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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誤解 228成台灣人的共同傷痕 【聯合報/本報記者/綜合報導】 2007.02.28 03:34 am

「二二八不是族群問題,而是文化誤解。」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如是說。

二二八事件,多少文化人罹難,當年最大的官方報紙新生報,在軍隊接管後,報紙內容一夕丕變,報上的市民全成了「叛徒」。噤聲恐懼環繞在社會氣氛裡,連美術畫風都隨之一變,藝評家謝里法說,靜物與風景才是肅殺風氣下的安全題材,創作風氣趨向保守,只有二二八事件,才能解釋台灣代美術的難題。

廿年前,台灣解嚴,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許多人重新檢視自己與這塊土地的歸屬,文化人也開始利用各種媒介,來訴說二二八的故事。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是第一部讓二二八進入庶民生活的商業電影,這部片子得到了國際影展肯定,是侯孝賢希望突破政治禁錮,讓庶民來說自己的故事,可是在政治上他兩面不是人,也是藍綠力量要拉攏。

侯孝賢由拍電影到推動「族群平等聯盟」,無非想藉行動為這社會實踐公平理念與人性尊嚴,結果這幾年在政治人物操作下,「族群問題」越演越烈,侯孝賢回到電影本業,要用更多的故事,打破政治扭曲。

同樣以戲劇反映人生,「後山日先照」導演李岳峰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一部部關於二二八的故事,李岳峰強調歷史傷痛不能遺忘,但原諒與理解總是其中不變的主題,他的戲中有著台灣各族群身影,「在我的生活經驗裡,沒有本省、外省的藩籬。」

同樣受到過二二八家屬的責難,李岳峰氣得也是政治對歷史的操弄與對立,連穿不同顏色衣服都標籤成不同的黨派,那不是李岳峰認識的台灣。

陳芳明說,如今只有以如今「共業」的歷史觀解讀二二八,把它當成台灣人共同的傷痕與錯誤,才能消弭台灣的族群裂縫,也才能找到紀念二二八的最終意義。

為了下一代記得,二二八事件受難畫家陳澄波的兒子陳重光,把父親的畫作捐出來,成立陳澄波紀念館,讓先人的創作價值得以彰顯,也讓二二八的故事,得以藉另一種方式來教育,昇華。

陳澄波的弟子歐陽文,因為二二八繫獄綠島,回顧一甲子的過去,他也認為,是二二八以前根本沒有族群問題,是二二八歷史造成了分裂。

封筆了四十年,如今歐陽文重拾畫筆,從憤怒的火燒島印象,變成欣欣向榮的「台灣百合」,歐陽文說,台灣不能再悲情了,我們要走出來,為台灣未來打拚。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NATIONAL/NATS4/3741537.shtml



陳芳明:歷史共業 我們都是受難者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2007.02.28 03:34 am


「我們都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都在承擔歷史留下來的問題!」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認為,二二八在政治的操弄下,被曲解為族群衝突,藉此將台灣人強分成加害者與受害者兩派,造成更大裂縫。

陳芳明說,如今唯有以「共業」的歷史觀解讀二二八,把它當成台灣人共同的傷痕與錯誤,才能消弭台灣的族群裂縫,也才能找到紀念二二八的最終意義。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台灣舉辦了多項紀念活動、大量關於二二八的歷史文章與書籍也跟著出爐。然而早在二二八四十周年、二二八還是政治禁忌的年代,陳芳明便在美國編寫「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台灣國殤事件的歷史回顧」一書,是台灣第一批研究二二八的歷史學者。

生於一九四七年的陳芳明,和二二八一起邁入六十歲。自己雖未親身經歷二二八,二二八卻是他成長過程中一道巨大的陰影。從小,他便感覺到父親避談某些事情,這種沉默在他的童年投下幽暗的影子。

一直到負笈美國,陳芳明才在英文書中讀到二二八,「當晚我便睡不著覺!」他感歎身為歷史學者與高雄人的自己,竟然完全不知道二二八。這個衝擊促使他動手撰寫以二二八為背景的「謝雪紅評傳」。「寫這本書,讓我走出歷史的陰影!」陳芳明認為,如果台灣能早點面對二二八,歷史的創傷不會這麼深。

就算到了今天,台灣人還是無法好好面對二二八。陳芳明說,執政者老把二二八當選票的「印票機」,強調本省人的「受害者」悲情以換取選票;而在野黨則拒絕認錯,怕的也是讓外省人戴上「加害者」的黑帽流失選票。籠罩在政治陰影下的二二八,因而成為一道難以癒合的歷史傷口。

「歷史不是找元兇、立紀念碑!」廿年前陳芳明研究二二八時,只能依賴少數的英文資料與台灣舊報紙;如今多數檔案已解密,二二八的歷史觀點卻仍在原地打轉。最近提「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兇」,相同觀點陳芳明廿年前早已提出。「找到責任歸屬了,再來要做什麼?」陳芳明說,下一步才是真正面對二二八的開始。

陳芳明認為,如今執政黨的政權是以民主方式取得,民進黨是「繼承」而非「推翻」國民黨政權,便該以寬容的心概括承受威權時代留下的歷史錯誤,而不是用「革命者」的語言控訴國民黨。他說,執政黨明明權力在握,還要強化自己「受難者」的悲情形象,「把錯都怪到過去」,如何向人民展示執政的信心?

「二二八不是族群問題,而是文化誤解。」陳芳明說,接收台灣後,陳儀大量起用同鄉人擔任公務人員,與習於日式行政文化的台灣人產生衝突,二二八的導火線是這兩種文化的碰撞,而不是族群衝突。

之後台灣鄉紳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卅二條處理大綱」,裡頭蘊含的理念如族群融合、和平改革,是台灣民主運動精神的濫觴。「可惜,他們面對危機所激發的政治智慧,都被後人忽略了!」陳芳明說,如今談二二八只彰顯這些鄉紳之後被清算的悲情,甚至把二二八當成二月「革命」,全然忽略他們所提出的和平理念。

「政治緊張,歷史也跟著緊張!」陳芳明感慨,在撕裂的社會、劍拔弩張的政治環境中,台灣史家很難以客觀超然的角度寫二二八史。研究二二八長達二十年的他,有心在幾年後重寫二二八。他打算凸顯二二八犧牲者提出的和平理念、加強研究女性在「後二二八」時代扮演的角色,並以「歷史共業」的角度解讀二二八。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NATIONAL/NATS4/3741615.shtml




朱浤源:日美是228元凶和幫凶

【聯合報/記者陳志平/台北報導】 2007.02.28 03:34 am


中研院院士黃彰健、研究員朱浤源及學者戚嘉林昨天發表史料研究指出,日本在戰敗後蓄意放棄對台灣糧食配給管制,美國人企圖掌控佔據台灣,日、美實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及幫凶,二二八事件是「民逼官反」。

此外,無黨籍立委李敖痛批二二八事件時隔六十年還有眼淚,根本是「人工製造的悲情」。對馬英九稱二二八事件是「外省人原罪」,李敖不客氣反問「當年我才十二歲且人在北京,二二八干我什麼事?」李敖說,當年陳儀給蔣介石的密電估計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人數是「本省、外省民眾各八百人」,即便是認定非常寬鬆的二二八補償,根據二二八基金會的統計,多年來只有六八一件死亡案及一七七件失蹤案共八五八個案例,和陳儀的估計相當。

李敖說,二二八基金會發放補償金的八五八個案例中,只有一個是外省人,但陳儀密電中外省人也死了約八百人,「為什麼殺了外省人就不提,被外省人殺了就提,這不是偏執狂嗎?」他批評,國民黨、共產黨、部分偏執狂的台灣人以及美國人,是蓄意炒作二二八欺騙老百姓的四種人。

朱浤源是「中研院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主持人,團隊包括中研院院士黃彰健、佛光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戚嘉林、世新大學副教授程玉鳳、崑山科技大學講師楊晨光及歷史工作者武之彰。

戚嘉林指出,台灣光復後面臨三個問題,一是戰後復原症候群,二是經濟症候群,三是光復症候群,加上二次大戰終戰前,台灣的米糧歉收三分之一以上,為支援前線作戰,日本政府在台實施嚴格糧食配給制,卻在中國政府派兵接收前全面解除糧管,並在台灣日本公務員預支數個月薪水得以在台灣大肆採購,造成物價飆漲。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NATIONAL/NATS4/3741408.shtml



侯孝賢:揭露真相 反抗政治綁架

【聯合報/記者羅嘉薇/台北報導】 2007.02.28 03:34 am


十八年前以「悲情城市」一片挑戰二二八禁忌的導演侯孝賢,用清淡的口吻重複了好多個「很難」、「不容易」,來說明二二八雖已一甲子,但超越悲情的時間點仍未到來。台灣社會尋求真相與和解的鑰匙,還被政治人物扣在手裡。

「目前的時間點很不好,明年是總統大選,現在談轉型正義,很容易被政治人物當成工具。」侯孝賢三年前與文化界人士組成族群平等聯盟並擔任召集人,呼籲政黨停止操弄族群議題,可是今年,族盟選擇沉默,「沒有用,沒人聽你的。」

「悲情城市」奪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侯孝賢當年卻落得兩面不是人,「大陸和外省朋友當我是台獨,主張台獨的還是把我當外省族群。」後來成立族盟,一邊有獨派罵他假中立,另一邊,國民黨秘書長林豐正邀請他列名不分區立委。

總有人想把他歸類或收編。這些經驗,讓他更清楚台灣現今藍綠板塊結構之頑固,根本是動不得的。

「二二八發生了什麼,越來越清楚,問題是拿來怎麼用。」侯孝賢認為,真相的揭露是第一步,和解與消弭仇恨,才是面對二二八應有的態度和高度。

族盟年前舉辦尾牙,侯孝賢說,與會的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提到,處理族群問題,全人類歷史上累積了非常多經驗,也出現一些可以依循的原則,那就是要以結果論而非動機論來決定處理的方向;不管動機如何良善,若結果是擴大最大族群的優勢,進一步擠壓弱勢族群,那只會增加新的仇恨。這個觀點,侯孝賢覺得很有意思,值得深思。

藍綠激烈對抗下的台灣,或許沒有冷靜反省的條件,但侯孝賢是冷靜的。拍「悲情城市」的他,想呈現的是反抗和人的尊嚴,而現在,他更清楚看到政治如何扭曲人,「為什麼要照著他們的想法走?連反抗都被他們所驅動?」

於是他有更多想拍的題材。紀錄片、劇情片,長的、短的,剖面的、橫切的,他要回歸到導演的位置上,用一身功夫,從各個角度,由人的故事出發,為二二八和台灣歷史拼圖,「電影無法承載釐清真相的任務,但是它能說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各種族群裡,都有好人和壞人。」

六十年後,真相仍被政治綁架,但侯孝賢相信,人民可以在各個位置上以各種形式自己立法;唯有如此,政客的撕裂才會停止,歷史的恩怨才能沉澱。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NATIONAL/NATS4/3741549.shtml



李岳峰:族群融合 同擔時代苦難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台北報導】 2007.02.28 03:34 am


本報資料照片/記者周文郁攝
 
「二二八事件是亂世悲劇,我嘗試用戲劇療癒這歷史的傷口,有人拿它操弄族群對立,我很不認同。」父親李金柱死於二二八事件的鄉土劇導演李岳峰有感而發。五年前執導公視八點檔「後山日先照」,正是他對父親的另一種紀念,他多年創作的戲劇總有各族群的身影,也是他對台灣的企盼。

「後山日先照」是描述日據結束時期花蓮一戶平凡的傳統家庭以及周遭小人物的故事,在,那時生活在後山的日本人、美國人、外省人、台灣人與原住民,不分族群、共同承擔時代苦難的歷程,劇中強調族群融合卻又矛盾糾纏;李岳峰此刻趕著殺青的新劇「出外人生」,也是刻畫台灣各族群的異鄉人外出打拚的動人故事。

這位擅長拍鄉土劇的導演,向來主張不可忘記歷史的悲傷,但原諒與理解總是其中不變的主題。即使拍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戲劇,自己的父親也在「二二八」受難,對於傳說中的外省兵虐殺本省人的殘忍血腥畫面,他總是不刻意著墨,也因此遭部分受難者家屬唾罵是為國民黨「擦脂抹粉」。

李岳峰說,當年父親讀工業學校,真稱得上是「台籍菁英」,卻在廿七歲時就過世了,他從小聽長輩傳述父親彌留前的哀嚎與掙扎,想像父親斷氣前對孩子和「牽手(妻子)」的不捨,常讓他悲從中來。

父親過世六十年,李岳峰瀟灑地說:「威權時代的錯誤就讓它過去吧!」

回顧二二八,李岳峰承認,或許是自己並未親眼目睹,對統治者錯誤的決策、血腥的鎮壓手段,不如其他二二八遺族那樣刻骨銘心;但他認為,正如中國的南京大屠殺一樣,在一定的氛圍下,鎮壓者失去人性殺紅了眼,過程必定相當恐怖,後人解讀歷史,甚至表現在戲劇裡,須理性拿捏,「一再撕開傷口,只會讓受難者家屬心理更難平復。」

拿二二八事件當拍戲主題,李岳峰心裡有一份身為台灣人的歷史責任,希望記錄這段慘痛的過去,要當年犯錯的政黨真誠面對歷史。不過,他卻沒想到,這段承載無數家庭悲慟的歷史傷痛,竟被政客拿來操弄,造成「本省人」和「外省豬」的族群對立,「現在連穿不同顏色的衣服,也被視為不同黨派,真是荒謬!」說到這裡,李導真的生氣了。

當年年輕的李岳峰來到台北來學拍戲,沒人知道他是二二八遺族,白景瑞、李行這些「外省導演」都很照顧他,細心指導拍片,「在我親身的生活經驗裡,並沒有本省、外省的藩籬。」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NATIONAL/NATS4/3741609.shtml




陳重光:設立紀念館 教育下一代

【聯合報/記者賴素鈴/台北報導】 2007.02.28 03:34 am


陳澄波的兒子陳重光,把二二八罹難父親的畫全捐出來,紀念父親,也為後代留下歷史記憶。
本報資料照片

台灣前輩畫家陳澄波在二二八中罹難。六十年過去,畫家之子陳重光仍認為:「歷史的真相,到現在還沒有真正水落石出。」

陳澄波油畫《淡水》去年九月在香港蘇富比秋拍中,以港幣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元成交,約合新台幣一億四千四百多萬元,創下華人油畫世界拍賣紀錄。一九四七年陳澄波死後,許多人在恐懼中把他的畫燒掉,沒想到風水輪流轉,燒畫的人肯定悔不當初。

陳澄波的畫作流通於藝術市場創下天價,陳澄波的遺族並未因此多享榮華富貴。守著陳澄波的遺物與畫作,陳重光的使命就是透過父親的犧牲,喚起更多人對於這場歷史悲劇的認識與省思。

嘉義市博物館三樓的「陳澄波紀念館」,便是由陳澄波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重光捐贈兩千八百卅二件陳澄波文物所完成。除了陳澄波的作品、照片,還有他生前所用畫筆、收藏的明信片、友人往來書信等。最引人注目莫過於他被槍殺後的遺體照片,以及留有明顯槍孔的血衣。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因擔任「和平使」到嘉義水上空軍基地準備和國民政府軍隊談和的陳澄波等嘉義市參議員,被關押十多天後,身纏鐵絲公開遊街,並在嘉義火車站前槍決示眾。

那時陳重光正就讀師範學院一年級,當年的大學生如今已是滿頭白髮的八旬老人。回想當時父親的犧牲,陳重光不否認「還是很難過」,但更令他難過的是:「父親在五十三歲往生,那是他創作生命最壯盛的時候,如果他能更長命,他的後半生畫風可以更上巔峰,成就絕對不只於此。」

陳重光表示,母親過世前幾年,約當她九十五、六歲時,看到有陌生人出現在家中就害怕,還常對他說:「你爸爸被人抓走了,你怎麼還坐得住?」陳重光感慨:「這事件影響上千萬人的家庭,造成整個社會進步的阻礙,付出很大的代價。」

許多到「陳澄波紀念館」參觀的人深受感動,陳澄波畫作大量取材自嘉義公園與市區街景,更令人感受他對鄉土的熱愛。上月甫在嘉義揭幕的「陳澄波觀光畫架」,由文建會補助製作廿九座觀光畫架,將陳澄波畫作複製陳列在當年作畫的地點,以藝術串連起嘉義縣市的人文歷史成觀光景點。

陳重光認為,陳澄波因二二八犧牲,還算是廣為人知;卻還有數不清的受難者沉冤莫白。因此,一個國家級的二二八紀念館,蒐集資料教育人民極其重要,否則,「轉型正義」難能落實,「只有歷史真相能讓人認清錯誤,才不致重蹈覆轍。」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NATIONAL/NATS4/3741622.shtml



歐陽文:台灣要打拚 不能再悲情

【聯合報/記者賴素鈴/台北報導】 2007.02.28 03:34 am



為了二二八入獄,老畫家歐陽文封筆了四十年,如今他重拾畫筆,要台灣走出悲情,看到希望。
本報資料照片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之後,歐陽文才有機會重拾畫筆,作品難免充滿沉痛控訴,但近年他的畫作轉而常以台灣百合傳達訊息,「台灣不能再悲情了。」歐陽文說:「我們要走出來,為了台灣的將來,要打拚!」

八十四歲的歐陽文生於嘉義市醫生世家,從小就立志成為畫家,也因緣際會成為台灣前輩畫家陳澄波唯一入室弟子。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陳澄波在嘉義火車站前慘死槍下,歐陽文的人生也隨之變調。

歐陽文自幼著迷於繪畫、攝影,但因家人認定「畫尪仔,不可能有出息」,他折衷答應赴日到東京第二早稻田高等學院就讀文學,卻將家人寄來的錢用在藝術創作,返台之後更在姑丈介紹下,跟隨陳澄波學畫,深受陳澄波沉厚豪邁的線條、設色的啟發。

此後,歐陽文連續參加三次「台灣省美展」都獲獎,更加堅定他成為畫家的志向,幾乎與陳澄波形影不離。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歐陽文憤而加入「台灣自救青年軍」,揮刀參與混戰,而在陳澄波等人被槍決的消息傳出後,青年軍人人自危。

三年後歐陽文被捕,妻子懷有身孕,長子還不滿兩歲,他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刑十二年,一九五一年被帶到昔稱「火燒島」的綠島服刑。

人生禍福相倚,歐陽文因攝影長才,成了政治犯中的「特權份子」。他被指定在外賓到訪時拍照,並利用蔣經國巡視綠島監獄機會,毛遂自薦拍攝紀念專輯。藉機暗中拍下綠島早期住民裸身風俗,成了珍貴的綠島人文風土影像紀錄。

歐陽文認為,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巨大的影響,但他強調,二二八之前,台灣根本沒有所謂的「族群問題」,反而是這個歷史事件造成分裂。

在歐陽文封筆四十年後終於重拾畫筆,已經少了年輕時的揮灑力道,長年苦難所積壓的憤怒化為一幅幅令人悸動的控訴,歐陽文最先畫的就是陰鬱、驚悚而恐怖的火燒島記憶。

然而,從最初的憤怒、怨恨、悲情,逐漸轉為解放、重生,不論是近年的《欣欣向榮》或《待天機》等作品,都飽蘊將痛苦昇華為快樂的期許。

說起當年種種悲慘,歐陽文還是咬牙切齒,但他也明白:「不能夠一輩子憤怒悲傷。」他說:「從過去的悲情走出來,越畫心情越開朗,沒這樣不行!」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NATIONAL/NATS4/3741600.shtml



「走出228」 或「凍結228」

【聯合晚報/社論】 2007.02.28 02:42 pm


「走出二二八」,或「凍結二二八」

這幾年,紀念二二八,重點早不是什麼追尋真相、撫平傷痛或族群和解了,而是在看政治人物又會發明那些新花樣,來「消費」、或「操作」二二八了!

民進黨今年玩的花樣,就是把它與「去蔣化」連繫在一起,說「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所以中正紀念堂要改名、慈湖陵寢要搬遷。提這主張的是陳水扁,當初賴澤涵教授做的「二二八官方研究報告」都沒這麼說,陳水扁也不是研究二二八的史學家,他卻硬要這樣定調,好像也沒什麼人想跟他辯解,反正也只能說:又要選舉了,不是嗎 ?

更有意思的,一直以來「官逼民反」始終是綠營定位二二八事件的主調,今年卻口徑一致反對這定調,原因很簡單,因為馬英九也這麼主張了,那怎麼行!凡是馬英九主張的,就不被允許是對的,結果今年一堆人跳出來講了一堆光怪陸離的論述,反對「官逼民反說」。細究這些論述,大部分其實仍不脫「官逼民反」的主軸,卻是被解釋成駁斥「官逼民反」。這弔詭,很有意思吧!

以前最反對「官逼民反說」的就是國民黨,那時節國民黨堅持二二八是什麼取締私菸的誤會啦、共黨陰謀啦、有皇民意識者的造反啦等等,就是不願意說成什麼「官逼民反」,因為那等於承認自己對二二八有責任,於是綠營人士皆口徑一致的強調「官逼民反說」。如今馬英九也主動這麼說了,等於是承認國民黨自己確實有罪狀,也等於全盤接受綠營過去的說法,但綠營卻開始痛批「官逼民反說」,這前後變化,只證明民進黨把「二二八當專利品」,怎麼詮釋不重要,誰發言才重要。因而二二八的解釋權,民進黨怎容得下馬英九隨便染指呢!

藍營不論怎麼在二二八議題上尋求修補、檢討與道歉,民進黨都不會讓其得逞;而另一方面,則透過「去蔣化」,去刺激深藍陣營反彈。這一切的一切,若美其名為「轉型正義」,那都不過是實質上掩護「拒絕和解、擴大對立」的用心。

所以,現在的二二八,不僅成一種消費,也是一種生產,目的之一就是拒絕走出二二八傷痕,讓它永遠凍結在某種形式裡,好做為「政治利益的提款機」!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OPINION/OPI1/3741774.shtml



228的「五個許諾」

【聯合報/馬英九】 2007.02.28 03:23 am


我永遠無法遺忘抱起張安滿先生的孫女時,她不到四歲的小小身軀,那輕盈如小燕子的重量,和她明亮如天使的眼睛。

「二二八事件」六十年了,我們要給孩子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是要留下六十年的仇恨?還是一個希望的未來?我在心中不斷自問。

張安滿先生是二二八犧牲者張七郎先生的長孫。張七郎先生當年是花蓮名醫、縣參議員、也是第一屆制憲國大代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夜晚,他和兩個作醫生的兒子一起被士兵帶走,再不曾回來。第二天,他們被凌虐的遺體被發現埋葬在墳場的薄薄土層下。一個家庭,就這樣破碎,生命再也喚不回來了。前年,我在他的墳前致祭,看到「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的對聯,眼淚止不住流下來。為什麼當時的政府會犯下這種罪行,讓這樣美好的生命消逝……。

不僅僅是張七郎,還有更多亡者,更多家庭,仍在暗夜中哭泣。這受傷的心靈,這六十年來的生命歷程,是如此需要被聆聽,被了解,但我們可曾放下政治符號,放下權力鬥爭,只是安靜下來,靜靜聆聽,讓他們打開內心,讓寂寞封閉的心,變得溫暖起來?

過去這些年,正如每一個人都看到的,我已竭盡自己一切的可能,縫合「二二八」的傷痕。然而推己及人,我心裡明白,歷史的悲劇如鏡,碎裂之後不僅難以彌縫回去,而且總是扭曲的、變形的。我們已努力攤開一切可能的資料,設法找出真相,我們平反、道歉、補償、建碑、恢復名譽,並莊嚴的紀念,但終究無法還給死難者生命,也無法為受苦的生者追回已逝的青春。

悲劇,絕對絕對不能再發生

是的,補償是不夠的,口號是不夠的。一如聖經馬太福音說的:「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在儀式性的活動之上,我們更需要一顆悲憫互愛的心;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在內心許諾,一定要讓「二二八」成為台灣的最後一場悲劇,絕對絕對不能再發生。

所有歷史悲劇的發生,除了個別的人的特定錯誤、惡意和罪行之外,必定有相應的結構性社會條件。「二二八」背後,今天我們知道了,有著全球性的二戰和國共內戰的背景,有台灣與大陸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差距,有族群間陌生的敵意和彼此畏懼猜忌,還有就是貧富落差、階級性落差所持續累積的不平和憤怒的空氣,種種種種。如果這些可消除,歷史的偶然衝突只是火花,不至於一發不可收拾的燒成燎原大火。而不幸的是,六十年後的今天,這些因素依然一個一個出現在你我眼前,且隨著民進黨的七年執政有急速惡化的傾向。

尤其是戰爭。戰爭摧毀太多東西了,如英國的大哲學家羅素指出的,戰爭不僅破壞一切有形的珍貴東西,還讓人心荒蕪、殘酷、黑暗,人命變得不值錢,道德和價值變得可笑而且危險。所以我們紀念「二二八」,首先必須許諾:這是和平之日,是我們誓言對戰爭永遠說「不」的日子。

對族群撕裂說「不」

我們還必須許諾,嚴正的對族群撕裂說「不」,讓社會恢復生機。每逢選舉,民進黨就不斷撕裂族群,讓原本癒合的傷口,再度流膿出血,讓社會傷痛不已。然而台灣何曾是一個族群撕裂的社會?當所謂的「外省人」都已經生到了第四代,還要被稱為「外省人」,這樣公道嗎?清朝的移民者,難道願意被稱為外省人,直到四代以後嗎?到底要生到第幾代,才能不被稱為「外省人」呢?當台灣之子每八個就有一個是外籍配偶所生的時候,我們還在計較六十年前的身分,這是缺乏胸襟與氣度的大悲哀。而如果讓這些政客繼續撕裂族群,「二二八」的族群衝突悲劇,就更有可能在台灣發生。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我們要的是和諧的台灣!

堅持清廉政治,打擊貪贓枉法

我們還要許諾,堅持清廉政治,打擊貪贓枉法。要知道「二二八」發生當時,最鮮明的訴求即是「打倒貪官汙吏」。如今的執政者,弊案連連,前所未見。紅衫軍之所以匯集百萬人潮,難道不是為了「打倒貪官汙吏」?台灣要避免貪汙帶來國力衰弱,社會混亂,唯有堅持廉能政治。我們應該知道,「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國家領導人特別要做為清廉的表率。

政治必須民主,社會要更開放

第四個必須許諾的,是政治必須民主,社會要更開放。「二二八」給我們的教訓是威權政治下的壓制,會引發更強大的反抗。所以,人民要永遠有權在憲法保衛之下表達意見、集會、抗爭、示威,主政者必須以讓人民動輒走上街頭為恥,必須視之為自己沒有做好分內的工作。政黨和政黨之間的競爭可以認真甚至激烈,但尊重在野制衡,是必須遵循的文明規範。而且有權者還必須有所不為,一時權力的競逐不容許以破毀社會的美善價值為代價。

兩岸必須和平、開放

第五個要許諾的,是兩岸必須和平、開放。民進黨執政後,操弄台獨意識,導致兩岸緊張,美國不斷出聲警告。但另一方面大陸經濟的崛起,已成為世界不得不承認的趨勢。台灣如果要不被邊緣化,又要改善兩岸關係,唯有在堅持台灣主體性,堅守「維持現狀、台灣優先、和平共處、對等協商」四原則下,尋求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讓台灣永遠免於戰火的威脅。而「直航」、「三通」等政策,則要加速進行,才能讓台灣成為開放成長的島嶼,讓下一代有穩定成長的經濟環境,安居樂業,過上平安的好日子。讓「二二八」當時的內戰烽火,永遠從台灣絕跡。

「二二八事件」六十年了。我們不會遺忘歷史,但歷史之鏡,是為了照亮我們未來的道路。如果我們還要跟孩子談「二二八」,我們是要說六十年前的仇恨,還是指引未來的道路?

在孩子的眼中,我已經找到答案。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OPINION/X1/3741575.shtml



不少於充分 不多於必要 不傷害未來

【聯合報/陳孝平/陳秀鑾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嘉縣新港)】 2007.02.28 03:23 am


「二二八」尚未走進歷史。加害者尚未清楚浮現其面貌,受害者尚未完全清除其傷痕。因此,「真相」尚待追尋。唯有真相徹底水落石出,法律的處理、傷痛的滌蕩、歷史的書寫、族群的關係才會「落在恰當的位置」。

這就是「不少於充分」的積極。

但是,唯其尚未真正走進歷史,複雜且強烈的情緒像冒煙的活火山,怨懟、憤怒、仇恨仍然像壓縮的熔岩般隨時在找尋爆炸的出口。因此,極容易受到政治的操作而產生過猶不及的破壞性後果。在儘量追求真相的同時,必須嚴防政治人物利用這樣整體人民不幸的事件作為攫取政治利益的「貼水(premium)」。

這就是「不多於必要」的節制。

戰後的台灣能走到今天傲視許多周邊國家的發展,自然有包括大家共同打拚的因素,但不可否認也有因為歷史的偶然衍生的因素,意外產生正面的動力。後者包括讓大家都有些不自在的「國家壓力下被動式族群融合」。只是有時我們會忘記:那個曾經把仇恨拋在一邊的台灣,換得的是抓住歷史機緣的能力,創造了今天。台灣眼下的急迫課題,是儘可能集合所有在這塊土地上的同胞在這基礎上持續發展,而不是在無盡的內耗中眼睜睜看著台灣輪迴重新進入「發展中國家」。

少於充分的真相揭露,會使我們走不出歷史的陰影;超過必要的剝削人民的傷痛,卻只有摧毀台灣向前進的團結資本。

這就是「不傷害未來」的思考。

受傷害的人民有權利藉由仇恨的強化來凸顯自己存在。這只是人性,需要被安慰。但如果能藉由真相的追尋來撫平彼此的傷痛,就是昇華,應該被稱揚。企圖把人民的傷痛轉換成政治貼水的人,利用了人民對失去所愛的傷感、侮辱了人民追求族群和諧的努力。更需要被譴責的理由是:在這樣做的同時,也摧毀了台灣的未來。

(大姊於二二八時在國軍與反抗軍交火中誤中流彈死亡。後以政府之補償金成立以她為名的基金會,從事社會公益事業。)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OPINION/X1/3741561.shtml



馬應促成公布相關黨史資料

【聯合報/張百達/民進黨黨員(台北市)】 2007.02.28 03:23 am


國民黨是二二八事件當時的統治者,所以馬英九先生日前表示國民黨當然要為此負最大責任,這個態度應予肯定,但是不夠。已有各界呼籲國民黨應公布相關黨史資料以供填補空白的史實,這才是馬英九當主席時沒做到,但現在仍應努力促成的實事,也才算得上真正誠實面對歷史與受難者及其家屬。而不是侷限於紀念日前夕參加應景活動,或和部分受難者家屬聚餐寒暄,而忽略人們對過去歷史真相的探究。協助掩蓋歷史只是將自己與加害者合流,終難獲寬恕與諒解;反之,才是真正反省與負責的表現。

而重新面對該段歷史時,我們或可從大歷史的宏觀結構,或者從當時背負著各種際遇與經歷的不同族群的生命經驗與角度,去認識與理解事件本身與參與其中的不同的族群彼此,而不自我設限於加害者或受害者的單一角度,以瞭解事件發生的經過及全貌。

唯有出於對人類苦難的慈悲(而非報復與仇恨)以追求歷史真相還原,讓受難者及其家屬心靈獲得撫慰與平靜,讓加害者得到應有處置並試著寬恕懺悔者,台灣社會—包括所有受害者以及加害者,當然也包括雖未經歷、但卻受其影響的後人,才可能從二二八陰影與傷痛中,真正獲得集體救贖與人性昇華。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OPINION/X1/3741531.shtml



祖父二二八結拜的外省叔公

【聯合報/曾應鐘/稻江科技學院招生組長(南縣新營)】 2007.02.28 03:23 am


二二八事件時,有天清晨兩個外省人跪倒在地登門要飯,正在做飯的祖母驚嚇之餘叫醒祖父,祖父曾仁慶給飯之後帶他們去見擔任南投縣國姓鄉柑林村長的戴榮山,在戴榮山的協助下將二人藏匿起來,躲過了追打者的追擊。當天晚上,祖父等人趁著雷雨交加,翻山越嶺掩護他們到達安全處,當到安全處時,兩人跪地要求與祖父及戴榮山先生結拜為兄弟。

卅多年後,當時國姓鄉公所的兵役課長楊元圭參加縣運,看到我在採訪新聞,帶我到水里一處簡陋的民宅找朋友,看似蒼老的朋友擺出豐盛的菜餚招待我們,他們說若非祖父的恩情,他們無法存活到現今,原來那些楊元圭的「朋友」就是他的叔叔,也就是祖父在雷雨中結拜的叔公們。

http://www.udn.com/2007/2/28/NEWS/OPINION/X1/37415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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