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週，在香港的WTO部長會議達成了在二○一三年先進國家取消農業補貼的決議，地球另一端的玻利維亞則選出了左派的原住民總統，而美國時代雜誌剛宣布搖滾樂團U2主唱Bono和比爾蓋茲夫婦獲選為年度風雲人物，理由是他們對消除世界貧窮的努力。
三件看似無關的事，其實標誌著一個全新的現象：全球化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角處。
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化並不像其支持者所許諾的，建立了一個讓落後國家共同繁榮的世界，或者造就一個平坦的地球，個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出頭天。事實上，世界的不平等是越來越嚴重。首先，過去五十年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日益擴大，如最富有的國家在一九六○年代是窮國的十六倍，到了一九九九年卻變成三十五倍。尤其是非洲和南亞國家中絕對貧窮的人更不斷增加，有三十五億的非洲人的生活水平比一九八○年更差。
再者，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如果不比國家，而以全球人口來看，前百分之十富有的人掌握有三分之二的世界財富，且與最窮的百分之十人口的貧富差距也是越來越大。最後，不論是窮國、富國，或是躍升中的國家如中國，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更日益擴大。尤其平等問題不只是經濟上的收入，而涉及人民可享用的公共服務、衛生資源等，所以貧窮的後果是生命的脆弱：目前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死亡是和貧窮有關。
這裡並不是說這些不平等完全是全球化本身的結果，因為資訊和科技的流通也可能有利於後進國家。但問題是，全球化的遊戲規則和國際經濟體制的制度設計在本質上就有明顯偏向富有者和大資本的獲利；更具體地說，西方強國及國際經濟組織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私有化、去管制、自由貿易等）會強化國際間及國內的社會不平等。所以如果不去控制和駕馭全球化的方向、去改造相關的制度，就只能放縱這個不平等的趨勢繼續啃噬著人類的生命和生活尊嚴。
不過，這個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軸的全球化模式，已經引起了受害國家和人民強烈反彈，不論是在全球層次還是在國內層次。在全球層次，全球公民社會的長期鬥爭已經逐步改變全球化的進程，並使得更多世人認識不平等是當前世界的迫切的危機。例如從九○年代末以來，國際NGO組織的努力已經迫使西方國家刪除部分窮國的外債；今年一整年的「讓貧窮成為歷史」運動和音樂界組織的Live 8活動，也使八大工業國高峰進一步承諾提供更多給窮國的外援。而WTO所追求的自由貿易精神在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抗爭後逐漸質變，新的杜哈回合標舉著促進窮國發展，雖然多只是修辭，但起碼「發展」獲得至高的正當性，且實質上發展中國家決定世貿議程的談判能力越來越強。
在國內層次，最明顯的就是拉丁美洲逐漸向左轉。拉美從八○年代開始在國際經濟組織的壓力下推動新自由主義，但不但經濟沒有起色，實質所得和八○年代幾乎是一樣的，反而造成國家能力的退化、底層人民生活的持續貧困，且原本就很嚴重的貧富不均日益擴大。也因此拉美國家一個個開始支持民粹主義的左翼政權，到二○○六年底，在拉丁美洲還有近十個國家要選總統，更會重新決定這塊格瓦拉故鄉的政治版圖。
不過，文首提到的三現象都有其限制，例如比爾蓋茲的慈善事業雖然承認全球化之不足，但並未改變全球化的根本邏輯（他還是最大贏家）。世貿要真正能採取有利於窮國發展的貿易政策，還有很多障礙在面前，且不只是現在大家關注的農業問題。玻利維亞或拉美可能的新左翼政府到底是要採取巴西魯拉的中間路線，還是委內瑞拉查瓦茲的激進左翼路線，也有待試煉。
但無論如何，全球化已經被人民的力量推動著轉了一個彎，更多人開始深信這個反全球化的著名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三件看似無關的事，其實標誌著一個全新的現象：全球化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角處。
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化並不像其支持者所許諾的，建立了一個讓落後國家共同繁榮的世界，或者造就一個平坦的地球，個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出頭天。事實上，世界的不平等是越來越嚴重。首先，過去五十年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日益擴大，如最富有的國家在一九六○年代是窮國的十六倍，到了一九九九年卻變成三十五倍。尤其是非洲和南亞國家中絕對貧窮的人更不斷增加，有三十五億的非洲人的生活水平比一九八○年更差。
再者，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如果不比國家，而以全球人口來看，前百分之十富有的人掌握有三分之二的世界財富，且與最窮的百分之十人口的貧富差距也是越來越大。最後，不論是窮國、富國，或是躍升中的國家如中國，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更日益擴大。尤其平等問題不只是經濟上的收入，而涉及人民可享用的公共服務、衛生資源等，所以貧窮的後果是生命的脆弱：目前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死亡是和貧窮有關。
這裡並不是說這些不平等完全是全球化本身的結果，因為資訊和科技的流通也可能有利於後進國家。但問題是，全球化的遊戲規則和國際經濟體制的制度設計在本質上就有明顯偏向富有者和大資本的獲利；更具體地說，西方強國及國際經濟組織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私有化、去管制、自由貿易等）會強化國際間及國內的社會不平等。所以如果不去控制和駕馭全球化的方向、去改造相關的制度，就只能放縱這個不平等的趨勢繼續啃噬著人類的生命和生活尊嚴。
不過，這個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軸的全球化模式，已經引起了受害國家和人民強烈反彈，不論是在全球層次還是在國內層次。在全球層次，全球公民社會的長期鬥爭已經逐步改變全球化的進程，並使得更多世人認識不平等是當前世界的迫切的危機。例如從九○年代末以來，國際NGO組織的努力已經迫使西方國家刪除部分窮國的外債；今年一整年的「讓貧窮成為歷史」運動和音樂界組織的Live 8活動，也使八大工業國高峰進一步承諾提供更多給窮國的外援。而WTO所追求的自由貿易精神在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抗爭後逐漸質變，新的杜哈回合標舉著促進窮國發展，雖然多只是修辭，但起碼「發展」獲得至高的正當性，且實質上發展中國家決定世貿議程的談判能力越來越強。
在國內層次，最明顯的就是拉丁美洲逐漸向左轉。拉美從八○年代開始在國際經濟組織的壓力下推動新自由主義，但不但經濟沒有起色，實質所得和八○年代幾乎是一樣的，反而造成國家能力的退化、底層人民生活的持續貧困，且原本就很嚴重的貧富不均日益擴大。也因此拉美國家一個個開始支持民粹主義的左翼政權，到二○○六年底，在拉丁美洲還有近十個國家要選總統，更會重新決定這塊格瓦拉故鄉的政治版圖。
不過，文首提到的三現象都有其限制，例如比爾蓋茲的慈善事業雖然承認全球化之不足，但並未改變全球化的根本邏輯（他還是最大贏家）。世貿要真正能採取有利於窮國發展的貿易政策，還有很多障礙在面前，且不只是現在大家關注的農業問題。玻利維亞或拉美可能的新左翼政府到底是要採取巴西魯拉的中間路線，還是委內瑞拉查瓦茲的激進左翼路線，也有待試煉。
但無論如何，全球化已經被人民的力量推動著轉了一個彎，更多人開始深信這個反全球化的著名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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