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很多朋友在問,你台灣人到底怎樣看倒扁?我總是說我無能力對這個事件做出清晰的批判性寫作。尤其這次事件的許多政治、社會脈絡,以及歷史基礎,我都未曾用功的研讀。說忙著期末報告只是說笑,一些看法還是有的,只不過,處在事件之中、發生之時,我無法做出預測,也不能片面的做出定論。另外,我也擔心不同的社會脈絡會影響解讀,所以試著以稍長,但盡量簡單的語彙描述,這樣或許也會製造更多誤解,也只能在問題出現後逐一解釋。

正文一:朋友們關心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北京政府恐以此為鑑,進而在民主改革的路上嚴重倒退。或許先簡短的回應這個部分,再細談倒扁事件該有的分析與實踐的數點提要。

相對於北京的恐懼,施明德的倒扁行動可謂數十年來台灣民意展現的慣常形式:不爽就示威抗議,有種你來鎮壓。主辦單位甚至試圖還升高層次,以「革命」來形容群眾驅逐陳水扁的行動。不同於北京的「你看!民主就是製造混亂」,或施明德的道德光環,一向以台灣民主體制為傲的龍應台女士,在既厭惡執政者貪腐、又認可數十年來逐漸浮出之「民主價值」的同時,她擔心「被革掉的市民主」。這三者,再加上民進黨「靜待司法調查、群眾運動製造社會亂象」與國民黨「支持倒扁、將要求內閣改組」,比較起來各自有類似之處(類似並非指涉其中存在任何等同)。

北京政府顯然是畏懼人民推翻政權、奪走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象徵性(瞧他緊張地積極「保先」就是畏懼的展現),雖然與民進黨用來指責倒扁的語詞類似,但是北京在意更多的是一黨專政的集權現況,藉由社會主義先鋒壟斷了執政正當性,而民進黨想將執政者的弊案交由執政者的強勢影響的政府體制去處理,目的在於高高抬起輕輕放下,並暗地裡以民族主義式的台獨掩飾台面下的黨內政治權力鬥爭與交換。由於他們都在於鞏固執政勢力,從此看來,與其說龍應台擔心的是群眾運動本身革掉民主,更該監督的,是執政者會不會以高於軍警系統的憲兵體系進行鎮壓,以及國際勢力對島內主體性的影響。

相較於民進黨在近日又開始以「民族主義式台獨」批評倒扁運動損害民主根基,「倒扁」的確顯得豐富些,然而卻時時刻刻必須站穩腳步,以免民進黨以語言遊戲進行操作,陰謀論式的將人民力量的積極意涵給扭曲。施明德的作法,目前看來則完全不同於北京思維、民進黨、國民黨,甚至龍應台,因為倒扁不認為驅逐貪污者有礙民主,也不認為從體制內可解決執政貪污者下台的問題,但是,目前還未見到倒扁陣營對於體制的具體論述(或許這是為了聚焦而做的切割,從外部觀察仍不得而知),簡言之,當前的論述沒有觸及「下一個人會不會貪污」的問題。

民進黨、國民黨、龍應台之間也有類似之處,即在既定的體制中解決,因為「民主」體制必須由體制內部不慣改革,他們對民主的看法,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思維下的代議式民主,人人有自由,但是要交由「多數公眾」認可過的方式進行之,以免危害了自由。然而施明德也有某部分與民進黨、國民黨、共產黨相似,因為施明德以個人英雄式的行動(雖然他在活動期間不斷嘗試壓低身段),像極了台獨勢力對陳水扁進行的造神計劃,以及馬英九的救世主形象,和中國共產黨將「改革」內閉於自身的作法,這樣講或許太簡單了,然而我要強調的是,群眾以及群眾因貪腐所親身體會的受剝削與權力不平等,能否在群眾運動中的群眾在倒扁中現身的問題。

倒扁用動能否在後面的時間有所轉化,仍未可知,我們必須等待情勢。然而若放到陳水扁政權的貪污濫權、政商關係的利益壟斷、檢察官與司法系統的疲軟等事件的情境中,來論斷「民主榜樣,好的還是壞的?」,或許可有幾點暫時性回應:一、不民主絕對不可行,但是當前台灣施行的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代議民主,尤其它的政商結構、組合與再組合過程與模式,更在當代順行了新自由主義的各種經濟剝削計劃,將國產私有化、聽令國際組織將市場自由化等。因此我們面對的其實不是將政治體制封閉起來藉口避免混亂,而是如何有另一種民主突破政商結構壟斷利益的現狀?二、執政者可以利用各種手段將群眾運動污名、扭曲,但是群眾運動不會消失,社會只是在等待爆發統治者如果一再掩飾階級矛盾,藉口實行政治保守,它就只能一再鎮壓群眾。三、造神計劃的群眾運動或能激起短暫效應,但是改革的力量在於人民,解秘的力量需由人民對壓迫的體認出發,「另一種民主」亦需由人民出發,非個人主義式而是集體的動員力量。

編按(領男):文首提到的「正文二」,乃承接《火染凱達格蘭:民主台灣,好的榜樣還是壞的? (一)》,若讀者透過搜尋器找到此文,可透過連結了解全文脈絡。

正文二: 上一段末尾的宣示,或許看起來簡單,也或許那些對各陣營的比較相當無聊,但是我想如果不從一般人的角度去比較他們,那麼我們無法從最基本的觀感抽出最重要的分析線索,亦將在放回倒扁時造成許多混淆。我認為在事件發生當下進行評析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從事件本身抽釐出來,觀看整個社會運作問題。

除了自由派對倒扁的正面與負面回應,台灣的左翼批判圈,至少已有兩組人馬提出公開聲明。「工人民主協會」最早(參考Aug/21/2006苦勞網新聞稿),他們認為倒扁的同時,同時必須改革政治體制。他們更認為「勞動人民的出路在於徹底擺脫金權統治,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建立真正代表勞動人民的政府,而目前則要從打造真正屬於勞動人民的政黨做起。要把反貪腐及政治革新運動與建立勞動人民自己的政黨和爭取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期奮鬥結合起來」,以免倒扁淪為舊體制中的新舊政客反覆操演金權政治。「工協」在階級政黨的路線與訴求上,對政治改造的想像一向是很清楚的,而較學術性的團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亦發表言論(參考Aug/31/2006中國時報民意論壇),主張「自主公民進場」。台社認為明確的「反對XX當家作主」,確實是自主公民的突破性進步,「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按:台社)無條件支持倒扁或是反貪腐的人民行動,關鍵仍在於它是否堪稱一實質的自主公民行動。」他們認為此時一場實質的自主公民行動,必須「(一)具備超越藍綠的公民自主意識;(二)對藍與綠所共同構成的台灣政黨政治格局持高度批判意識。翻成白話,也就是呼籲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的兄弟姊妹們,倒扁與反貪腐只是消極或是表層目標,真正的目標是以我們公民為主體,促成現實兩大政治勢力的徹底改造。」

左翼圈的階級觀點甚明確,最要緊的事情是如何跳脫藍、綠,以勞動者的觀點批判統治結構的迂腐貪污。跳脫藍、綠不僅是認識到金權結構中,人民長期位處的受壓迫位置,那樣的描述太簡化了,更實際的,是從歷史過程中實際的察覺藍與綠的更替並不能解決問題,而貪腐必然會在既有的結構中延續下去。在察覺結構性侷限的同時,我們一方面必須反省過去台灣政黨賴以維繫的手段,另方面則必須嘗試對現有體制進行衝撞。長久的反共意識,壓抑了台灣的社會主義聲音,而反國民黨法西斯的意識則強化了本土主義的生長,各種方面都對勞動受壓者進行的對抗產生了局限,在這些支配性的主流話語邏輯中,左翼敘事從自主的意識出發,以擺脫代議式政黨政治的局限,往直接民主的實現忐忑邁進。

為了實際分析,並且將社會與歷史脈絡總體的看,我們必須檢查主流的、將社會框架起來的語境的脈絡。首先除了解構金權的政商結構,亦必須回到藍綠鬥爭的癥結,及民族主義的開端,同時,反省菁英主義的問題,回到人民自主性,再者,解釋後扁時期來臨前的政治鬥爭,和國際勢力的影響。從這些面向拆解倒扁運動本身的行動,以及反倒扁的勢力,把他們統統放入一個彼此影響的權力結構中,如此才能回答幾個基本問題如:難道人民站出來還不夠?為什麼要強調人民是否能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與政客不同?為什麼宣示反貪腐還需要以社會議題將之填充?藍與綠到底是怎麼回事?別的選項是什麼?

從施明德公開宣示倒扁行動開始談,其實他已非第一位「前綠營人士」(由於威權時期對抗國民黨的黨外勢力大多凝結為民進黨,且國民黨實際上在地方派系的根著狀態相當穩固,因此早期的黨外人士即使在民進黨主政後,仍少有保持「反對黨」姿態者,少有人開始站在國民黨一方對執政者做批評,直到接連的弊案浮出,然而批判民進黨並不等於這批人在政黨立場上傾向國民黨)出來倒扁,包括幾位前民進黨主席退黨(包括許信良與林義雄)、重要成員(如陳文茜),和大批中生代青年學者公開發表聲明譴責政府。但是鼓起氣勢號召大規模抗爭的卻是第一人。但是與其他親綠人士,施明德的受刑人身份,對比於以「美麗島律師團」為主要成員的當朝執政集團,更具有象徵性與實質意義。即便如此,陳水扁、支持陳水扁的民進黨人仍以慣常的「他們都變了」來批評施明德。相對乾淨,是施明德的一項優勢,然而也導致他必然需要面對各種對其私德、私事的爆料。

「變了」至少有兩重意義,其一是關於其自身,民進黨要員進入政壇的過程,政治人物透過代議選舉,將「民意」壟斷在自己身上,塑造了民進黨的象徵性,且壟斷了政治改革的意義,其二則是第一點的反噬,壟斷了他自己製造出來的象徵性以後,一切反對他的就是腐敗,換句話說就是會被民進黨塑造為支持國民黨。對於第一點,施明德算是穩當,然而,第二點卻是施明德從一開始就在極力阻絕的。當然倒扁不需要因為民進黨很會栽贓而畏懼,然而,由於近兩次大選(尤其是2004年兩顆子彈事件)引起國民黨支持者的極力反彈,因此,大規模的倒扁行動很容易淪為國民黨政治人物的遊戲場,所以,為了真正凸顯「貪腐是全民應共同唾棄的事」,倒扁必須嚴格的與藍營區隔,以便號召相對中立的群眾,集結更大的力量,也讓民進黨的栽贓作風(無論是抹為親共、親藍,或者反台獨)較無能為力。因此,整個行動在開始的時候要求統一聲音(例如不准攜帶藍營死忠群眾最愛的「中華民國國旗」),拒絕任何與政黨有關的圖像及文字。

除了吸引中間群眾,還有一件衍生的事情必須處理,也就是由於民進黨壟斷了「進步代言人」的形象,因此他們會將當前一切反對它的行動,指為引起暴力。民進黨以暴力形式起家,卻弔詭的(與共產黨近似的),開始痛斥一切對政府不滿的集體行動。是故,倒扁策劃人范可欽(過去負責陳水扁的廣告形象企畫),製造了「愛與和平」的形象,反駁「暴力」的中傷。不過由於范可欽在初期構想了許多的花招,例如網路訂位、試坐、播放古典樂等,也恩因此此被評為「嘉年華」,以都市中產階級的想像去構思一場活動。最後,倒扁以「反貪腐」定調,迫使陳水扁陣營無法「反反貪腐」。

定調以及活動的形式是一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上,倒扁將遭遇的是民進黨強烈要求體制內的「靜待司法調查」,也就是前述避免社會混亂的論述。雖然我們並不在意形式,然而在另一個層次上,我們謹慎地,可以觀察到「反貪腐」由於過於謹慎的排除政治勢力,也可能間接的排除了群眾發言的機會,再者,由於畏懼暴力,因此自己限縮了行動的爆發力。就活動整體而言,遵循的還是菁英主導的那套路子,簡言之,施明德嗆出了「不是他倒就是我倒」,然而由於整個反貪腐骨子裡是缺少了社會議題的,因此很難真正觸及群眾親身的壓迫,而只將群眾的激憤聚焦在特定個人。而再深一層來談,無論藍與綠哪一方對它的回應,其實都還涉及了各自的政治考量,這個部分待後文解釋。

正文三--民進黨面對施明德所採取的手段,一方面是來自國民黨時期的反共語境,另方面是與國民黨統一中國語境所對立的台獨論調,第三則是其主政之後所進行的話語逆轉,批評一切反民進黨的行動都是破壞安定、民主倒退。破壞安定的這部分前面已經提及,也就是民進黨認為他們的上台已經達到所謂「轉型正義」,他們認為在中央層次擊垮腐敗的國民黨之後,所剩的就是一步步將所有縣市首長、民意代表席次搶奪到手的工作而已,因為自視、自我形造為唯一的「進步」,所以剩下的就是在體制內進行改革。這種邏輯對曾受過國民黨深刻壓迫的人民來說,相對有效,然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前二者。

首先,國民黨時期的「反共」、「台奸」語境,有效的複印、指涉為任何可能反映為影響統治政權穩定的行動,因此,一切有違民進黨執政的,都開始被轉化為「台奸」。這個部分又因為全球化趨勢,全世界的資金湧入中國大陸,台灣的傳統加工、代工業,或者電子晶圓等產業,亦漸次移入中國大陸,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餘威,造成民進黨政權無可控制的經濟衰退,於是也反映為仇共。面對無可逃避的中國市場,中國國民黨在2004年落選後積極與北京中央進行交流,又使得民進黨的民族主義詞彙找到更大的批評基礎。因此,即便民進黨面對的是早期反共的國民黨,卻可以將國民黨,或其餘批判民進黨者,統統轉化「親共」、「中共同路人」。再者,國民黨於冷戰時期倚靠「中華民國」的圖騰,在美國支持下勉強支撐正當性,而民進黨,一方面收攏戒嚴時期遭壓迫的人民,另方面接收部分台籍日系菁英的台獨思想等將之一併轉化為「民族主義式的台灣獨立」。當然台獨的思想實際上更為豐富,但是作為政黨,民進黨展現出來的卻是扁平民族主義,而再扣合著冷戰以來的美國式自由主義精神,成了應對國民黨的重要武器。以上,都已經出現在「反倒扁」的話語及動作中,尤其是0916由「台灣社」所舉辦、游錫堃出席領軍的活動中,這些語句反覆被強調。因此,無論是從體制內的改變著手,或對體制外之示威的評價,民進黨所注重宣揚的就是「非民進黨則為否」。

民進黨的手段,絕不是需空而生的,他當然相應著某一方,或者製造出某一方。雖然施明德有深刻的台獨背景,然而就整個倒扁的行動而言,仍偶而滲透藍色的因素,也就是同一時間內在旁聲援的「民盟」。或許從外觀上,「反貪腐」是簡單的打倒濫權統治者,然而就一部份群眾來說,早已經擺明了是中華民國民族主義。這件事要戲劇性的放回陳水扁在二○○○國民黨分裂之後以低票當選的事件,雖然他在執政期並未持行民進黨台獨黨綱,而反反覆覆依據形式選擇發表台獨言論或者矯飾為中立,但陳水扁的當選卻導致其敵對方產生氣怒、悲憤,進而將選戰塑造為「捍衛中華民國」,加深了落選方的民族主義氣勢,再來,二○○四年三月十九日兩聲槍響之後,陳水扁以些微票數連任,他當選之後的標語是「天佑台灣」,而落選方的失落轉為批評陳水扁「竊國」。在當年的好幾場政黨遊行中,都分別動員了數十萬的群眾,很明顯是以民族主義動員,這次大選前後的所有民意代表選舉也都是朝向二元對立的語境,完全拋棄民代原有的社會政策政見。

然而長達兩個月的街頭示威、抗爭、聚集,並沒有成功的迫使陳水扁做出任何讓步,唯一可賀的是,面對選舉所潛在不公義的可能性,國民黨除了放回體制內解決以外,他毫無能力反擊,雖然當時的政黨遊行驗證了國民黨長期的組織耕耘有不可忽視的能量,但作為反對黨他卻對執政黨毫無反擊之力。接著,在中正廟學運結束的五月三號,一群學者號召成立「民盟」,雖然民盟成員的教授、研究員身份有效的拉抬了他們中立與客觀的性質,然而更有效的是,民盟成為深藍支持者的情緒出口。是故,民盟在此次行動中的動作也就值得觀察,因為一則他們這兩年來不斷的舉辦小型的論壇,雖然沒能擴大音量,但確實將「民間力量」這東西延續下來,二來因為倒扁總部在一開始強調靜坐、和平,而民盟則不斷貼近警方封鎖線挑戰政府權力。二者在行動上、內涵上都有相當大的差異,而可能對倒扁造成危機的則是隱藏的「深藍」。

從解剖民進黨與民盟,我們可以回來思考「民族主義」在台灣社會一般群眾之間的能量依舊建在,不過不同的是倒扁總不強勢的嘗試消除自身的民族印象,總的而言是成功的,但偶而現場會有尋重攜帶國旗。倒扁總部的「中性」,或許也可以視為一種群眾教育,因為他強調「人民力量」的同時,施明德自己也淡化自己的台獨色彩,他告訴人民一件事:無論是統與獨哪種民族主義式的語言,都應該要反對貪污的統治者。如果我們幫他多說一點,就是應該要讓群眾認識到,民族主義的話語,掩飾了政府政策對階級的不公平,例如台灣中南部的農業縣市、勞力移出縣市,其支持黨外的脈絡延續到今日,然而,一般人民卻無法體會到,政府的農業政策是如何在WTO談判中退讓,也體會不到勞工政策是如何將雇主與政府的責任轉移到勞工自己身上。如果無法認清藍綠政黨的本質,一旦國民黨上台,人民依舊會在中華民國的旗幟下昏了頭。我特別要強調,這裡的討論並不直接挑戰應統或獨,而是指出民族主義式的統與獨其實配合著個人化的菁英主義,這種菁英主義所呈現出來的不僅是選戰時造神運動將特定人士高高捧起,也展現為特定政黨的形象。這種菁英式的語境也出現在倒扁行動中,雖然在915圍城夜的前幾天,我們似乎見到群眾排號上台講演,見到高中生等年輕人發言,不過仍有待更緊密的將「反貪腐」聯繫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受迫,否則整個運動甚至無法在揭露貪污之後,重新指回最直接涉及人民生活的各種政策變革。

正文四--嘮嘮叨叨的討論的藍綠因素,意不在說「倒扁總部是藍色」,那將是種誤解。恰恰相反的是,正如我前文說過的,要關係性的來看整個社會狀況,因此,我們要看見的是「紅」如何被指為「藍」,也是要嘗試對於我曾說過「台灣只有藍綠」所造成的誤解做出解釋。這更是,民進黨游錫堃近期一再地用「中共打壓」來指稱施明德及群眾的動作,以之為工具,製造出對立。對立的一面是不是藍色根本不是重點,而是隱藏在話語邏輯背後的二元對立,在對立中,民進黨如何擁有了「正義、本土、正當」的一方,當然如果以為我認定民族主義是毫無歷史基礎的煽動人民,那也是種誤解。與此同時,「紅」仍然也開始改變主持台上的形式,引入了民眾上台發言的機制。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的正是所謂中立的聲音,如何緩慢的在整個台灣社會結構的二元對立中摸索。但是雖然「藍綠」的對立似乎在民進黨的操作中,轉為「紅綠」的對立,我們依然不能忘卻藍色因素,因為無論陳水扁下不下台,在後扁時期的政治角逐中,他就是那個極可能是最大的獲利者。

在這個對立的社會情境中,自主公民的論述儼然出現,他們訴求超越政黨、超越藍綠,但是我們已經從現實的新聞中見到了,民進黨如何有效的操作歷史(特別註明我並非指說這些歷史是虛空而生的,我並未否認某些壓迫史的存在,而是要說明政黨如何利用之),使得民族主義因素很難被處理,更使得語境邏輯的一再複製無法被瓦解,甚至我們可以說,倒扁的行動其實逃避了民族主義的問題,而訴諸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如何共同反對貪污者。因此,即便民進黨強使民族主義旗幟,而倒扁有意淡化民族主義對立,然而我認為目前仍然無法得知,民族主義的對立在未來將會如何發展。

但是,超越藍綠確實是直接針對政黨政治的,尤其是針對民進黨象徵性進行攻擊。只不過,在對群眾進行呼籲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看社運團體、工會的狀況。如果我們拿工會、工運團體與政黨的關係來看,顯然,台社台的「自主公民」,「不侷限在」所謂的、粗糙分類的、模糊的『一般群眾』的呼籲上。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在陳水扁親信遭遇貪污案的時期,台灣的上級工會之一「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理事長施朝賢,曾於2006年6月,公開於政治立場鮮明的「自由時報」看載一篇名為「尊重法治穩定台灣:一群勞工的心聲」的廣告,並且由數十工會一同連署。他們認為「最近咱們台灣卻像是遇到颱風的一艘船,在風雨中飄搖浮沈、岌岌可危,最近幾日的股市狂跌,人民辛苦的累積資產憑空蒸發,台灣復甦中的經濟再遭逢扼殺,原本和諧的社會也再起波瀾。 」,因此「在民主法治、在獨立司法這座燈塔的指引下攜手合作,」,要「懇請朝野能以萬民為念,不要再虛擲精力於無止境的政黨惡鬥,共同為台灣的未來攜手打拼」。

全產總的聲明引起工運團體的反擊,例如「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公開表示「廣告文案根本無視過去工運界一再挑戰司法不公的抗爭以及因為司法敗訴而被迫自殺的平民百姓,根本無法代表基層勞工的心聲,只是為執政黨擦脂抹粉,而且他的論調和執政黨太相似了!希望這些具名連署的理事長和連署人,他們的意見真的能夠代表基層勞工嗎?廣告說獲得各工會同意委刊,根本是強姦工會民意,只是以集體民意的方式取得文宣的正當性,是非常糟糕的做法。」。他們抨擊,全產總的廣告,訴求「回歸理性,相信法治、期待體制」的心聲,實質作用只是鼓吹人民將權力交還給少數統治集團。工運團體數度對全產總的聲名表示質疑,例如「施朝賢等人的說法,不但和解嚴前後以來廿年勞工上街頭爭權益、求改革的自主工運背道而馳,而且簡直是複製了當年國民黨政權用輿論打壓街頭運動與民主運動的說詞。(苦勞網2006/06/15)」。工運團體質疑「相信司法」到底是相信誰的司法?從股市和談全民利益,到底是誰麼利益?;工委會等團體也批評全產總未經民主程序發表此言論,呼籲工會成員要求他們自清、下台,以免危害基層勞工權益。

我在此無意支持任何一方,然而這種種的現象,其實已經說明了台灣的政治社會史,是如何使得當前的執政黨與社運團體有糾葛不清的關係。因此,與其說要呼籲自主公民,還不如說我們應該重新檢討整個解嚴與政治運動的歷史,是如何接連上民進黨象徵性的塑造。當然,批判民進黨的同時,絕不意味著社運必然的要與在野黨結盟,因為一個原因是,我們同時見倒的是,年前的縣市長、立委選舉後,雖然國民黨佔據了大部分的縣市長版圖,可是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三位國民黨籍縣市首長因弊案而判刑確定,而另一個原因是,緊接著而來的將是北高市長的選舉。我們不能不說,遭遇兩次總統選舉挫敗的國民黨,在暗中盤算。但我們可以確定的說,政黨輪替並未解決金權結構,這個以民族主義為包裝的金權競爭,依舊蠢蠢欲動。社運在這份關係中,雖然基本上是倒扁的,倒的是根深蒂固的政商勾結,可是要談「社運自主」之前,卻是狠狠的被壓制在政黨政治之下。

如果暫時做個小結,或許可以說自主公民派的左翼,從體制外微弱的呼籲公民站出來,反映的是民族主義的對立、政黨政治的對立,所以自主公民的白話文意思就是不受政黨動員的影響、摒棄族群動員。雖然台社的「超克藍綠」也指出了整個冷戰後的世界架構,卻沒辦法直接針對民族主義做更深入的分析。相對而言,托派工協指出的勞動政黨路線是更根本性的,可是一樣無法面對民族主義的歷史性問題。我當然不願意說各方在其他的場域,或是在過去沒有類似的分析與意見,可是我們在當前見到的卻是整個社運界的無力感,對倒扁有支持卻對行動無處介入,對貪污有批判卻對後扁時期的政治分贓無處著手。

如果稍微討論一下社運團體在這次倒扁中的行動,一個例子是,自從九月一日倒扁總部開始「試坐」,民盟也開始了他們的民主夜市,同在中正廟,一小群社運團體也擺出了論壇,稱之為「台灣社會論壇(除了名字以外,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無關)」,論壇的主持人聲嘶力竭的苦苦撐滿了十幾天,每天的晚上五點過後,嘗試在反貪腐的行動中,撐開社會面的論述。但平心而論,參與人數少之又少,不僅社運團體參與者寥寥無幾、重複居多,而且群眾明顯的匯集在倒扁的靜坐場,寧願聆聽講台上的講話,也無法坐下來彼此分享,或者匯集到民盟的大喇叭前,聆聽電台名嘴的課堂,也無法花時間知道陳水扁的貪污跟你我的日常生活有何直接聯繫。苦撐了十多天的論壇因此只能按既定時間結束,無力繼續。而另一個例子是工委會從靜坐開始,就於靜坐場的對面搭了棚攤,一樣訴求群眾教育,他們表達支持倒扁總部的和平訴求,可是要讓人民清楚的去思考,當和平、體制內管道都無法解決我們所面對的事情的時候,到底放不放棄暴力抗爭的機會?這個場子也無疾而終,消散在大批中產階級「紅衫軍」的人潮中。再一個例子是身穿白衣的「工農漁聯盟」,由多個社運團體,以勞權會為主體,在遊行、靜坐中,企圖撐開「中產階級」的迷霧,放入底層階級的身影,然而除了引起眼神關注,並沒有辦法做到更多。

狀況為什麼是這樣呢?我可能無法有效的回應這個問題,然而與其說這種無力感是來自於組織不足、群眾教育失敗,或者推諉倒扁總部過於菁英的現象觀察,還不如說整個社會的語境是長久以來對民主體制過度信任,對菁英式的領導方式過於沈迷,而且反倒是因為過度將焦點放置在「跳脫藍綠」這樣主流語境,且將力量聚集在單一化的訴求,使得社運界沒有更大的施力點。這樣的觀點可能過於簡化,但應不失為一種觀察角度,也讓我們回頭去看,不斷的進入體制內改革的歷史過程,以及不斷將象徵性壟斷的過程,是如何一再地在主政之後,排斥了體制外的東西,左翼在這個關係中到底佔有什麼位置呢?這或許是有待反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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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限五十公里前:記紅潮圍城夜(2006年九月十五日台北)

身邊大多數的朋友,都分析這場紅色風暴不會迫使陳水扁下台,這個分析在最抽象的層次上是正確的。政府壟斷了合法性,更實質的掌有利益分配的機制,若非群眾運動得以歷時性的以武力衝撞政府,統治者不會妥協。在拉美和許多地區,毛派游擊隊的行動或許都可以算是這類,尤其是查巴達在山區的自治區,和菲律賓的武裝抗暴,都成功的逼迫政府退讓。當然,他們的代價是無時不潛在的由政府主導的暗殺行動。當然,以查巴達來說,他們反而是透過將群眾武裝起來,達到脫離政府管制的目的,施行自治,意不在掌有國家機器。

武裝抗暴在台灣不是沒發生過,清代、日據時期、二二八時期,都有民眾自我組織起來,對抗政府。然而台灣的群眾意識已經被異化了,神秘的經濟起飛、戲劇性的政黨輪替,讓人民嬌縱的躲藏在前人的屍體與魂魄下,經濟穩定與民主被當作統治者的藉口,政客們將自己的無能,歸咎於群眾運動。

許多人,被無形的力量分化,成了政壇操作的棋子。這些眼中只有藍與綠人們,是「去政治」的,無法體認到主流的兩大民族主義政黨陣營,是如何的利用碎裂的歷史進行拼湊,刻意形造出歷史來鼓動人民情緒。而另些人,自認為體會到藍與綠的政治鬥爭,二方透過政治鬥爭爭權奪利,卻都無助於人民生活的真正改善,然而這些人,雖然認知了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卻「去政治化」的轉為政治冷漠,他們一點都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有可能改變結構性的支配,這也是國家的體系不斷要求學生專心唸書、不要參與政治的緣故,一旦學生在最不甘他們事情的時候站了出來,以最中立的位置站出來,那事情才最無法收拾,一旦學生安靜地畢了業,一個個投入職場、身為勞動所綁,也就相對容易因其工作而被強迫分化、分別代表了不同階層。

如果圍城夜的好幾十萬群眾,是真正認識到人民利益不同於統治者利益,如果他們真正認識到,倒了陳水扁不等於人民從體制中解放出來,而且他們願意拋棄政黨背景,在下一次仍可以團結起來反對它黨的執政者,那麼,這群人才是真正「政治的」。不過這條路,在台灣,仍然漫長。

紅色風暴不會使陳水扁下台,但是風暴背後,政治人物私底下的政治協商、妥協、分贓,確有可能使陳水扁下台。如果是這樣,人民依然是棋子。但即便如此,我們確實已經向前邁了一步,只要群眾可以認清政治的黑箱操作的那一面。

我們或許無法期待武裝抗暴的真正發生,然而,只要階級矛盾持續加劇,而人民體驗到自己其實是群受迫者,是個集體,而不是被做工、做業務員、做坐辦公室等名詞所分類,那麼也許,只是也許,某一天我們可以正當的以暴制暴。當那天來到,將是人民體會到,政府的合法性力量,其所製造的理性暴力,比起群眾以身體抵抗,才是真正的暴力。

2006年9月15日,我下午三點到了凱達格蘭大道,人好多。六點我跟著遊行隊伍前進,迂迴穿越馬路、巷弄,所有的人都為了反對貪污腐敗的陳水扁吶喊。我的心情卻很平靜,然而有好幾次,我幾乎要相信這群紅螞蟻真的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政府。站前的街道狹小,不似以往遊行的固定路線那樣寬闊,吶喊的聲響也容易迴響在空中,群眾必然是體會到了,他們一次比一次喊的更大聲,街頭的情緒,讓我不自覺的想起東南亞的許多先例,長期的奮戰讓執政者下台。

然而我們都知道,一個人下台必然有另一個人上台,雖然,這次跨背景的倒扁,並未把群眾的力量推向支持某個下任執政者,然而我很清楚,如果陳水扁真的下台,下台的幕後仍然有著各種勢力角逐。親綠人士已經在媒體上明示了民進黨內的鬥爭,這其實也暗示莫不吭聲的國民黨亦在鴨子划水,面對即將來到的北高市長選舉,和後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不可能不動。我們更知道,隔日的挺扁集會,利用模糊的主題,拉抬「向陽台灣」光明面的同時,其實是在暗地裡透過民族主義操弄,將反扁的推向黑暗,將倒扁群眾扭曲為「幫中國人打壓台灣人」。這一切,都對自主穿上紅衣的人民不公平,不僅因為我在火車站遇見一家子人問我要怎麼去參加圍城,還因為我已經問過好多身邊的群眾,他們坐車、開車,從高雄、台中,趕上來。

十一點半,雨依然間斷的下著,群眾陸續離開。我攤開雨衣,坐在忠孝西路往西的某個速限五十公里標號前。好多人跟我說:加油。但我的心情很平靜,我只是很想知道,如果陳水扁不下台,如果民進黨持續利用民族主義扭曲、分裂人民,如果國民黨繼續捲入後扁時期的政治分贓而達成體制內妥協,如果下一個人更差勁,如果,如果群眾看不見自己力量的具體成果,那麼下一次,我們能不能再召喚更多人清醒的上街來?

一陣風吹過,路人的相機對我閃了兩下,我把前兩天買的倒扁頭巾翻折,用全紅的那一面綁成領巾,雖然我知道不會有衝突,但仍不時的拉起來遮住口鼻,假想,我坐在戰火中央,如果那一刻真的到來,我又會不會站在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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