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高兩市市長、議員選舉結束，即使過程中政治人物操守受到嚴重質疑，選民仍然依照認同含淚投票，兩大政治版塊儼然形成，明年底立法委員單一選區兩票制首次實施，將加深版塊壁壘效應。這種版塊壁壘並不同於國外政策立場左右的差異，彼種政策差異尚存在整個社會共同認知的基礎，而現今臺灣的政治壁壘不存在共同相信的基礎，也沒有共同的公共領域可以對話、理解，政治人物拒絕為自己的操守負起責任，並以相互揭瘡疤的方式，一再地模糊公共倫理的邊界，以致於整個社會充滿對政治的無力感，也使臺灣陷入信任的危機。
就在這段期間，一生風骨的陳定南辭世，輿論追思之餘，隱然流露出對他所代表的清廉價值的緬懷，頗有「典範在夙昔」之感慨；日前江鵬堅逝世六周年紀念，帶引我們遙想當年開創民主的理想與堅持，如果說二十年前的理想已經太遙遠，那麼僅僅三年前民進黨天王齊聚江鵬堅紀念會上，陳水扁總統當時還盛讚江主席「無私無名、不戀棧權力的事蹟」並以此自勉。選舉期間游主席宣稱民進黨面對創黨以來最嚴重的危機，許多人主張團結一致選完之後，就是改革重啟之日以回應社會的期待，然而含淚投票的選舉結果卻被誤以為肯定，改革之議石沉大海，信任危機卻因為走路工疑雲、國務費審理等持續加深。如果重蹈少數執政、三一九之後的信任危機覆轍，未來一年一次的選舉期，都將一再陷入此種循環，此時不改，更待何時？
決戰式贏者全拿的選舉制度本身，就不鼓勵政治上的策略合作與對話，中間選民的沉默與不投票，使得兩大政治版塊壁壘愈形鞏固，而政治人物自身作為行動者，應當藉由建立典範來增進選民對政治的信任感，這一點卻一再後退，從道德責任退到政治責任再後退法律責任，每一關的棄守，使得民眾對制度、司法乃至社會倫理的信任蕩然無存，而此種不信任將會增加整個社會的行動成本。原本信任是建立在可預期的基本價值的共同信守，以及相信大家會依照合理的期待行事，在此基礎上方能減少溝通成本、確保社會順暢運行。信任的建立與破壞具有不對稱性，也就是說，信任的建立需要漫長的時間、從一次次集體的行動確認逐步完熟，而不信任卻極容易破壞殆盡。
瑞典最有前途的前副首相莫娜．薩林，只是用政府為公務員辦的信用卡刷卡買私人物品，並且每次都從私帳歸還公款，且信用卡的使用法無明文規範，一旦事情爆發，輿論的壓力迫使她必須辭職下台；英國首相布萊爾為了授與工黨金主以爵位的事件，親自赴警察局接受訊問，他並沒有以任何特權理由拒絕；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被發現之前徵詢民眾對政策看法的會議上，曾要求參與者配合提問演出，立即退還三個月的薪水並鄭重道歉，他們所遵守的並非白紙黑字訂定的法律規範，而是公共倫理的規範，透過他們的行動，信任、價值一再被肯認與強化，方能使得國家整體的制度、政策順利運行下去。
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三國，是超越左與右的福利資本主義典型、瑞典與挪威和平獨立分離的典範，也創造了兩國長期經濟的共榮，生活在北歐的人民對於制度的信任相當高，除了高稅收、高福利健全的照顧所提供的生活安全感，他們的公眾人物也不斷建立典範，丹麥女王會騎腳踏車去書店看書、瑞典首相出門沒有警衛隨扈、九○年代初的首相比爾特甚至自己騎腳踏車上班，財政大臣自己搭捷運上下班，他們的薪水也只是中等收入，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去稅務部門查閱官員的收入和納稅情況，甚至連國王的也不例外。北歐的政治人物向來不擁有什麼特權，也因此極少貪汙腐敗的問題，他們之所以選擇參政，主要是為了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職業，也有這一行應當奉行的基本倫理。而其動見正因為具有公共性，而被要求與期待採取更高標準。
無論如何意見分歧的社會，總是存在相互理解、預期、尊重的行動方法，那在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眼中，就是所謂的公共倫理，那是整個社會基本的正義，在這個共同基礎上，社會才有開展自身的能力。若是信任不存在，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無法容忍多元就會變成對立，連司法等制度都不能被信任，社會就會形成僵局。目前臺灣的信任危機僵局已然形成，我們必須重新建立超越統獨認同的公共倫理，以此同一標準來要求不同陣營的政治人物。同時也應當展開公民社會的價值運動，化解政治意識型態在民眾心裡的壁壘。如同李遠哲先生在被媒體追問扁嫂昏倒的看法時回答的，「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我們人類現在正面臨非常多嚴峻的挑戰，請把眼光放在這些重要的問題上」，讓我們積極地建構國家的願景並加以實踐，這分共同努力的願意，就從建立公共倫理、信任社會開始。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4+112006122500210,00.html
就在這段期間，一生風骨的陳定南辭世，輿論追思之餘，隱然流露出對他所代表的清廉價值的緬懷，頗有「典範在夙昔」之感慨；日前江鵬堅逝世六周年紀念，帶引我們遙想當年開創民主的理想與堅持，如果說二十年前的理想已經太遙遠，那麼僅僅三年前民進黨天王齊聚江鵬堅紀念會上，陳水扁總統當時還盛讚江主席「無私無名、不戀棧權力的事蹟」並以此自勉。選舉期間游主席宣稱民進黨面對創黨以來最嚴重的危機，許多人主張團結一致選完之後，就是改革重啟之日以回應社會的期待，然而含淚投票的選舉結果卻被誤以為肯定，改革之議石沉大海，信任危機卻因為走路工疑雲、國務費審理等持續加深。如果重蹈少數執政、三一九之後的信任危機覆轍，未來一年一次的選舉期，都將一再陷入此種循環，此時不改，更待何時？
決戰式贏者全拿的選舉制度本身，就不鼓勵政治上的策略合作與對話，中間選民的沉默與不投票，使得兩大政治版塊壁壘愈形鞏固，而政治人物自身作為行動者，應當藉由建立典範來增進選民對政治的信任感，這一點卻一再後退，從道德責任退到政治責任再後退法律責任，每一關的棄守，使得民眾對制度、司法乃至社會倫理的信任蕩然無存，而此種不信任將會增加整個社會的行動成本。原本信任是建立在可預期的基本價值的共同信守，以及相信大家會依照合理的期待行事，在此基礎上方能減少溝通成本、確保社會順暢運行。信任的建立與破壞具有不對稱性，也就是說，信任的建立需要漫長的時間、從一次次集體的行動確認逐步完熟，而不信任卻極容易破壞殆盡。
瑞典最有前途的前副首相莫娜．薩林，只是用政府為公務員辦的信用卡刷卡買私人物品，並且每次都從私帳歸還公款，且信用卡的使用法無明文規範，一旦事情爆發，輿論的壓力迫使她必須辭職下台；英國首相布萊爾為了授與工黨金主以爵位的事件，親自赴警察局接受訊問，他並沒有以任何特權理由拒絕；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被發現之前徵詢民眾對政策看法的會議上，曾要求參與者配合提問演出，立即退還三個月的薪水並鄭重道歉，他們所遵守的並非白紙黑字訂定的法律規範，而是公共倫理的規範，透過他們的行動，信任、價值一再被肯認與強化，方能使得國家整體的制度、政策順利運行下去。
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三國，是超越左與右的福利資本主義典型、瑞典與挪威和平獨立分離的典範，也創造了兩國長期經濟的共榮，生活在北歐的人民對於制度的信任相當高，除了高稅收、高福利健全的照顧所提供的生活安全感，他們的公眾人物也不斷建立典範，丹麥女王會騎腳踏車去書店看書、瑞典首相出門沒有警衛隨扈、九○年代初的首相比爾特甚至自己騎腳踏車上班，財政大臣自己搭捷運上下班，他們的薪水也只是中等收入，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去稅務部門查閱官員的收入和納稅情況，甚至連國王的也不例外。北歐的政治人物向來不擁有什麼特權，也因此極少貪汙腐敗的問題，他們之所以選擇參政，主要是為了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職業，也有這一行應當奉行的基本倫理。而其動見正因為具有公共性，而被要求與期待採取更高標準。
無論如何意見分歧的社會，總是存在相互理解、預期、尊重的行動方法，那在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眼中，就是所謂的公共倫理，那是整個社會基本的正義，在這個共同基礎上，社會才有開展自身的能力。若是信任不存在，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無法容忍多元就會變成對立，連司法等制度都不能被信任，社會就會形成僵局。目前臺灣的信任危機僵局已然形成，我們必須重新建立超越統獨認同的公共倫理，以此同一標準來要求不同陣營的政治人物。同時也應當展開公民社會的價值運動，化解政治意識型態在民眾心裡的壁壘。如同李遠哲先生在被媒體追問扁嫂昏倒的看法時回答的，「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我們人類現在正面臨非常多嚴峻的挑戰，請把眼光放在這些重要的問題上」，讓我們積極地建構國家的願景並加以實踐，這分共同努力的願意，就從建立公共倫理、信任社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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