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八○年代，羅大佑在歌詞中寫道全台灣「每年要吃掉一條高速公路」，這和大陸現狀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根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前年大陸公款吃喝就吃掉兩千億元人民幣（下同），相當於一座三峽大壩；更有專家估計前年公款吃喝達三千七百億元，占前年大陸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百分之二點三。難怪大陸百姓編順口溜說，「吃掉一千億，浪費一千億，兩個一千億，坑害十二億。」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學習時報」刊登一篇文章，二○○四年大陸公家車輛消費四千零八十五億元，公款吃喝兩千億元，公費出國三千億元。

以「學習時報」的資料計算，「三公消費」是「三農」支出的三倍，用於安排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的四十三倍，用於抗災救災資金的一百倍，用於扶貧資金的五十六倍。這些錢可以建五座三峽大壩，支付三年的國防軍費，培養一千萬名以上的大學本科生，還可以解決全國所有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江西贛江職業技術學院、南昌服裝學院學生聚眾激烈抗議學校頒發與承諾不符之畢業證書，已歷時九天。據傳，昨天江西省十所職業學院上萬名學生串聯大規模抗議，官方從各地抽調數千名武警戒備。此一事件已驚動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而大陸教育當局的高等教育政策，已引起強烈批評。

一名贛江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指出，「到畢業那一年拿的畢業證跟（校方）當初講的不一樣，就一張白紙，國家又不承認，沒有一點作用。」另一位學生也指出，「學校好黑暗，那種文憑外面都不認同，我們學校收費太貴，一般學費都要一萬三千八百塊錢。還有科技學院更貴。」

文憑沒有用 學生砸學校

中共反腐行動已從上海延燒到北京！《紐約時報》引述中共內部人士說，三百餘名中紀委調查組人員已在北京展開行動，目標似直指前北京領導人、中共現任政協主席賈慶林，及現任北京市委書記劉淇。

《紐約時報》表示，中共中紀委人員自九月下旬起針對北京房產交易等事件進行的反腐調查，已發現一些弊端，且可能和中共高層領導人有關。報導引述內部人士說，被點名的中共高官包括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賈慶林及現任市委書記劉淇。

落馬高官 江系居多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在部落格發表文章說，如果打開秦始皇陵，每年僅門票收入就達二十五億元人民幣，此說引發爭議。有關學者專家說，不能光從經濟利益考慮問題，文物出土後的保護就是一大考驗，而開挖定陵更是帶來慘痛的經驗。

中國在一九五六年五月至一九五八年七月挖掘定陵，北京定陵是明十三陵之一，埋葬著萬歷皇帝和孝靖、孝端皇后遺體。定陵是唯一一座由政府主動挖掘的帝王陵墓。雖然今日觀光收入可觀，但定陵開挖給中國帶來深刻教訓。

萬曆二后屍骨砸碎織錦破爛

上期英文時代雜誌報導，一百多位各國登山人士，九月卅日在藏尼邊界，目擊到一幕文明社會見不到的恐怖鏡頭，大概也讓他們領略到中國現政權的本質。

這批人士是在喜馬拉雅山北麓，世界第六高峰，也是藏尼界山的喬奧育峰登頂基地營，遙望到正在攀登一座高聳山隘逃往尼泊爾的西藏人，遭到中國邊防武警瞄準射擊，當場擊斃事後證明是十七歲比丘尼的一位少女，稍後又看到武警押解幾名藏童穿過基地營區，其他藏人則想已成功逃越邊界。

據該則新聞報導，每年約有三千藏人企圖越界逃亡，過去雖時有中國邊防軍射擊難民傳聞，這次是首度被外界世人目睹，十月廿四日自由時報接續報導，脫逃成功藏人在新德里控訴中國部隊追殺，並透露另有一位年輕男性和比丘尼同時罹難，更進一步證實眾登山家的指控。

中國一甦醒，世界便顫抖。世界之所以會顫抖，是因為我們無法瞭解中國的真實面貌；而這也不是第一次。西方鑽研漢學的觀察家經常展現特殊本領，他們眼中的中國根本與實際的中國不符。從帝制時代的中國到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中國領導人哄騙西方的才能，向來非凡。世界會顫抖，是因為世界所夢想的中國，比實際的中國要好得多；但誰會對這個真實中國感到興趣？

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紛赴中國探險，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呈現實際的中國面貌，來取代西方人所想像的中國；再也沒有漢學家能像法國貝菲特（Alain Peyrefitte）一樣，在一九七三 — 一九九四年間，受到如此廣大群眾的青睞。

但貝菲特其實是將中國置放在另一個星球上，其作品中根本沒有探討到中國人民個體。據貝菲特的看法，無論是沉睡或是悲慘的中國，都是一個偉大的組織體。如此的美夢及噩夢，試問我們膽敢將此投射在世界其他任一國度之上嗎？

大陸人人想上大學，但是這幾年進大學可能是惡夢的開始。許多人念到一半，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學籍，不僅如此，學校把學生的戶籍亂轉，出了校門才發現戶籍不知去向，導致就業、深造、結婚、生小孩都不知道怎麼辦。這些年輕人有個共同的名字，叫做「黑人」。

浙江寧波的小峰去年參加高考（大學招生考試）前一個星期生了場大病，結果未能考上理想的大學。經過他父親朋友的介紹，花了三萬元人民幣左右的學費進入湖北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就讀。沒想到，念了一年之後，學校告訴他，他沒有辦法取得正式學籍。

同樣的遭遇不只發生在小峰的身上，來自於浙江寧海的小捷也碰到了。最後他們發現，光是湖北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就有上百名被學校「放鴿子」的同學。十月初，他們憤怒的砸毀了學校的門窗、課桌椅。

中共官方日前發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洋洋灑灑一萬六千多字，但總歸一句話，主要希望從各個方面處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累積的民怨。這樣的和諧社會遠景擘畫無疑是宏遠的，但其道路，從一開始來看，就是有限的。

最新一期大陸《中國新聞周刊》引述學者的話說，目前依附於大陸社會基礎結構中的特殊利益集團，其消亡，遠非普通措施、機制所能解決。因此，對於和諧社會的成果，大陸學界認為，「還得看實踐的檢驗」。

和諧社會要求反腐敗，《決定》中特別強調要「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但至於如何「深入開展」，《決定》中並沒有說明。對於反腐制度建設問題，中共仍無意改變現狀。

儘管還在論證階段，但印度方面相信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已經支持一項西水東調工程，從雅魯藏布江引水入黃河，以解西北、華北缺水之苦。印度當局擔心此一計畫付諸實施之後，印度將水源匱乏；印度政府據說將向下月訪印的胡錦濤表達嚴重關切。

曾經在一九四八年擔任行政院長的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早就提出構想，認為中國應利用西南高、西北和華北低的地形特點，把西南諸河水源調到嚴重缺水的西北地區；此一構想也見諸於國父的「建國大綱」當中。而今年八月分，中國政府批准了西水東調建設計畫，從長江上游取水，經過青藏高原，引入到西北部的黃河。

西水東調將動用人民幣三千億元經費，將位於青藏高原境內的長江上游水源引導至中國西北部的黃河。而引雅魯藏布江水入黃河，則是計畫中的一部分；該計畫預備在雅魯藏布江上修建大壩，每年將兩千億立方公尺的水源引導至黃河流域。

三歲的時候，父親離了家，以前總能聽見他騎著摩托車進院子，噗噗噗車子熄火的熟悉的聲音，後來就聽不見了，問媽媽爸爸哪去了，還回不回來？媽媽說，海太大了，爸爸的摩托車過不了海。就這樣，一個黃髮褐眼的洋娃娃在北京的大院裡長大，幼兒園小學中學一路上來，在家跟媽媽也說中國話，她說，像她這樣以中文為母語的洋孩子，全中國也就那麼五六個。

楊澤形容八十年代頭一年在普林斯頓校園初識卡瑪．辛頓，「模樣像極了歌手瓊．貝茲」，但那天在台北我先聞其聲，怎就是一北京大姊的口調，話匣子一開還不好停，尤能聊家常里短，說故事本領。卡瑪一家子，從父親母親，到曾是著名原子彈專家的姑姑，到拍紀錄片「農村三部曲」、「八九點鐘的太陽」、「天安門」的她自己和作品裡的人物，無不是傳奇，中國土地上不凡的真血肉。

我老好奇她小時候的事，父親韓丁從中國返美被白色恐怖列成黑名單，沒收了護照，那媽媽不能帶你回美國嗎？那時美國比中國還危險，她就說到了姑姑韓春，二戰時參加了著名的洛思阿拉莫斯實驗室，參與了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後，堅決反對原子能用於軍事目的，韓春等人將新墨西哥沙漠試爆後的綠色結晶體寄給美國各州州長，遊說反原子彈，一九四八年韓春去了中國，美國極為緊張，一直到中國造出原子彈，美方仍懷疑韓春的角色，麥卡錫主義盛行那些年，韓春始終是被強烈攻擊的目標。

七月間，沃爾瑪（Wal-Mart）在福建泉州晉江分店成立它在中國大陸的首個工會組織之後，關於大陸南方「血汗工廠」的報導再次充斥大陸媒體，關於要求外資企業一體適用中共「工會法」，必須成立工會的呼聲，再次甚囂塵上。

日前中共官員甚至已經點名幾家「釘子戶」（意謂難纏者），列為下一波「勸說」目標，其中包括台灣鴻海企業所屬的富士康公司。

沃爾瑪在中國大陸成立第一家工會後，一石激起千層浪，主管工會組織的大陸「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始把調子越放越高。總工會官員郭穩才上周說，力爭要在今年底前，使大陸外企成立工會的比例拉抬到六○％。據了解，大陸目前的外企總數約十五萬家，其中已經建立工會的只有大約四萬家，占二五．九％。

孟加拉大學教授尤努斯斯以他創設的「小額貸款」扶貧模式獲得今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無疑將對仍處於摸索階段的大陸「小額貸款」之路帶來鼓舞與衝擊。

在尤努斯創設「鄉村銀行」十年之後，大陸經濟學家茅于軾在一九九三年九月間，也以他個人捐獻的五百元人民幣作為起點，在山西臨縣龍水頭村探索「小額貸款」在中國大陸的實踐之路。目前該基金的規模，包括捐獻及入股投資，已經超過五十萬元人民幣。

五百元起家累積五十萬

她曾是中共的全國政協委員，如今流亡美國；她曾是中國有數的富豪，如今住在華府近郊的公寓裡；她曾是中共宣傳的納稅標兵，如今卻是中共指控的逃稅大戶；她曾是中共的政治樣板，還獲派與美國第一夫人同台出席聯合國會議，如今卻是中共譴責的「分裂勢力代表」。

子女被逮捕 自己險被撞

熱比婭，英文名字是Rebiya Kadeer，一位不到六十歲的維吾爾族婦女，十一個孩子的母親，身材嬌小，常帶微笑，致力於維護本族人民的權益，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然而她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其中之一是在新疆的三個兒子被捕下獄，一個女兒被軟禁在家。她本人則在今年初遭遇一場「打帶跑」的車禍，肇事者撞倒她後，還倒車企圖再撞一次，然後逃避無蹤。

中共六中全會昨天閉幕，其中高唱建構和諧社會，這已是胡錦濤施政的思想基礎。其中貧富差距加大，被認為是主要危機，已嚴重到足以摧毀社會主義的信用。然而中共認識的貧困，是以現代化為歷史目的，以財富收入增長為依據，因此並不能看到解決貧困時遭遇瓶頸，與對財富這個觀念過於執著有關。一言以蔽之，從財富來衡量貧困的做法，反而加速貧困。

以農村採行一稅制為例，其政策目的是剷除過去鄉鎮胡亂收稅收費，加大農民負擔的現象。可是鄉鎮人事不斷擴增，冗員充斥，財政壓力龐大；且在以財富為導向的主流思潮下，不論鄉鎮本身，或上級縣府，理所當然繼續把創收能力當成唯一指標。除鄉鎮本身需要維持各種額外開銷，縣政府更總是要求鄉鎮每年上繳定額利稅。在農業稅改後，鄉鎮必須另創收入，目前最常見的有二：變賣農村土地給城市企業；或巧立並提高行政罰款名目。前者形成農地大量流失，後者變相壓迫農民。

從中央到省區縣鄉，扶貧工作是以經濟掛帥，脫貧致富的幾乎都是幹部。鄉中貧富差距拉大，是邁向和諧社會的最大諷刺。這時，上級希望鄉鎮脫貧才有業績，因此逼迫下級虛報成長；下級希望留在貧困中，才有補助可享，因此希望少報成長。上級的需要通常是主導，因此虛報壓力遠超過少報。不論是上訪爭取優惠，或收買下鄉考察的上級，各地省縣黨委辦公室附近已湧現「官吃一條街」的畸形政商文化。

在中國具有傳奇經驗的卡瑪（Carma Hinton）昨晚抵達台灣，將發表她有關於文革、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兩部紀錄片。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有其世界性的意義，任何社會都可能表現出惡的一面。以下是卡瑪的專訪摘要：

問：有關於文革的紀錄片您命名為「八九點鐘的太陽」，這是毛澤東對於年輕人的形容詞；但影片內容又提到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破滅。片名和內容其實就充滿了衝突……

答：「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很直接的取自於毛澤東的語錄，片子是以青年人的經歷，是四九年前後出生的一代人的經驗；毛澤東講年輕人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的身上，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也對毛澤東充滿信任，所以很直接引用成片名。但雖然毛澤東說年輕人是太陽，其實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是太陽，所以，引用這個片名本身也是一種反諷。

掠奪式開發，已成為不少大陸風景區的「通病」。根據大陸國家環保總局最新調查，二百廿六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有八十二個存在違規開發活動，占三六．三％，等於三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被「毀容」。面對大陸風景區過度開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斥之為：「就像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被逼著喬裝打扮去賺錢。」

大陸所謂自然保護區，是指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區、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的陸地、陸地水域或者海域，依法畫出一定面積，予以保護和管理的區域。

儘管法律有明確禁令，但根據「文匯報」報導，還是發現全大陸二二六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八十二個存在違規開發活動；其中，廿五個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和緩衝區有旅遊開發活動。報導說，這種只考慮商業需要，在旅遊區大造道路、索道、賓館飯店、停車場、按摩、歌舞廳及人文景觀，給當地生態安全造成一定威脅。

一種台灣已經不多見的景象，每日在大陸各主要城市的角落中上演著。警察取締無照攤販，雙方為著磅秤與三輪車你爭我奪。在過去的台灣，這種爭端多數以小販認賠告終，但在大陸，由於這種工作被交給「城管」負責，而不是警察，雙方扭打的場面時有發生。在大陸網路蒐尋引擎《百度》中鍵入「城管打人」，出現超過廿五萬條資料。

「城管」是大陸各級地方政府下屬的一個行政單位，負責城市停車、節水、環保、無照攤販處理等麻煩問題的管理任務，並擁有一定的行政處罰權。僅管城管的「不文明執法」態度屢遭詬病，但他們也有怨言，據估計，大陸城管平均每人因執勤而被毆打的次數超過一次。

八月間，北京一個卅七歲的城管李志強，在取締無照攤販的過程中被殺死了，凶嫌是現年廿三歲的崔英杰。根據大陸媒體報導，李志強是一個孝順的好兒子，疼愛女兒的好爸爸。李志強死後，迅速獲得「優秀共產黨員」、「人民滿意的公務員」稱號。此外，在大陸警界的「義憤」下，效率出奇地快，凶嫌崔英杰在案發第二天就遭逮捕。

上個月華裔作家張戎及其夫婿合著的《毛澤東》中文版在台灣上市，這本理應交由歷史來評斷的傳記，卻因部分內容引發爭議，成了今年國內出版界的大新聞。事件雖已告一段落，然而真正應該嚴肅看待的問題並沒有獲得進一步的釐清。或許胡宗南將軍的後人非常重視書中對胡將軍的描述，然而對於絕大多數的讀者來說，關心的畢竟仍是張戎所要追究的問題：真實的毛澤東，究竟是怎樣的一付面容？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毛澤東的形貌，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具體象徵，所有關於毛澤東負面形象的描寫與論述，例如張戎的《毛澤東》與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概被摒除於合法的市場准入之外。如果毛澤東的所作所為被認定為錯誤，則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其他開國領導人，也都將背負上共犯的罪名。毛澤東仍然是共產黨的神主牌，只要他在中國民間仍然維持著一種半人半神的特質，則共產黨的政權基礎，仍能牢固地建築在黃土地的迷信與神話之上。

匈牙利作家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名著《正午的黑暗》（或譯《黑色的烈日》），以一九三○年代史達林對蘇共黨內的大整肅為背景，刻畫了共產黨統治下的深層恐怖。書一開始主角魯巴休夫在睡夢中被當局逮捕，他在牢中意識到自己行將被槍斃，於是他想起「老大」（影射史達林），魯巴休夫這麼思索著：「老大的恐怖處，在於他可能永遠是對的，而他所殺死的那些人，甚至於在子彈射進頸背之際，還得承認他應該是對的。根本沒有確切不移的事情，於是只能訴諸所謂的『歷史』，而歷史卻是一種嘲諷性的啟示，它只在上訴者的下巴早已化為塵土之後，才會下達她的判決」。

共產黨在今年初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從三月一日起實施「宵禁」，包含卡拉ＯＫ在內的所有娛樂場所，在凌晨兩點到早晨八點一律不得營業。中共命令下得很「死」，但幾個月過去，不論北京、上海、廣州，少有人記得這道禁令。

在禁令下達三個星期之後，大陸媒體第一次做了檢驗。據指出，在凌晨兩點之後，不論北京、上海或重慶，頂風犯禁的娛樂場所遍地都是，顧客凌晨兩點上門，得到的多是「歡迎光臨，想待多久待多久」的答案。

八月間，在禁令下達一五○天之後，又有大陸媒體做了一次檢驗，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北京禁不住」、「上海不好禁」、「廣州沒怎麼禁」。這時，如果問說：「不是兩點以後不准營業嗎？」得到的多半是業者藏有深意的微笑，以及現場顧客的狂笑。

在一次礦難中，井底的一個礦工臨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給身邊的同事，希望這個遺物能夠最終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當妻子拿到帽子，細看帽子內面，寫著幾行字：「孝敬父母，帶好孩子，還欠張主任二○○塊錢……。」

一起出門打工的老鄉病死了，為了給他的家人一個交代，湖南老漢李紹為背著屍體，上火車，趕公交(巴士)，輾轉千里返鄉，直到在廣州火車站被警察發現，這驚世駭俗的一幕，才得以終止。

在台北誠品簡體書店裡翻看到這本書，封面是兩張皺紋滿面的老農民的黑白特寫照片，書名叫「鄉痛，在城市的深處」，鄉痛二字又是大紅字，刺眼、突兀而惱人，隨手翻看兩頁就讀到這兩則故事，然後就放不下來了。放不下來又讀不下去，並非真的讀不下去，而是讀兩篇就得喘口氣，心情久久不能平復。不到四十篇長短故事，都是編者平日從網路上蒐集，放進一個名為「農民之子」的文件夾，講的都是這些年出身中國農村到城市奮鬥的年輕人，雖然擺脫了不堪回首的生活，卻沒有忘記仍在貧困中掙扎的家人與鄉親，寫下的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