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個世紀交會之際迄今，香港和台灣都陷入經濟邊緣化的焦慮。其實邊緣化焦慮在港台源遠流長，不過早期是「文化焦慮」，今天是「經濟焦慮」。

上世紀一代中國大儒唐君毅，有篇傳頌一時的文章，他說，因為戰亂而離開大陸的中國知識份子，是「 中華兒女海外花果飄零 」。他說的海外，並不是歐美，而是港台。當時號稱新儒家的哲學家、史家如唐君毅、牟宗三、方東美、徐復觀、錢穆，他們花果飄落之地就是港台。並不只哲學家哀嘆自己到港台是花果海外飄零，文學家也一樣，白先勇說，從大陸到台灣的大陸作家是一群「流浪的中國人」，他們的處境是「無根無垠的流浪與放逐 」。

為什麼「中國人」居住在「自古屬於中國」的台灣，會成為海外飄零花果，無根的流浪？文學家朱西甯這麼說：「遠離中原長江黃河，…台灣…，『與天地相斷』。」

遠離中原，就產生強烈的邊緣化焦慮，這是中國大一統天朝，差序格局的價值世界中的集體症狀。在上個世紀中葉，這種集體性的焦慮，被中國最深刻的新儒哲學家和最敏銳的文學家充分表露。到了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中國經濟崛起，並在九○年代後期積極推動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後，這種深層的價值觀，又透過台北許多主流經濟政策的論述中被表現出來。

目前東協合作強調的重點在經濟面，希望透過「經濟共同體」，建立經濟的自主性；至於要怎樣做，卻受到全球分工體系的制約，遇到了相當的困難。且先看幾個數字：

二○○三年東協內部彼此貿易一七六○億，只佔總貿易額廿二‧二％，這比例和一九九七年沒有多大改變；東協對中國貿易才佔七％，但和歐盟佔了十三％、日本十四‧二％、美國九‧五％，台灣也高達四‧四％。

再看各國對東協的投資：歐盟最多，二○○三年高達六十億、美國廿二億、日本十三億，而中國才○‧一億！至於台灣，是中國的近三十倍，是三億；韓國是二‧五億。

這些數字，可以整理出這樣的圖像：從全球角度，歐盟和日本是東協最重要投資的資金和技術來源；從東亞格局來看，則日／台、韓／東協、中國，仍維持產業領頭雁、側翼、尾翼的雁行架構，在這架構下，日／台（或韓）／東協是上、中、下游的整合關係，而東協與中國，乃至東協各國之間，則是競爭關係。

既然如此，東／台、中／台之間產業基本上是互補關係，台灣產品被取代的問題不嚴重；何況，東亞各國不但東協本身要在經貿上整合成ＦＴＡ，都是不容易的事，甚至中國自己本身各地「諸侯經濟」的狀況仍舊，根本在國內都算不上是個「自由貿易區」。

所以，如蕭萬長代表的台北主流認為中國／東協整合後，台灣經濟會被邊緣化，實在是很奇怪的想法。台灣真是患了「邊緣化恐慌症候群」。事實上，台灣該擔心的是政治外交進一步的邊緣化。至於經濟發展，台灣戰戰兢兢是應該的，但過度陷入邊緣化恐慌中，是不必要的，否則努力的信心喪失，恐怕才會真的造成邊緣化。

（作者為民進黨籍立委）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oct/25/today-o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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