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族群因為政治的分隔,許多人在三十多年間,無法得知家鄉和家族的音訊變化,原本的戰火與流離,已使無數的家庭破碎,中國八○年代以前的革命狂潮,更造成無數的苦難與生離死別。在戒嚴的時代裡,「家書」的往來本來是人情之常,卻因為了政治的禁忌,成為一種秘密危險的作法,在那隔絕的年代,「家書」帶來多少的撫慰,卻也承載了時代的苦難。本刊特製作「兩岸家書」專輯,邀請三位作者,分別就其家族的親身經歷,書寫相關大時代裡不平凡的小故事。──編者

一場戰爭、一場時局動盪,讓親愛的家人分隔大陸、美國、日本與台灣,經濟欠佳的農村生活,母親始終沒有機會,回到日本送外婆最後一程,因為兩岸政治氛圍,母親也不及看見自己的兄弟最後一面,遠在紐約的阿姨每隔幾年回到台灣,與我們共度親情時光,或是我們到紐約共度假期,也是近二十年的事,而她們都老了,每一回的相見都是儲存記憶的方式。

春天剛過,院子裡的杜鵑,剛卸下瑰麗泣血的容顏,空氣中飄送著淡淡地梔子花香,果園中抽長的綠葉圃圃卷成長藤,遮住了天際。狗叫聲;伴著送信的綠衣人,拉開嗓門,用客家話大聲嚷著:「先生娘,有信?唷!」拉長的尾音,替代了門鈴的功能,我在門縫中看見他的大盤帽下,曬成黑亮的皮膚,露出兩排金牙,我一手拉著土狗小黃的脖子,上回,不小心,小黃咬了郵差的綠褲子,害得家裡好久沒有收到信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母親坐上太平輪在基隆登岸,輾轉坐上火車、客運、台車,一路來到苗栗頭份的斗煥坪,告別了上海,遠離了出生地-日本,與她的母親、妹妹、兄弟,分隔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城市,家書、信札,在不同的家園搭起思念的長河,也是唯一與家人往來的訊息。

信差如同天使的化身

沒有電話的年代,信差如同天使的化身,是母親最期待的訪客,母親遠渡從大陸到了台灣苗栗的農村,拋下上海小姐的外衣,學習成為客家農婦,耕作、農事之外,最大的仰望,就是收到穿梭時光的信札。

一封封飄洋過海的家書,來自外國的郵票,也成為我童年中最神秘的禮物,母親看完信,我等著問母親要那些貼在信封上的郵票,物質匱乏的年代,沒有太多玩具,沒有太多娛樂,有幾張來自日本、美國的郵票,就足以讓我興奮許久。何況這是帶我通往世界唯一的梯子。

昏黃燈下,用完餐,母親拿出信,泡上一杯好茶,輪到父親戴著眼鏡,兩人一起分享來自遠方家書與問候,一年四季;窗外飄來不同的花香,伴著讀信的姿勢。桌邊留聲機用三十二轉的速度,吵啞著唱著老歌,成為幼小記憶中,神聖的儀式。

讀信時,父親與母親總是用我聽不懂的日語、廣東話、上海話,交換屬於大人的世界的語言,我好奇地打探一下信中內容,母親才會慎重地翻譯給我聽,記憶中,不外是外婆很好,阿姨在紐約工作順利,舅舅在大陸上海老家守著房子,日子越來越差,信件中,也經常掉出一張張的照片,就著照片,我認識了外婆、舅舅與遠在紐約的阿姨,可惜這些親人,只在我成年後,才見到阿姨,其他的長輩只留在童年時家書中的描述,與一張張照片燦爛的笑容,我卻一直無緣相見。

有時還有一些小包裹,是來自美國紐約阿姨的巧克力,經過長途跋涉的旅程,到了台灣,巧克力已經融成泥球,與彩色金紙和成一團,但是吃在口中,卻仍有著幸福的感覺與奢侈。到了晚上,捨不得刷牙,似乎怕遺忘來自巧克力與紐約的想像。

卡片一如候鳥

每年節慶,來自世界各地的卡片,一如候鳥;自四面八方飄來報平安,遠方的外婆穿著和服,站在花園抹著淺淺地笑,拼湊著日本的氣味,阿姨站在冬日的紐約街頭,展露著自信的職場身影,母親習慣拿出一張張照片,回憶著她的青春歲月,光影流動的照片與家書,穿梭成思念與流亡的分際線,從中國、日本到台灣、紐約……。

春天過完,太陽越來越熾熱,校園中的鳳凰花開得如火花,果園地葡萄樹結滿了果實,彎延蔓藤,伸出曼妙的枝椏。下了課,我也得到果園中幫著工人替葡萄穿衣服,免得被貪吃的鳥蟲咬了,壞了果實的價格,母親忙著在晚上,為我趕製新衣裙,隨著季節的腳步,一年復一年,我開始抽長,母親替我做新制服,準備應付新學期,陰丹士林藍的布書包,上面還要繡朵花,才是大功告成,昔日的舊書包,已經洗得泛白,母親趕著幫我做,耳邊常常傳來縫衣機的聲音。

「有信囉!」我探探頭,桌上還擺著一張藍色的信盞,平日笑臉迎人的母親,這天卻意外沉默,這天晚餐,是父親下廚,他匆匆炒了一盤炒飯,蔥花和著幾片菜干,我慢不經心地吞嚥。母親紅了眼,我卻期待著在晚上,再一次的等待父親與母親翻譯家書的儀式。

這個夏天的晚上,儀式似乎有了變化,母親滴著淚眼,沒有再出現在桌邊,我期待儀式如昔出現,「在大陸的阿舅上吊,過身了。」父親低啞地用客家話告訴我,母親收到家書的沉默,替代了過去收到家書的喜悅。

儀式隨著時光淡出

隔了幾天的週日,母親帶著我上教堂,我不喜歡上教堂,因為門口柱子上貼著常年被風吹雨打糟蹋的紙片,褪色紅紙上寫了斗大的「香肉上市!」,每天上學走過教堂,我都懷疑這是牧師開的香肉店。心中疑惑著,牧師怎麼能容忍狗兒被宰殺地苦痛,而萬能的主,為什麼也救不了哀嚎的狗呢?連帶著對上帝與敬愛的天父,打了問號?

牧師用著濃重的鄉音講道,我一句都不懂,只記得最後大家為舅舅祈禱,母親手抱著聖經,淚如雨下,慌亂的我,不敢面對母親的淚水,只好努力大聲說著「阿門!」唱聖詩了,我張開嘴用力嘶吼,似乎也想試著遺忘某種儀式與我對牧師的懷疑。

家書中熟悉的人物,外婆、舅舅相繼離開人世,父親也在七○年代未期,離開我們,從此,神聖的儀式;隨著時光淡出母親的日子。

八○年代初,舅舅的兒子以留學生身份,從大陸到了日本,輾轉到了台灣,我們在台北相見,我已在傳播圈工作,談起那段歲月,「其實在家裡,熬一下就過去了,熬不過的就選擇離開。」在咖啡館裡,他,淡然地敘說著往事,文化革命的浩劫,伴隨著他度過青澀年少,逼著他迅速成長,母親木然不語,久久望著窗外。當時的台北街頭,人車喧嘩、熱鬧非凡。

到了台北唸書,接觸了傷痕文學與大陸電影,才對文化革命的浩劫十年,有深切認知,也試著了解那個年代的絕望,在中國旅行時,遇過當年的知青,聽他們回憶在祈連山下勞改的青春,被下放的青年,如何在農村安家落戶,在泛黃相本裡,分享他們當紅衛兵的照片與苦難,而我們卻是「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標語滿天飛,演講比賽最後都得加上「反攻大陸」口號的年代,對岸則是拿著毛語錄當聖經,相信台灣人都是吃香蕉皮長大的神話,談起不同的生長經驗,互相迷信要解放對方的無知,原來大家都在荒謬的政治口水中,被愚弄了數十年。談起母親的家書與舅舅選擇離開人世的方式,朋友說:「他們這些有海外關係的人,在那個年代是很慘地。」輕輕帶過。

踏上母親生長的家園

一場戰爭、一場時局動盪,讓親愛的家人分隔大陸、美國、日本與台灣,經濟欠佳的農村生活,母親始終沒有機會,回到日本送外婆最後一程,因為兩岸政治氛圍,母親也不及看見自己的兄弟最後一面,遠在紐約的阿姨每隔幾年回到台灣,與我們共度親情時光,或是我們到紐約共度假期,也是近二十年的事,而她們都老了,每一回的相見都是儲存記憶的方式。

二○○○年,母親離開人世,整理她的遺物,一疊疊自一九五○年到七○年代家書,被母親細心保留,一紮一紮,用緞帶綁好,日文是外婆與小舅們的平安書信,另一疊是紐約阿姨的,依著年代排序、卡片、郵籤、娟秀的鋼筆褪不去的是思念家人的苦痛。

二○○五年一月,為了拍攝「尋找太平輪」記錄片,再次踏上母親生長的家園,拿著攝影機,從小洋樓窗外望去,普希金銅像還在,小圓環還在,冷冽寒風中,只有一、二度的空氣,凍紅了我的手,沿著桃江路,走幾步路是白崇禧舊宅,現在已是台商投資的法式餐廳,對面是戴笠舊宅,也改成了西式咖啡屋,在華燈初上的夜晚,點燃了閃閃燭光,牽引著繁花再現的上海風華。

我心中卻浮起那些歲月裡,父親、母親讀信的儀式,而我卻在經過幾十年後,拜訪了母親魂縈夢牽的家園,開啟了家族塵封的記憶,如果母親還在世,不知她會什麼樣的言語,控訴因為政客爭鬥,毀滅的親情與家園?而她也似乎也來不及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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