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皮錫瑞《經學歷史》 [1] 為清代以來重要的經學史著作之一，筆者閱讀此書，隨手記下重點及有疑處。今將其中六條，加以整理，藉《館訊》一角刊布。

皮氏引《困學紀聞》卷八云：「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 [2] 皮氏又云：「據王應麟說，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曆始一大變也。《七經小傳》，劉敞作；《三經新義》，王安石作，或謂《新義》多勦敞說」(頁237)。

案：《困學紀聞》並未將《七經小傳》所出的時間與「慶曆」劃為必然的等號，而歷來學者多認為宋代經學自慶曆始一大變，劉敞的《七經小傳》是開此風氣之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云：「國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已明言此項說法。劉敞為何能居此關鍵地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六：「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敞。則宋代改經之例(一作弊)，敞導其先，宜其視改傳為固然矣，然論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為多。」卷三十三：「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直言劉敞好以己意改經，於宋代改經之例為先導。然而慶曆年間(1041~1048)，劉敞(1019-1038)僅二十多歲，是否導其風氣？劉敞誠然長於《春秋》，相關著作有《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春秋傳說例》等，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故《七經小傳》不太可能於慶曆年間完成，則變古之風，是否始於劉敞仍待商榷。

我們活在一個不可以不了解中國的時代。然而，中國發展瞬息萬變加上各地風土人情殊異，每個人對中國的認識經常有極大的落差，唯有更接近中國才能更精確解讀。但是在朝野惡鬥下，陸委會編制下補助兩岸學術交流的中華發展基金會慘遭刪除預算，硬是扼殺了台灣年輕學子深刻認識中國的機會。

了解對手才有勝算

一向親近中國的藍營立委不滿陸委會的兩岸政策，因此以通案的方式刪除該會的預算，這種懲罰手段卻波及陸委會對兩岸學術交流的補助，向來鼓吹兩岸交流的藍營反而成為阻礙交流的元兇。來自綠營的台聯立委，秉持愛台與排拒中國的意識形態，則樂於與藍營聯手夾殺中華發展基金會，進一步全數刪除該會預算。區區數百萬元的支出在政府預算中頂多只能塞牙縫，但是對於阮囊羞澀的研究生而言，卻是攸關能否進入中國田野調查、取得一手研究文獻的經濟支柱。立委諸公大筆一揮時，可知道當我們失去中華，我們究竟失去什麼？

慢活

一個小小的花蓮市即是一個完整的存在。陽光和人影和一些晃動的聲響在其中日夜流動。美準歐吉桑的鐘聲無非是用一種甜蜜的方式，替我將這些零散的聲影像串肉粽般綁在一起，如家人般地伴我老去。除此之外若還有什麼，那就都是我所難以想像的了。

鐘錶行

吉貝島是澎湖最北端的「有人島」，其海岸線長約十公里，沙灘就綿延了三公里。一般論及旅遊觀光的三大要素有所謂的三S：陽光（Sun）、海洋（Sea）、沙灘（Sand），吉貝島是國內少數具備這三項條件的小島。

近年來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致力於澎湖的觀光發展，在吉貝島係以大型投資案進行整體的規劃與開發。民國九十二年澎管處標租吉貝「沙尾」兩筆國有土地，陸域約二十二公頃、海域約二一○公頃，希望有意的財團以二千萬元承租，經營五十年。此BOT案公佈後，立即引起環保團體以及當地居民的激烈反應。他們發起了「搶救吉祥寶貝島」的連署活動，並且相對提出將吉貝島規劃為「專司海平面升降記錄及生物變遷的永久樣島」。因此，該BOT案迄今仍未通過。近日在立法院召開了環評的公聽會，仍引致許多紛擾與質疑，吉貝島的觀光開發案的後續發展，目前是很難預測的。

其實，從一個小島觀光旅遊與永續發展取得平衡的觀點，吉貝島應可嘗試朝向「生活博物館」（Eco-Museum）的願景努力。台灣十年來「社區總體營造」的啟蒙主要來自於日本的「造町」運動，其中最有名的日本古川町是一再被提及的典範案例，古川町具備了參觀、研究、創造、保存、學術、展示、學習、休閒、遊憩等「博物館」的功能，可謂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館」。吉貝島的面積僅三．○五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五百人，過去居民生活以漁業生產為主，目前，吉貝島是一個典型「轉型中的漁村」。如果從漁村社造的角度思考，打造吉貝島為一座「海洋生態博物館」，雖然是難度頗高的理想，但絕對不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

最近見到一則新聞說，莫斯科街頭居然出現了索忍尼辛頭像的海報。原來是他的一部作品已改編為劇本，即將在俄國上演。索忍尼辛在俄國文壇的地位，幾乎與托爾斯泰相當。但在今日的俄國，他卻是默默無聞的。現下俄國的電視是肥皂劇的天下，年輕的一代已很少人知道索翁的大名。

索忍尼辛一九七○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七四年被驅逐出國，二十年後重返祖國。在蘇聯時代，他曾是政治犯，坐過蘇共監獄，也在奴工營做過苦工，獲釋後還被放逐到哈薩克南部的荒漠。他靠這些親身經驗和後來收集的材料，寫成了震驚世界的《古拉格群島》，首次讓世人了解蘇聯政治犯的悲慘命運。但他在西方一直是離群索居的。返回祖國後也依然如此。

索忍尼辛成長的環境是紅色革命的暴力和殘酷的內戰吞噬了社會，幾百萬人流離失所的時代。他曾是一個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共產黨的模範標兵。大學畢業後他參加紅軍砲兵部隊，在二次大戰「保衛俄羅斯祖國」的戰爭中建立功勳，得過愛國戰爭勳章。但一九四五年隨軍開拔到柏林期間，卻是他生命的一個轉捩點。當他眼見俄國部隊對無辜德國民眾的搶劫、殺戮、強暴的情景，在憂鬱的戰爭節奏中，他寫下一首長詩〈普魯士之夜〉，哀嘆這種受到默許的野蠻暴行。出於人性本然的惻隱之心，他的道德感使他超越了國族、愛國主義的思想羈絆。對他來說，勝利已失去光輝。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批評史達林，批評導致眾多無辜生命在戰爭中犧牲的政策。他的天真大意導致他的被捕和鐵窗生涯。

本書簡介--本書作者麥克‧史丹福曾擔任英格蘭西部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資深歷史講師多年。退休後，集結其數十年之研究與教學經驗撰成此書──《歷史研究導論》。內容涵蓋現今歷史研究中所有可能面對的概念與問題，並詳細介紹了流行於二十世紀的各史學流派。這本書雖名為導論，所述務求廣博，但全書內容仍極具條理且深入，足以作為有志從事歷史研究者的入門指南。

譯序--偶於網路書店史學類目見到此書，頗感好奇，細觀其目錄，知本書乃通論歷史知識之作，坊間類此書籍不知幾許，然自其出版以來，短短五年，竟然五刷，不免引起興趣，購來一讀，閱後即深覺此書對於初入歷史學門之學子，亦或喜好讀史之人，均有大益，遂於去年六月主動向麥田雨航兄推荐，當時推荐二書，一是本書，一是波蘭裔史家朵曼涅斯卡（Ewa Doma ska）所編之訪談錄（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雨航兄僅取得本書翻譯權，並將它交付筆者，近一年之辛勞，本書中文版終將問市，對於雨航兄默默為史學新知承擔推手工作，真是不知如何言謝。

筆者初入淡江歷史學系時，當時系主任周培智師堅持，舉凡西洋史或西洋國別史，必由外籍教師以英語授課，教本亦採用英文本，閱讀英文作品，成為筆者初入大學時最感苦惱的差事，幸好有郭德士（John E. Geddes）師由淺入深悉心教導，於郭師課堂三年訓練，始能不視讀英文史著為畏途。如今周師仙逝多年，郭師亦已退休，然而感激之情仍然銘之於心，學生不才，未能於歷史方面有所專著，僅以譯文做為懷念師思的獻禮。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長久以來台灣朝野對「二二八事件」的詮釋，一直都受到政治利用與意識形態的左右而呈現扭曲的現象，國民黨將之簡化成共黨陰謀和日帝遺獨，民進黨及獨派則把它硬抝成台獨的起源，兩者都非常偏頗、與事實不符。而「二二八」數年後登場的「白色恐怖」，迄今真相的研究和歷史還原仍極有限，但也同樣有被政治混淆的情形。

　　今年「二二八」前夕的2月27日，國民黨為尋求歷史和解、還原真相與反省，邀請「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陳明忠發表了一篇擲地有聲的演講──「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陳明忠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一般社會大眾或許會有點陌生。

「我不抽菸，但發現一些人抽中華牌香菸。我在心裡算了一筆賬，一條中華牌香菸600元，相當於我們那裡一個農民半年的收入！」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來自山西呂梁貧困地區的代表段麗卿說。

來自山東貧困人口較為集中地區的袁敬華代表說：「說實話，全國各地代表委員聚集一堂，穿漂亮衣服的人能拉動消費，穿舊衣服的可能是喜歡樸素。但是我不能忘記許多貧困地區的兄弟姐妹做夢都想換一身新衣服而捨不得花錢。」他說，在他的同鄉農民那裡，10元面額的人民幣，就算得上「大票」了。

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中國存在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問題。實際上，當海外輿論競相報導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已經超過法國和英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時，中國仍在與貧困展開艱苦鬥爭。

我對美國學生最常說的三句話：「慢慢來」，「挫折越多越好：你受到越多挫折，你就得到越多學習的機會；如果沒有挫折，反而就得不到學習機會」，以及「期末成績有沒有得Ａ並不重要──等到你三十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大學成績單上的Ａ完全沒有意義。」

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中，小豆子（童稚時期的程蝶衣）和小癩子這兩個孩子受不了梨園教學，逃學出走，卻意外鑽進戲院。小豆子頭一次看見戲台正式演出，目睹了「原初場景」（primal scene；在此借用佛洛伊德用詞），感動得決心再回梨園磨練。小癩子卻看得涕泗縱橫，哭道，「我什麼時候才能成個角啊？」

小癩子這句感嘆獲得廣大共鳴。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不同年紀的觀眾都和我表白，他們對這句話頗有感觸。他們沒人學戲，卻也問自己什麼時候成角。

「有關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實際死傷人數，始終是社會各界爭論不休的問題，補償金於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六日截止申請後，本會受理件數為二七五六件，至本會第一○九次董事會為止，經審查通過補償之案件僅二二四一件（死亡案件六八一件，失蹤案件一七七件，其他類型一三八三件），此一數據與以往學術界的推估數差距過大，引起諸多爭議，為釐清真相以正視聽，實有深入調查實際受難者人數之必要。因此，董事會決議成立專案小組……。」

前揭之字刊於「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二○○五年十一月出版之〈二二八會訊〉冬季號。首度披露了二二八事件的死亡與失蹤數，至為駭人，竟與歷來屍山血海的印象天差地別。然而，這項訊息並未引起各界的震動，今年第五十九周年的二二八依然悲情沖天，甚至政府通令降旗，晉升為國殤日。
難道這數據不可信嗎？恐怕未必。

報載，雲林縣政府擬訂「雲林縣地方稅徵收自治條例」草案，有意對煉油廠及煉鋼鐵廠開徵「綠稅」。個人有些意見想提出以供參考。

首先，開徵「綠稅」目的有二，一為「增加地方財源」，二為「保護環境」。如為前者，本應以台澎金馬二十五縣市為通盤考量，透過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由中央通盤分配，而非由單一縣市另立課稅名目。倘為後者，地方政府基自可依據空氣汙染防治法、水汙染防治法分別訂定比中央更嚴實的空氣汙染排放標準、工廠放流水標準，並提高稽查頻率，也可要求廠方承諾讓地方政府參與環保事務廠內監督事項、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力行工業減廢、落實節能省水……。若捨正途不就，有違行政程序法之比例原則。

其次，雲林縣政府規畫，未來煉鋼稅是按土地及建物課徵，煉油稅按煉製原油每桶新台幣兩元計徵。然而，基於「汙染多、課稅多」之比例原則，課稅基礎應該以工廠實際排放之廢水量與廢水汙染強度、實際排放之廢氣量與廢氣汙染強度據以整合計算，而非以工廠面積或工廠產能據以認定汙染量。

取得了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入學許可，在台灣卻連參加大學學測機會都沒有，這是基督書院同學郭沛礽的無奈，也是許多在大陸就學的學生或台商子弟憂慮之所在。

廿一歲的郭沛礽，言談中透著一份自信。她說，因為父母經商的關係，她從小就跟著在世界各地落腳，四歲時到印尼，小學再去阿拉伯，然後到瑞士，青少年階段又回到杜拜，高中去中國大陸，唸的是廈門國際學校，類似台北的美國學校，是專門給外國人唸的高中。

父親在中國大陸轉投資休閒農莊，因為需要擺平黑白兩道，加上政策不穩定，所以原本從事國際貿易累積的一些資本，也卡在投資事業裡，無餘錢來供她就學。高中畢業前，郭沛礽就開始打工，同時申請美國的大學，以托福六百五十多分的成績，拿到了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入學許可。

今天七點整就起來，是淵的手機來電喚醒了我。只是所帶來消息，讓我獃住了三秒鐘。「逯耀東老師過去了，剛剛聽廣播知道，不知是哪家早報的消息。」霎時想起，五年多前少許幾次台上與台下面對面的互動。我，能叫一聲「老師」嗎？

大二後興趣慢慢轉回傳統的文史，尤其對傳統的史學與學術思想，有那想要進一步深入理解的衝動。升大三的暑假，得知逯先生回台大開「從司馬遷到劉知幾」這門課程，不猶豫地第一周便與朋友一同來到文學院大樓的一樓教室旁聽。曾來過台大文學院的朋友們該有印象，就是那部份人稱為「古典」的滄桑之感。還記得，提早來到的我，除了擦黑版、打板擦外，又以面紙將黑板溝的粉塵清除乾淨。豎起新粉筆、以一個杯子裝粉筆的情境。

曾親眼見過逯先生的朋友，都知道先生是很有「份量」的。殘存的影像中，先生緩緩地邁著身軀歩上講台，拾起粉筆寫下「從司馬遷到劉知幾」，就開始講課了。自己是個很不用功的學生，當時的筆記抄得不多，而今也不知藏到茫茫書堆的哪邊。但這些環繞著逯先生數十年於史學史領域所思索的問題，是親身感受到他的關懷焦點。上課當中，自然免不了大煙斗的「薰陶」，有讀過他與沈剛伯先生上課回憶文章的，印象應該都很深刻。逯先生脾氣之拗，從幫他整理講台就得知一二了。所有的東西不假外求，包括水等等都是自己來，學生先倒好的也擱在一邊。曾想在下課時跟先生說聲學生幫忙就好了，卻膽怯於只是旁聽身分，這整門課也就是在先生不知道情況下，提前至教室打理好所有事情，未有任何交談，自然也不會認識我了，學業之緣如此而已。沒想到，課程結束，也就是最後一次見到逯先生了。而後，陰錯陽差之下，本想到東吳歷史所旁聽「中國傳統史學析論」也未成行。有一回在淡江歷史系辦門口遇到一位老師，她提起逯先生的拗：「他連台北市都不太想出去唷，之前一聽到演講在外縣市，就算有計程車也直像個老小孩嚷嚷地說『我不要我不要！』」這，不就是真性情嗎？接著的，就是轟動一時的「雪人事件」。所見，是一位史家的蒼茫背影…。

上周末去哈佛參加了一個有關東晉的學術研討會（Eastern Jin Workshop）。美國的中國文史研究中，以往相對最為薄弱的領域就是魏晉南北朝一段，不要說多年來從未有過以東晉為中心的學術研討會，就連一般專門有關魏晉南北朝的綜合性會議都少的可憐。所以雖然我和將無同一樣不喜歡開會，但這個會議應該說是有創意的。而且參加的人都很有意思。所以去年接到策劃人的邀請時，立刻表示一定前去捧場。我雖非魏晉南北朝的專家，但因為周，田二先生及其眾多賢弟子的影響，心中一直有“見晉思遷”和“思齊”的感覺。所以如果哈佛的同行將劍橋比做洋建康的話，我大概會把普林斯頓土斷為會稽。好在會稽和普林斯頓在各自所屬國的地圖上位置差不多。

會議的召集人是在哈佛東亞系任教的Michael Puett和田曉菲，尤其以研究六朝文學的田曉菲為主要的策劃人。會議共邀請了十八位學者。哈佛方面的贊助機構主要是費正清研究中心。由於哈佛東亞系是主辦單位，所以東亞系的諸位治傳統中國文史哲的學者除了正在亞洲的包弼德之外都參加了。可以說好漢幾乎全夥在此。參加者中占主體的還是魏晉文學方面的專家。美國目前治中古文學的三個最重要的學者康達維（David Knechtges），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和柯睿 (號慕白，Paul W. Kroll)都在其中。近年來在美國各校教中古文學的學者幾乎全部出自這三人的門下。三人風格不同，但都是一代的名家。參加者中年輕學者更多，而且好幾位都專長於陶淵明的研究，我曾戲稱他們是陶淵明公司　(Tao Yuanming Inc.)　的股東。這主要是田曉菲，Robert Ashmore和田菱（Wendy Schwartz）三位。雖然他們的專著尚未出版，但就對他們的瞭解，我覺得他們的研究是有新意的。這種新意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通過研究中古時期文集流傳的多樣性以及以手抄本（manuscript）為主的流傳方式對文本解讀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來分析和後來印刷文化不同的手抄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的特點。二是通過對像陶淵明這樣的詩人在中古以降被接受以及對陶形象的不斷再創造的歷史來觀察文化趣味的變化。

我周五中午趕到陰冷的劍橋時，天色昏沉，霪雨菲菲。這是容易讓人自閉的天氣。我原以為既然是小型研討會，那麽大概就只有與會的十幾位學者關起門來，圍坐一桌，對各自的文章提意見，做”素心人”式的商量。但到了哈佛燕京樓的會議地點才發現一個大教室裏居然坐得水泄不通。所以會議從一開始氣氛就很熱烈。完全成了一個中型的會議了。會議一天半，一共有五個專題分組，每組三個報告(有一個是兩篇)。共十四篇報告。周五下午有兩個專題。第一個專題發言的分別是Charles Holcombe，Jack Chen 和宇文所安。Charles Holcombe 的專長是兩晉南北朝史，幾年前出版過一本專講東晉社會文化的書叫《在漢帝國的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Han)，該書篇幅不很大，沒有突破性的創見，但優點是作者有意識地向美國學界介紹了不少日本學者的重要觀點。我的印象中該書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注意很少。但此次的報告就很不一樣了，用了不少近些年中國學者的研究。他的報告主要是對東晉的政治歷史做一個概觀式的介紹，也算給在場的此領域外的聽眾提供一個背景。不過在他的文章和口頭報告中，特別提到了田餘慶先生《門閥政治》一書中的觀點。他以此來說明西方長期以來看做是游牧族的”五胡“其實早就和中原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進入中原和西晉內部的政爭是有直接的關聯的。所以必須對胡和華的區別有新的定義。眾所周知，田先生對各外族捲入八王之亂的分析是《門閥政治》一書中最細膩而有說服力的部分之一。但田先生也指出後來的胡漢就進入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對抗的不同階段了。所以我覺得Holcombe對田先生論點的介紹是不完整的。當然他也顯然還沒有讀過《拓跋史探》，《品位與職位》，《漢唐間史學的發展》等著作。不過開始轉而重視中國的兩晉南北朝研究本身就是非常讓我欣慰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比較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