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母親，那一天她是永遠忘不了。兒子蔣捷連不聽她勸阻，明知軍隊已經開槍了，還是要上天安門。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到她身邊。有「天安門母親」之稱的丁子霖，十七年來查訪「六四天安門事件」死難者家屬，為死難者家屬們尋求援助。儘管近來有人毫不留情地說她是「共產黨的臥底」，但是，她仍然堅持為六四死難者家屬奔走。「我已經付出了那麼多，什麼力量都不會阻止我的！」
那是讓丁子霖不堪回首的一天。事先，部隊發出通告就已經赤裸裸地說「後果自負」，她回憶說：「後果自負，多麼殺氣騰騰！我抓住他不讓他去，可是，他個頭兒大、力氣大，還是被他掙脫開。他進衛生間，從裡頭把門給反插住，然後就從衛生間裡跳窗走了。才到木樨地，一顆子彈就要了他的命！」採訪前，丁子霖央求不要問事發經過，但是，說到激動處，老太太還是忍不住自己說了。
兒子不聽勸 命喪北京大街
「我在跟他拉扯的時候，他還說，『如果天下的父母都像妳這麼自私，國家民族就沒救了！』唉！身為母親，看到子彈要打到他身上，總會想替兒子擋子彈吧！」
「我足足癱了兩年，沒辦法走路。那個時候，共產黨還沒處罰我。這兩年，我在生死之間掙扎，覺得家裡到處都是兒子的身影。直到八九年八月，我們聯繫上了第一個死難者的家屬，到九○年聯繫到第三個死難者家屬，周圍的朋友、死難者家屬相互安慰，我開始解脫了，走出了死亡的陰霾，我也站起來了！」憶起往事，老太太數度落淚。
估計死難人數 受共黨處分
站起來之後的丁子霖，在一九九二年也受到了共產黨的處分，不讓她上課了。「我有了更多的時間」，於是，她開始設法估計死難者人數，尋訪死難者家屬。
「死難者的確切人數，共產黨一定有，但是，現在公佈的數字都是被戳破了的謊言。我找到了一百八十八位死難者，但是，現在越來越難找了。有的是因為北京城區拆遷，找不到家屬；有的是來自於外地，要找到也很困難。但是，數字並不是關鍵，死了兩千人是屠殺，難道死了一百八十八人就不是屠殺！」除了尋訪死難者家屬之外，丁子霖也開始為死難者家屬設法尋求經濟援助。「丁老師有些管道，海外的錢可以透過這些管道進來。」一旁的友人補充說。丁子霖說：「有些錢被凍結了！」「只從台灣接到一筆捐款，那是一位台商捐三千五百元人民幣，之後就再也沒有了。」
募款犯大忌 飽嘗監禁迫害
從海外替死難者家屬引進經濟奧援，顯然犯了中共的大忌。一九九五年，「他們要求我說出捐款人、受款人，還要求公開帳單。我堅持不說，就這樣被關了四十三天。」
此後，丁子霖飽嘗傳訊、監視、限制居住，連綁架都碰上過，可是，都沒有打斷她的堅持。但是，去年的一封公開信，讓丁子霖開始飽受攻擊，而這些攻擊，有的還來自於海外的民運人士。那封公開信是寫給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她呼籲高智晟暫停由他發起的絕食運動。「萬一再發生類似十六年前那樣的慘劇，我們怎麼向那些受害者的母親和妻子交代？」可是，從此之後就有人開始抨擊她。
「說我是共產黨的臥底、幫凶，說我兒子只是去天安門看熱鬧。歷史畢竟是歷史，事件之前他還跟著同學上街遊行，他們一群高中生還拿著標語，『你們倒了，還有我們』，這樣還被說成是去看熱鬧！」「這刻骨銘心的痛，不會隨著時間而淡忘，反而與時俱進。前兩年老伴心臟病住院，我也在醫院住了幾十天，如果兒子還在，就不會那麼無助！」
風風雨雨，以後還會繼續堅持下去嗎？「當然，我站起來了就不會倒下去！不堅持，怎麼能討回公道？」「文革一開始我就被整得死去活來，八九年也是死去活來，我能再為死難者家屬募得捐助，也是一種善舉吧！我已經付出了那麼多，什麼力量都不會阻止我的！」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5+112007012700077,00.html
中國時報 2007.01.27
兒為中國未來而死 她為中國未來而活
王綽中/特稿
「我不是一位堅強的母親。兒子喋血長安街頭，我曾幾度徘徊於生死之間；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的；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著。」
上個月丁子霖才過七十歲生日，這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十多年來，以堅強的毅力持續尋訪「六四」死難者家屬，被外界譽為「天安門母親」。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半左右，剛滿十七歲、就讀中國人民大學附中的丁子霖寶貝兒子蔣捷連離家去天安門廣場，晚上十一點多戒嚴部隊強行突進至木樨地，在復外大街遭槍殺，子彈從後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醫搶救無效身亡。在上海出生的丁子霖，曾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丈夫為蔣培坤，其二伯父為丁文江。她深憤兒子和其他被殺的愛國學生被中共當局誣指為「反革命暴徒」，這些年來為「六四」平反的柔性對抗，讓她被中共安全單位長期「鎖定」，在特別時節更不時被軟禁、限制出外或者竊聽電話。她的名字更是中國大陸網際網路上的敏感詞而被封禁。
前年三月初中共兩會前夕，丁子霖代表一百二十五名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發表公開信，要求按照民主與法治的程序解決六四問題，同時公開糾正趙紫陽的冤案。公開信甚至直指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執政以來中國人權狀況反而日益惡化。
丁子霖為她這些年來的作為解釋說：「我希望在這塊災難頻仍的國土上不再有殺戮，不再有無辜的百姓橫屍街頭。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包好自己的傷口，擦乾淚痕，一家家地尋訪受難者及其親屬，並把過程中一樁樁、一件件沾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公諸於世的原因。」「六四」即將進入第十八個年頭，丁子霖的時間卻一直停在十八年前。這些年來，她將對兒子母愛轉化成為對社會國家的大愛。只是，在她有生之年，「六四」獲得平反，機會似乎不大。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5+112007012700078,00.html
那是讓丁子霖不堪回首的一天。事先，部隊發出通告就已經赤裸裸地說「後果自負」，她回憶說：「後果自負，多麼殺氣騰騰！我抓住他不讓他去，可是，他個頭兒大、力氣大，還是被他掙脫開。他進衛生間，從裡頭把門給反插住，然後就從衛生間裡跳窗走了。才到木樨地，一顆子彈就要了他的命！」採訪前，丁子霖央求不要問事發經過，但是，說到激動處，老太太還是忍不住自己說了。
兒子不聽勸 命喪北京大街
「我在跟他拉扯的時候，他還說，『如果天下的父母都像妳這麼自私，國家民族就沒救了！』唉！身為母親，看到子彈要打到他身上，總會想替兒子擋子彈吧！」
「我足足癱了兩年，沒辦法走路。那個時候，共產黨還沒處罰我。這兩年，我在生死之間掙扎，覺得家裡到處都是兒子的身影。直到八九年八月，我們聯繫上了第一個死難者的家屬，到九○年聯繫到第三個死難者家屬，周圍的朋友、死難者家屬相互安慰，我開始解脫了，走出了死亡的陰霾，我也站起來了！」憶起往事，老太太數度落淚。
估計死難人數 受共黨處分
站起來之後的丁子霖，在一九九二年也受到了共產黨的處分，不讓她上課了。「我有了更多的時間」，於是，她開始設法估計死難者人數，尋訪死難者家屬。
「死難者的確切人數，共產黨一定有，但是，現在公佈的數字都是被戳破了的謊言。我找到了一百八十八位死難者，但是，現在越來越難找了。有的是因為北京城區拆遷，找不到家屬；有的是來自於外地，要找到也很困難。但是，數字並不是關鍵，死了兩千人是屠殺，難道死了一百八十八人就不是屠殺！」除了尋訪死難者家屬之外，丁子霖也開始為死難者家屬設法尋求經濟援助。「丁老師有些管道，海外的錢可以透過這些管道進來。」一旁的友人補充說。丁子霖說：「有些錢被凍結了！」「只從台灣接到一筆捐款，那是一位台商捐三千五百元人民幣，之後就再也沒有了。」
募款犯大忌 飽嘗監禁迫害
從海外替死難者家屬引進經濟奧援，顯然犯了中共的大忌。一九九五年，「他們要求我說出捐款人、受款人，還要求公開帳單。我堅持不說，就這樣被關了四十三天。」
此後，丁子霖飽嘗傳訊、監視、限制居住，連綁架都碰上過，可是，都沒有打斷她的堅持。但是，去年的一封公開信，讓丁子霖開始飽受攻擊，而這些攻擊，有的還來自於海外的民運人士。那封公開信是寫給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她呼籲高智晟暫停由他發起的絕食運動。「萬一再發生類似十六年前那樣的慘劇，我們怎麼向那些受害者的母親和妻子交代？」可是，從此之後就有人開始抨擊她。
「說我是共產黨的臥底、幫凶，說我兒子只是去天安門看熱鬧。歷史畢竟是歷史，事件之前他還跟著同學上街遊行，他們一群高中生還拿著標語，『你們倒了，還有我們』，這樣還被說成是去看熱鬧！」「這刻骨銘心的痛，不會隨著時間而淡忘，反而與時俱進。前兩年老伴心臟病住院，我也在醫院住了幾十天，如果兒子還在，就不會那麼無助！」
風風雨雨，以後還會繼續堅持下去嗎？「當然，我站起來了就不會倒下去！不堅持，怎麼能討回公道？」「文革一開始我就被整得死去活來，八九年也是死去活來，我能再為死難者家屬募得捐助，也是一種善舉吧！我已經付出了那麼多，什麼力量都不會阻止我的！」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5+112007012700077,00.html
中國時報 2007.01.27
兒為中國未來而死 她為中國未來而活
王綽中/特稿
「我不是一位堅強的母親。兒子喋血長安街頭，我曾幾度徘徊於生死之間；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的；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著。」
上個月丁子霖才過七十歲生日，這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十多年來，以堅強的毅力持續尋訪「六四」死難者家屬，被外界譽為「天安門母親」。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半左右，剛滿十七歲、就讀中國人民大學附中的丁子霖寶貝兒子蔣捷連離家去天安門廣場，晚上十一點多戒嚴部隊強行突進至木樨地，在復外大街遭槍殺，子彈從後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醫搶救無效身亡。在上海出生的丁子霖，曾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丈夫為蔣培坤，其二伯父為丁文江。她深憤兒子和其他被殺的愛國學生被中共當局誣指為「反革命暴徒」，這些年來為「六四」平反的柔性對抗，讓她被中共安全單位長期「鎖定」，在特別時節更不時被軟禁、限制出外或者竊聽電話。她的名字更是中國大陸網際網路上的敏感詞而被封禁。
前年三月初中共兩會前夕，丁子霖代表一百二十五名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發表公開信，要求按照民主與法治的程序解決六四問題，同時公開糾正趙紫陽的冤案。公開信甚至直指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執政以來中國人權狀況反而日益惡化。
丁子霖為她這些年來的作為解釋說：「我希望在這塊災難頻仍的國土上不再有殺戮，不再有無辜的百姓橫屍街頭。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包好自己的傷口，擦乾淚痕，一家家地尋訪受難者及其親屬，並把過程中一樁樁、一件件沾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公諸於世的原因。」「六四」即將進入第十八個年頭，丁子霖的時間卻一直停在十八年前。這些年來，她將對兒子母愛轉化成為對社會國家的大愛。只是，在她有生之年，「六四」獲得平反，機會似乎不大。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5+11200701270007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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