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據人（squatter）原本指著蹲著的人，據地為王的份子，或者是佔用公地，在法律和政府之外據居的人。這個字眼在西方世界裏面，儼然成為一種特殊的代名詞，包含了「非法佔地」、「非法居住」，甚至延伸到共居的公社生活型態，其後甚至發展出一系列的僭據運動（squatting movement），成為政府和僭據者之間的文化對抗歷史。
台北市寶藏巖之所以成名，一來是當地的寶藏巖廟寺，二來是由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一連串的移入居民，以僭據人角色互動形成的庶民空間。雜亂的後者，就是近日抗爭衝突的焦點。那些原本混亂的違建戶，在幾十年不斷堆堆疊疊後，枝籐蔓延的聳立至天際線；百年洪水線切割後，更形成另一面壯觀的「空中閣樓」，寶藏巖的生命力與「寶藏」因此而誕生。更戲劇性的是，原本歷任首長準備以違建拆除的「違建戶」，在許多人士的奔走下因而以古蹟的名義保存下來，並在文化局的規劃支持下準備發展成文化村的形式。
但是，這還有什麼好再爭的呢？一個善意的文化政策與營造，居然在幾位「寶藏巖公社」的抗議學生下形成衝突，最後而導致文化局長主導「驅離」、說學生「不知道在爭什麼？」郝市長則說出「仁盡義至」，政府必須有鐵腕等情事。那麼，有什麼好爭的呢？保存一個博物館的民俗文化不好嗎？況且部分居民還可以住回原居地呢？這樣驅離的後果將導致社會文化什麼效應呢？
第一，從互動論的角色來看，此次事件市政府絕對是個最差的演員，依照的行動邏輯，完全是國家機器的「權力鎮壓」邏輯。雖然已經走過幾次善意的溝通，但最後演出仍是荒腔走板。對公社的行動者或藝術家而言，以及長期規劃的OURS等空間建構團體，想必早就準備好應付這個腳本。但市政府在驅離之後，居然還召集大軍人馬，包含警察、文化局等單位，甚至請出「當地居民」來發聲，陳述這些學生是多麼的「營火喧嘩」破壞安寧。
對理解寶藏巖生態的人來說，甚至從新聞媒體的報導中也可看到，當地居民其實分成三、四個態度，搬走的、住中繼屋的、抵死不從的都有，但是市政府居然可以演出這種在以往戒嚴時代才會出現的「主流民意對抗頑劣份子」的劇碼，說穿了，仍是政治機器的政治權力控制文化的表現。
第二、從庶民文化來談，市政府或文化局的動機絕對是善意的，但執行手段卻扼殺了僭據人在「非法」、「底層」的活生生狀態，將原本還有一絲氣息，但表面雜亂無章的生命力給摧毀掉。在搬遷的過程中，不採取共生手段，而採取「安全結構重修」的斷然理由，將這些存活在底層的有機物質凍結、裝框，成為一個全然凝結的時間狀態。試問，那寶藏還存在嗎？台灣只不過多出一個由上位者俯視底層生物的展示空間？或者說，一個中產階級的美學品味將支配所有的文化存在狀態？寶藏巖的生命力，會像是一朵垃圾回收後重塑而成的嬌豔塑膠花嗎？
第三，從社會文化來看，一旦政府機構的建構力量撤除後，台灣越來越傾向只存在兩種文化營造發展狀態。要嘛就是博物館的空間展示，凍結的凝視空間，像是各地蓬勃發展的地方博物館；不然則是以利潤主導的文化產業，如車水九龍的九份等等。這兩個發展都具有正向的意義，但寶藏巖提供了另一種特殊可能性，是一種介於博物館、文化商業的底層發展可能性。關鍵在於有關當局能否擺脫「政績」或「鐵腕」的政績思維，轉而欣賞、共存原有底層庶民生命力，並擺脫慣有中產階級美學，讓寶藏巖發展出特有的文化底醞來。
文化，決不是一般的垃圾清潔政策；社會文化，也不是那種普通的社會運動思維，計算當下利害關係的清算機制。至今我仍深深認為台北市政府的動機是良善的，空間再構的構想是美意的，但這些公社學生的抗議亦是有道理的。因為那種活生生的文化創造力量，不應該一次又一次的被埋在歷史的回憶、只被凝結在被觀賞的狀態。在寶藏巖，我曾經聞到、看到、感動到那種卑微而偉大的文化力量。
（作者為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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