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方法【記錄整理 楊湘鈞】【2002/07/17 聯合報】
主持人：徐 泓（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談人：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與談人（依發言順序）：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陳弱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李孝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陳熙遠（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黃兆強（東吳大學歷史系主任）
劉述先（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汎森（國科會人文處處長）
徐泓：歷史學研究在部分人士「去中國化」的口號下，已出現一個新的危機。事實上，部分政治人物所倡議的「正名」運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據我所知，當年許多政治人物，也是人手一本《資治通鑑》。凡此種種，皆說明在台灣的歷史學研究，根本無法與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脫離、切割。但遺憾的是，台灣在政治掛帥的思維下，「民族主義史學」正逐漸成為台灣歷史研究的主流。讀歷史、研究歷史，應與傳統人文精神結合，找出傳統歷史文化好的一面並加以發揚，應知道為什麼是好、壞、對、錯，以及換個情況，會怎麼樣，要把它講出來，而不應只停留在枯燥的歷史論著及考證。歷史研究者應成為更多讀者的朋友。
余英時：研究歷史就像新聞報導一樣，觀察的角度不同，內容也不太可能完全一樣。學歷史，無論能不能夠恢復歷史的原狀，都應彰顯出一些被前人所忽略的東西。也許要做到百分之百客觀的歷史、要完全還原歷史的原狀不太可能，但歷史畢竟有許多客觀的事實，應儘量地恢復歷史的原狀，並賦予各種可能的解釋。
黃進興：學者與作家一樣，經常年紀大了就沒什麼突破性的作品。但余英時老師卻非如此，最近更完成了朱熹的歷史事蹟這部五十萬字的鉅著，且我十分有幸能夠提前拜讀。不過，讓我「擔心」的是，雖然余院士的文字典雅，但這本書由於篇幅很長，理論論述充分，辯論相當曲折，除非是對宋元理學或朱熹有興趣，否則很可能「看不懂」。但我相信，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其對兩岸哲學史研究長遠的衝擊性，並且由於這本書精闢創新的論述方式，也讓我們得以反省當今歷史研究的一些問題。例如傳統中國哲學史的論述方式都嫌老舊，兩岸皆然，並未如西方哲學史著述一般靈活。也許我們並非要全盤移植西方，但觀念及方法的運用，應該還有很大改進的地方。
陳弱水：關於當前史學研究的問題，我想提出以下兩點。第一個問題是「專史化」的情形很嚴重，與傳統斷代史、國別史不一樣，社會史、生活史、住民史、環境史、醫療史等已成為主流。專史化雖有助於深化問題，但仍須注意到專史化的負面影響，即常常把整體性的歷史現象做割裂性的處理，故仍需要進一步整合，否則對歷史的認識將出現偏差。但要如何整合？我認為對於一個歷史現象，應做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研究，要有立體性的認識，並採取多元研究方法。
第二個問題是歷史研究愈來愈不重視綜合性的敘述，這也是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的通病，其結果是太過零碎，常把整體性的觀照、敘述丟掉，所以我藉此提出歷史學的再人文化。
李孝悌：教育部現在非常強調跨學科的研究，跨學科研究其實是有必要的，畢竟純歷史學門的研究愈來愈乏善可陳，但跨學科研究是否就沒有問題呢？最大的問題就出在現今大學的分科教育，每個學門都學了太多沒必要的學問，分科知識太深化的結果反而可能是貧乏化，使學生缺乏創新的動力。
提到創新，現今學生不斷的在重複前人的腳步，卻缺乏創新。思想史應該是台灣最有創意的領域，但如今像余院士一般具有原創力寫思想史的歷史學者已愈來愈少。另一方面，專史化的結果，如果沒有宏觀的能力及創意，也會面臨細瑣化的問題。
陳熙遠：要解決歷史研究愈趨零碎化的問題，我認為歷史研究者應加強文化的浸淫及對時代的了解。畢竟，單靠史料的堆積，並無助於史學研究。
黃兆強：關於專才或通才的問題，我認為應從現有制度面去看，才能找出改進方法。例如升等或申請國科會研究，目前必須寫一些只有專家才能看得懂的論文；再則，目前學者所作多是一些考據性的、小問題的文章，如未能綜合，很難流傳下去。受清末民初影響迄今的專家考證這條路是否該繼續走下去？還是應有所興革，是否應再多添加些論理？應是值得思考的。
劉述先：中國過去是文、史、哲未分工，現今愈來愈講分工，畢竟，要每個人都能深入每個學門，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每個學門，都有其看史料的角度，故「史無定法」，也有其道理。不過，史學研究的更嚴重的問題並不在於研究歷史應不應有定法，而是在於現在的年輕人不看東西，文字看不下去，這也是教育普遍性的危機。史實與史學是連貫的，必須要有眼光來看待史實，必須以更多元的眼光切入史實，才能抓到時機做適當的史學。
李亦園：其實歷史研究不應區分什麼大傳統、小傳統，作出區分的其實是研究者自己。早期歷史研究比較重視士大夫、廟堂文化的大傳統，不太重視一般庶民的日常生活習慣，但現今已愈來愈多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不過，兩個部門仍應適度地整合及配合。例如我從事常民文化的研究，就整理出一些架構，並發現其實這些架構也適於大傳統的研究。但，整合仍得視個人的興趣及上層組織是否能有相對應的機制。
王汎森：關於歷史研究零碎化的問題，我提出一個改善方式是，應撥出一部分的人力將論文集結成書，因為時下歷史研究者，幾乎參考的都是大陸出的書籍，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以書代論文作為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應是可行的，畢竟，社會科學雖以論文為重，但書仍是必要的表達工具。因此，未來有必要建立書籍的審查制度。
余英時：關於「史無定法」及如何形成創見的問題，其實研究歷史究竟有沒有固定的方法，應看史料再作定奪。研讀史料之時，我們必須要會問問題，賦予史料生命，把歷史上發生過的某個事件靈活地帶回到現在。但一切論述，仍須憑歷史證據，不能亂說話，因為史學是講能夠證明的學問，必須要努力地找證據。
再則，史學研究不要流於平面化，要能夠立體化，要有結構，不要只作現象描述，要把死的材料變活。並且，不要一開始就有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的概念。否則，類似台灣現今「過去的君子變小人，過去的小人變君子」的矛盾情況，將會不斷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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