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從廣州到舊金山輪船要走二三十天。「神舟六號」如今每九十分鐘繞地球一周，一天廿四小時可以看到十六次日出日落。這就是「百年銳於千載」的寫照…
漫步舊金山街頭，我會有這樣的幻想，看到一位英氣勃發的人，宏論滔滔，大談革命。周圍起初有一些好奇的觀眾，聽了一陣，覺得莫名其妙，逐漸走散了。最後祇剩下一個半大不小的楞小伙子（前人筆記上說他姓程）。他說，「先生，別講了，你看，人都散了，沒人聽你那一套。」演講的人說，「衰仔，難道你不是人嗎？」這人便是後來創建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這個景象一直深刻在我記憶中。
當時的孫先生，天涯亡命，落拓風塵。到了美國卻不能上岸，是靠致公堂的僑領作保才得入境。他想要靠街頭演講去「喚起民眾」，鬧市中找不到知音者。
可是，他沒有灰心，沒有失望，祇要還有一個人肯聽，他就不辭舌敝脣焦，要把道理講個明白。《三民主義》後來之所以能「鼓盪風潮，造成時勢」，孫先生這種篤信力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是最重要的原因。
今天的中國，包括台海兩岸，可還有多少像那程姓少年一樣的「衰仔」呢？
七十多年前，我入小學讀書。學校在天津英租界，小學課程也反映著新舊並陳、華夷雜處的現實，有國語、算術、自然；三年級以後有英語（採用時髦的津逮讀本，第一課是「這是一本書」。）有「讀經」，主要是《論語》和《孟子》。有「尺牘」，教學生寫信。有「書法」，學習大楷，後來還要寫白摺子。有一課很特別的是「黨義」。黨是中國國民黨，義即三民主義。
「黨義」講些甚麼，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印象，好像講過國旗、黨旗，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對於十歲上下的頑童，談不上甚麼心得，也無所謂好惡。
可是，後來這一課忽然沒有了，「黨義」改成「公民」，再改為「修身」。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人在華北氣焰囂張，他們說，華北抗日活動，都是國民黨策動的，所以要求國民黨撤離華北，方可緩和雙方間的緊張關係。我們小孩子不懂這些細節，但大家反而懷念「黨義」，恨日本鬼子。
再過幾年，我到北京藝文小學讀書，暑假期間發生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日軍佔領華北，漢奸傀儡組織登場，具有國民黨員身分的人，一旦被捕，非死即囚。黨義已成絕響，查到有關文字，都是「要命」的大罪。
有一天，我在祖父書房的舊書中，發現了一本用白話寫的，我看得懂的書，沒有封面，前後都有缺頁，看不到書名和作者姓名；可是，讀下去就知道，這就是那本被敵人視為洪水猛獸的《三民主義》。我生平讀到的第一本《三民主義》，就是這樣來的。除了「雪夜閉門讀禁書」的驚喜感之外，更有一種幼稚的「敵愾同仇」的情懷。
那年我大概是十二歲。淪陷區裡，十二歲的童稚也知道《三民主義》的重要（雖然很多內容我並不懂），可見敵人的高壓，漢奸的窮索，都不能「趕盡殺絕」。愛國的道路，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土地被敵人佔了，人心並沒有。
珍珠港事變之後，我離開北京到大後方升學。在自由地區，軍、公、教幾乎全都是黨員，《三民主義》成了「顯學」。升學、就業，都會考《三民主義》。進大學第一學期，一位教「經濟學」的教授看到有位同學的作業裡寫「三民主義便是救國主義」，那位巴黎大學博士出身的教授期期以為不可，「國父的原文是『就是』，不能說『便是』，一個字都動不得。」被批評的某同學滿心委屈，我們這些同黨受教的人也覺得不平。抗戰勝利了，中國國民黨聲光盛極一時，然而，講《三民主義》講到這種程度，「就是」必須就是，不能「便是」，《三民主義》成了八股文，也許那正是盛衰的轉折點。
孫先生在自傳裡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乙酉是一八八五年。去年（二○○五）恰巧又逢乙酉，正好是一百廿年前，《三民主義》思想才剛剛萌芽。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初創時，就定下了宗旨。
一九○四年，孫先生遍遊歐洲，考察政情，結交賢豪；他看到列強雖已國家富強，民權發達，然而，「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所以，他要採取民生主義，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到了一九○五年在東京改組「同盟會」時，誓詞便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同年發行的《民報》，創刊詞由孫先生親自執筆，強調「民生主義躍躍然動」，確定了三民主義的方針和體系。從發軔到架構初成，已經過了廿年。可惜在「百年銳於千載」的大時代裡，《三民主義》應聲唱和者多，身體力行者少。有許多人便停滯在祇許「就是」，不可「便是」的腐儒格局。官方越是講如何如何偉大，老百姓越覺得「與我何干」。考試題目裡有「試簡述國民革命十次失敗的經歷」，沒有人再覺得《三民主義》是有趣的課程。繁瑣摧毀了偉大。
《三民主義》成為一本著作，是孫先生在廣州高等師範學校的演講，依民族、民權、民生的次序，從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七日，到八月廿四日，每週一次，講了十六次，就打仗去了，因為是面對群眾，講得不能太專精，甚至要把許多當時的新知識、新觀念加以通俗化。擔任記錄的是黃昌穀，校訂者是時任高師校長的鄒魯。這兩位先生遇有疑問，請示孫先生解說清楚。孫先生常常要求把有關紀錄刪去，「如果連你們兩位都不能盡懂，怎能讓全國同胞共信共守？」有人批評《三民主義》過分淺白，缺少學術氣味。其實，主義重在實行，不是象牙塔裡的高頭文章。務求人人能懂，人人能信，人人能行。有人說，《三民主義》有甚麼了不起，平時用不著上課，臨考前翻翻書，照樣考八九十分。這是把它看得太膚淺。《三民主義》原不是要人背誦下來當「升官圖」的，掌握它的精髓，腳踏實地去作就好。
歷史學家一千年為一尺，一百年便只有一寸。人類經驗中的大變，其實不過都在最近這一寸多之間。多少新生事物，電燈電話，汽車飛機，火車輪船，也都不過百十來年；更不必說火箭飛彈、核武、太空船。電腦上的玩藝兒，每十八個月就換一代。一百年前，從廣州到舊金山輪船要走二三十天。「神舟六號」如今每九十分鐘繞地球一周，一天廿四小時可以看到十六次日出日落。這就是「百年銳於千載」的寫照。
一百年前，中國男人要紮辮子，女人要裹小腳。上有深居九重、恩威莫測的皇帝，下有俯首帖耳、唯命是從的老百姓。幾千年來的桎梏，終於打破，孫中山立志推翻帝制不過是一百廿年前的事，不是上古史。
百年前的預言，當然會有許多與後來的演變不合。孫先生預測，西方列強人口迅速成長，對中國形成威脅。美國在百年間會增加到十萬萬人。事實是，美國人口至今不到三億，中國卻增加到十三億，人口過多反成負累。這樣的例子儘可找到許多，但無損於《三民主義》的遠略深思。
《三民主義》追求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樂利的目標，沒有人不心悅誠服。誠然，在今天看來似都是耳朵聽得起了繭的老生常談，但他是第一個確立這些目標，而且力主要「畢全功於一役」的中國人。尤其是他的信其必行的決心，不能不令人感佩到五體投地。《三民主義》講的許多事例，舉出的許多旁證，如今的確都已成昨日黃花。然而，其中蘊含的道理，對中國人而言，永遠都沒過時。
第一、正如孫先生所說，中國文化裡，有自堯、舜、禹、湯、文、武傳下來的一貫道統。他的思想是和中國人的道統一脈相傳。孫先生雖然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而且是醫學），但他深深瞭解順天理而應人心的至理。《三民主義》包涵當時最新進的政治理論，基本上則不外乎中國人古老的心，中國的文化傳統。
第二、孫先生常引孔子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種話，搞政治的人都講得頭頭是道，但孫先生生平立身處事，反映出他篤信「天下為公」的真誠。進退出處，全以天下為念，當然令人望風景從。
第三、他臨終的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無論對內對外，中國人都要和平，百年前如此，至今尤然。「建設首要在民生」，沒有和平，甚麼建設也談不上，而和平卻是這樣難得。中國人飽嘗苦果後，現在完全懂得了。
讀《三民主義》的人，往往忘記了孫先生是和慈禧、光緒、袁世凱那些人同一個時代的人物，總覺得他應該「前進」許多年。我們也常常會忽略了，集理論家與實行者於一身的孫先生，在現實生活中遭遇了種種磨難。他要結合同志，策畫行動，籌募經費，購運武器，同時還要籌策可以垂之久遠的主義和計畫。他不是閉關自守、著書立說的純粹學人。
社會科學的難處之一是，它不像自然科學那樣，以反覆試驗，千百次失敗，只要最後一次得到正確答案就是成功。居禮夫人和她的丈夫為了要證明鐳的輻射功能，在巴黎大學一間由屍體解剖室改裝的舊實驗室裡，費了四年漫長光陰，耗用了八噸礦材，經歷了5677次試驗失敗，最後才成功地將鋇和鐳分離，微量的鐳的結晶，給他們滿意的答案。孫先生卻沒有那樣的福氣和機會，《三民主義》裡的道理，像反專制，爭民權；像「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像「權能分治」；像「歷史的重心在民生」；雖未必都是他個人的發明，但他提出這些綱目，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性，又如《實業計畫》裡建設北、東、南三座大港與今天大陸上三大三角洲的建設不謀而合。先生力主廣建鐵路，即使在航空、航海事業大大發達的今天，仍有迫切需要。從青海海格爾到西藏拉薩的青藏鐵路，去年十月中剛剛通車，是世界第一高原鐵路。孫先生廣建全國鐵路網，並非浮泛的夢想。
當然，還有許多仍在期待中的，像先生倡導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建國階段，在台海兩岸都是有名無實，甚至是名存實亡。憲政民主，仍是中國人追求的夢。
在大陸，孫先生被尊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月一日他的畫像會懸在天安門上以供瞻仰。然而，祇能算是「尊而不親」，免談三民主義。在台灣，台獨分子不但要否定「國父」的地位，而且居然稱之為「外國人」。令人可憾的是，中國國民黨的若干新秀，也很少提到《三民主義》的大理想。三民主義真的已經過時，這樣不值一顧了嗎？一定要從顯學再變成禁書，才會有人讀它嗎？
我在舊金山灣區一家公共圖書館裡，看到走廊上陳列著印得相當精緻的《佛法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等經典十多種，都是精裝本，任人取閱。書後註明，是台北市杭州南路的一家基金會印行，「贈送品，歡迎翻印」。捐款的信徒列名，多者十來萬元，少者二三百元。以《無量壽經》為例，共收1,087,400元，印經12,300冊，算算成本，每本89元。
孫先生不是如來佛，《三民主義》不是《無量壽經》。然而，佛教徒那份虔誠而謙卑的信念，不正是「革命同志」們缺乏的嗎？
用佛經上的話說，「正法久住」，這話很令我感動。不過百年間，《三民主義》就已過時了嗎？不必去請教如來佛或孫先生，問問自己吧。
漫步舊金山街頭，我會有這樣的幻想，看到一位英氣勃發的人，宏論滔滔，大談革命。周圍起初有一些好奇的觀眾，聽了一陣，覺得莫名其妙，逐漸走散了。最後祇剩下一個半大不小的楞小伙子（前人筆記上說他姓程）。他說，「先生，別講了，你看，人都散了，沒人聽你那一套。」演講的人說，「衰仔，難道你不是人嗎？」這人便是後來創建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這個景象一直深刻在我記憶中。
當時的孫先生，天涯亡命，落拓風塵。到了美國卻不能上岸，是靠致公堂的僑領作保才得入境。他想要靠街頭演講去「喚起民眾」，鬧市中找不到知音者。
可是，他沒有灰心，沒有失望，祇要還有一個人肯聽，他就不辭舌敝脣焦，要把道理講個明白。《三民主義》後來之所以能「鼓盪風潮，造成時勢」，孫先生這種篤信力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是最重要的原因。
今天的中國，包括台海兩岸，可還有多少像那程姓少年一樣的「衰仔」呢？
七十多年前，我入小學讀書。學校在天津英租界，小學課程也反映著新舊並陳、華夷雜處的現實，有國語、算術、自然；三年級以後有英語（採用時髦的津逮讀本，第一課是「這是一本書」。）有「讀經」，主要是《論語》和《孟子》。有「尺牘」，教學生寫信。有「書法」，學習大楷，後來還要寫白摺子。有一課很特別的是「黨義」。黨是中國國民黨，義即三民主義。
「黨義」講些甚麼，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印象，好像講過國旗、黨旗，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對於十歲上下的頑童，談不上甚麼心得，也無所謂好惡。
可是，後來這一課忽然沒有了，「黨義」改成「公民」，再改為「修身」。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人在華北氣焰囂張，他們說，華北抗日活動，都是國民黨策動的，所以要求國民黨撤離華北，方可緩和雙方間的緊張關係。我們小孩子不懂這些細節，但大家反而懷念「黨義」，恨日本鬼子。
再過幾年，我到北京藝文小學讀書，暑假期間發生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日軍佔領華北，漢奸傀儡組織登場，具有國民黨員身分的人，一旦被捕，非死即囚。黨義已成絕響，查到有關文字，都是「要命」的大罪。
有一天，我在祖父書房的舊書中，發現了一本用白話寫的，我看得懂的書，沒有封面，前後都有缺頁，看不到書名和作者姓名；可是，讀下去就知道，這就是那本被敵人視為洪水猛獸的《三民主義》。我生平讀到的第一本《三民主義》，就是這樣來的。除了「雪夜閉門讀禁書」的驚喜感之外，更有一種幼稚的「敵愾同仇」的情懷。
那年我大概是十二歲。淪陷區裡，十二歲的童稚也知道《三民主義》的重要（雖然很多內容我並不懂），可見敵人的高壓，漢奸的窮索，都不能「趕盡殺絕」。愛國的道路，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土地被敵人佔了，人心並沒有。
珍珠港事變之後，我離開北京到大後方升學。在自由地區，軍、公、教幾乎全都是黨員，《三民主義》成了「顯學」。升學、就業，都會考《三民主義》。進大學第一學期，一位教「經濟學」的教授看到有位同學的作業裡寫「三民主義便是救國主義」，那位巴黎大學博士出身的教授期期以為不可，「國父的原文是『就是』，不能說『便是』，一個字都動不得。」被批評的某同學滿心委屈，我們這些同黨受教的人也覺得不平。抗戰勝利了，中國國民黨聲光盛極一時，然而，講《三民主義》講到這種程度，「就是」必須就是，不能「便是」，《三民主義》成了八股文，也許那正是盛衰的轉折點。
孫先生在自傳裡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乙酉是一八八五年。去年（二○○五）恰巧又逢乙酉，正好是一百廿年前，《三民主義》思想才剛剛萌芽。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初創時，就定下了宗旨。
一九○四年，孫先生遍遊歐洲，考察政情，結交賢豪；他看到列強雖已國家富強，民權發達，然而，「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所以，他要採取民生主義，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到了一九○五年在東京改組「同盟會」時，誓詞便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同年發行的《民報》，創刊詞由孫先生親自執筆，強調「民生主義躍躍然動」，確定了三民主義的方針和體系。從發軔到架構初成，已經過了廿年。可惜在「百年銳於千載」的大時代裡，《三民主義》應聲唱和者多，身體力行者少。有許多人便停滯在祇許「就是」，不可「便是」的腐儒格局。官方越是講如何如何偉大，老百姓越覺得「與我何干」。考試題目裡有「試簡述國民革命十次失敗的經歷」，沒有人再覺得《三民主義》是有趣的課程。繁瑣摧毀了偉大。
《三民主義》成為一本著作，是孫先生在廣州高等師範學校的演講，依民族、民權、民生的次序，從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七日，到八月廿四日，每週一次，講了十六次，就打仗去了，因為是面對群眾，講得不能太專精，甚至要把許多當時的新知識、新觀念加以通俗化。擔任記錄的是黃昌穀，校訂者是時任高師校長的鄒魯。這兩位先生遇有疑問，請示孫先生解說清楚。孫先生常常要求把有關紀錄刪去，「如果連你們兩位都不能盡懂，怎能讓全國同胞共信共守？」有人批評《三民主義》過分淺白，缺少學術氣味。其實，主義重在實行，不是象牙塔裡的高頭文章。務求人人能懂，人人能信，人人能行。有人說，《三民主義》有甚麼了不起，平時用不著上課，臨考前翻翻書，照樣考八九十分。這是把它看得太膚淺。《三民主義》原不是要人背誦下來當「升官圖」的，掌握它的精髓，腳踏實地去作就好。
歷史學家一千年為一尺，一百年便只有一寸。人類經驗中的大變，其實不過都在最近這一寸多之間。多少新生事物，電燈電話，汽車飛機，火車輪船，也都不過百十來年；更不必說火箭飛彈、核武、太空船。電腦上的玩藝兒，每十八個月就換一代。一百年前，從廣州到舊金山輪船要走二三十天。「神舟六號」如今每九十分鐘繞地球一周，一天廿四小時可以看到十六次日出日落。這就是「百年銳於千載」的寫照。
一百年前，中國男人要紮辮子，女人要裹小腳。上有深居九重、恩威莫測的皇帝，下有俯首帖耳、唯命是從的老百姓。幾千年來的桎梏，終於打破，孫中山立志推翻帝制不過是一百廿年前的事，不是上古史。
百年前的預言，當然會有許多與後來的演變不合。孫先生預測，西方列強人口迅速成長，對中國形成威脅。美國在百年間會增加到十萬萬人。事實是，美國人口至今不到三億，中國卻增加到十三億，人口過多反成負累。這樣的例子儘可找到許多，但無損於《三民主義》的遠略深思。
《三民主義》追求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樂利的目標，沒有人不心悅誠服。誠然，在今天看來似都是耳朵聽得起了繭的老生常談，但他是第一個確立這些目標，而且力主要「畢全功於一役」的中國人。尤其是他的信其必行的決心，不能不令人感佩到五體投地。《三民主義》講的許多事例，舉出的許多旁證，如今的確都已成昨日黃花。然而，其中蘊含的道理，對中國人而言，永遠都沒過時。
第一、正如孫先生所說，中國文化裡，有自堯、舜、禹、湯、文、武傳下來的一貫道統。他的思想是和中國人的道統一脈相傳。孫先生雖然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而且是醫學），但他深深瞭解順天理而應人心的至理。《三民主義》包涵當時最新進的政治理論，基本上則不外乎中國人古老的心，中國的文化傳統。
第二、孫先生常引孔子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種話，搞政治的人都講得頭頭是道，但孫先生生平立身處事，反映出他篤信「天下為公」的真誠。進退出處，全以天下為念，當然令人望風景從。
第三、他臨終的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無論對內對外，中國人都要和平，百年前如此，至今尤然。「建設首要在民生」，沒有和平，甚麼建設也談不上，而和平卻是這樣難得。中國人飽嘗苦果後，現在完全懂得了。
讀《三民主義》的人，往往忘記了孫先生是和慈禧、光緒、袁世凱那些人同一個時代的人物，總覺得他應該「前進」許多年。我們也常常會忽略了，集理論家與實行者於一身的孫先生，在現實生活中遭遇了種種磨難。他要結合同志，策畫行動，籌募經費，購運武器，同時還要籌策可以垂之久遠的主義和計畫。他不是閉關自守、著書立說的純粹學人。
社會科學的難處之一是，它不像自然科學那樣，以反覆試驗，千百次失敗，只要最後一次得到正確答案就是成功。居禮夫人和她的丈夫為了要證明鐳的輻射功能，在巴黎大學一間由屍體解剖室改裝的舊實驗室裡，費了四年漫長光陰，耗用了八噸礦材，經歷了5677次試驗失敗，最後才成功地將鋇和鐳分離，微量的鐳的結晶，給他們滿意的答案。孫先生卻沒有那樣的福氣和機會，《三民主義》裡的道理，像反專制，爭民權；像「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像「權能分治」；像「歷史的重心在民生」；雖未必都是他個人的發明，但他提出這些綱目，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性，又如《實業計畫》裡建設北、東、南三座大港與今天大陸上三大三角洲的建設不謀而合。先生力主廣建鐵路，即使在航空、航海事業大大發達的今天，仍有迫切需要。從青海海格爾到西藏拉薩的青藏鐵路，去年十月中剛剛通車，是世界第一高原鐵路。孫先生廣建全國鐵路網，並非浮泛的夢想。
當然，還有許多仍在期待中的，像先生倡導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建國階段，在台海兩岸都是有名無實，甚至是名存實亡。憲政民主，仍是中國人追求的夢。
在大陸，孫先生被尊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月一日他的畫像會懸在天安門上以供瞻仰。然而，祇能算是「尊而不親」，免談三民主義。在台灣，台獨分子不但要否定「國父」的地位，而且居然稱之為「外國人」。令人可憾的是，中國國民黨的若干新秀，也很少提到《三民主義》的大理想。三民主義真的已經過時，這樣不值一顧了嗎？一定要從顯學再變成禁書，才會有人讀它嗎？
我在舊金山灣區一家公共圖書館裡，看到走廊上陳列著印得相當精緻的《佛法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等經典十多種，都是精裝本，任人取閱。書後註明，是台北市杭州南路的一家基金會印行，「贈送品，歡迎翻印」。捐款的信徒列名，多者十來萬元，少者二三百元。以《無量壽經》為例，共收1,087,400元，印經12,300冊，算算成本，每本89元。
孫先生不是如來佛，《三民主義》不是《無量壽經》。然而，佛教徒那份虔誠而謙卑的信念，不正是「革命同志」們缺乏的嗎？
用佛經上的話說，「正法久住」，這話很令我感動。不過百年間，《三民主義》就已過時了嗎？不必去請教如來佛或孫先生，問問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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