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次世界大戰以降，德國的現代藝術，承襲德國表現主義與包浩斯（Bauhaus）以來的風格特質，在理性堅韌的外衣下，蔓延著自我省思氛圍的氣息，它通過各式各樣的創作表現手法，從「向歷史再反省」的角度，碰觸官方亟欲遮掩的傷痛，其前仆後繼的批判精神，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達到頂點。
談德國當代視覺藝術發展，就像在翻閱一部德國近代歷史一樣──沈重、沈重與沈重。德國所挑起的兩次世界大戰，直接帶給德國當代藝術家們充滿原罪的衝擊，這個德意志歷史情結與日耳曼民族優越感相交會的結果，成了德國當代藝術給我們的最大辨識特質。自二次世界大戰以降，德國的現代藝術，承襲德國表現主義與包浩斯（Bauhaus）以來的風格特質，在理性堅韌的外衣下，蔓延著自我省思氛圍的氣息，它通過各式各樣的創作表現手法，從「向歷史再反省」的角度，碰觸官方亟欲遮掩的傷痛，其前仆後繼的批判精神，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達到頂點。
波伊斯精神
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現代藝術最具代表性與爭議性的人物首推波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大戰期間，波伊斯入伍德國空軍，在一次任務中他的戰鬥機被蘇聯砲火擊中，飛機墜毀在克里米亞半島，他奇蹟式地被遊牧的韃靼人救起，並以油脂及毛氈維持了他的生命，此後，油脂及毛氈似乎成了他的註冊商標。這些素材不僅與生命議題息息相關，更衍伸出他對新社會意義的看法。一九七二年他為了實踐「人人都有進藝術學院學習藝術的權利」，帶領五十四位學生佔領杜塞道夫藝術學院教務處的事件轟動一時，帶有強烈觀念特質的「表演」成了他相當主要的創作形式，此一「社會雕塑」的概念，在一九八二年第七屆「文件大展」 （Documenta）上所發表的「種植七千棵橡樹計畫」達到最高潮，他以「只要綠化城市不要市政府」為口號，計畫在五年內種植七千棵橡樹，讓整個城市呈現一個超大型的生態雕塑……。
透過波伊斯如神話般的精神性凝聚，德國當代藝術受其影響極其深遠，特別是他在杜塞道夫藝術學院的學生們，其中又以基弗（Anselm Kiefer，1954-）為代表。基弗是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一代，他們未經歷戰爭洗禮，但卻擔負了知識分子面對自我歷史的終結煎熬；他的創作幾乎都集中在自我歷史、民族與文明的省思上，例如納粹對猶太的屠殺、反英雄與反戰爭的議題，他在九○年代初期曾創作大批以鉛為材質的飛機造型裝置，即是明顯地在歷史與精神的主題上著墨。
政治、歷史與批判
蕾貝卡．虹（Rebecca Horn，1944-）是另一位與基弗同期的重要女性藝術家。虹早期創作了許多以身體為主要探討議題的身體雕塑，後來則將重心放置在機械動力裝置創作上，她的創作充滿對歷史悼念的場景感，羽毛、皮箱、床鋪、小提琴、尖刀……等，都是她經常使用的媒材。
一九九○年，柏林圍牆倒塌的後一年，蕾貝卡．虹號召東德著名劇作家海納．穆勒（Heiner Mueller，1929-1995）等人共同策劃了一個叫「自由的有限性」的展覽。所有參展藝術家每人在東、西柏林各選一處地點進行創作，這個橫跨東西柏林巨大幅員的展覽，明顯的是在對政治與慾望所造成的民族分裂進行質疑，正如海納．穆勒所言「藝術之所以具有生命，在於它與政治不同。藝術創作同時揭露了可實現與不可實現的恐怖」。有趣的是，一九九五年，德國國會突然通過美國地景藝術家克里斯多（Christo，1935-）申請包裹柏林國會大廈的藝術創作案；克里斯多經歷了二十四年的等待，終於實現他包裹國會大廈的願望，對德國人來說，要觸動這個曾是希特勒權力核心的建築物是何等困難，但終究有了一個借力，讓他放手去作，甚或獲得了媒體與群眾的廣大歡迎。
後現代、科技與解構
經過了一切歷史災難與兩德統一的紛擾，德國的當代藝術狀況或已不似以往那般的圍繞在歷史情境上，但日耳曼民族特有務實精神創造了他們在新藝術語言的解構與科技藝術上的成就。卡特伶娜．葛蘿斯（Katharina Grosse，1961-）便是一位極特別的中生代活躍藝術家，她常在建築物的內部或外觀，大面積地噴上各種色料，乍看之下還以為是被惡意塗鴉，她的創作一方面解構了現代建築的工業性，另一方面也解構了平面繪畫的傳統，充分展現了後現代社會的情境意象。
葛蘿斯的作品與一九八九年在卡斯魯爾市成立全球最具規模的「科技暨媒體藝術中心」（ZKM）似乎取得了某種呼應，科技創造了人類新的生存模式，但歷史終究自成一個塊體，唯有不斷解構與批判，文明才得以前進。德國當代藝術的狀況，提供了我們一個值得借鏡的界面。
（更多詳細內容，請看本期《PAR表演藝術雜誌》）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Magazines/magazines-index/0,4314,content+m27+9509100183+144938+1,00.html
談德國當代視覺藝術發展，就像在翻閱一部德國近代歷史一樣──沈重、沈重與沈重。德國所挑起的兩次世界大戰，直接帶給德國當代藝術家們充滿原罪的衝擊，這個德意志歷史情結與日耳曼民族優越感相交會的結果，成了德國當代藝術給我們的最大辨識特質。自二次世界大戰以降，德國的現代藝術，承襲德國表現主義與包浩斯（Bauhaus）以來的風格特質，在理性堅韌的外衣下，蔓延著自我省思氛圍的氣息，它通過各式各樣的創作表現手法，從「向歷史再反省」的角度，碰觸官方亟欲遮掩的傷痛，其前仆後繼的批判精神，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達到頂點。
波伊斯精神
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現代藝術最具代表性與爭議性的人物首推波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大戰期間，波伊斯入伍德國空軍，在一次任務中他的戰鬥機被蘇聯砲火擊中，飛機墜毀在克里米亞半島，他奇蹟式地被遊牧的韃靼人救起，並以油脂及毛氈維持了他的生命，此後，油脂及毛氈似乎成了他的註冊商標。這些素材不僅與生命議題息息相關，更衍伸出他對新社會意義的看法。一九七二年他為了實踐「人人都有進藝術學院學習藝術的權利」，帶領五十四位學生佔領杜塞道夫藝術學院教務處的事件轟動一時，帶有強烈觀念特質的「表演」成了他相當主要的創作形式，此一「社會雕塑」的概念，在一九八二年第七屆「文件大展」 （Documenta）上所發表的「種植七千棵橡樹計畫」達到最高潮，他以「只要綠化城市不要市政府」為口號，計畫在五年內種植七千棵橡樹，讓整個城市呈現一個超大型的生態雕塑……。
透過波伊斯如神話般的精神性凝聚，德國當代藝術受其影響極其深遠，特別是他在杜塞道夫藝術學院的學生們，其中又以基弗（Anselm Kiefer，1954-）為代表。基弗是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一代，他們未經歷戰爭洗禮，但卻擔負了知識分子面對自我歷史的終結煎熬；他的創作幾乎都集中在自我歷史、民族與文明的省思上，例如納粹對猶太的屠殺、反英雄與反戰爭的議題，他在九○年代初期曾創作大批以鉛為材質的飛機造型裝置，即是明顯地在歷史與精神的主題上著墨。
政治、歷史與批判
蕾貝卡．虹（Rebecca Horn，1944-）是另一位與基弗同期的重要女性藝術家。虹早期創作了許多以身體為主要探討議題的身體雕塑，後來則將重心放置在機械動力裝置創作上，她的創作充滿對歷史悼念的場景感，羽毛、皮箱、床鋪、小提琴、尖刀……等，都是她經常使用的媒材。
一九九○年，柏林圍牆倒塌的後一年，蕾貝卡．虹號召東德著名劇作家海納．穆勒（Heiner Mueller，1929-1995）等人共同策劃了一個叫「自由的有限性」的展覽。所有參展藝術家每人在東、西柏林各選一處地點進行創作，這個橫跨東西柏林巨大幅員的展覽，明顯的是在對政治與慾望所造成的民族分裂進行質疑，正如海納．穆勒所言「藝術之所以具有生命，在於它與政治不同。藝術創作同時揭露了可實現與不可實現的恐怖」。有趣的是，一九九五年，德國國會突然通過美國地景藝術家克里斯多（Christo，1935-）申請包裹柏林國會大廈的藝術創作案；克里斯多經歷了二十四年的等待，終於實現他包裹國會大廈的願望，對德國人來說，要觸動這個曾是希特勒權力核心的建築物是何等困難，但終究有了一個借力，讓他放手去作，甚或獲得了媒體與群眾的廣大歡迎。
後現代、科技與解構
經過了一切歷史災難與兩德統一的紛擾，德國的當代藝術狀況或已不似以往那般的圍繞在歷史情境上，但日耳曼民族特有務實精神創造了他們在新藝術語言的解構與科技藝術上的成就。卡特伶娜．葛蘿斯（Katharina Grosse，1961-）便是一位極特別的中生代活躍藝術家，她常在建築物的內部或外觀，大面積地噴上各種色料，乍看之下還以為是被惡意塗鴉，她的創作一方面解構了現代建築的工業性，另一方面也解構了平面繪畫的傳統，充分展現了後現代社會的情境意象。
葛蘿斯的作品與一九八九年在卡斯魯爾市成立全球最具規模的「科技暨媒體藝術中心」（ZKM）似乎取得了某種呼應，科技創造了人類新的生存模式，但歷史終究自成一個塊體，唯有不斷解構與批判，文明才得以前進。德國當代藝術的狀況，提供了我們一個值得借鏡的界面。
（更多詳細內容，請看本期《PAR表演藝術雜誌》）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Magazines/magazines-index/0,4314,content+m27+9509100183+144938+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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