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根據大陸全國社會科學院今天公布的二○○七年「社會藍皮書」顯示，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收入最高的二○％和收入最低的二○％的差距達到十八倍，貧困群體對於翻身大多不敢寄予厚望。

藍皮書主編、社科院社會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指出，大陸城鎮區民的收入成長速度大致與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成長速度相當，但農村居民收入的成長率僅約六％，遠遠低於城市，所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任務還是非常艱鉅。大陸社會發展現存的問題中，首要仍是收入差距的問題。

五成民眾 自認收入是中下層

近日貴版刊登多篇文章，以皮諾契特統治下的智利作為例子，討論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孰先孰後的問題。筆者也有一些看法。

一九七○年代的政治學界，還充斥著所謂的「現代化理論」，亦即先引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後才能達成民主化。因為當時的民主國家很少，同質性亦很高，也因此芝加哥學派大師傅利曼這一席話，今日雖貌似擁護威權統治，但在當時並不是驚世駭俗之語。

近年來隨著民主化的浪潮越形擴大，其研究素材大幅增加，現代化理論也遇到了若干侷限，經濟自由是否能引領國家走上政治自由，也開始出現了問號。就以智利為例，皮諾契特的統治末期出現了連續的流血暴動，國家也因而陷入動盪不安；知名學者Przeworski即認為如果沒有皮氏的威權統治，智利的經濟發展應該可以更好。此外，Przeworski在一九九一的著作「資本主義與國家」中也指出，許多獨裁政權都是由市場經濟中興起，因此經濟開放不代表政治就會自由。

港台兩地剛剛落幕的選舉，結果均出乎意料。相對於台灣藍綠平分秋色，香港的選委會選舉是一場只有二十萬名選民、容易受操控的「小圈子選舉」，竟被泛民主派一舉突破中方的圍堵，意外取得近一百四十個席位的佳績。

依規定，能在八百名選委會委員中取得一百席者，方能獲提名參與特首選舉，這是很高的門檻。一向被隔絕在體制外的泛民主派，這次初試身手，斬獲即超乎預期，在明年第三屆特首選舉提名時，將可推出「泛民」候選人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把這場原被視為「北京欽定」、「選委會黃袍加身」的大戲，變成真正的競選舞臺！

重重體制框限下，梁家傑參選當然難爆冷勝出；但他和「泛民」高調參選，意味著「泛民」成功闖進「一國」下的特區體制，已在香港民主運動史寫下重要一頁。

德國波恩大學漢學家顧賓（Wolfgang Kubin）最近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重炮抨擊百年中國文學的種種問題。他說，除了魯迅，中國當代沒有偉大作家。對於紅極一時的小說《狼圖騰》，在他眼中隱含法西斯主義，讓中國丟臉；所謂「美女作家」如衛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不是文學，而是垃圾。

顧賓受訪時指出，當代中國作家最大問題是外語和母語都不行。一九四九年以前，林語堂、胡適和張愛玲等都能用外語寫作，了解外國文學，認為外語能豐富創作。如今中國作家不學外語，認為外語會破壞他們的母語，因此中國作家到海外只能依靠漢學家，看翻譯的作品。

外語母語都不行 看輕自家文學

午後，進入上海「孟母堂」私塾，只見二十幾位孩童在老師鋼琴伴奏下吟唱李叔同的《送別》，見到記者來訪，孩童以中英文大聲說歡迎詞。這是目前中國大陸結合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教育最新潮的私塾，這裏的孩童全部以休學名義到此就讀，其中包括一對來自台灣的小姊弟。

「孟母堂」位於上海近郊松江區一座占地三百平方公尺的別墅建築內，大廳內擺著孔子畫像及「孟母堂」校徽。客廳有《論語》、《資治通鑒》、《老子》，以及英文版的《仲夏夜之夢》等中外經典。大廳內的小提琴、鋼琴及中國古琴也是教學器材。

琴棋書畫基本功 還要學莎士比亞

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何者為優先？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過世又讓許多人關心這個問題。這問題和台灣尤其相關，因為智利和台灣的威權統治都被視為是威權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佐證。

這也是昨日吳惠林教授在時論廣場〈獨裁者的經濟學分〉一文的主要論點。他引用偉大經濟學者傅利曼的結論說，如果「目標是促進住民的福祉，則經濟自由是較優先的。」更進一步，「如今我們更關切的是：中國會不會走同樣的路？」

我深信吳教授絕對是反對獨裁。但是這種經濟自由優先於政治自由的的主張，卻不免給予威權統治者（如他所關切的中國）鎮壓民主與人權的正當性，且在學術的經驗分析上也有不少脆弱的假設。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是國際人權日，戕害人權的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契特，卻在此日因心臟病逝世，享年九十一歲。死訊傳出，智利人反應兩極，曾遭其迫害的民眾，在智利首都多處舉辦慶祝活動；另一方面，也出現死忠支持者認為皮諾契特是智利的救星，因其讓國家免受共產主義荼毒，而前英國首相、主導英國自由化政策的佘契爾夫人，也對皮諾契特的死亡表示十分難過。

也就在皮諾契特過世的前一天，一份民調數據印證智利人對其矛盾的愛恨情結：受訪者中有四成五表示，皮諾契特是智利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應以國葬厚待之；但另外五成五的受訪民眾卻認為，國葬是對皮諾契特政權受害者的褻瀆。為何會有此種兩極化的反應？答案就在「經濟」。

皮諾契特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左派政權，其在位的十七年間，致力推動市場自由化政策，締造了生氣蓬勃的經濟成長，讓智利迅速躍升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國家。

「二十六年前，法國駐中國大使館一外交官以五百元（中國）外匯券，向我買了一幅油畫，最近這幅畫出現在中國油畫拍賣市場，竟然標價三十八萬元人民幣！」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畢業、留學英國的畫家鍾鳴說，由於中國藝術市場興旺，中國當代主義油畫受到國際買家（包括炒家）及大陸收藏家的高度關注。

鍾鳴原在北京中央電視台擔任電視劇導演，現在定居上海。身為「英國皇家藝術協會」一員的這位中年畫家，當年賣給法國外交官的那幅油畫名稱為《他是他自己（沙特）》，畫的是存在主義大師沙特。在八十年代，中國人對西方一切仍十分陌生。

一擲萬金者 多屬外國買家

隨著北高選舉結束，雖然大陸官方不表態，但民間關注的程度卻更甚以往。在北京或上海搭出租車，過去常被問到台灣的經濟，如今被問最多的是「下屆台灣領導人國民黨應可獲勝吧？」

二十年前，「台灣問題」是中共中央的「禁臠」，只有中央才有發言權，中央下個命令，台辦就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其他部門或民間完全沒有置喙餘地；十年前，隨著兩岸經貿增長，台商大舉登陸，外貿部門開始搶奪發言權，地方為了政績，也常給予台商超優惠政策，涉台政策已出現質的轉變。

如今，經濟起飛後大陸中產階級出現，於是台灣的民主制度躍上檯前，成為知識精英及民眾新關注的焦點。

這家客店是坐北朝南的一間鄰街大房，一進門便是左右兩條順山大炕。這個店不分性別男女都可以住進來，左炕是男客，右炕是女客。我是小孩，不打人數兒，就跟母親住在女人炕上。當時的人們實在是純樸，也實在是敦厚，從沒聽說左右炕上的男女們有什麼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過。

前些日，陪著幾位省城的客人去應縣觀光木塔。對我來說，這「去」該叫做是「回」，因為我本來就是應縣人。

應縣木塔是俗稱，它的大名叫釋迦塔。始建於五代，完工於遼清寧二年。也就是說，在公元1056年就已經完工，距今有950年。

1那個留著長頭髮，在烏魯木齊的漫天大雪中還穿著一件日本舊西裝的青年果真是我嗎？天氣那麼冷，就因為愛美仍然不願意穿棉服。其實，日本的舊西裝有什麼美呢？很多人都對我說你穿的衣服有可能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也許上邊還沾有愛滋病毒，二十四歲的我就因為深深地戀著它的版型連冬天都穿著它。還記得那件西裝裏有著田中角榮的名字，他真的是那個日本首相還是他就是一個普通人我無法考證。我艱難地行走在沒膝的雪中，看著雪花在燈光下像洪水一樣地朝我奔湧，什麼叫富有內在的激情，那就是我。我就是激情的代名詞，我就是那個叫作王剛的詩人。我在深夜行走在烏魯木齊的街頭，是因為王剛的內心裏有著烈火一樣的感動：孟非從阿聯酋回來，他說他帶回了一盤磁帶。是披頭士唱的歌，裏邊有約翰藍儂。

時光已經很久遠了，當然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二十二年搖搖滾滾，流走的時間把我從青春的垃圾堆扔到現在的垃圾堆裏。約翰藍儂就從來沒有從我的內心退卻，他用自己的詩句和音樂一次次地像那個晚上的雪花一樣壓迫著我，我的思想，我的感情。「LET　IT　BE」有人翻譯成去他媽的，「YESTERDAY」不翻譯成昨天，還翻譯成今天或者明天嗎，再業餘也不能這樣，「HEY　JUDE」讓我想起了所有那些當年的烏魯木齊的女孩兒，她們和我流淚和我一起葬送青春，她們都可以叫朱迪，朱迪就是朱迪，不是那個朱迪福斯特，「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我想抓住你的手還是我想握著你的手，有人說是一樣的。我不這麼認為，如果你不先大膽地抓住，你又怎麼可能長久地緊握呢？我不想對你們形容藍儂的嗓音，我不想描述藍儂的歌聲，因為我還沒有那麼無聊，以至於墮落到用自己的語言去形容音樂或者歌聲。但是，讓我怎麼說那個晚上在烏魯木齊漫天大雪中的藍儂呢？我在孟非家一遍遍地聽，我拿出自己珍藏的TDK磁帶讓他為我轉錄，我邊聽邊為自己不滿足的愛情生活流淚，當我再次回到了白色的黑夜中時，醉酒的我凄涼地哭泣著，一遍遍地唱著那首剛學會的「嘿，JUDE」，雪是那麼溫暖，燈光如同陽光，烏魯木齊的夜空光輝燦爛，照耀著我的前方，我就像是一個得了青光眼的病人那樣，再努力也睜不開眼，故鄉的大雪讓我膽大妄為，猖狂無比。我沒有回家，像是俄羅斯的十二月黨人那樣地，背負著無限的理想走在冰雪之中，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對尤其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和藍儂完全混雜在一起，讓我發著高燒，踩著塞利納一樣的步伐在茫茫黑夜漫游。黎明時分我回到了家，如同將熄的炭火，更像是垂死的牲畜，癱倒在小屋的地上，在深沉的睡夢中把雪野，烏魯木齊，約翰藍儂永遠地攪拌在了一起，以至於在自己的一生中，只要是看到了雪，就想到了烏魯木齊，就看到了那個反叛者和他的音樂，以及我的的反叛和我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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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周末深夜，小紅拿起話筒撥通了記者手機：「你今晚過來嗎？聽說明天他們就動工了，再不來就看不到了！」

深夜摸黑，記者向出租車師傅出示了小紅的手札：「三元東橋，到了橋頭別上橋往北拐，看到另座橋，上橋直走，到了西壩河、太陽宮，往西調頭五百米，有個億百萬飯莊，旁邊就是。」經過出租車師傅電詢多次，總算到了北四環內的這片破落戶。

深夜十一點半，站在「望京」社區不遠處，孤月映射空曠的街邊，顯得荒涼而晦澀。「你看北邊那片，上月就拆了」，小紅指著門前不遠處向記者說，「我們院內前排，明天就動工，拆到我這兒，估計不用幾天吧！」

廣州現在最需要給予人的，應該是安全感！有風險沒安全，有生意沒文化。我希望，下次再去廣州的時候，我的這篇文章能夠成為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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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在十幾年給人的第一感覺是發財賺錢的橋頭堡，淘金的聖地；現在，不得不無奈地說，至少對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就是亂，騙子和匪徒的最大集散地，一個毫無安全感的城市。用這樣去形容一個城市非常不厚道，但是這種不厚道於我來說是客觀的，是從我腦袋裡撲出來的第一感覺。

這廢在福建的中國古樂南音，哀婉淒涼，滿是家國的興衰離合。是那個盲人占卜師唱的吧？在他那骨碌碌轉動的眼皮底下，可曾又見王朝偏安，歌舞昇平。那一日，忽喇喇大廈傾，琵琶弦斷，裊繞著至今不絕的亡國之音。

民間有傳說：沉東京浮福建。說是起初並沒有福建，倒是臺灣海峽上有個叫東京的陸橋。東京沉了，福建浮了。但這東京無從考證。倒是中原確有一處東京的：宋的京城。中州板蕩，宋亡了，福建興了。

若把中國的版圖看做一片秋海棠，那麼福建就在這葉片的邊緣，葉子落了，邊緣首先枯萎；若是看做一隻母雞，它則是母雞之尻。中原王朝危急了，福建就被禦幸；安穩了，福建就遭冷落。福建倒像是中國的「風月寶鑒」的反面。典型的是晚清，帝國岌岌可危，福建居然空前繁榮了起來：船政學堂，海軍……從陸地文化轉而海洋文化，那勿寧是亡國文化；那一時福建出了大批影響人物：林則徐、沈葆楨、嚴復、薩鎮冰、林紓，還有林旭、林覺民……他們毋寧是帝國的掘墓人。

「冰點事件」至今餘波盪漾，這個事件在調走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十月以總編輯李而亮調「中華兒女」總編輯的結局收場。而「冰點事件」所以為外界矚目，主要是它衝擊了中共深層的體制大忌，他們都意識到，唯有改變這個國家的體制，中國才能蛻變。

在「冰點事件」中，不論是龍應台的「你不得不知的民主」，還是被網民散播的「胡主席什麼時候三鞠躬」，或袁偉時「吃狼奶長大」，以及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內容都是直指中共執政下的體制弊端。

開明元老 並不反對變革

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家鄉，四川省廣安市日前因一起醫院「見死不救」傳聞而發生大規模騷亂事件，參與者多是當地重點高中的學生，消息指有兩名學生在事件中死亡，但中共廣安市委昨天透過媒體表示，該醫院並沒有見死不救，群眾的「過激反應」完全出於「謠言」，此外，廣安市有關部門強調，事件中沒有出現學生傷亡或遭逮捕情事。

根據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發布的消息，十日晚間約有二千名群眾對廣安市第二人民醫院發動攻擊。事件的起因，是當地一名三歲多的男孩熊洪徽在本月七日誤食爺爺買回的農藥，爺爺緊急將他送往廣安第二人民醫院。

未及時搶救男童 家屬抗議

開放引進資本主義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使得中國的東半至西南城市，產生巨大變化。相較之下，內陸鄉鎮跟近海都會的差距更是教人吃驚。社會主義的中國、資本主義的中國、工商發達的中國、破敗農村的中國……，都可以從中找到對應的面貌，以至於走馬看花的觀光客，都無法窺見全貌。本刊今起陸續堆出「中國印象」，邀請兩岸（包括旅居海外）作家觀察書寫，除了上海北京西藏雲南等熱門的旅遊景點之外，更將眼光投注其他地方，探看中國的「變」與「不變」。 ──編者

二十一世紀看中國，大概如同想像一個許純美，以為金錢可以裝扮出教養文明，打造出壯麗風光的門面，誤把消費當美德，一不小心隨時可以出狀況。

從北京機場下機開始，一切光鮮亮麗，計程車出了機場筆直壯闊的林蔭大道，路邊景色讓人耳目一新，不期然，司機打開車窗，呸！一口響亮的痰，有如山珍海味的美食盛宴，掉進來一隻蒼蠅的掃興與難堪。

「便宜的ＤＶＤ要不要？」「不了，我想看包，有沒PRADA包包？」

「你不是記者吧？老外看啥都給看，萬一你是記者，我可栽了！」

「你到底賣不賣啊，啥牌子都有嗎？」

日前，中共外匯存底已經突破一兆美元。媒體報導說，對中共中央是喜憂參半，喜的是中共站穩經濟巨人腳步，憂的是來自國際，特別是美國將加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了解憂，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且立即投書美國《華爾街日報》，為人民幣不能加快升值辯護。

據樊綱的說法，即使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也不會減少中共對美國的外貿出超，只會吸引更多賭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投機資金流入中國。樊綱還訴諸美國民眾，若人民幣快速升值，中國將面臨很可怕的災難，經濟將遭受致命打擊，出口企業將陷癱瘓，數百萬民工將失業，解決上億人就業問題的低工資職位將徹底消失，「中國農民和民工將遭到最沈重的打擊」。樊綱憤慨的說：「太不公平了，憑什麼以犧牲中國窮人為代價，去糾正一個由美國自己造成的錯誤！」他認為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在於美國財政部濫發美鈔，以致美元長期面臨貶值壓力，而中國民工則忍受低工資默默地為全球經濟失衡犧牲奉獻。樊綱表示，人民幣升值幅度至多五％，超過或實施完全浮動，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樊綱的說法似是而非，他是基於靜態環境假設下之推論，犯了因果倒置謬誤。不可否認的，先是中國低工資成本勞力密集產品以超低價格在美國，甚至全球市場擁有競爭力，賣出超低廉產品換取美元（注意：不是美國財政部主動濫印美鈔），在進口受到管制保護下，出口商賺得美元在中國換成人民幣後，發給生產因素（包括眾多的勞工）報酬後，並沒有購買進口品（主因是政府管制政策）。而且，出口愈來愈多獲得愈來愈多的外匯，在人民幣不准升值下，中國內部的人民幣也愈積愈多，不但中國內部游資形成泛濫，於是通貨膨脹和資產膨脹（即股票和房地產的炒作等泡沫金錢遊戲）在中國蠢蠢欲動，超低價出口品也成為「流血出口」或「隱形出口津貼」。非但是對中國民工的嚴重剝削，也讓全球貿易和經濟失衡和失序，並讓各國的弱勢產業中的弱勢工人失業，更不堪的是，中國的產業不會升級。到頭來泡沫總會破，嚴重蕭條的悲劇會上演，雖然中國人最先落難，但全球也都無法倖免。這種經歷有斑斑史跡可考，一九八○年代後半期的台灣就有過慘痛經驗。

從今年九月一日起，上海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調高為每月七百五十元人民幣（約三千元新台幣）。這個數字和我對上海的印象，有相當大的落差。

上海發展飛快，大樓林立，車水馬龍，時髦男女穿梭往來，某些地方乍看之下像紐約。走進大廈背後的胡同裡，當喧囂沈靜，你會發現上海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位住在狹小胡同裡的大媽說，不久前她感冒到醫院就診，醫生說要打三天點滴，醫藥費六百元人民幣，嚇得她拔腿就跑，買成藥吃了。大媽是退休的職工，每月領一千多元退休金，最怕生病，可說談病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