其他人聽到了。在《左傳》的記載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而《史記》的記載則是「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喪下聞之」。兩本書的記載雖然差不多，但是《左傳》的記載實在有點太傳奇了！幾個人在桑樹下商議大事，剛好被桑樹上一個採桑的宮女聽到，這未免太過巧合了！
事實上，就歷史的記載來說，胙肉放六天和放兩天，秘密是被樹上的侍女聽到還是被樹下的侍女聽到，並沒有差別，對事情也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如果我們仔細來看，就會發現，在這兩個地方，《史記》的記載要比《左傳》的記載來得合理可信。
從以上的例子來看，我們可以看出，太史公在寫作《史記》時對史料所作的整理增損，不但不會減少史實的可信度，而且還能夠讓人物形象更鮮明，讓歷史記載更合理。或許，這就是所謂的一家之言吧！當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往往會覺得人物躍然於紙上，一樣是春秋霸主，齊桓、晉文各有各的面貌；一樣是戰國四公子，孟嘗、信陵各有各的形象。這點，是許多號稱「記實」的史書所不能達到的。何況，如果要說太史公放入太多感情在《史記》當中，試問，那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沒有個人的東西在其中呢？
審查報告：關於〈淺談太史公的去取增損之宜〉 李麗美
一
根據《淺談太史公的去取增損之宜－－以晉公子重耳出亡為例》（以下簡稱《淺談》）作者引友人「像《史記》這本書，在我們看來是一部史書，但是在西洋史學家的眼中，卻不能算是一部史書」這段話來看，讀者看不出作者歷史系友人何以會說西方史家不把史記當史書的原因。但若是簡單地從作者接下去的「如果按造歷史必須完全記實的這個要求來說，《史記》恐怕不能算是一部史書」此言和下文以重耳出亡為例匆匆下判斷，認為史記之所以不被西方史家視為史書的原因就在於「沒有完全紀實」、文辭有所美化、合理化，則不免過於大意粗心。
據杜維運先生《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所引，當代在西方史學界最能代表西方史學的著名史家之一浦朗穆（J.H Plumb , 1911-?）曾言：「古代中國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其史記一書，誠一傑作，然亦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作，其大部分為編纂，司馬遷自其所能發現之古典資料中，逐一抄錄，略作文字上的潤色，大部分則無條件接受。傳奇與真理混而為一，特別是佔史記大半的列傳部分。有時司馬遷覺悟到獲致歷史真理的困難。然彼於甚不可信的詳細對話記錄，卻不稍置疑。…..此一傑作…..，殊非我們所謂歷史。在很多方面，它為官方的手冊，將過去告訴這些官吏。……無我們所謂歷史考據---無企圖瞭解不同於我們的過去。……他的書，雖如彼其浩瀚不可測，如彼其有珍貴價值，究其實，其為一道德的敘事，勝過唯一歷史的敘事。」是以浦朗穆認為《史記》未達「歷史」、「史書」標準的缺失在於完全以前人留下的資料為依歸、為題材，僅僅加以整理潤色而成而已，沒有親自確切地去探求事實，更遑論對史實的意見與批評，「永遠沒有突破通往真歷史的最後障礙---希望窺探往事的真相，不顧由此引發與過去賢者的衝突」。
另一英國大史家白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 1900-?）對於中國史學的看法亦與浦朗穆相似。他說：「中國人沒有發展歷史解釋的藝術，不斷的襲用舊史原文，任憑私意的選用文獻而即目之為可信。」「中國的修史太為一種官方事業了，太為官僚化的組織了。歷史被視為統治者的有效輔導，大體上歷史亦由官吏而寫，為官吏而寫。」
雖然如上述這些言論的確顯示出西方史家對我國傳統史學的嚴重偏見與誤解，尤其是我們奉為經典中的經典的《史記》，然至少可以知道的是，西方史家如此以為的主要理由，在於他們認為中國史學一味沿襲舊有的資料與傳聞，而無史家本身的考察、探求，又缺乏作為一個史家極重要的自覺—對於歷史的創見與批評。而不只是《淺談》一文中作者及其友人以為的文辭上的過於修飾而不再「完全紀實」來得簡單。
二
如上所說，筆者以為《淺談》此文的重點，在於說明《史記》某些地方更動前人史料文字的行為並無不妥，結論是「不但不會減少史實的可信度，而且還能夠讓人物形象更鮮明，讓歷史記載更合理」。另外在此文第一段，作者就說：「在史記當中，有太多太史公個人的東西。但是一直以來，中國史學家對史記的一書評價極高，揚雄、班固等人，均認為《史記》是一本實錄。雖然古人和現代人的標準、眼光，或許有不同，但是，他們會這樣認為，難道沒有一些道理嗎？」加上第二段又寫道：「本文打算就《左傳》和《史記》中關於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的記載，作一個比較，看看太史公作《史記》時，增了些什麼文字，又減了些什麼記載，或許能對《史記》為『實錄』這個評價，作一個檢視吧」。三者合起來理解，言下之意，就是以為所謂「實錄」即司馬遷對於前人留下的史料如實地、無減損地照常記錄在他自己的《史記》裡，儘管他多少修飾了一下用字、遣詞，增加了他自己的想像，仍和前人的記載無太大的差異和違背？
在這裡首先值得說明的是，直到西漢時文學與史學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劃分和區別。孔子說：「文勝質則史」；《韓非子．難言》：「捷敏辨恰，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兩者都說明了在當時的人看來，歷史寫得美、富有文采本來就是很正常的、應該的。尤其只有最傑出的文學家才有資格寫史，寫出來的才能稱為史。這樣的觀念與傳統延續下來，不僅是西漢的司馬遷如此，就算到了東漢的班固，何嘗不是當時最傑出的文學家？是以司馬遷在文字上的加工與變化，其實是十分自然和容易讓人接受的，對於他「實錄」的精神可說是絲毫無損。
其次，此文作者雖點出了揚雄、班固以「實錄」稱《史記》，卻是從文辭上出發對比與古史記載的不同處來說明「實錄」的意義。然而我們要是重新檢視班固對於「實錄」的解釋：「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可以明確地知道，「其文直，其事核」指的是太史公在史料的蒐集、取捨上求是存真的精神；「不虛美，不隱惡」，則是對太史公不以個人恩怨、不顧當朝統治者的喜怒、不拘泥於史上既有之評論，完整呈現歷史人物、事件的作為與發展所給予的高度評價與肯定。
縱使世代為史官的司馬家族提供了司馬遷豐富的史學知識和修史經驗，太史令、中書令這類的職位又得以親眼目睹許多由朝廷珍藏的珍貴圖書、檔案，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少年時期的周遊各地、飽覽山河、接觸民間、考察史蹟；接下父親遺志後又跟著漢武帝先後到過泰山和長城內外的許多地方，其遊歷遍及大半個中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是其史料之蒐集取捨的可貴處。
不畏強權，秉筆直書，勇於揭發歷史的黑暗面，由衷讚美下層人民，司馬遷把他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浪漫的生命情調表現在史記上，使得項羽的英雄氣慨並不因其成敗而全被抹煞；許多下層人民在歷史上開始有了鮮明的形象與地位；當朝政權的暴虐荒淫一一現出原形。司馬遷和他的《史記》不但如班固所說的「不虛美，不隱惡」，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說，是真正做到了他在〈自序〉中對孔子《春秋》義法的論述：「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如是，或許才是稱《史記》為「實錄」的主要來由與依據。
三
《淺談》作者雲龍先生文中「以晉公子重耳出亡為例」對照《史記》與《左傳》的不同極為引人入勝，激起讀者對太史公及其《史記》的無限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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