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賓州人，1952年生於賽維克立鎮 (Sewickley)。1970年進入聖母大學，以宗教學為專業。1974年畢業以後，曾在臺灣留學三年，隨愛新覺羅毓鋆學習三玄。回國以後，進入史丹福大學研究所東亞語文系， 1980年獲碩士學位，1983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周易》的編纂”。1985年受聘為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助教授，以後一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1997年升為顧立雅 (Creel) 中國古史名譽教授。研究範圍為中國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學、經學、《周易》，主要專著包括《西周史料：銅器銘文》（1991）、《易經：馬王堆帛書易經第一英文翻譯》（1996）、《孔子之前：中國經典的創造研究》（1997）、《重寫中國古代文獻》（2006），另外編輯了《中國古代新史料：閱讀銘文與寫本的指南》（1997）以及與魯維一 (Michael Loewe) 合編《劍橋中國古代史》(1999)。自 序
前不久，一個記者在談2003年陝西眉縣出土的單氏銅器時曾提到“夏［易］（然）含老先生”，朋友們都笑了。雖然我自己一點也不覺得老，可是現在出這樣一個“自選集”恐怕說得很清楚我已經到了一定的年齡。今年正好五十歲，從事漢學研究也已經快三十年了，至少已經過了我此生的一半，整理這樣的“自選集”也是個好機會來回顧我這半輩子研究漢學所走過的全部過程，也許能使讀者對我的學術（和個人）有一個更全面的瞭解。
1974年，大學剛剛畢業以後，我到臺灣去學習中國古代思想史。到了臺北以後，師從愛新覺羅毓鋆老先生讀“三玄”，即《周易》、《老子》和《莊子》。當時纔二十一歲，像很多青年一樣，對哲學特別感興趣，玄之又玄，覺得《周易》最有意思。幸虧，從毓老讀書不太抽象，本文和注疏至少全部讀過兩三遍，為以後學習稍微打下了些基礎。
1978年回到美國進入研究所，決定博士論文應該和《周易》有關係。然而，導師倪德衛（David S. Nivison）教授雖然是著名的哲學家，可是我到了史丹福大學以後纔發現他對《周易》毫無興趣。我作為他的學生，祇好研究他當時正在研究的課題。倪教授當時對甲骨文著迷，因此我第一年就開始閱讀甲骨卜辭，感覺貞卜和《周易》不無關係。結果，我自己的興趣也漸漸地改變了，開始覺得歷史問題和語言問題可能比純粹的哲學問題更有意思。
70年代末是中國最有意思的一段時期。在歷史學界中，大家都在研究70年代重大的考古發現，諸如馬王堆帛書等等。在政治上，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剛剛開始，中國學者不但開始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並且偶而能有機會與外國學者交流意見。在國外，我們每月都會看《文物》，每兩個月會看《考古》，每三個月會看《考古學報》（當時很簡單，沒有其他的刊物），上課時候都會學習最新的發現。大概是1980年倪教授開了一門金文課，祇有兩個學生，我和班大偉（David W. Pankenier），還有加州大學甲骨文專家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每個禮拜來旁聽。此時倪教授恰好對西周斷代問題開始發生興趣，我們兩個學生也都作了一些研究。其後，我們三個人都寫了文章，先後發表，也都引起西方漢學界的注意（即倪德衛《西周之年代》，原載於《哈佛亞洲研究學報》43卷2期［1983］： 481—580；班大偉《商和西周時代的天文年代》，《古代中國》7期［1981—82］：2—37，以及夏含夷《武王克商的“新”證據》，《古代中國》6［1980—81］：57—79）。我寫那篇文章完全是出於偶然。前一年和吉德煒學習甲骨文時候，因為想要更深地理解《周易》裏多次出現的“有孚”這一成語的意義，所以對殷墟卜解孚、妥等字作了考查，此時纔讀到《逸周書•世俘解》。之後，上倪教授金文課的時候，又對《世俘》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自然而然地牽涉到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
也是1980年，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開“中國青銅時代”大展的時候，第一次有一批中國古史學界的學者來美國訪問，在加州大學開了一次討論會。我作為研究生，被選作會議的翻譯者，並獲准發表自己的報告。因為知道會有中國學者出席，為了直接向他們請教，所以自己用中文來寫。我還在臺灣師從毓老的時候偶爾也會寫文章，當時按照老師的意思，必須用文言文來寫。1980年此次會議的文章也是用文言文寫的，可是自己總覺得寫得很不自然。之後，我向系主任要求一個教師輔導我學習寫作中文學術文章，系主任說學校有一種叫作“指導閱讀”的課程，可是沒有“指導寫作”課程，他無法同意。其實，他和別人都勸我不要花很多時間在這一方面，說畢業以後在美國要找教學工作，用中文寫的文章都“不算”，雖然是作漢學研究，但是學術範圍還是以西方為主。我當時很不聽話，覺得作漢學研究，無論在什麽地方，這個學科的中心還是中國，而攻中國古代文化史更是如此。幸虧，我得到導師倪德衛的全力支持，他自己出錢給我雇了一個中國留學生，教我寫中文文章，每個禮拜都要寫一篇，留學生會嚴格修改，到最後我就能馬馬虎虎表達自己的意見了。
我在研究所時，博士論文仍然是關於《周易》，但是研究課題從哲學轉為歷史，研究易的起源和它原來的意義（《〈周易〉的編纂》，斯坦福大學1983年），對商周卜筮的方法做了闡敘，並對《周易》卦爻辭的基本構造做了分析。此文一直沒有正式發表。原先以為應該等到能够完全讀懂和《周易》同時的文字史料以後再修改發表，然而，吾生有涯而學無涯，結果學習的時間一直延續到今天，却仍不敢自詡已能通讀那一時期的文字史料。
博士論文寫完了以後，由西周銅器銘文開始，用了好幾年時間專門研究與銅器有關的各種問題，到1991年出版了《西周史料》一書，對銅器，特別是銅器銘文作了綜合的介紹。這本書沒有中譯本，可是題為《西周朝代的絕對年代》這篇篇幅相當長的附錄現在收進這本自選集。
在研究銅器銘文同時，我一點也沒放棄對古文獻的興趣。1985年春天在隨便閱讀《竹書紀年》時候發現了一個錯簡現象。因為錯簡祇能是出於原本竹書整理者的誤讀或疏漏纔可能發生，所以《竹書紀年》傳本如確有錯簡現象，就至少說明一部分應該是從原來整理本一直流傳下來的。於是便寫了《也談周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一文。因為這和《竹書紀年》真偽問題有關係，所以文章發表後在中國國內引起了比較多的注意，以致國內不少人以為我專門研究《竹書紀年》。實際上並不如此，文章寫成後，有十多年都沒有再做任何《竹書紀年》方面的研究。到最近由於各種原因不能再避免這個問題纔做了專門研究（即收入本自選集的《〈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雖然，我的專攻不在《竹書》，現在仍覺得自己年輕時候的結論言之成理。
從1985年到1995年十年間我用力最勤的當屬西周史，除了銅器銘文和《周易》研究以外，還做了一點《尚書》和《詩經》的研究（本自選集以《周公居東新說——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和《從西周禮制改革看〈詩經•周頌〉的演變》為例）。希望將來還能寫出一本比較全面的西周史，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論文尚未譯成中文，那就是《劍橋中國古代史》的“西周史”一章（1999年出版）。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也開始注意到戰國秦漢簡帛資料。這個轉變也是比較偶然的。
1994年馬王堆帛書《周易》終於出版後，有人請我翻譯。當時儘管不再專門從事《周易》研究，可是還是很有興趣。做翻譯的時候，又注意到其他與《周易》有關的古文字資料，諸如王家台的《歸藏》和阜陽的《周易》。對這些資料做了研究以後，也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戰國時代其他的文字資料，特別是那些與傳統文獻有關係的。
2000年有幸與北京大學李零教授以及其他同行學者們一起讀郭店《緇衣》，知道戰國寫本與流傳的《禮記》本《緇衣》的次序迥然不同，自己又推測祇有錯簡現象纔能够說明這種出入。這又引起我對古書的面貌和篇章結構的興趣。因此收集了我這幾年做的數篇文章，想出一本題作《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的論文集。稿子寫好以後，拿給同行朋友們看，一個好朋友批評說是一個論文集而不是一本書。他的批評很有道理（特別是在西方學術界，論文集不太受人重視），於是我就重寫了《重寫中國古代文獻》一書，利用現在對古墓出土竹簡文獻的整理工作所得之經驗去回想中國第一次古墓竹書發現後——即西晉時代發現之汲冢竹書——及其整理工作所面對和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以《竹書紀年》為例，論證現代學者研究工作中的不少問題就和當時學者們的問題非常相似。他們當時重寫了古書，我們現在在相當程度上也在重寫古書。所以應該知道我們現在所看的古書和古人所看到的書在性質和內容上都有一定的距離。
這樣回顧我這半輩子的研究工作，儘管不是沒有轉變（多數還是出於偶然），可是有一點一直都沒有改變，那就是相信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應該本著王國維所提倡的“二重證據法”，傳統文獻和出土文字資料應該有平等的價值。這個方法說起來簡單，可是真正做到還是很難。治古文獻學者往往以為古文字學過於深奧，沒有專門的訓練就不能動手；古文字學家則往往又以為古文獻是過時的問題，不值得研究。我因自身的特點却占了兩方面的便宜。第一個是因我自己的性格，既好奇又大膽，且興趣比較廣泛，遇到新的問題不管有沒有知識還是敢去碰它。第二個是我在美國教中國古代文化史。我們這兒不像在中國，相關的學科都分得很細，僅僅一個中文系就會有甲骨文專家、西周金文專家、東周金文專家、戰國文字專家、秦漢簡帛專家、《尚書》專家、《詩經》專家、《論語》專家、《孟子》專家、《史記》專家等等，更不用說歷史系、哲學系以及其他學系的專家。這些課題無論我自己有沒有專門的訓練，學生需要我就必須得教。有時祇好邊學邊教，教了以後，自然總會學到一些新的知識。本自選集即反映了我這些年大部分的心得與研究成果，一共收了29篇，有15篇基本上討論的是甲骨文和金文，13篇基本上談的是傳統經典（以《周易》和《竹書紀年》居多數），還有一篇基本上探討考古學問題。有的論文是年輕時代所做的（諸如《釋御方》，是1981年寫的），有的是最近纔寫成的（諸如《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吳逨鼎的年代》）。其結論往往與中國國內的通常流行的看法有點兩樣（其實與國外的普遍看法亦有齟齬）。現在把論文集中在一起在中國出版，希望讀者多多批評指教。
組織這樣的論文集時候，至少有兩個先決問題。第一是次序應該按照篇章發表的前後還是按照內容的關係。有的時候，篇章發表的時間離它寫作的時間拖得相當長，不一定能够反映我學術演變。因此只能按照內容來組織，於是有的時候有所重複。第二個問題是應該不應該修正錯誤。儘管有一些地方現在看來肯定是錯的（諸如《西周之衰微》一篇說周穆王以後東土沒有發現多少銅器，還是“此鼎銘文與西周晚期年代考”以為史翏和史籀是一個人等等），但是仍然覺得保持原來的樣子還是有它的價值。因此，除了改正一些錯字和加上一個“後記”（在《也談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一文之後）以外，我都沒有作任何的更改。
回顧半生研究所取得的點滴成果，自然不能不想到前輩、師長的教誨與朋友們的幫助。因篇幅有限，實不能一一致謝，在此僅舉與本論文集出版最有關係的三位，權為代表。第一位是我研究生時代的導師倪德衛，二十多年以來我們研究的結論有時候相同，有時候迥異，可是一直維持著學術上的聯繫和友誼，很高興本自選集能够收入我們合寫的《晉侯的世系及其對中國古代紀年的意義》一文（可是也要指明，倪教授現在以為我們利用的《後漢書•西羌傳》的證據不一定可靠）。第二位是我多年以來的同事蔡芳沛，從1985年到2000年所寫的中文文章大多數都是由芳沛修改的。還有一位是我今年纔有幸結識的上海大學朱淵清教授，這本自選集能够得以付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朱教授的幫忙。最後，華東師範大學的張德劭教授翻譯了《商王武丁的末期：中國上古年代學的重構實驗》一文，在此一併深表感謝。
2003年5月18日
夏含夷《古史異觀》(繁體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11月出版
目錄
自序 1
早期商周關係及其對武丁以後殷商王室勢力範圍的意義1
殷虛卜辭的微細斷代法： 以武丁時代的一次戰役為例19
商王武丁的末期： 中國上古年代學的重構實驗40
釋“御方”82
試論周原卜辭 字——兼論周代貞卜之性質93
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99
西周朝代的絕對年代131
燕國銅器祖考稱號與周人謚法的起源191
父不父，子不子： 試論西周中期詢簋和師酉簋的斷代201
西周之衰微205
從駒父盨蓋銘文談周王朝與南淮夷的關係213
測定多友鼎的年代221
此鼎銘文與西周晚期年代考226
晉侯的世系及其對中國古代紀年的意義246
上博新獲大祝追鼎對西周斷代研究的意義258
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兩件吳逨鼎的年代263
《周易》乾卦六龍新解270
《周易》筮法原無“之卦”考279
說乾專直，坤翕闢象意287
《繫辭傳》的編纂289
王弼的黃老政治思想299
周公居東新說——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306
略論今文《尚書》周書各篇的著作年代320
從西周禮制改革看《詩經•周頌》的演變327
試論《緇衣》錯簡證據及其在《禮記》本《緇衣》編纂過程的原因和後果343
也談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362
《竹書紀年》與周武王克商的年代378
《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論汲冢竹書的不同整理本395
晉出公奔卒考——兼論《竹書紀年》的兩個纂本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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