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讓中國從此踏上經濟發展坦途。南巡前一年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系列文章，呼籲「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作者周瑞金說，當時鄧小平已感覺國家面臨非常危險的轉捩點，為了繼續改革開放，才會南巡「一錘定音」。他也指出，當前改革中出現很多新矛盾新問題，都與政治體制改革沒到位有關。

九一年農曆正月初一起，「皇甫平」在《解放日報》刊登系列文章，旗幟鮮明鼓動改革。當時《解放日報》的黨委書記周瑞金接受《中國經營報》專訪時，透露不少秘辛。

他說，九一年春節鄧小平來上海，他頻繁走訪工廠參觀企業，發表很多有關改革開放的講話，後來被編成一分專門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層傳閱。

http://www.wretch.cc/blog/htycy&article_id=6222227查禁事件相關報導收錄

針對《伶人往事》遭到查禁，名作家章詒和再度發表聲明，強調她的書確實遭到查禁，但她認為，「為了升官發財、胡作非為，卻能密不透風、一手遮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她要求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必須公開道歉，並承擔法律責任。
以下是聲明全文：
二○○七年一月廿六日十四時許，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元同事的電話，說（大意）：鄔書林同志是個好人，你們之間有誤會……那個會上，他沒點你的名。其實，不用托人帶話，我早就知道鄔先生是什麼樣的人。

近日海內外議論紛起的「八部禁書」中，發現一本我喜愛的書─《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袁鷹著，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

袁鷹先生是黨內資深報人，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辦過中共地下黨的報紙（他的同事有王元化、喬石）。他的文章有何罪過，令檢查官動用重典，就像當年國民黨查封他所參加編輯的上海《聯合晚報》一樣，必除之而後快？

對「陰謀論」我毫無興趣，不想循著報導，從《風雲側記》中探什麼蛛絲馬跡。說到底，我根本不相信，在袁鷹先生畢生服務的新聞文化領域，會有什麼可資泄露的國家機密。《風雲側記》的數十篇回憶文字，是從「人民日報」這特殊視窗，透視大陸半個多世紀的詭譎風雲。其實這並非袁鷹先生「重寫」的歷史，更沒有顛覆性驚人之筆。那是大家一同走過的從前，只是在袁鷹先生筆下，往事昔人，皆有血有肉，把我們帶回真實無偽的歷史現場─在歷史被刻意遺忘、面目變得越來越胡塗的今天。

春季

春季裡的一天，我在南糠市街的小市集挑了十朵玫瑰，賣花的婆婆收了我兩塊錢，前幾天，我和她買過芍藥，淺紫色的花瓣像是揉皺了的絹，柔軟細滑，再之前是茉莉，一把濃綠的葉片簇擁著潔白芬芳的花苞，茉莉和玫瑰是市集裡常見的花卉，除了嚴冬，總能找到，芍藥就不一樣了，只有春天才有。

賣花的婆婆並沒有在市集裡設置攤位，她的花全盛在一隻塑膠水桶裡，而她就站在水桶後，如果將水桶換成菜籃，她完全是一位尋常買菜的主婦，放下菜籃和菜販聊天，打發著沒什麼特別要緊事的空閒時光。隨著季節，她的水桶裡出現各色花卉，春天的牡丹、芍藥、梔子花﹔夏季裡的睡蓮、康乃馨、百合、馬蹄蓮﹔秋天的菊花和冬天的臘梅，初春時還有大把紅粉燦爛的桃花。記得第一次我向她買的花是臘梅，那時候我剛在取名為流星花園的公寓租到房子，穿過中庭從後門往西走，就是南糠市街，那一把芳香撲鼻的臘梅，她也是賣兩塊錢，我暗暗吃驚，覺得一把臘梅兩塊錢太便宜了，有十幾隻呢，莫非她做的是沒本錢的生意，我在心裡胡亂猜想，花是她摘來的，可是後來在流星花園住久了，見她的水桶裡輪番出現各色花卉，若花是摘來的，還真要佩服她過人的本事。

編按：今年是中共「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正當外界期待去年年底總理溫家寶「文藝講話」，代表向知識分子釋出善意，可能會進一步反思「反右」之際，中共卻在年初查禁了當時右派代表人物章伯鈞之女章詒和所著的「伶人往事」一書。中共這項動作，引發海內外知識階層的撻伐，也讓外界重新省思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仍對當今中國政治、社會所造成的後遺症。對此，本報特別製作刊出「反右五十年」專題，期能藉此鑑往知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至今已經五十年了，依據中共主政者的算盤，時間是最好的療劑，當昔日的受害者逐一揮別塵世時，包含「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歷史的傷痕，終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凝結成疤，以至最後脫落消失。

從中共一九八○年的定調來看，「反右派」運動的本身並沒有錯誤，錯的只是「擴大化」。根據這種認定，被定為「右派」的五十五萬人（保守估計）當中，只有九十六人是名符其實的右派，其他人都是被冤枉的，而這些被冤枉者，則都已經被「摘帽」，回到正常的人生路途。

身為母親，那一天她是永遠忘不了。兒子蔣捷連不聽她勸阻，明知軍隊已經開槍了，還是要上天安門。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到她身邊。有「天安門母親」之稱的丁子霖，十七年來查訪「六四天安門事件」死難者家屬，為死難者家屬們尋求援助。儘管近來有人毫不留情地說她是「共產黨的臥底」，但是，她仍然堅持為六四死難者家屬奔走。「我已經付出了那麼多，什麼力量都不會阻止我的！」

那是讓丁子霖不堪回首的一天。事先，部隊發出通告就已經赤裸裸地說「後果自負」，她回憶說：「後果自負，多麼殺氣騰騰！我抓住他不讓他去，可是，他個頭兒大、力氣大，還是被他掙脫開。他進衛生間，從裡頭把門給反插住，然後就從衛生間裡跳窗走了。才到木樨地，一顆子彈就要了他的命！」採訪前，丁子霖央求不要問事發經過，但是，說到激動處，老太太還是忍不住自己說了。

兒子不聽勸 命喪北京大街

針對新書《伶人往事》被禁，作家章詒和昨天發表了措辭嚴正的聲明，強調出版權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她不會放棄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維護，因為它維繫著一個人的尊嚴和良知。「祝英台能以生命維護她的愛情，我就能以生命維護我的文字。」

以下是聲明全文：

二○○七年一月十一日，在全國圖書定貨會開幕當日，中國新聞出版署召集了一個「通風會」。會上，副署長鄔書林先生以宣讀方式公佈了一份「二○○六 出版違規書選」，被點名的書裏，《伶人往事》列於三。鄔先生對出版此書的湖南文藝出版社說（大意）：「這個人（即指作者）已經反復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你們還真敢出……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接著，自然是對該社的嚴厲懲處。

當住在東莞的妹妹把車票交給我的時候，我差點沒昏倒。廣州到北京的火車票上清楚的寫著「硬座特快」幾個字。整整一天的車程，除了臥舖，我從沒想過其他選擇。但第二天就要上車，暑期又近尾聲，車票緊張得很，我顯然只有硬著頭皮上路的份。

中國的火車我不陌生，北京到重慶，上海到烏魯木齊的我都坐過，更別提一些短程的了。上了從東莞到廣州的接駁大巴，一路接客的耗了近三小時才到廣州火車站。人多冷氣又不足，司機最後乾脆把空調關了開車頂的氣窗。聽說這兩天重慶熱到四十五度，廣州雖沒這麼慘，這段大巴行卻絕不是愉快的經驗。

下車前服務人員一番親切提醒該注意事項，跟著就是重點了：一人交十元人民幣，就可享有專人提行李及送上月台的服務。由於這次行李特多，決定接受這項過去從來都是被我婉拒的服務。

1997年到2000年我住在廣州，治安堪慮，所以盡量是門至門以車子接送。有一次必須自己另外招車，在熙來攘往的路上找車坐時，路上一陣混亂，有人拿著一條鐵鍊，追跑了幾步抓住一個人，用鍊子捆綁的同時，從口袋拿出一個劣質的手銬銬住對方。問路上的人，原來是公安在抓人。圍觀的人七嘴八舌，看起來和話家常沒有兩樣。坐上車後，司機告訴我他本來是要交班了，為了救我才載我，因為「妳那個樣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大陸人，站在路邊馬上會被搶的啦。」我的心跳加快，感受到危機四伏。正逢下班時段，車行很慢，我坐立不安，想著該怎麼辦。看出窗外，不遠處停下一部車，下來一個男人，抓住路上的一個人，打開後車廂，要將那人丟放進去。兩人掙扭時，又下來一位女的，合力將人硬塞進去。整個過程沒有驚動過路人，大家轉頭看看，像是看裝卸行李一樣稀鬆平常。不到一個鐘頭，我目睹執法和犯法的進行，除了感受到廣州的不良治安，更見識到執法人員的不專業和原始，以及犯法之徒的公然和愚狠。

有了那一次的經驗後，我和一位女性司機Ａ約定，談好以電話約車。有一回看她掛了彩，尤其是耳朵像是受傷不輕。她說每天五點多就必須出門搭公車到車行取車做生意，幾天前等公車時有兩個共騎機車的人搶她皮包，被拖拉了一段距離。事後歹徒打電話給她，說再給五十元就還她證件。如約前去，歹徒又搶了她的金耳墜子，拉破她的耳垂。Ａ苦笑一下說：「我還好咧，我一個女性司機朋友開快速道，和迎面一輛解放軍的車碰撞，一位解放軍下來幾下就把她打死了。朋友告訴我的，報紙沒有報。」她突然換了聲調，問我孩子都好嗎，好似她是隨意和我聊著天。那一年的中秋節 我應邀去Ａ的家過節，單親家庭的她逗著可愛的兒子，整個中秋夜很溫馨。談起兒子時望子成龍的殷切期望，和台灣任何一位母親沒有不同，只是，隔天的黎明時分，她又必須開步迎向重重的危機。告別時交給她預備好的紅包，看她感激卻客氣的模樣，我的心很酸。

那時 我的住家在最好區域的高級社區，有時散步走經鄰旁另一個社區，時日久了一位二十歲左右的警衛常熱誠的問候我。閒談中說過賺幾年錢就再去念書，看起來確是有為。好多日子不見他，有一天向其他的警衛問起，也是年輕人的警衛說，幾天前有歹徒闖社區偷東西，格鬥中那位警衛被刺死。說時表情好像是告訴我同事感冒了不能來。突然很快立正對我敬舉手禮，大聲補一句：「夫人好。」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的心很痛。

她，是一個為了當老師被父親斷絕聯繫的女子；她，是一個每月工資一百元人民幣，還被積欠了三千元的老師。她，不忍心看著孩子因為打井水而被轆轤打破頭，把自己家的豬賣了為村里安裝自來水。趙松靈，這位堅守在山裡的老師，她的故事被《中國教育報》披露之後，感動了無數人心。

河南嵩縣德亭鄉元灣小學上村教學點，是趙松靈任教的地方，全校只有十個一年級學生，六個二年級學生，而三十二歲的趙老師這個教學點唯一的老師。談起為什麼要當老師，趙松靈說，「自小，我唯一的願望，就是，當老師。」看似平常的一句話，趙松靈卻說得很重。因為，「我姊沒上過一天學，她經常背著我到學校聽課。姊常跟我說，『好好學習，長大當教師，讓咱農村女娃有書讀，別再走我的路。』」

她的姊姊後來自殺了，「她之所以自殺，就是因為沒有文化，遇事想不開。」顯然，經歷過姊姊自殺，趙松靈想當老師的決心更加堅定；即使，她的父親極力反對。

大半個世紀前，張愛玲與胡蘭成去美麗園，看大西路上樹影車聲，商店行人，心裏喜悅，說：「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與我們親。」

飯桌上坐定，京城來的就問，有上海土生土長的嗎？我們說有，讓北京領導猜，他毫不猶豫撿了桌上最白淨最體面的男人，說，你。被挑中的就有些光火，故意粗魯著點，老子山東的，什麼眼光！潛伏下來的真正本地人就在一旁樂，因為被北京人說是上海人，意思不會太好。

然而，就算天天和房東一起分擔「啊，上海男人」的辛酸壓力，就算夜夜和老婆一起想念家鄉的星空，來到這個城市的無數外鄉人，一年兩年三五年，終於是一輩子，離開上海的衝動一直有，但一直的衝動一直被延宕了。那麼，在這個聲名遠播又聲名狼藉的城市，是什麼東西拽住了他們？

在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有一種明確稱之為旅行的情緒，除了中國以外。我恨這種感覺。我羨慕那些能在中國真正旅行的人，無夢者的旅行。無重的夢只有回到台北的家自己的床上，不夢中國。

「你從台北坐飛機，再從香港飛到浦東機場，坐上出租車或是『磁懸浮』，住進五星級酒店，那是一個上海。你從重慶、或武漢搭一艘船，坐在底艙，從碼頭爬上來，那是另一個上海。你坐一臥舖汽車，從內陸一路顛啊顛到下車，或者坐火車，到了擁擠不堪的車站，你經驗到的又是不同的上海。交通工具已經區分了現實。」

在秋陽似酒的台中訪賈樟柯談他的電影「三峽好人」和紀錄片「東」，他告訴我的卻像是一個旅人的故事。

北京部分黨報最近刊出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不但老百姓耳目一新，海外媒體也為之震驚，被視為北京政治風向重要指標，顯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識形態枷鎖，準備為執政的合法性展開新論述。

俞可平這篇文章，原為閆健編寫、去年十月出版的新書《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的序言。去年十月廿三日，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以《關於「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辨正》為題登載該文，同時又經《人民網》、《新華網》轉載，並在日前由中央黨校的《學習日報》轉載，終引起海內外關注，也使俞可平頓時令人刮目相看。

會受到海內外重視，不僅因俞可平深刻論述民主，更因他身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高位，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環境，竟然如此敢言。當然，更有人懷疑他的文章是否代表中央高層在發出某種信號？

在北京第一次採訪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直接相關的異議人士，過程異常順利。對照起過去諸多各國記者碰壁、遭到扣留、騷擾的情況，顯示北京奧運及其籌備期間對外國記者、台港澳記者的鬆綁規定已經生效。長此以往下去，北京大有機會擺脫被境外媒體「妖魔化」的困境。

北京去年底先後宣布對外國媒體及台港澳媒體的開放措施，允許在受訪者單位及個人的同意下，媒體即可自行前往採訪，不再需要中共官方的批准。開放措施自今年元旦起生效，多家外國媒體此前已經小心試探，證明包括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在內，都已經可以自由接受媒體採訪。

出外接受採訪 未見有人跟監

雲南昆明昌源路口，一條羊腸小道向山頭蜿蜒，路上散落著牲畜留下的糞便。山頭一間百來平方公尺的單層平房，門廊前掛著三個字—乾元堂，一所避開鬧市的全日制私塾。　

私塾的主人李老師，蓄著長鬍子、穿著布衣，說話經常會有四書五經裡的言語迸出來，就像隨時掛在臉上的微笑一樣自然。七、八個孩子，有雲南、四川，還有廣西的。從三字經到老子、莊子、易經，這群遠離現代教育的孩子，抱著古文從太陽出來讀到星星爬滿夜空。

走進乾元堂，門後是客廳，中間有幾張桌子拼成的一張大桌子，旁邊圍了一圈長凳；桌上放個筆架，上面掛了七支毛筆，旁邊還放了一些白紙，這就是平時孩子們上課的地方。房租一個月四百元人民幣，裡面有五間小房，李老師和學生都住在這，還包括日常的生活李老師的兩個孩子也是學生，女兒大一些，今年十六歲了。

中國敢言傳媒再遭打壓。曾多次遭警告、網站遭關閉的中共農業部下屬《百姓》雜誌主編黃良天近日遭撤換。黃良天說，以後要為老百姓說話困難些了。

香港媒體指出，黃良天遭撤換可能是因為兩年來堅持揭露社會黑暗面，得罪不少利益集團。其所屬單位領導說，黃良天屬於「正常調動」。

五十歲的黃良天日前被調離《百姓》雜誌，新職是《農產品週刊》主編，這兩份雜誌都屬於農業部「中國農村雜誌社」下屬單位。雖然是平調，待遇不變。但宣傳農產品和《百姓》工作性質相差十萬八千里，擺明就是整肅。對於離開《百姓》，黃良天感到「很鬱悶」、「不捨得」。

超過卅年了，孫金霞（音）在遼寧錦州一個偏僻農村小學教育學童算術和中文，她自己是個連中學都沒完成的「赤腳老師」。

不過，在嚴重缺乏師資的窮困地區，孫金霞努力從一所職業函授學校進修中學課程。一九七四年當她開始教書生涯後，雖得到不少榮譽狀，但每月薪資僅一．六美元。和成千上萬的人一樣，孫金霞付出了畢生精力。

《華盛頓郵報》指出，數年前中共官方宣布，決定提高農村師資水平。雖有不少「赤腳老師」已達到專業水準，但包括孫金霞及不少老師在內，卻都面臨被辭退的命運。

這趟到北京，忽然覺得孫中山先生在大陸的身影愈來愈清晰了。

不僅報刊上會登載一些有關孫中山事物的報導和論述文章，11月12日為孫先生140周年誕辰，北京人民大會堂更有隆重紀念會，胡錦濤親自到會講話。

1949年共產黨接收國民黨政權後，把重要的國民黨人都「掃進歷史的垃圾桶」，唯對孫中山還保持適當的尊敬。南京中山陵依然矗立，各地中山路、中山公園、中山紀念館仍冠舊名，他的遺著基本上准許閱讀，官方統一稱他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北京有朋友，道地的北京人，抽空說要帶我去看老北京。我到這裡一星期，著實也看了一些該看的老東西，但由北京人領去的應該還是不同。依約到海綻區的海碗居炸醬麵館，老康已經等在那裡。迎門見兩名店小二著唐衫，瓜皮小帽，拉調子吆喝了兩聲，「六位啊，您！」我一驚，一喜，果然有不同味道。

若不是朱老替我定了行程，老實說，我還沒想過來中國。理由很簡單，怕危險。我旅行各地，看過各色人種，發現人生來有別，真是只有中國人才懂中國人臉上幽微的表情，和心思裡的層次。說來弔詭，就因為我懂他也懂，這才加增了危險。何況那是一個槍桿子出政權的地方。

我驚喜中看了朱老一眼，有一點感激的意思，奈何他眉頭一縮，說，「怎麼味道變了！」進了預定的廂房，朱老向老康抱怨，「今天請我們的小兄弟來這裡，就是為見識一下老北京的味道，怎麼去年還頂好，今年就失了樣，變了味道？」正說著店小二來招呼點菜，朱老要他再吆喝一聲，還不忘提醒，「拿出本事來啊！」

包含日前被判處三年徒刑、緩刑五年的維權律師高智晟在內，每隔一段時間，中共對大陸持不同政見者的判刑、釋放新聞，總能引起海外媒體的關注，關於海外媒體應該如何看待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的問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見圖，取自人民網）受訪時表示，他希望能強調這些持不同政見者說理的部分，避免把大陸一些人塑造成「義士」或「鬥士」，因為這只能造成歷史循環。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大陸「依法治國」的前景如何？

答：依法治國既是一個口號，又是某種真實意圖的表達。首先，中國社會現在已經不是僅憑領導人語錄就可以治國的時代，他們也沒那樣的威望，所以不得不依賴某種規則。但另方面，「依法治國」的確是個口號。看一個國家是不是法治國家，不要看它說什麼，要看它做什麼。但我現在願意說，沒關係，做為口號，也許我們會看到一些不盡如人意、言行不一的情況，但時間久了，「依法治國」這個口號也許說著說著就越來越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