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2006.07.21　 中國時報 香港專題文化篇 彈性愛國 沒有敵人的港式情懷 鄭漢良/專題報導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去年到香港中文大學領取榮譽博士時發表演說，當中引用英國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指出，社會的敵人就是歷史主義，即由柏拉圖到黑格爾一貫下來的各種歷史決定主義，而只要認清了開放社會的敵人，不讓敵人存在，自然就是個開放的社會。

在香港這個開放的社會，可以說本來就沒有敵人，沒有與生俱來意識形態的敵人。在中國大陸，人從小就受到敵我教育的灌輸，美帝、腐敗的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蔣幫、甚至連同胞及家庭間也有階級的敵人。在台灣，提防匪諜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和責任。

2006.07.19　 中國時報 香港專題民主篇 民主 正等待從鳥籠裡飛出 張慧英/專題報導

在街頭，幾位民主黨派議員正揮汗募捐，希望民眾踴躍捐款支持。

一位保險經紀人看到這一幕，不覺得感動，反而心想：「你們是大律師耶！賺的錢比我多了不知道多少，還要我捐錢出來給你，有沒有搞錯？」

搭上自赤←角機場前往尖沙咀的巴士，正是天光與夜黑交接的魔術時刻，遠處近處海上陸上，燈火漸次亮起。一俟從離島駛進市區──我彷彿聽見自己心裡有了一聲「嘩」──積木一般、鴿子籠一般、熱帶雨林一般的大廈，一扇扇窗口散射出光線，裝點得這個城市玲瓏剔透。

旅館check in後，匆匆地幾個人趕著赴天星碼頭乘小輪到離島啖海鮮，回程，看著岸上燈光朝我們逼近，不斷地逼近，不斷地，乘客都伸長了脖頸探出船外張望，我們一夥人幾乎同時發出了「嘩──」，低低的，讚歎眼前所見這一個琉璃世界，好具象地把資本主義的極致、「東方之珠」的美譽展演了出來。

「嘩」得太早也太快了，便暴露出觀光客的底細、沒見過大場面的馬腳。第二天晚上登太平山，一站上山巔，俯瞰，貝聿銘的中國銀行、匯豐銀行、力寶中心、萬國寶通廣場……無數叫不叫得出名字的建築炫耀似地幻變著燈光，建築後方是維多利亞港，稍遠處，九龍。天空好像倒轉，我們站在星雲之上。這壯麗的夜景幾乎帶著力道，一種威脅，使我略感到激動，張口、搖頭，只能這樣而不知如何形容了。

最近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挖走台大、政大教授，引起台灣學術界緊張。返台參加中研院院士會議的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表示，台灣的科技很強、人才多，但學術工作者薪資太低是嚴重問題；台灣應設法到世界各地找更多優秀人才加入，並以中國大陸為發展腹地，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朱經武說，人才流動很正常、也是好事，台灣應該將眼光放遠，不必太在意台大、政大教授被北大挖走。他認為，台灣科技之路走得很堅定，相信「今天好，明天更好」，這方面人才也比香港多，很容易激發出新創意。

朱經武表示，台灣學術工作者薪資太低是很嚴重問題，應該設法解決。台灣對資深的研究工作者還有一些傑出講座經費支持，但資淺者的薪水實在太低，跟香港、美國相較，差一大截。

文化人是否還有春天？或許不僅是台灣文化界的隱憂！5月21日張典婉〈台灣文化人還有春天嗎？〉引發的回響中，有來自北京的觀點。台北藝術大學戲劇藝術碩士李季紋，於2002年赴北京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攻讀博士，並從事表演教育至今，是進入中國大陸表演教學體系的台灣第一人；她熟稔大陸的戲劇環境：「公營劇團占據了大部分的資源」，「中國政府從不補助民間團體」，在野的藝人「時勢所趨也不得不被主流收編」。看來，兩岸的文化環境都有困境。（編者）

讀了張典婉女士的〈台灣文化人還有春天嗎？〉一文感觸良多，或許是因為我根本沒有趕上「回首過去二十多年，隨著台灣經濟成長，我一直有機會，跟著台灣本土文化抬頭，國際接軌的腳步走過」的好日子，我在北藝大時期的同學，畢業後靠政府補助發家致富的一個也沒有，而是靠藝術家的才能或文筆賺取生活費。就連美國戲劇理論泰斗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到北京的中央戲劇學院演講的時候，也感嘆：「我這輩子都在寫各種文件證明我是個藝術家。」以此他才能獲得創作的經費補助與機會。

所謂「補助」就是，讓你有最低限度的元氣可以進行創作，至於作品有沒有市場價值或藝術價值，則要經過考驗。如果作品可以掙錢了，補助可以調整，拿了錢做不出好東西，下次就不給錢。這是原則。「霹靂布袋戲」是台灣文化產業自立自強的好例子，霹靂有沒有拿補助呢？

趙建銘臨入牢房的回頭一瞥，所有人透過電視或報紙都看到了。也許你不相信，許多大陸人民也都看到了。觀感如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事情正在起變化」。

在趙建銘入獄之前，大陸媒體在中央大開綠燈的情況下，已經幸災樂禍著，一邊看「台獨分裂分子」的醜聞，一邊恥笑台灣的民主政治，但趙建銘入監前的回頭一瞥改變了一切，許多大陸民眾看了、笑了之後，腦袋突然間開始反方向轉動，產生了與黨中央不是那麼一致的想法。

網路反諷 駙馬新聞玷汙大陸

醫療、教育與住房是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最難以橫跨的「三座大山」，因此在民間就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救護車一響，半頭牛白養」、「房改是把腰包掏空，教改是把兩老逼瘋，醫改是給你提前送終」。從此般嘲諷且帶著無奈的話語我們不難想像問題之嚴重。報載日前中國遼寧省又發生父親痛殺患病子女的事件，我們若進一步檢視相關報導的內容，將會發現這一個案例絕非單一事件，其背後的現象相當值得我們關注。

「因病而窮」、「脫貧後返窮」，是中國當今醫療改革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因為收入的增長永遠趕不上醫療費用的支出增長，所以非但農村村民不敢生病，即便是居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居民也會因為醫療費用的支出而影響其生活品質。事件中王姓退休鑽井工人，其實所象徵的是整個中國東北地區產業發展的縮影：危險、勞動條件脆弱、工資低，他所能賺取的每月六百元薪水，不可能負擔二十多萬元的醫療費用，當事人所犯下的「愛殺」行為固然可議，然而其背後的無奈、痛苦，即便是司法也予以同情。醫療資源分配不均，醫療職業道德腐敗、效率低下、中間商的剝削等等缺點，對當代中國醫療改革均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王姓工人不單要以其微薄的薪水負擔女兒的龐大醫療費用，尚且其兒子每年五、六千元的大學教育費用，也拖垮了家庭的經濟。在今日中國，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保守的估計即達六倍以上；因為財政制度的改革，反而使更多的農村村民唸不起書或輟學，考上城裡的大學固然光宗耀祖，但背後各種名目的捐、費，使得教育從一種社會流動的機制，變成一種社會階層逐漸固定化的因素。一年五、六千元的學費，約等於當今中國貧窮線所得的十倍之多，而根據統計，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中國人約有一億五千萬之譜。

最近「台灣邊緣化」論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然而，綜觀近年來的兩岸經貿與全球化發展，「台商中心化、勞工邊緣化、中產下流化」才是真正的趨勢。

著名美國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A. Putnam）把國際經貿談判稱為「雙層賽局」，近年來已有學者運用此一理論來解析兩岸經貿發展。所謂的雙層賽局，是指國際經貿制度的變化受到國內與國際雙重政治過程的影響。在第二層賽局裡，國內利益集團或朝野政黨會透過各種政治行動、例如遊說或抗爭等，對統治集團所派出的談判領袖施加壓力，來維護或增加日後在經貿體系中的利益。在第一層賽局裡，也就是國際經貿的談判桌上，各國政治領袖除了反映出國內利益團體的底線與期待之外，又希望透過國際經貿體系來改善自身在國內或國際間的政治優勢。

換句話說，經貿制度是在國內利益集團與政治人物的精算之下，看得見的政治角力妥協下的產物，而不是由什麼看不見的手、或是抽象的比較利益法則、或者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什麼必然趨勢所決定的。以「雙層賽局」理論回顧過去五年的兩岸經貿變遷，可以得到清晰的分析。

面對北京在兩岸經貿論壇所宣佈的十五項對台放措施，台灣朝野引發新一波的中國政策辯論，對台灣來說，這究竟是機會或陷阱？

國際知名的投資顧問公司直言，如果台灣無法直接參與中國的經濟成長，在未來十年之內，國內大多數民眾的薪水與生活品質將會下降。這樣的「警語」，固然是具有階級性的，主要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發言，並且以普羅大眾的危害後果做結，目的當然在間接地進一步壓迫執政黨政府在中國經貿政策上的開放；然而，台灣的中國政策與思維所保守、所侷限的不僅是經貿這一個範疇，台灣的中國機會又豈僅僅只在經濟一環，諸如公民社會價值，台灣的政治實踐經驗等等，也是參與中國的一種機會與方式。

台灣對資訊、新聞自由的堅持與公民社會的建構經驗，就是參與中國很好的切入點。據近日報載，除了科技類之外，中國將暫停所有外國雜誌進入其國內市場，不論是文化、生活或消費等類型的雜誌，都將受到其新聞出版總署嚴格的審批與限制；而中國廣電總局也律定電視台的國際新聞必須要統一取材，以防止外國勢力的「政治意圖」。

編按：隨著台商西進，台商子女赴大陸求學日增，初步統計僅在上海地區中學以下的台灣學子就有近四千人，也因此出現不少台生大陸受教適應的問題。本報將以台商過來人的角度，探討台生的大陸求學甘苦。系列分三篇供讀者參考。

一九九一年和周子玉結婚的前中視主播童中白，四年前決定移居上海。對於孩子的教育，童中白胸有成竹的說，他們適應上完全沒問題。

決定定居上海後，童中白夫婦大約花了半年時間，從對中國的了解，大陸體制到簡體字，每晚為孩子「勤前教育」。周子玉說，「心理能適應，一切就沒問題」。到了上海後，他們又為孩子找家教，讓兩個當時才小一及小二的孩子很快適應當地環境。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POP）日前公佈了香港市民對於台灣問題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反對台灣獨立的比率高達八成三，反對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的比率亦高達六成，有同樣比例的意見表示對於兩岸統一有信心；最後，最值得關注的，竟有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比例達五成三。

以上的數據，都有向上增加的趨勢，這反映著現實狀況中的香港人什麼樣的想法呢？而又為什麼香港人的想法值得我們注意和討論呢？該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分析到：「香港巿民對台獨的強烈反應，除了因為巿民在回歸後漸漸認同北京中央政府的觀點外，台灣總統陳水扁近期的言論和動作，尤其是決定終止『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的做法，似乎也激起香港部分巿民的不滿。」台灣本地報紙的記者似乎同意這樣的觀察，所以直接摘錄了鍾庭耀的分析；然而，我們若看看該中心其他的調查研究結果，就會對於香港人矛盾複雜的心態有所理解，筆者以為這表現在：

第一，香港市民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只是自身好惡的反應。儘管歷經主權回歸中國後的風風雨雨，大體上香港市民對於「一國兩制」的信心程度是向上緩步攀升的。這除了跟北京對於香港事務的相對自制有關外，北京對於香港的統治技巧也愈來愈精明，和泛民主派的交往也顯現出新的思維。這使得市民無法體察台灣的政治現實與外交需求，而認為「一國兩制」同樣適用於台灣。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 【陳映真】【2006/02/19-20 聯合報】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胡錦濤」代表什麼？錦濤先生：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裡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意義？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根據統計，光去年一年，台灣有超過四百萬人次前往大陸旅遊、經商。但在解嚴之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時代，一張無形的網架在台海之間，禁制兩岸人民的往來，包括一九四九年跟著國民黨軍隊來台的外省百餘萬名士官兵。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昔日娃娃兵、青壯軍官成了「老芋仔」。一九八七年，台灣民間發起了「老兵自由返鄉運動」，老兵們從沙場走上街頭，打破「絕對服從」與「忠黨愛國」的政治信仰，成為當時風起雲湧的街頭運動中最為鮮明的族群，促使台灣在一九八七年底正式開放返鄉探親。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炮火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外省第二代的作家龍應台，曾經如此描述她父親的親身經驗。

辜振甫今年1月3日病逝，汪道涵今天清晨辭世，恰好在一年首尾，辜汪二老像是有默契般的先後揮別人世；尤其，昨天農曆11月23日，辜家為辜振甫辦農曆逝世一周年紀念，時間的巧合，讓人慨歎不已。

辜振甫與汪道涵是兩岸無可比擬的風流人物，有識見、有洞察力，因而能創造出兩次辜汪會晤的歷史成就，能將兩岸半世紀的恩怨，以舉手投足的姿態，消減至最輕，但就是萬般無奈，兩岸的情仇，終必讓兩老無力回天，汪道涵更遺憾的是，生前因為李登輝突然提出「兩國論」，終究無法來台一訪。

辜汪會晤，無法在其他國家的談判紀錄裡，找到相同的典型，他們猶如把中國的歷史文化，灌注於身形與談吐之間，因而創造了既抽象，卻又細膩的談判模式，在輕淺言詞裡寄寓沈重無倫的政治意涵，而竟有所交鋒，也有所契合。

隨著政治情勢的推移，眷村內政治性的標語，是兩岸政治的溫度計，可以精確反映出不同階段的兩岸關係。

新竹市眷村內的政治標語，從早期仇恨式的標語，如殺朱拔毛、消滅萬惡共匪、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重整河山、復興中華、消滅匪俄、永享太平。還有反共復國、勝利在望、反共抗俄、不成功便成仁、增產報國、打倒俄寇、重整家園打破鐵幕、拯救同胞。這個時期也是白色恐怖時代，所以「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也是到處都看得到的標語。

五○年代台灣，歌功頌德式的標語也經常出現，例如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

外省族群因為政治的分隔，許多人在三十多年間，無法得知家鄉和家族的音訊變化，原本的戰火與流離，已使無數的家庭破碎，中國八○年代以前的革命狂潮，更造成無數的苦難與生離死別。在戒嚴的時代裡，「家書」的往來本來是人情之常，卻因為了政治的禁忌，成為一種秘密危險的作法，在那隔絕的年代，「家書」帶來多少的撫慰，卻也承載了時代的苦難。本刊特製作「兩岸家書」專輯，邀請三位作者，分別就其家族的親身經歷，書寫相關大時代裡不平凡的小故事。──編者

一場戰爭、一場時局動盪，讓親愛的家人分隔大陸、美國、日本與台灣，經濟欠佳的農村生活，母親始終沒有機會，回到日本送外婆最後一程，因為兩岸政治氛圍，母親也不及看見自己的兄弟最後一面，遠在紐約的阿姨每隔幾年回到台灣，與我們共度親情時光，或是我們到紐約共度假期，也是近二十年的事，而她們都老了，每一回的相見都是儲存記憶的方式。

春天剛過，院子裡的杜鵑，剛卸下瑰麗泣血的容顏，空氣中飄送著淡淡地梔子花香，果園中抽長的綠葉圃圃卷成長藤，遮住了天際。狗叫聲；伴著送信的綠衣人，拉開嗓門，用客家話大聲嚷著：「先生娘，有信?唷！」拉長的尾音，替代了門鈴的功能，我在門縫中看見他的大盤帽下，曬成黑亮的皮膚，露出兩排金牙，我一手拉著土狗小黃的脖子，上回，不小心，小黃咬了郵差的綠褲子，害得家裡好久沒有收到信了。

教育部的大陸政策近日略有調整，除重申不採認大陸學歷、不招收大陸學生外，表示正研擬採計大陸學分，以利台商在大陸進修。這個政策可資商榷者甚多。例如它跟春節包機的問題相同，都只考慮到商人的利益而不顧學生的權益。提供台商修讀學分的方便，而對規規矩矩去求學的學生就施以政策懲罰。其次，承認大陸學分，是以校際排名為準，抑或以跟台灣有合作交流協定者為準？若依後者，則不僅與我們對於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學分學歷採認方式都不相同，其所謂「合作協定」到底法律依據何在？又假若台生將來都在台商公司掛個職銜，然後去正規大學讀書，豈不是同樣可獲學分承認？然則防禁台生，又有何意義？

凡此等等，均可見執事官員顢頇。採認大陸學歷，本來是件再單純不過的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本來就未禁止人民赴大陸通婚、經商、就業、旅行、求學之權利，為了台灣社會好，我們不但要呼籲採認大陸學分學歷，且更要建議開放招收大陸學生來台就學。

大陸學生來台就學，好處多矣。一、台灣之大學，正為生源不足所苦。目前大學招生日益困難，開放大陸學生來台，立刻可以紓解生源不足之壓力，學校財務及教育發展才能回歸正途，解決生源不足形成之經營壓力。二、大陸優秀學生來台，與台灣學生良性互動，立刻可以刺激改善現今大學生惰懈之學風，提高競爭力。三、大陸學生來台就學，親身體會台灣自由民主開放多元之氣氛，亦可促進大陸對台之了解，珍惜台灣之人文成就，加速大陸之社會改革。一般留學生都會對留學地懷有深厚的感情，留學期間與在台大學生結為朋友，更有助於兩岸未來和平。好處如此之多，豈能因仇中政策就裹足不前？據聞官方早在十餘年前就曾研議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學的計劃，現在更應拿出來重新研議才是。

近日圍繞於兩則牽動「兩岸三地」政治神經的新聞，引起了華人世界的廣泛議論。一是極富爭議性的李敖進行了他首次的「神州文化之旅」，破天荒地連續在北大、清華以及復旦大學舉行了三場「大鳴大放」的演講。二是長期被北京冷落、敵視，早被戴上了「反中亂港」大帽子的香港民主派議員，無條件地被全體邀請訪問廣東，還容許與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員的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對談六四和普選等「高度敏感」的問題。

這兩個接踵而來的「破天荒」，除了可以拿來分析北京對臺與對港政策的變化外，也可以把解讀焦點集中在北京蠢蠢欲動的對內對外全盤思維的新動向上。單刀直入地說，這兩則新聞反映了「胡溫體制」下的北京目前正在推行一項執政以來慣用但是卻別樹一幟的「內緊外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