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瀆神」的《街區的孩子們》
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早在1960年代，馬富茲在報刊連載長篇小說《街區的孩子們》（編按：Awlad Haratina，台灣桂冠出版譯為《街魂》）之後，就激怒了穆斯林。伊斯蘭權威的宗教學家曾裁定馬富茲寫作這部「瀆神」小說，該當死罪。後來，穆斯林激進分子後悔沒有盡快殺死馬富茲以儆效尤，否則就不會再次冒出一個魯西迪，出版「瀆神」的《魔鬼詩篇》。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以色列總理拉賓、外長裴瑞斯和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的消息公布後，八十高齡的馬富茲同時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他的脖頸和執筆的右手受到重創。
這部小說之所以被視為「瀆神」，是因為小說中不但出現了影射撒旦、摩西、聖子耶穌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人物，而且有一個影射上帝或真主的暴君形象。小說中的「街區的孩子們」，是家族暴君傑布拉維的子孫。作者描寫了這個老祖父開拓土地建立街區之後五代人的內爭外鬥。傑布拉維放逐自己的兒子，猶如上帝把亞當逐出伊甸園。他禁錮子孫，猶如巴金的小說《家》中那個高老太爺窒息年輕一代的青春活力。傑布拉維的一個孩子的一段自白充滿悲憤的力量：
大院的高牆擋住渴望的心靈。如何讓這個可怖的父親聽到我的哭號？……哪兒有指甲花和茉莉花的芬芳？哪兒有平和的心境？我的笛韻哪去了？你這殘忍的人！……難道你心中的堅冰永遠不會融化？
在這裡，我們聽到了反抗精神壓制扼殺藝術的聲音。正如佛洛依德所認為的那樣，反父是一個永恆的文學主題。但是，應當補充的是，在政治諷喻意義上，這個主題就是反對專制和獨裁。
傑布拉維最後死於象徵科學的魔法師手裡。魔法師自稱為接替穆罕默德的先知。這個結尾，令人想起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宣告。可是，據作者自己的解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用來象徵巨人般的上帝（或真主），傑布拉維所象徵的，只是世人關於上帝的觀念。
馬富茲對穆斯林極端主義的批判，並不意味著他拋棄了伊斯蘭文明的遺產。因為伊斯蘭也有蘇菲派（Sufism），甚至有更為中庸的一翼。蘇菲派大師伊本‧阿拉比（Ibn ‘Arabi）曾經寫道：「精神為諸父，自然為生母，因其乃化生之本源。」蘇菲派對人類知識學問兼容的開放胸襟，逸出正統一神論的近乎泛神論的觀點，看重精神生活及其溫和的人生態度，是馬富茲心儀的。在這個意義上，馬富茲仍然是伊斯蘭文明的兒子。
一神論的解構和冥王寶座前的審判
馬富茲同時也是與蘇菲精神相通的法老文明唻即埃及文明啀的兒子。一方面，古埃及太陽崇拜啟迪了哥白尼「日心說」的靈感，與科學結下不解之緣。另一方面，神話中萬物有靈的泛神論，蘊涵著民主文化的萌芽。阿拉伯文藝復興，就是要從古代文明中尋找「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思想淵源，促進阿拉伯世界的現代發展。
馬富茲的創作所代表的阿拉伯文藝復興的兩面神，像希臘門神一樣，是面向歷史和未來的。他的小說《太陽的臣民》（1985） 就是如此。小說中十四世紀的埃及法老廢棄傳統的泛神論，強令推廣一神論，唯太陽神獨尊。他把自己改名為「太陽的臣民」，把京都改名為「太陽地區」。作者讓他最後成為孤家寡人，被推翻之後死於荒郊。
在馬富茲另一部小說《在寶座前》（1983）中，我們看到的冥王奧賽烈司，坐在兩邊的冥后伊西斯和鷹頭人身的兒子荷魯斯，並不是基督教三位一體的神，而是自然神及其社會演變。在冥王寶座前，埃及歷代政治領袖，從五千年前統一埃及的第一王朝法老那爾邁，到外來殖民統治者，從埃及共和國首任總統納塞爾到後繼的遇刺身亡的總統沙達特，無一能逃脫道義的審判，歷史的毀譽。那爾邁所象徵的泛阿拉伯運動的大一統思想，是馬富茲反對的。納塞爾因為關心人民疾苦而得到好評。沙達特雖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卻遭到指責，因為他推行對外開放政策時，沒有政治改革的跟進而導致腐敗。
馬富茲早年短篇小說〈七重天〉，為後來這部長篇作了鋪墊。〈七重天〉描寫一個被謀殺的青年，他的靈魂從屍體中逸出，俯察犯罪現場，然後逐層攀升精神的絕頂。作者讓死者充當生者的精神導師。在去年十二月的生日晚會上，馬富茲說：「精神對我來說極為重要，是不竭的靈感之源。」他還表示，寫〈七重天〉，是因為他相信在他死後會有好事發生。九十四歲生日之後，近乎失明失聰，右手殘疾的馬富茲，仍然筆耕不已，直到今年七月的一天在書房倒地，跌傷頭部急送醫院。
依照古老的《埃及亡靈書》，埃及人把死亡視為另一次生命的開始。心臟記錄了一個人一生所有的善行和惡行。人死之後，其心臟將被用作審判的主要依據。當心臟置於天秤上，以一支「真羽」的重量來稱量時，積善的心臟會輕於真羽，積惡的心臟會重於真羽。倘若如此，我們便可以借助想像，看到這樣一幅圖畫：以畢生精力創造美的馬富茲的心臟，在天秤上向上高高翹起，他因此面見最高判官冥王，接受公正的判決後贏得永生。
他的寫作超越民族、超越時空
馬富茲長達七十年的創作生涯留下了豐富的文學遺產。代表作除了上述小說之外，主要有早期的「開羅三部曲」：《宮間街》、《思宮街》和《甘露街》。幾乎他的每一本書的出版都被視為埃及的一次文化事件。他不僅贏得阿拉伯國家的文壇政界有識之士的好評，而且贏得包括以色列作家在內的世界性讚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弔唁信中讚揚馬富茲是「一道文化之光」，他表達了「人們共同的價值觀，拒絕極端的啟蒙和寬容的價值觀」。著名批評家薩伊德曾給與他相當高的評價：「馬富茲不但是一位雨果和狄更斯，而且是一位高爾斯華綏、湯瑪斯‧曼、左拉和儒勒‧羅曼。」著名南非猶太裔女作家葛蒂瑪在論文集《寫作和存在》（Writing and Being, 1998）中對文學與生活的關係作了深入研究，她把馬富茲、奈及利亞的阿切貝（Chinua Achebe）和以色列的奧茲作為當代作家的三個典型進行剖析，高度肯定了他們的寫作超越民族、超越時空的審美價值。
http://www.udn.com/2006/9/19/NEWS/READING/X5/35219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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