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這個月中旬，全國大學校長會議在中山大學舉行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因為媒體批評大學校長火速決議彈性調整學雜費方案，一名大學副校長發言，要求教育部官員應站到第一線被汙名化，讓大學校長得保德高望重；在場的教育部高級官員立即反駁說，過去學雜費調整案受批評時，都是教育部站在第一線，那一次是大學站第一線？根據媒體報導，這個小插曲雖是「一度火爆」，最後則是「和平收場」。

但是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個小插曲其實正應了詩人布萊克的名句：「在一粒沙中，看到一個世界」，掀開了教育部與大學間綿延、糾纏的歷史關係；同時也點出我國高教體系最重要且棘手的問題之一。換句話說，類似這樣的小插曲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而是經常在發生──過去、現在，甚至於不可知的未來。幸好高教體系的人談理性、講文明，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和平收場」，但因而也讓這個重要的問題一直停留在敏感而隱晦的樣態。

教育部與大學的關係大致可畫分為兩大階段來觀察：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屬集權時期，解嚴後屬漸進分權時期。在集權時期，教育部有權指派公立大學校長、統一規定共同必修科目、審定科系必修科目；而且統一規定學雜費，並採公務預算制，統一管制大學財務收支。漸進分權時期起始點或可推至解嚴前後，但在一九九四及二○○五年兩次「大學法」修正公布後，才逐漸具體落實；各大學在校長產生、人事任用、課程制度和財務收支上有了較大權限和彈性。

這個月中旬，全國大學校長會議在中山大學舉行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因為媒體批評大學校長火速決議彈性調整學雜費方案，一名大學副校長發言，要求教育部官員應站到第一線被汙名化，讓大學校長得保德高望重；在場的教育部高級官員立即反駁說，過去學雜費調整案受批評時，都是教育部站在第一線，那一次是大學站第一線？根據媒體報導，這個小插曲雖是「一度火爆」，最後則是「和平收場」。

但是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個小插曲其實正應了詩人布萊克的名句：「在一粒沙中，看到一個世界」，掀開了教育部與大學間綿延、糾纏的歷史關係；同時也點出我國高教體系最重要且棘手的問題之一。換句話說，類似這樣的小插曲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而是經常在發生──過去、現在，甚至於不可知的未來。幸好高教體系的人談理性、講文明，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和平收場」，但因而也讓這個重要的問題一直停留在敏感而隱晦的樣態。

教育部與大學的關係大致可畫分為兩大階段來觀察：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屬集權時期，解嚴後屬漸進分權時期。在集權時期，教育部有權指派公立大學校長、統一規定共同必修科目、審定科系必修科目；而且統一規定學雜費，並採公務預算制，統一管制大學財務收支。漸進分權時期起始點或可推至解嚴前後，但在一九九四及二○○五年兩次「大學法」修正公布後，才逐漸具體落實；各大學在校長產生、人事任用、課程制度和財務收支上有了較大權限和彈性。

梨山位居中央山脈西側的層巒間，往平地的路被山的褶痕扭曲拉長，以致海拔一千八百公尺不算太高，卻離市聲很遠。遠到接近書本對這裡的孩子來說，簡直是奢侈的經驗。今年，他們終於盼來這深山裡的第一座圖書室。

擦書架的手 來不及擦汗

去年底的一個早晨，梨山上的大人們在教堂做感恩節禮拜，幾個孩子嘰嘰喳喳湊在一間老木屋裡，忙著把剛分類好的書本，擺到他們才擦拭過的書架上。陽光從窗外透進來，把孩子們發汗的臉映得通紅。

在國際競爭的呼聲底下，我們其實忘了，要求學院人以外語（主要就是英語）創作，投遞並爭取在英語期刊發表，剛好適得其反，是削減而不是增加我們的競爭力，不是增加。何以如此？經濟層面不談，另有兩項考量，值得一書。

第一，再怎麼好，我們的英語好不過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也好不過曾不幸被英語系國家殖民的社會。如此，在書寫時，我們得投入更多功夫於語言琢磨，用於英語斤斤計較的程度每加增一分，投入於課題的發覺、考究、深入的創造力，就要就減少一分。

第二，不以英語發表，不懂漢字的人就不知道我們的自然或人文社會研究者，有些什麼重要的成果。果真如此，我們對於英語及國際社會的貢獻就會減少，但是，沒有任何人或組織，會因為我們不以英語發表，就拒絕我們研讀期刊，我們的知識範疇與廣深，不因此頓縮。這樣一來，豈不是我們的所知所聞，明顯高於只懂英語不懂漢語的人？

「如何年生產百篇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學術研究報告」一直是許多人想明白的大秘密，最近臺灣學術界也一直圍繞在SCI的焦點上。十幾年前我從完全不瞭解何謂SCI，到現在侃侃於解釋我發表過的作品SCI的點數有多高，一共發表過多少SCI的學術報告，似乎我已能適應學術界的比賽規則（或遊戲規則），並且玩得十分自得其樂，來顯現自己真的是所謂優秀學術人才。所以，我努力發表有SCI點數的報告，要能從量化的點數，來反應出對科學貢獻。

記得一九九七年夏天我走訪柏克萊大學，拜訪曾經師事的John E. Casida教授（美國國科院院士、毒理學專家）。當他問起我的研究時，我開玩笑說：「在台灣我們不必長談研究內容，只說我的研究SCI點數有多高，就像數鈔票的心情一樣。」他問我何謂SCI？我回答，「SCI就是你所投稿的雜誌被引用的頻率所反應出來的指數。」

他笑笑的對我說，「你知道嗎？當年你在實驗室所做的研究工作，提出安全農藥高選擇性的概念，使得Neonicotinoids 這類環境用藥在世界上殺蟲劑的市場銷售率從二％提昇到五％，如果你有機會到德國拜耳公司，他們將為你舉辦一個迎賓宴，表達由衷謝意。」

一篇研究論文掛名的共同作者竟高達二、三十人；一個學者一年掛名發表的研究論文，竟然超過二、三十篇！國科會主委陳建仁掛名共同作者、台大醫院副院長楊泮池掛名通訊作者的研究論文，因涉嫌抄襲引發學術倫理風波，曝露國內研究論文近年來盛行「大堆頭」掛名文化，確實存在。

共同作者一大堆 值得商榷

相當了解陳建仁和楊泮池捲入研究論文抄襲風波的學者透露，該篇論文除了第一作者陳姓醫師以外，包括陳、楊兩名中研院院士的掛名共同作者超過廿人。

國科會主委陳建仁掛名共同作者的研究論文，因部分內容涉嫌抄襲，引發外界質疑他對學術倫理的處理態度不一。據了解，陳建仁昨日以身為學術倫理主管機關首長，卻捲入學術抄襲風波，深感愧疚為由，向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提出書面辭呈。蘇揆以充分信任其學術操守，予以慰留。

翁啟惠指楊泮池也想辭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也說，陳建仁、台大醫院副院長楊泮池論文事件沒有媒體傳得這麼嚴重，而且兩人是台灣的人才，外界吵得沸沸揚揚，「兩人都有辭職的打算」。

最近一個月發生了兩起學術抄襲事件，都對台灣學術界的國際聲望造成打擊。遺憾的是，社會似乎忽略了其重要性，而行政院國科會所表現的態度更是令人錯愕。

我們在此先對事件原委做些整理，再分析其後果與影響。去年十二月，中興大學某教授刊於世界頂尖期刊「細胞（Cell）」的論文遭人檢舉其繪圖造假。事後，該教授辯稱繪圖是由其學生經手，且一時疏忽，並未保留圖檔。當時，國科會生物處長對記者表示：若學生做假而教授不知情，則教授不會受到處分。但此說法隨後遭國科會主委陳建仁更正。陳主委指出：不論圖檔由誰製作，「科學家都須為自己發表的論文負最終責任」，所以中興大學的教授不能以不知情而卸責。他更希望國內學者以此案作為警惕，「在學術研究上，所有細節都要非常注意」。當時，學界人士大都肯定陳建仁主委的嚴格學術標準與責任理念。

然而事隔一個月，違反學術倫理的主角換人，當事人的態度竟然也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台大醫院內科一位醫師論文投稿到知名國際期刊「癌症（Cancer）」，被發現有部分抄襲而遭退稿，該事件醫學院內部提出檢討，而此醫師的指導教授、台大醫院副院長楊泮池院士列名通訊作者，也收到規範信函，要求「以後對論文撰寫的正確性務必更加嚴謹」。最令人驚訝的是國科會主委陳建仁也列名共同作者，而且他明白向記者表示「事前並沒有真正看過相關內容」，如果他「有機會的話，會更謹慎處理。」坦白說，我們對於陳主委的說法感到疑惑，對他一個月前後不同的責任認知感到不解，更對台灣學術倫理的危機感到憂心。

去年十月辦理一項活動時，遇到擔任客運車司機的家長，他自我介紹是哪名學生的家長，我高興的告訴他：「你的孩子實在好優秀喔！」他喜孜孜的笑著。

他的孩子去年順利考上第一志願。「寶貝現在還不錯吧！」我一問，這名家長的臉上馬上充滿悲傷的說：「下學期他就要轉學回來了」，我不可置信的張大了嘴：「為什麼？那曾經是他的夢想，怎麼他要放棄了？是程度跟不上別人嗎？」我質疑的問。

他搖搖頭告訴我：「我供不起他到台中讀書」，這名家長家中食指浩繁，全部僅靠他一人的收入的確很辛苦，但應該有其他的辦法可以幫忙孩子就學呀！「不是可以辦助學貸款嗎？」我這樣一提，他更苦笑的搖頭：「校長，學費還是可以想辦法，但讀書不光是學費呀！每個月在外的生活費也不少呀，另外假日回家的車費就要好幾百元，你知道嗎？那些都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他一提，我汗顏得無言以對。

我是應屆國三生，每天準備學校的大考、小考、模擬考，永遠也考不完，書包壓得我肩膀很痛，醫生說是壓力太大所致。

從北高市長選舉後，一綱一本和一綱多本又掀起口水戰；杜部長解釋：學生的負擔來自參考書，而且這問題在一綱一本的時代早已存在，與一綱多本無關。是這樣嗎？為什麼沒有人來問問我們學生的看法呢？

我哥哥是一綱一本時代的學生，我曾拿他的歷史課本（部編版）和我現在所讀的版本比較。我們一綱多本的內容支離破碎，薄薄的一本、把部編版的內容東縮西減，而不見的內容，成了老師的補充教材，要不就是出現在出版商的學習講義、學習手冊、試題本等不同的參考書中。

最近「一綱多本」或「一綱一本」的問題，因新任台北市長郝龍斌列為政見而又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我個人以為這問題在教改十年後再被提出來討論，是有意義的。

回想台灣當年主張推行「一綱多本」的理由，大致可以歸納兩點：一是從政治面出發，主張「一綱多本」才能擺脫過去教育（課程）淪為國家意識形態工具的束縛，這從世界潮流與民主國家的發展可以獲得證明；二是從教育面，提出「一綱多本」符合知識發展特性，同時可以照顧地方差異與不同的學生需求。

可是經過這幾年的實踐經驗，平心檢視這項政策可以發現，就政治面而言，「一綱多本」某種程度確實抑制了國家意識型態與其他文化霸權，在「課程」上造成專斷的可能性。但就教育層面來說，雖然在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知識的詮釋不再定於一尊幾乎成為共識；然而，當年希望透過這項政策提供不同縣市學生基於地方特性與學生需求來選擇教科書的美意，幾乎完全落空。在市場邏輯的考量下，沒有一家出版社會為了單一或少數具有相似地理與文化條件的縣市（例如花蓮縣、台東縣）出版專屬的教科書，頂多只能在某些與升學有關的學科上分深淺兩種版本，勉強符應了不同學生之需求。

日前參加縣政府教育局辦理的補救教學研討會，會中授課教授強調台東縣學力測驗成績會落在後段，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東的子弟「體質差」。

聽了這位教授一番話，我心中悲憤不已，尤其他們的工作小組出了一套輔導弱勢族群小朋友的語文教材。其中有一篇名稱是「喝酒」，描寫孫子不解祖父為什麼那麼愛喝酒？最後一句是「我到現在還是不了解祖父為什麼這麼愛喝酒」。

文章的背景圖案是穿著原住民傳統服飾的阿美族。教授解釋說原住民的經驗必須被照顧到，她基於尊重原住民，所以將原住民最真實的經驗呈現出來。對於她的解釋我根本無法認同，而且覺得她的思想很封建、很大漢沙文，這篇文章對原住民來說，非但沒有助益，而且造成的傷害甚至不下於當年的吳鳳故事。

2006.12.15　 中國時報 關閉高職夜校 弱勢就學路更難 韓國棟/調查採訪

編者按：經濟不景氣，愈來愈多經濟弱勢家庭子弟繳不起學雜費，不料，教育當局竟雪上加霜，打算將全國僅存的四所公立高職夜間部關閉，且其中三所已決定夜間部關門之後不再轉型為「進修部」，此舉不知將有多少弱勢學生被迫就讀學費高出二倍左右的私立高職夜校，甚或放棄學業！

高職夜間部的設置法源為《職業學校法》，屬於正規學制，修業四年。為了縮短夜校學生就學時間，國內的高職夜間部多已改為進修性質的「進修部」，修業三年。目前全國僅存的四所公立高職夜間部都在台北市，分別為南港高工、士林高商、松山家商和松山工農四校。

五年五百億的灌頂、評鑑退場機制的出籠，勢必會以極高強度撞擊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依官方宣示，五年五百億與評鑑退場機制意味了過去十幾年來高等教育在完成量的普及化後，所將開展的第二階段目標：質的擇優汰劣。

圈內人大多心知肚明，不管是什麼名目的獎懲評鑑，胡蘿蔔與棍棒的分配幾成定局：傳統老大學備受恩寵，評鑑只是錦上添花的正當程序而已；反之，多數新設大學則是被棍棒伺候的對象，所謂系所的勒令停招猶如銀行的不良資產，將成為打呆的首要對象。

表面看來，評鑑結果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但新設大學若如預期地邊緣化、甚至沒頂，不啻是隔山打牛，也搧了傳統老大學的耳光。長期以來，台灣高等教育體制猶如製造業在國際分工下的反映，後者從事初、中級加工生產而後外銷，最終則是貼上舶來品牌轉成國內的高檔消費；同樣地，台灣高等教育的師資獲得亦復如是：基礎教育、學士、碩士大致是在國內完成，之後的少數則負笈海外，並藉最後一張洋文憑返國謀（教）職。

最近，多所知名大學紛紛推出「繁星計畫」，讓偏鄉地區的高中生，有更優惠的入學管道。這項計畫有助於縮短城鄉學子受教權的差距，筆者非常樂觀其成。

另一方面，近年來由於政府積極推動「一縣一大學」的教育政策，使得離每個偏鄉地區「不遠」處，都已設有規模不小的綜合性大學。筆者近日就走訪了其中幾所，這些學校有的是從傳統學院轉型而來，有的是全新設立，其師資陣容、圖書儀器與教學設備等，都有一定的水平，提供了莘莘學子很不錯的學習環境。

然而，筆者發現，這些偏鄉地區大學所招收的學生，竟多數來自外地，本地生的比例反而很低。一個不算陌生的場景是：一位偏鄉地區的學生，很可能因為些微分數的差距，必須離鄉背景到另一個偏鄉地區就學，這對偏鄉地區許多弱勢家庭而言，其所造成的額外經濟負擔，可說是雪上加霜。

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特別預算，已經撥付給各大學將近一年。在這段期間，得到補助的大學也都成立了特別委員會，認真地討論「要怎麼花這筆錢」。五年五百億預算編列的目的，是要協助台灣若干大學 (或大學內的若干領域) 能夠邁向「世界一流」，因此各項支出當然也該與這個目標扯上點關係才行。

不幸的是，《中國時報》十月二十九日報導，不少大學提出的經費使用辦法，竟然是「每篇論文補助ＸＸ元」，令不少熟悉學術行政的內行人相當吃驚。某大學敢稱世界一流，當然不是其大學籃球比賽冠軍、辯論競賽奪魁之類，而是指該大學的學術研究得到多數世界頂尖學者的「高度肯定」。一般而言，這樣的肯定，不太可能用「什麼期刊登幾篇文章」的量化指標來衡量，其背後的道理，我們得用個比喻來說明。

學術單位追求卓越的過程，其實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步調是很相似的。六十年前，台灣社會非常貧窮，民生用品都相當欠缺。在那個時候，社會大眾最想做的，就是「多賺些錢」以改善其基本生活，不必奢論其他。至於空氣汙染、水源保護、噪音、隱私、甚至政治民主，大家都甚少關心。但是數十年後，當經濟環境逐漸改善，台灣社會就不能再以「賺錢」或「追求經濟成長」作為其目標，而應著眼於生活品質的改善。同理，學術單位若處在比較落後的狀態，或許可以考慮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獎勵的基礎，但是在基礎逐漸奠定之後，就必須要有所超越。大學若是基礎尚不厚實，那麼根本就不必奢談什麼世界一流；若是基礎已然奠定而號稱要邁向世界一流，那就不宜再以計算論文篇數為手段。反過來看，既然全世界公認的一流知名學府都沒有按件計酬的制度設計，台灣若是要特立獨行，恐怕也該提出個理論論述才是。

連續拜讀貴版有關學童早餐的讀者投書，兩位老師都肯定早餐對學童的健康與學習的重要性，這點，相信所有大人都會同意。而所指出的父母忙於生計，無暇為子女準備早餐，讓孩童空著肚子上學，可能也是許多家庭的現況。但對於建議「學校為學童辦理營養早餐的服務」，站在「主婦聯盟」以學童營養午餐為重要的關懷議題的立場，我們有不一樣的看法。

基本上，學校是學童學習的地方，而不是替家長解決子女生活問題的所在。家庭的重要功能，本是滿足家人食、衣、住、行、育、樂的需求，其中又以食為最大，所謂「民以食為天」，家長把這麼重要的功能交給學校，比起交給巷口的便利商店、早餐店、餐車，當然是多了一份安心。但畢竟學校不能取代家庭，老師也無法取代父母，孩子們內心的渴望，絕不僅只是填飽肚子而已，更是父母為自己準備早餐的那份關心與愛心，以及和家人一起吃完早餐後上學去的充實滿足感。

學童的營養午餐，包括營養師的配置、食物營養調配、供餐廠商管理等，這些環環相扣的作業都要面面俱到，才有可能讓學童吃得安全又健康。未來若連學童早餐都要由學校來辦理，不但大大增加校方行政與人力的負擔，恐怕家庭功能將更形不彰，父母子女之間的互動也更為淡薄。

最近一年來，教育部已正式啟動我國高等教育「評鑑及退場」的機制。在我國高教發展史上，這是一件有勇氣的首創之舉，對我國高教的未來發展，影響更是深遠。然而成效究竟如何，卻值得觀察。

在評鑑過程中，教育部委請各學門的「評鑑委員」，將針對各系所的辦學績效進行評比。其結果，有「通過」、「待觀察」與「不通過」三種等級。而「不通過」者，將直接勒令其停止招生，情勢頗為嚴峻。這種強勢的評鑑方式，其好處是很直接的，明顯有利於對「怠惰者」的淘汰，有利於學界的自我要求。高等學界，似乎戰戰兢兢起來了，也較有活力了。

但這其中，也隱藏著不少問題。各大學，開始著重立即可見的「業績」；各學系為求表現，也到處申請計畫案，籌款辦活動、辦學會。教授之間，也忙著到處結盟、串聯，互撐場面。這樣做，確可在較短時間內獲得顯見的成績。但教授們的員額及精力是有限的。很自然地，在教學上的用心分散了，研究議題的範圍縮水了，厚實的學術成果少見了。

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拒絕接受該校今年首創的「終身特聘教授」，在學術圈引起不小震撼。石教授此舉主要是不認同台大近年來的「辦學理念」（追隨美制，ＳＳＣＩ量化評鑑），更以「身諫」促使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對「量化魔咒」提出反省與價值批判。

事實上，人文社會科學不應該完全落入實證與量化的巢穴。在方法論上，我不反對「量化實證」，這是西方自然科學研究與發展的重要研究途徑，但我反對影響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研究頗巨的維也納學派所謂的「科學統一運動」，將量化實證作為知識評鑑的科學標準。今日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方法論上已經進入「後經驗主義」階段，從孔恩、哈伯馬斯、卡爾波普，甚至費耶阿本等大師，都不認為量化實證研究可以透析「全型知識世界」研究。這些西方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新趨勢，我也曾和在台灣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有領先意味的《社會科學的理路》作者台大黃光國教授談及此事，他也和我持相同看法。

今年暑假我在美國還特別去普林斯頓與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查看它們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趨向，發現都已漸離量化實證而走入「後經驗主義」，此標示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也開始作「典範轉移」。台灣社會科學主流共同體，由中研院、教育部到各大學，不知是對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典範轉移」視而不見，還是為了社會科學研究主流價值的維護與知識利益的宰制，而持續擴大堅持ＳＳＣＩ及ＴＳＳＣＩ的論文量化評鑑，以作為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教師升等或續聘的科學標準，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對政治學系同仁、同學關於石之瑜退聘【台大終身特聘教授】的內部說明

不久前，收到台大校方發函通知獲聘台大終身特聘教授。其實，在此之前，永茂兄與彩足學姊都曾提及。當時聽到消息，就已經覺得極不適當，除了一百零三名當中獲聘的，只有兩位來自社科院，更重要的，是這個制度的設計與做法背後，反映出台大學術管理體制的片面性，其間對政治學系長期的學風與政治學的知識性質，都缺乏敏感。基於這個原因，一開始聽說這個消息時，反而產生疏離感，急忙制止任何慶祝典禮。現在既然受正式通知獲聘，感到不能再行拖延，因此決定通知校方，不接受這個聘函。

由於這個聘函在社科院院方與我系內都視為極大榮耀，要求退聘，茲事體大，因此希望系上同仁共同支援這個退聘的要求，於是分別諮詢了涵蓋系上各組的同仁，包括教授，副教授與助理教授，同時又與宗和兄及院長與系主任都談過。最早的想法是，退聘可以表達政治學門在台大學術管理體制與思路中長期不受尊重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