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往事如煙。對此，我實難苟同。說「俯仰之間已陳跡」是不錯的，然而人的一生，或坎坷，或順暢，或平庸，或輝煌，都是有其可述之處的人生腳跡，往事又豈能如煙？我畢生從事外交，我的一生是外交官的一生。回首往事，實乏突出的「亮點」可陳，但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紅色外交官，在平淡無奇中畢竟也是一番人生的經歷。古稀之年，三餐之餘，一杯清茶一枝筆，聊侃自以為並非如煙往事，也不失為樂在其中。
抗美援朝引我走上外交不歸路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這是影響我國國運的一天，也是改變我人生軌跡的一天。
我是上海人，出身貧寒。父親以做小買賣為生。我得以在上海格致中學讀書，全靠申請減免學費。當時迫於生計，每天放學後我還須在淮海路擺個小攤子，掙些小錢貼補家用。有時偶遇老師或同學路過，就難免羞於見人了。
朝鮮戰爭爆發後，國內掀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熱潮。作為一名熱血青年，我當時是強烈的愛國之情難抑。於是我毅然報名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準備赴朝抗美。報名之事是瞞著父母的。我是獨生子，早知父母這一關是難過的。報名後有幾天因學校有事回家較晚，這引起父母的疑慮。父親便專赴學校查詢，在學校主樓前的光榮榜上愕然發現我竟榜上有名。一場家庭的軒然大波由此引起。當時是父親嚴阻，母親哭勸，但我仍不為所動，最後父母在不得已中送我參幹遠行。
我是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深夜，手提一個小箱子，搭火車離滬北上的。格致中學的代表張吟達同學到車站送行，惜別中書贈我江淹《別賦》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留念，至今難以忘懷。
離滬後我們先抵南京，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中逗留了一個多月。我們都換上了黃色的棉軍裝，儼然已是解放軍的模樣了。我們每天清晨五點半鐘出操，餐前集合唱歌，晚上吹號熄燈，過起了緊張的也是愉快的軍事化的生活。可是「好景不常」，一個電報就把我們這批上海參幹的青年學生調往北京。後來聽說這是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目的在於從中培養和選拔新中國的第一批紅色外交官。
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北國的嚴寒中，我們抵達北京。在位於西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即當今北外的前身的前身）內，我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兼作飯廳的禮堂內，懸掛著兩條醒目的大橫幅：「到家了好好休息」、「來了就是主人」。我們坐在事先就為我們準備好的小馬紮上，喝著老同學端來的熱氣騰騰的甜豆漿，在這一片革命大家庭的溫暖和親切中，開始了我的三年半的大學生涯。
「外校」（我們對「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習慣暱稱）原是延安抗大的一部分，是一所注重革命化的學校。學校座落在袁世凱時代的舊兵營內，居住和生活條件簡陋，但卻充滿了革命向上的朝氣。在這難忘的三年半裡，我們繼承「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抗大精神，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發揚艱苦樸素的校風，過著準軍事化的校園生活；我們邊學外文邊學馬列，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們所學的第一首歌也是我們至今仍在不時地唱的歌是「人民需要我們到哪裡，我們就到哪裡」。不妨這樣說，我在「外校」的三年半，正是教育我樹立革命人生觀的三年半，也是引導我走上外交不歸路的三年半。
三八線上的外交博弈
我參幹是為赴朝抗美，但未能如願。原以為此生無緣入朝，孰知機遇卻不期而至。一九五三年初秋的一天，組織上通知我與其他同學一起，即刻赴朝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解釋代表團的譯員工作。喜訊傳來，喜出望外。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根據協定，停戰雙方要各自派遣解釋代表團赴朝鮮對被敵方俘虜的己方戰俘作解釋工作，以使其自願決定是否重返祖國。我們的任務即是力爭盡量多的我方被俘人員早日回國。
當時我才十八歲，不敢說是風華正茂，但也真有一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勁頭。一身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戎裝，又為我們平添了些許豪壯之氣。畢竟這將是一場嚴峻的對敵鬥爭，壯烈之情油然而生。
我們是一九五三年九月赴朝的。當時戰場的硝煙乍停。一過鴨綠江，對岸的朝鮮新義州卻是斷牆殘垣，滿目淒涼，同行者一片唏噓。搭火車抵平壤後，只見瓦礫成堆，彈坑遍野，殘存的樓房屈指可數，都已是殘破不全。戰爭的極端殘酷性令人觸目驚心。朝鮮政府已轉入地下防空洞內辦公，連我駐朝鮮大使館也遷往離平壤三十多公里外的西蒲山溝。我們就在一個昏暗的山洞裡用餐，時值非常，旅途勞頓，這頓戰地家常便飯就更顯得可口香甜。
我們的駐地在位於三八線北側的開城。我們分散居住在朝鮮老鄉的民屋裡。房間很小，僅五、六米見方，數人合住，進屋脫鞋，席地而坐。房東老大娘十分熱情，不時問寒問暖，但因語言相隔，交流困難，我只學會講「高馬斯米達」（謝謝），胡亂應付。我們學習、開會、用餐都在臨時搭成的帳篷裡進行。我們這些算是「涉外」兵，著裝上享有團級幹部的待遇，起先哨兵信以為真，每見我們都肅然敬禮，後來知道了我們的底細，也就不再認真了。我們在開城時，巧遇住在我們駐地附近的祖國親人慰問團裡的著名提琴家馬思聰。在我們的請求下，他高興地為我們演奏了一曲。戰地聞仙樂，真是別有一番情趣在心頭。
我們的解釋工作是在三八線以南的敵佔區東場裡進行。事前喬冠華「指導員」在開城一座大禮堂內作動員報告，突出講了美國人如何不擇手段地力阻我被俘人員選擇回國。我們自己則進行氣節教育，甚至還做了被敵人綁架的思想準備。每天凌晨天光未亮，我們的車隊就已出發，長長的車隊車燈齊明，活像一條火龍蜿蜒而行。我在第三十二號帳篷內為我志願軍解釋代表做翻譯工作。解釋帳篷內的鬥爭是激烈的，這裡既有美國以血腥手段對我志願軍被俘人員的脅迫，也有台灣國民黨翻譯的有意搗亂。儘管如此，在我工作的第三十二號帳篷內，仍有幾位我被俘人員冒著生命的危險，毅然選擇回國。其中一位還當眾貼胸處掏出自製的五星紅旗，其忠貞之情感人至深。
由於美國的橫加破壞，我解釋工作只斷斷續續地進行了十次便被迫中止。一九五四年二月，我們在朝鮮人民的一片惜別聲中告別開城回國。
這場三八線上的外交博弈是我平生第一次外交實踐，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頭。
三十年後，於一九八三年五月，應朝鮮外交部的邀請，我陪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凌青又重訪朝鮮。朝方知道凌青和我都曾當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對我們的接待是十分破格的。朝方陪同告訴我，我們此行是在「親愛的領導者」（即金正日書記）直接關懷下進行的。我們訪問了平壤、元山、開城和三八線上的前沿陣地。朝鮮副總理兼外長許錟宴請。金日成主席在美麗的妙香山延豐湖畔的別墅裡親切地接見了我們。金主席說，我們兩國像一家人一樣。我們在歷史上互相支持，互相幫助。我們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朝鮮勞動黨中央正在教育後代，要進一步發展朝中友誼。整個接見歷時四十分鐘，氣氛十分友好。戰後重建的朝鮮氣象萬千，令人不禁感觸叢生。（《漫憶一個外交官的人生歷程》之一）
http://www.takungpao.com/inc/su/su_bigPark.asp
抗美援朝引我走上外交不歸路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這是影響我國國運的一天，也是改變我人生軌跡的一天。
我是上海人，出身貧寒。父親以做小買賣為生。我得以在上海格致中學讀書，全靠申請減免學費。當時迫於生計，每天放學後我還須在淮海路擺個小攤子，掙些小錢貼補家用。有時偶遇老師或同學路過，就難免羞於見人了。
朝鮮戰爭爆發後，國內掀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熱潮。作為一名熱血青年，我當時是強烈的愛國之情難抑。於是我毅然報名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準備赴朝抗美。報名之事是瞞著父母的。我是獨生子，早知父母這一關是難過的。報名後有幾天因學校有事回家較晚，這引起父母的疑慮。父親便專赴學校查詢，在學校主樓前的光榮榜上愕然發現我竟榜上有名。一場家庭的軒然大波由此引起。當時是父親嚴阻，母親哭勸，但我仍不為所動，最後父母在不得已中送我參幹遠行。
我是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深夜，手提一個小箱子，搭火車離滬北上的。格致中學的代表張吟達同學到車站送行，惜別中書贈我江淹《別賦》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留念，至今難以忘懷。
離滬後我們先抵南京，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中逗留了一個多月。我們都換上了黃色的棉軍裝，儼然已是解放軍的模樣了。我們每天清晨五點半鐘出操，餐前集合唱歌，晚上吹號熄燈，過起了緊張的也是愉快的軍事化的生活。可是「好景不常」，一個電報就把我們這批上海參幹的青年學生調往北京。後來聽說這是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目的在於從中培養和選拔新中國的第一批紅色外交官。
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北國的嚴寒中，我們抵達北京。在位於西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即當今北外的前身的前身）內，我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兼作飯廳的禮堂內，懸掛著兩條醒目的大橫幅：「到家了好好休息」、「來了就是主人」。我們坐在事先就為我們準備好的小馬紮上，喝著老同學端來的熱氣騰騰的甜豆漿，在這一片革命大家庭的溫暖和親切中，開始了我的三年半的大學生涯。
「外校」（我們對「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習慣暱稱）原是延安抗大的一部分，是一所注重革命化的學校。學校座落在袁世凱時代的舊兵營內，居住和生活條件簡陋，但卻充滿了革命向上的朝氣。在這難忘的三年半裡，我們繼承「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抗大精神，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發揚艱苦樸素的校風，過著準軍事化的校園生活；我們邊學外文邊學馬列，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們所學的第一首歌也是我們至今仍在不時地唱的歌是「人民需要我們到哪裡，我們就到哪裡」。不妨這樣說，我在「外校」的三年半，正是教育我樹立革命人生觀的三年半，也是引導我走上外交不歸路的三年半。
三八線上的外交博弈
我參幹是為赴朝抗美，但未能如願。原以為此生無緣入朝，孰知機遇卻不期而至。一九五三年初秋的一天，組織上通知我與其他同學一起，即刻赴朝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解釋代表團的譯員工作。喜訊傳來，喜出望外。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根據協定，停戰雙方要各自派遣解釋代表團赴朝鮮對被敵方俘虜的己方戰俘作解釋工作，以使其自願決定是否重返祖國。我們的任務即是力爭盡量多的我方被俘人員早日回國。
當時我才十八歲，不敢說是風華正茂，但也真有一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勁頭。一身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戎裝，又為我們平添了些許豪壯之氣。畢竟這將是一場嚴峻的對敵鬥爭，壯烈之情油然而生。
我們是一九五三年九月赴朝的。當時戰場的硝煙乍停。一過鴨綠江，對岸的朝鮮新義州卻是斷牆殘垣，滿目淒涼，同行者一片唏噓。搭火車抵平壤後，只見瓦礫成堆，彈坑遍野，殘存的樓房屈指可數，都已是殘破不全。戰爭的極端殘酷性令人觸目驚心。朝鮮政府已轉入地下防空洞內辦公，連我駐朝鮮大使館也遷往離平壤三十多公里外的西蒲山溝。我們就在一個昏暗的山洞裡用餐，時值非常，旅途勞頓，這頓戰地家常便飯就更顯得可口香甜。
我們的駐地在位於三八線北側的開城。我們分散居住在朝鮮老鄉的民屋裡。房間很小，僅五、六米見方，數人合住，進屋脫鞋，席地而坐。房東老大娘十分熱情，不時問寒問暖，但因語言相隔，交流困難，我只學會講「高馬斯米達」（謝謝），胡亂應付。我們學習、開會、用餐都在臨時搭成的帳篷裡進行。我們這些算是「涉外」兵，著裝上享有團級幹部的待遇，起先哨兵信以為真，每見我們都肅然敬禮，後來知道了我們的底細，也就不再認真了。我們在開城時，巧遇住在我們駐地附近的祖國親人慰問團裡的著名提琴家馬思聰。在我們的請求下，他高興地為我們演奏了一曲。戰地聞仙樂，真是別有一番情趣在心頭。
我們的解釋工作是在三八線以南的敵佔區東場裡進行。事前喬冠華「指導員」在開城一座大禮堂內作動員報告，突出講了美國人如何不擇手段地力阻我被俘人員選擇回國。我們自己則進行氣節教育，甚至還做了被敵人綁架的思想準備。每天凌晨天光未亮，我們的車隊就已出發，長長的車隊車燈齊明，活像一條火龍蜿蜒而行。我在第三十二號帳篷內為我志願軍解釋代表做翻譯工作。解釋帳篷內的鬥爭是激烈的，這裡既有美國以血腥手段對我志願軍被俘人員的脅迫，也有台灣國民黨翻譯的有意搗亂。儘管如此，在我工作的第三十二號帳篷內，仍有幾位我被俘人員冒著生命的危險，毅然選擇回國。其中一位還當眾貼胸處掏出自製的五星紅旗，其忠貞之情感人至深。
由於美國的橫加破壞，我解釋工作只斷斷續續地進行了十次便被迫中止。一九五四年二月，我們在朝鮮人民的一片惜別聲中告別開城回國。
這場三八線上的外交博弈是我平生第一次外交實踐，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頭。
三十年後，於一九八三年五月，應朝鮮外交部的邀請，我陪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凌青又重訪朝鮮。朝方知道凌青和我都曾當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對我們的接待是十分破格的。朝方陪同告訴我，我們此行是在「親愛的領導者」（即金正日書記）直接關懷下進行的。我們訪問了平壤、元山、開城和三八線上的前沿陣地。朝鮮副總理兼外長許錟宴請。金日成主席在美麗的妙香山延豐湖畔的別墅裡親切地接見了我們。金主席說，我們兩國像一家人一樣。我們在歷史上互相支持，互相幫助。我們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朝鮮勞動黨中央正在教育後代，要進一步發展朝中友誼。整個接見歷時四十分鐘，氣氛十分友好。戰後重建的朝鮮氣象萬千，令人不禁感觸叢生。（《漫憶一個外交官的人生歷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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