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馬英九的特支費，一個關係到總統要不要下台，另一個則關係到是否參選總統。兩個案有一些近似的地方，都與台灣整體的社會文化結構有關，都需要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但兩個案子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陳水扁所觸犯的是社會的罪，馬英九則是文化上的罪。
特支費是台灣官僚文化的一環。馬英九的罪，其實反應的是台灣行政官僚的基本運作模式，是整個文化的一部份。這裡的「文化」指的是，犯罪的當事人其實並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在觸犯法律。這種罪如果個案處理，會有「正義」的問題，也會引致「不教而殺」的疑惑。
國務機要費並不是特支費。犯罪的人其實知道自己在犯罪，這不是一種世俗的「理所當然」，不是「文化」。但是，陳水扁的貪瀆罪，其實與那些嚴重的貪瀆案仍有不同。他用私人發票報公費，其實與經過仔細設計的貪污不一樣，而更接近「貪小便宜」，是一種「貪婪」。在一個新富的社會裡，貪婪是極其普遍的現象，是社會的「共業」，一種社會的罪。
在一個新富社會裡，尤其是暴發戶，因過去沒有財富與奢華經驗，很喜歡透過名牌來「炫耀」自己。吳淑珍的奢華，其實是一種暴發戶炫耀。但終究財力有限，才會想到要用公費報銷。奢華無罪，但可能是貪腐的開始。每一個新富社會，都有很多人急著炫耀，各行各業、士農工商的炫耀、貪婪、乃至貪腐，變成社會的共業。
每個文明社會也都經過貪婪的階段。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這些因為貪婪所犯的罪行，都會被報紙與政黨披露，變成公共論述的題材。也在這種論述中，大家才開始知道那是一種「罪」。法律上規定的罪，對很多人是沒有意義的。「罪」要經過論述、經過細節的討論，乃至於司法的判決之後，大家才知道罪的「所在」。這時候才能真正守法。守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細節與論述。
民主的好處，正在於它可以把這些犯罪細節揭露開來，讓大家因此知道如何守法。在過去，這種社會與文化的罪，應該更多。但因為沒有披露在公共領域裡，大家也就沒有意識到，也因此繼續犯罪。今天的政黨政治、媒體文化、與司法審判把這些罪都詳細的揭露出來，才讓我們的社會有機會學習、成長。文明的厚度，是這些犯罪細節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
最近有一個司法判決很出色，是撞球國手陳純甄的簽賭案。法官沒有真正對陳純甄判刑，而是要求她寫一百六十篇短文，連續刊載在報刊上，讓大家知道，運動簽賭是違法的，也讓大家更能知道簽賭所可能產生的諸多問題。這個判決其實比簡單的判刑處罰更高明。畢竟，法律的終極目的並不是處罰，而是教育。「司法人文化」更能達到法律的教育目的。
陳瑞仁的調查報告出爐後，一些後續的判決，以至於最近國務機要費的審理，都讓人振奮感動。司法如果能真正獨立，社會的是非對錯就會有標準，在意識型態對立、政黨惡鬥的今天，也許司法才是台灣社會的救贖之道。在此謹向這些偉大辛苦的法官致敬。
但是，社會與文化的罪，可能需要一些法律之外的視野。不管是馬英九或是陳水扁的罪，牽涉到的不是今日總統的下台，就是來日總統的上台。而這個上下台之間，又有意識型態與族群等相關因素的糾葛，非常複雜。因此，如果法律能從司法人文化的角度出發，解除社會與文化的罪可能比判刑或定罪本身更重要。
文化的罪，可能需要論述，讓大家知道罪之所在後，其後才開始定罪。社會的罪，如果當事人能懺悔反省，透過各種論述，讓整個社會更知道如何來面對貪婪，更有能力來處理新富社會的財富與權力問題，進而累積文明的厚度。這樣，有沒有定罪，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也許，這可能還有助於政治僵局的鬆解。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7013000282,00.html
特支費是台灣官僚文化的一環。馬英九的罪，其實反應的是台灣行政官僚的基本運作模式，是整個文化的一部份。這裡的「文化」指的是，犯罪的當事人其實並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在觸犯法律。這種罪如果個案處理，會有「正義」的問題，也會引致「不教而殺」的疑惑。
國務機要費並不是特支費。犯罪的人其實知道自己在犯罪，這不是一種世俗的「理所當然」，不是「文化」。但是，陳水扁的貪瀆罪，其實與那些嚴重的貪瀆案仍有不同。他用私人發票報公費，其實與經過仔細設計的貪污不一樣，而更接近「貪小便宜」，是一種「貪婪」。在一個新富的社會裡，貪婪是極其普遍的現象，是社會的「共業」，一種社會的罪。
在一個新富社會裡，尤其是暴發戶，因過去沒有財富與奢華經驗，很喜歡透過名牌來「炫耀」自己。吳淑珍的奢華，其實是一種暴發戶炫耀。但終究財力有限，才會想到要用公費報銷。奢華無罪，但可能是貪腐的開始。每一個新富社會，都有很多人急著炫耀，各行各業、士農工商的炫耀、貪婪、乃至貪腐，變成社會的共業。
每個文明社會也都經過貪婪的階段。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這些因為貪婪所犯的罪行，都會被報紙與政黨披露，變成公共論述的題材。也在這種論述中，大家才開始知道那是一種「罪」。法律上規定的罪，對很多人是沒有意義的。「罪」要經過論述、經過細節的討論，乃至於司法的判決之後，大家才知道罪的「所在」。這時候才能真正守法。守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細節與論述。
民主的好處，正在於它可以把這些犯罪細節揭露開來，讓大家因此知道如何守法。在過去，這種社會與文化的罪，應該更多。但因為沒有披露在公共領域裡，大家也就沒有意識到，也因此繼續犯罪。今天的政黨政治、媒體文化、與司法審判把這些罪都詳細的揭露出來，才讓我們的社會有機會學習、成長。文明的厚度，是這些犯罪細節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
最近有一個司法判決很出色，是撞球國手陳純甄的簽賭案。法官沒有真正對陳純甄判刑，而是要求她寫一百六十篇短文，連續刊載在報刊上，讓大家知道，運動簽賭是違法的，也讓大家更能知道簽賭所可能產生的諸多問題。這個判決其實比簡單的判刑處罰更高明。畢竟，法律的終極目的並不是處罰，而是教育。「司法人文化」更能達到法律的教育目的。
陳瑞仁的調查報告出爐後，一些後續的判決，以至於最近國務機要費的審理，都讓人振奮感動。司法如果能真正獨立，社會的是非對錯就會有標準，在意識型態對立、政黨惡鬥的今天，也許司法才是台灣社會的救贖之道。在此謹向這些偉大辛苦的法官致敬。
但是，社會與文化的罪，可能需要一些法律之外的視野。不管是馬英九或是陳水扁的罪，牽涉到的不是今日總統的下台，就是來日總統的上台。而這個上下台之間，又有意識型態與族群等相關因素的糾葛，非常複雜。因此，如果法律能從司法人文化的角度出發，解除社會與文化的罪可能比判刑或定罪本身更重要。
文化的罪，可能需要論述，讓大家知道罪之所在後，其後才開始定罪。社會的罪，如果當事人能懺悔反省，透過各種論述，讓整個社會更知道如何來面對貪婪，更有能力來處理新富社會的財富與權力問題，進而累積文明的厚度。這樣，有沒有定罪，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也許，這可能還有助於政治僵局的鬆解。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701300028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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