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內外議論紛起的「八部禁書」中，發現一本我喜愛的書─《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袁鷹著，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
袁鷹先生是黨內資深報人，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辦過中共地下黨的報紙（他的同事有王元化、喬石）。他的文章有何罪過，令檢查官動用重典，就像當年國民黨查封他所參加編輯的上海《聯合晚報》一樣，必除之而後快？
對「陰謀論」我毫無興趣，不想循著報導，從《風雲側記》中探什麼蛛絲馬跡。說到底，我根本不相信，在袁鷹先生畢生服務的新聞文化領域，會有什麼可資泄露的國家機密。《風雲側記》的數十篇回憶文字，是從「人民日報」這特殊視窗，透視大陸半個多世紀的詭譎風雲。其實這並非袁鷹先生「重寫」的歷史，更沒有顛覆性驚人之筆。那是大家一同走過的從前，只是在袁鷹先生筆下，往事昔人，皆有血有肉，把我們帶回真實無偽的歷史現場─在歷史被刻意遺忘、面目變得越來越胡塗的今天。
那裏有柔和的筆墨，記述袁鷹先生和諸多文化巨擘的交往：冰心、夏衍、周揚、胡喬木、鄧拓、郭沫若…。他不遮掩真實，也寬容各色人生。他的文字，有時會流露出老一輩黨內宣傳戰線領導者常有的語調，「同志」之稱謂隨處可見，「顧全大局」的分寸感使我感到熟稔。然而這位寬厚長者記錄的斑斑點點，有時竟讓人拍案稱奇。
《夏衍教我編報紙》，回憶夏衍為人民日報副刊寫雜文《「廢名論」存疑》的經過。夏文反對革命後廢棄傳統、消滅個性的虛矯風氣，委婉批評解放後許多企業、商店、學校紛紛改掉原來名稱以排號代替的現象，最後引出一個神來之筆的結尾：「我設想若干年後，人們的履歷表將如下式：姓名：王十七；籍貫：第五省、第三十八縣、第二十六鄉；學歷：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學畢業；職業：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門市部經理。」
《狂飆為誰從天落？》，回顧的是建國後第一場大批判─「電影《武訓傳》討論」，它開啟了共和國歷史上向文化界動粗的惡劣先例。讀著那些史實，時而為悲劇酸鼻，時而為荒誕劇啞然。《狂熱年代的幾支小插曲》裏，我們看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磚，在「大躍進」中被一塊塊撬走，去砌高爐「大煉鋼鐵」。《書生辦報》，讓我們看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陳笑雨被揪鬥被羞辱，在投水自盡前寫給妻子黃寅的短得不能再短的遺言：「死了算了，乾乾淨淨。寅，永別了。」袁鷹先生還記述文革前在報上開設「長短錄」專欄的往事，這篇文章的題目，恰似今日傳媒人的訴求：《說長道短是輿論的天職》。
人人頭上懸著一把劍
「六十年代，思想文化戰線的氣氛漸漸緊張。作家們手中的筆也漸漸枯澀，人人頭上似乎都懸著一柄隨時會落下的劍…」（《冰心老人與人民日報》）。此時此刻讀著這樣的文字，實有時光倒流之感！許多文字寫到周揚。這位大陸意識形態領域前「掌門人」，在那個年代留下許多錯誤甚或罪孽。但他又是袁鷹先生尊敬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形象是高大的，作為一個人的人品，他很有吸引力，有魅力」。這尊敬，來自周揚虔誠的懺悔。《風雲側記》描述，文革結束後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期間，周揚作長篇發言，向過去被自己粗暴傷害過的同志一一賠禮道歉。老作家蕭軍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聲說了一句：「有錯誤，承認了就好！」引起全場熱烈掌聲。
周揚是個生機勃勃的人，晚年卻突然失語。袁鷹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談及周揚病重的經過：一九八四，他剛摔一跤，文聯來了一個幹部，向他彙報文聯機關學習「反精神汙染」的體會。周揚問：「你們現在還在學習這個東西，一年多了。」回答說這是長時期的任務。受到精神刺激的周揚，自那次以後就發生嚴重語言障礙。一次和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見面，他斷斷續續吐出「廣東改革好，不要走回頭路」的話，任仲夷看他說話困難，勸他不要多說：「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周揚的身體再也沒有恢復，就這樣無言辭世（《與李輝談周揚》）。
袁鷹先生寫到胡耀邦：「…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一九八○年二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作長篇講話的最後場面，他又一次強調要愛護文藝隊伍，忽然激動地站起來，舉起攥緊的拳頭，高聲說：『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會場上頓時響起長時間的春雷，人們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從內心湧出來的熱淚淌滿雙頰。二十多年過去，斯人斯語，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愴然於懷。」
《風雲側記》記述上世紀八十年代人民日報的「編輯部的故事」，篇章不多，卻字字啟動我們「八十年代」的記憶。如《「日記何罪！」：呼喚被踐踏多年的公民權利》，講述一篇來稿在讀者中引起的罕見反響。大陸之外的人很難置信，私人日記、信件，在那個年代隨時會被揭發檢舉，一夜間禍起蕭牆。
管得太具體 文藝無望
《「假如魯迅還活著」》，講述一首紀念魯迅詩引起的麻煩。詩人想像魯迅如果活著，「他也許已得到了種種榮譽，／但也許，才剛剛從獄中放出。」他也許成為高官，要出席重要會議，「但不會跟著三個警衛，兩個秘書。」「他也許坐上了現代化的轎車，／但決不用窗簾把路邊的一切擋住，／他會把手伸向每一個流浪者，／他要靜聽讀了很多書的待業青年的傾訴…」該詩刊登後，受到「中央某領導同志」追查，甚至上綱到「反革命」。幸而已是後文革時代，袁鷹先生一通檢討，倖免於一劫。
珍貴的史料，有回憶《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一文發表經過的《「趙丹遺言」前前後後》。趙丹在彌留之際說：「『體制』二字，我們藝術家原本是生疏的。後來漸漸發現：我們懶得管『體制』，『體制』可死命管住我們；逼得我們不得不認真對付對付它。」一九八○年我已當記者，人民日報在趙丹臨終前兩日刊出此文的那聲平地驚雷，至今銘心刻骨。
還有《「按得票多少為序」及其他》，回憶的是一九八四年底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的民主選舉。當時，胡耀邦勾銷了「人事安排小組」內定的主席團候選人名單，說那名單「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是無效性的。」「作家的會，選上誰就是誰！」大會上，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致賀詞，說「創作必須是自由的」，「評論也應當是自由的」。
袁鷹先生所記，全都是中共的「黨內故事」，其中多數發生在中共中央機關報。《風雲側記》，紅色的書名，潔白的封套，將封套解下，我驚訝地發現，反面竟是一整版發黃的影印舊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九四九十月二日的人民日報。
我尊敬人民日報。那裏出過鄧拓和劉賓雁，出過王若水和胡績偉。我尊敬一息尚存就要為民主奮鬥的中共老一輩新聞工作者，那些擲地有聲的名字中，有李慎之、李銳、何家棟、欽本立、戈揚、曾彥修、李普、戴煌、鍾沛璋…。這事實耐人尋味，又令人沈痛。
《風雲側記》引述夏衍晚年的感歎：「就我親身經歷，直到現在我還以為世界上最愛國、最擁護共產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寫到這裏，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援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與李輝談周揚》）
思想管制者 無知荒謬
袁鷹先生的書，是一個中國公民的合法著作，也是一個共產黨員合乎黨紀的正大光明之言。他的書告訴人們，共產黨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也有過深深的歉疚，有過徹底更新的錚錚誓言，就像蕭軍所說：「有錯誤，承認了就好！」最重要的是，在共產黨內良善未泯，正義猶在，為真理不惜生命的熱血之士代有其人。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一些頂著共產黨官帽的「年輕化」的思想管制者，他們對黨的歷史所知寥寥，對袁鷹這樣的老黨員冷酷無情，他們甚至也沒有上一代「左棍」對主義的僵硬信仰和清教徒式的操守。他們有的只是現實算計，兩眼緊盯官市行情；貪婪，粗鄙，毫無掩飾地追逐權力，言語散發著匪氣。他們每每揣摩上意又放大上意，「轄區內」出一星點「不安定因素」，只因可能妨礙仕途，他們的狂疾就會發作，無論面對右派左派，黨內民間，動輒高壓，舉動之野蠻荒謬，時令海內外驚愕。他們的每一個劣行，都足以讓高層話音未落的「開明」宣示，頃刻變成謊言；他們是中共國際信用的最成功破壞者。
再說一遍：我對檢查官給袁鷹先生羅織何種罪名毫無興趣。《風雲側記》讓他們輾轉反側寢食不安是千真萬確的─歷史就有這種魔力。我也不相信，他們真的還能禁得了什麼，不看看今夕何夕！一陣小小的「倒春寒」，沒什麼了不起。好朋友，讓我把袁鷹先生這本溫暖的好書推薦給你。
（作者是中國大陸資深記者，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全文略經刪節，標題與插題為編者所加）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5+112007013000080,00.html
中國時報 2007.01.30
無聲抗議?《北京日報》刊禁書文章
朱建陵/台北報導
被中共國務院新聞出版署副署長鄔書林批評「泄露國家機密」，並與章詒和《伶人往事》同列八大禁書之一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一書，其中一篇文章《筆名勾起的回憶》，日前竟得到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的轉載。
《北京日報》去年十二月廿三日曾轉載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引起各界矚目。今年一月廿三日，《北京日報》又在十五版（副刊）顯要位置刊登一篇由袁鷹所寫，題為《筆名勾起的回憶》文章。在該篇文章中，袁鷹主要說明自己多年來使用的筆名及其由來，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政治敏感性，但這篇文章出自袁鷹新書《風雲側記》，而此書才被中共國務院新聞出版署鄔書林宣布為禁書。針對《北京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問題，學者錢綱認為，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是「新聞出版署對『八大禁書』的處罰引發眾怒」。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5+112007013000081,00.html
袁鷹先生是黨內資深報人，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辦過中共地下黨的報紙（他的同事有王元化、喬石）。他的文章有何罪過，令檢查官動用重典，就像當年國民黨查封他所參加編輯的上海《聯合晚報》一樣，必除之而後快？
對「陰謀論」我毫無興趣，不想循著報導，從《風雲側記》中探什麼蛛絲馬跡。說到底，我根本不相信，在袁鷹先生畢生服務的新聞文化領域，會有什麼可資泄露的國家機密。《風雲側記》的數十篇回憶文字，是從「人民日報」這特殊視窗，透視大陸半個多世紀的詭譎風雲。其實這並非袁鷹先生「重寫」的歷史，更沒有顛覆性驚人之筆。那是大家一同走過的從前，只是在袁鷹先生筆下，往事昔人，皆有血有肉，把我們帶回真實無偽的歷史現場─在歷史被刻意遺忘、面目變得越來越胡塗的今天。
那裏有柔和的筆墨，記述袁鷹先生和諸多文化巨擘的交往：冰心、夏衍、周揚、胡喬木、鄧拓、郭沫若…。他不遮掩真實，也寬容各色人生。他的文字，有時會流露出老一輩黨內宣傳戰線領導者常有的語調，「同志」之稱謂隨處可見，「顧全大局」的分寸感使我感到熟稔。然而這位寬厚長者記錄的斑斑點點，有時竟讓人拍案稱奇。
《夏衍教我編報紙》，回憶夏衍為人民日報副刊寫雜文《「廢名論」存疑》的經過。夏文反對革命後廢棄傳統、消滅個性的虛矯風氣，委婉批評解放後許多企業、商店、學校紛紛改掉原來名稱以排號代替的現象，最後引出一個神來之筆的結尾：「我設想若干年後，人們的履歷表將如下式：姓名：王十七；籍貫：第五省、第三十八縣、第二十六鄉；學歷：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學畢業；職業：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門市部經理。」
《狂飆為誰從天落？》，回顧的是建國後第一場大批判─「電影《武訓傳》討論」，它開啟了共和國歷史上向文化界動粗的惡劣先例。讀著那些史實，時而為悲劇酸鼻，時而為荒誕劇啞然。《狂熱年代的幾支小插曲》裏，我們看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磚，在「大躍進」中被一塊塊撬走，去砌高爐「大煉鋼鐵」。《書生辦報》，讓我們看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陳笑雨被揪鬥被羞辱，在投水自盡前寫給妻子黃寅的短得不能再短的遺言：「死了算了，乾乾淨淨。寅，永別了。」袁鷹先生還記述文革前在報上開設「長短錄」專欄的往事，這篇文章的題目，恰似今日傳媒人的訴求：《說長道短是輿論的天職》。
人人頭上懸著一把劍
「六十年代，思想文化戰線的氣氛漸漸緊張。作家們手中的筆也漸漸枯澀，人人頭上似乎都懸著一柄隨時會落下的劍…」（《冰心老人與人民日報》）。此時此刻讀著這樣的文字，實有時光倒流之感！許多文字寫到周揚。這位大陸意識形態領域前「掌門人」，在那個年代留下許多錯誤甚或罪孽。但他又是袁鷹先生尊敬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形象是高大的，作為一個人的人品，他很有吸引力，有魅力」。這尊敬，來自周揚虔誠的懺悔。《風雲側記》描述，文革結束後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期間，周揚作長篇發言，向過去被自己粗暴傷害過的同志一一賠禮道歉。老作家蕭軍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聲說了一句：「有錯誤，承認了就好！」引起全場熱烈掌聲。
周揚是個生機勃勃的人，晚年卻突然失語。袁鷹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談及周揚病重的經過：一九八四，他剛摔一跤，文聯來了一個幹部，向他彙報文聯機關學習「反精神汙染」的體會。周揚問：「你們現在還在學習這個東西，一年多了。」回答說這是長時期的任務。受到精神刺激的周揚，自那次以後就發生嚴重語言障礙。一次和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見面，他斷斷續續吐出「廣東改革好，不要走回頭路」的話，任仲夷看他說話困難，勸他不要多說：「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周揚的身體再也沒有恢復，就這樣無言辭世（《與李輝談周揚》）。
袁鷹先生寫到胡耀邦：「…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一九八○年二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作長篇講話的最後場面，他又一次強調要愛護文藝隊伍，忽然激動地站起來，舉起攥緊的拳頭，高聲說：『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會場上頓時響起長時間的春雷，人們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從內心湧出來的熱淚淌滿雙頰。二十多年過去，斯人斯語，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愴然於懷。」
《風雲側記》記述上世紀八十年代人民日報的「編輯部的故事」，篇章不多，卻字字啟動我們「八十年代」的記憶。如《「日記何罪！」：呼喚被踐踏多年的公民權利》，講述一篇來稿在讀者中引起的罕見反響。大陸之外的人很難置信，私人日記、信件，在那個年代隨時會被揭發檢舉，一夜間禍起蕭牆。
管得太具體 文藝無望
《「假如魯迅還活著」》，講述一首紀念魯迅詩引起的麻煩。詩人想像魯迅如果活著，「他也許已得到了種種榮譽，／但也許，才剛剛從獄中放出。」他也許成為高官，要出席重要會議，「但不會跟著三個警衛，兩個秘書。」「他也許坐上了現代化的轎車，／但決不用窗簾把路邊的一切擋住，／他會把手伸向每一個流浪者，／他要靜聽讀了很多書的待業青年的傾訴…」該詩刊登後，受到「中央某領導同志」追查，甚至上綱到「反革命」。幸而已是後文革時代，袁鷹先生一通檢討，倖免於一劫。
珍貴的史料，有回憶《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一文發表經過的《「趙丹遺言」前前後後》。趙丹在彌留之際說：「『體制』二字，我們藝術家原本是生疏的。後來漸漸發現：我們懶得管『體制』，『體制』可死命管住我們；逼得我們不得不認真對付對付它。」一九八○年我已當記者，人民日報在趙丹臨終前兩日刊出此文的那聲平地驚雷，至今銘心刻骨。
還有《「按得票多少為序」及其他》，回憶的是一九八四年底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的民主選舉。當時，胡耀邦勾銷了「人事安排小組」內定的主席團候選人名單，說那名單「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是無效性的。」「作家的會，選上誰就是誰！」大會上，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致賀詞，說「創作必須是自由的」，「評論也應當是自由的」。
袁鷹先生所記，全都是中共的「黨內故事」，其中多數發生在中共中央機關報。《風雲側記》，紅色的書名，潔白的封套，將封套解下，我驚訝地發現，反面竟是一整版發黃的影印舊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九四九十月二日的人民日報。
我尊敬人民日報。那裏出過鄧拓和劉賓雁，出過王若水和胡績偉。我尊敬一息尚存就要為民主奮鬥的中共老一輩新聞工作者，那些擲地有聲的名字中，有李慎之、李銳、何家棟、欽本立、戈揚、曾彥修、李普、戴煌、鍾沛璋…。這事實耐人尋味，又令人沈痛。
《風雲側記》引述夏衍晚年的感歎：「就我親身經歷，直到現在我還以為世界上最愛國、最擁護共產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寫到這裏，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援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與李輝談周揚》）
思想管制者 無知荒謬
袁鷹先生的書，是一個中國公民的合法著作，也是一個共產黨員合乎黨紀的正大光明之言。他的書告訴人們，共產黨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也有過深深的歉疚，有過徹底更新的錚錚誓言，就像蕭軍所說：「有錯誤，承認了就好！」最重要的是，在共產黨內良善未泯，正義猶在，為真理不惜生命的熱血之士代有其人。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一些頂著共產黨官帽的「年輕化」的思想管制者，他們對黨的歷史所知寥寥，對袁鷹這樣的老黨員冷酷無情，他們甚至也沒有上一代「左棍」對主義的僵硬信仰和清教徒式的操守。他們有的只是現實算計，兩眼緊盯官市行情；貪婪，粗鄙，毫無掩飾地追逐權力，言語散發著匪氣。他們每每揣摩上意又放大上意，「轄區內」出一星點「不安定因素」，只因可能妨礙仕途，他們的狂疾就會發作，無論面對右派左派，黨內民間，動輒高壓，舉動之野蠻荒謬，時令海內外驚愕。他們的每一個劣行，都足以讓高層話音未落的「開明」宣示，頃刻變成謊言；他們是中共國際信用的最成功破壞者。
再說一遍：我對檢查官給袁鷹先生羅織何種罪名毫無興趣。《風雲側記》讓他們輾轉反側寢食不安是千真萬確的─歷史就有這種魔力。我也不相信，他們真的還能禁得了什麼，不看看今夕何夕！一陣小小的「倒春寒」，沒什麼了不起。好朋友，讓我把袁鷹先生這本溫暖的好書推薦給你。
（作者是中國大陸資深記者，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全文略經刪節，標題與插題為編者所加）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5+112007013000080,00.html
中國時報 2007.01.30
無聲抗議?《北京日報》刊禁書文章
朱建陵/台北報導
被中共國務院新聞出版署副署長鄔書林批評「泄露國家機密」，並與章詒和《伶人往事》同列八大禁書之一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一書，其中一篇文章《筆名勾起的回憶》，日前竟得到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的轉載。
《北京日報》去年十二月廿三日曾轉載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引起各界矚目。今年一月廿三日，《北京日報》又在十五版（副刊）顯要位置刊登一篇由袁鷹所寫，題為《筆名勾起的回憶》文章。在該篇文章中，袁鷹主要說明自己多年來使用的筆名及其由來，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政治敏感性，但這篇文章出自袁鷹新書《風雲側記》，而此書才被中共國務院新聞出版署鄔書林宣布為禁書。針對《北京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問題，學者錢綱認為，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是「新聞出版署對『八大禁書』的處罰引發眾怒」。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5+11200701300008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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