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1940年6月，日軍占領宜昌。母親帶著華桐華蓉從三斗坪逃到萬縣，還有我們叫家家的母親的後母。弟弟漢仲在重慶黃角椏讀完初中，1942年，也進了國立十二中。1943年我和漢仲到萬縣去看母親和弟妹，大哥也一同去了。他正讀重慶大學。母親他們住在鄉下農家。我已經四年沒見母親了。遠遠看見母親帶著小弟妹在田埂上走來，我只叫了聲姆媽，就說不出話了。

兒想娘，扁擔長。娘想兒，流水長啊。母親淚眼盯著我和漢仲。我睡不著，吃不下，一天天數著日子等呀。母親望著我說：嗯，變了，嗯，然後笑了一下：家家燉了一鍋紅燒肉，先用糖炒了，才加醬油蔥薑酒紅燒，燒得通紅通紅，就是你要吃的那紅燒肉。那一笑，是笑我當年挑么挑六，紅燒肉一定要燒得通紅。否則，我不吃。

只要有飯吃，就好。我說。

張心漪在台大教翻譯，第一年就教到風雲際會的一班

在教科書還沒進入「一綱多本」的戰國時代，莘莘學子對張心漪應不陌生；她翻譯修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那篇〈寄子書〉，不單是美感認知和文學的品味啟蒙，也是最好的人格教育。歷經三更燈火五更鳴的聯考生涯，當年死背的東西早就還給學校；如今自己也走上筆耕之路，卻在日前「驚」逢已經九十有一的張心漪女士！張女士雍容淡定，望之儼然六十出頭，一頓飯下來不單受益匪淺，更談到不少文壇往事。

張心漪，廣西省桂林市人，以翻譯見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應美新處所聘，在今日世界出版美國南方女作家凱撒琳‧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的《如夢令、午酒歌、舊家風》。另外如《林肯外傳》、《美國名家書信選》擁有更廣大的讀者；電影《真善美》的主人翁自傳《菩提樹》，亦是由她首開先例介紹到華文世界。在培育後進方面，她是台大第一位開授翻譯課程的教授，第一年就教到風雲際會的這一班：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李歐梵、歐陽子、郭松棻、戴天、林耀福。

進入聖祖的出生地，這個蘇木如今都是布里雅特蒙古人在居住，所以反而不容易看到蒙古包，布里雅特牧民都是居住在以原木搭建的房屋裡，當然，他們仍是以牧業為生，鄰居之間的距離也是隔得相當遙遠。

在旅館吃完早餐後繼續上路。

休息好了的我們，情緒也特別高昂，一路上看到美麗的草原總是會要求停一下車。

海明威（Ernest Hemningway,1899-1961）乃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文豪！他的小說《戰地春夢》、《戰地鐘聲》、《老人與海》皆是膾炙人口的驚世巨構。而根據他的小說改編拍攝的電影如《妾似朝陽又照君》、《雪山盟》、《戰地鐘聲》、《殺人者》，以及《老人與海》等無不是家喻戶曉、耳熟能詳。可是海明威家族曾與中國有過一段深厚感人的往事，卻鮮為人知。我有幸鑽進了這一片縹緲而神秘的天地，進而探索且發掘這個深邃豐富的寶藏，頗有斬獲。三十年來，鍥而不捨，可以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國內國外尋找資料，每有發現則喜不自勝！因我的發現不僅彌補了海明威研究的若干空白，甚至發覺海明威家族與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段極其溫馨而且濃醇的情緣，最為感人。

海明威曾於民國30年春訪華

我之追蹤海明威，緣起於民國65年。當時我服務於國防部。那年，我考取了淡江大學西洋文學及語文研究所，但因國防部不准文科進修，不得已乃利用公餘之暇，偷偷進修，迄我畢業，國防部仍不承認我的碩士學位。當時，美國台北新聞處舉辦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系列研討會，業師陳元音教授主講海明威，我被指定說海明威的記者生涯。於是遍尋海氏傳記及論述文章，得知海明威曾於民國30年春，適值我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偕其新婚夫人來華訪問，探究中國之艱苦抗戰與新四軍事件的真相，以及探討美國如何避免與日本一戰的可能性。

我還記得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在餵我吃飯時所說的幾句「兒歌」，那是我有關母親溫柔的唯一記憶。兒歌沒有旋律，是用難懂的寧波話唸的，其中只有兩句，是：呵噓鼎東乓，蛋餃過媽媽……

一天上午，我在書房聽帕爾曼（Itzalk Perlman）演奏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1875-1962）的小提琴短曲，帕爾曼的琴聲透明而清越，讓人舒適而安寧。克萊斯勒本身是小提琴演奏家，又是作曲家，他的曲子以提供小提琴演奏為主，由於成名的提琴演奏家都講究技巧，所以他的曲子大多有賣弄技巧之嫌，頗為識者所譏。但他很重要，他許多曲子被選為音樂院入學考試的指定曲，也很多演奏家在演奏完了大曲之後，以他的小曲作為「安可」，他被譽為二十世紀的帕格尼尼也還不是沒有道理的。

曲子裡面有一首名叫〈母親教我的歌〉，是由捷克作曲家德弗乍克的歌曲改編而成。這首歌旋律簡單，平靜的節奏如母親的心跳，改編的小提琴曲，也不賣弄音色與技巧，幾乎是平舖直敘把原曲的旋律交待出來，只是在後來，把旋律提高八度演出，顯得有些變化罷了。整個曲子，帶著一些溫馨的傷感，讓人想起母親，想起往事。

如今宜蘭市中山公園還在，戲院早不見了。戲院拆了，屋簷下閃爍著紅黃藍綠燈光的冰果室跟著不見了。連戲院旁邊道路當中的那條護城河，也被加蓋成為街道的一部分。

到戲院裡不是看戲就是看電影，我當學生的時候常常到戲院，卻是去聽一些官員講話，最後還要跟著高聲呼口號。

宜蘭市中山公園裡，有一座戲院留存在中老年人的記憶裡。很老的老人家，叫它「宜蘭街公會堂」；五、六十歲的人，稱它是「中山堂」或「大同戲院」；再年輕一點的宜蘭人，大概只知道它叫「公園大戲院」或「大觀戲院」。

老家呈「ㄇ」字型的三合院是傳統閩南式建築。居中座北朝南的大廳乃祭祀神明與祖先之處，緊鄰大廳的兩邊是「正身」，面對大廳的兩側為左右「護龍」，中間大片空地就是裝載著我滿滿回憶的稻埕。家裏的這一座三合院住的是五位親兄弟，我輩皆喚「阿祖」的後代。原本沿著村內主要道路旁都是像我們這般，屋頂紅瓦片順勢疊列，屋身為素樸白牆的土角，外觀十分整齊一致的院落，但是民國七十五年，從濁水溪口登陸的「韋恩颱風」以如入無人之境般的狂妄肆虐之後，家家戶戶整建過的房頂被換成水泥瓦，屋身則砌上更牢固的磚牆與混凝土，兩年後我負笈北上，隨著八零年代的經濟蓬勃起飛，外出工作的鄉人把賺得的錢又寄回老家，於是漸漸地，每一次南返，看到的往往是三合院的旁邊或後面起了一間又一間美輪美奐的樓房，或是那一院落的老人家被年輕人接到異鄉奉養，老房子就任由傾倒毀壞了，每到夜幕四闔之際，經過那些空蕩無一人的稻埕，總是讓我覺得份外淒涼。我家的這個埕院，在我小時候可是熱鬧得緊。

曬穀子與跳格子

就農家而言，這個廣場最重要的功用就是曬穀子。一年兩次的收割之後，大人們便忙著在場上曬著稻穀，趁著烈日不時要翻撥那一波波海浪似的，黃澄澄的穀物，我們幾個孩子就戴著斗笠，穿梭其間，每次都被三姆婆追著罵：「夭壽死囝仔，這是要吃的東西，你們在上面踩來踩去的……」，三姆婆是整個家族裏最小器的人了，有時我們在廣場中央玩躲避球，她就在門口大聲嚷嚷：「球要是打到我玻璃上，我就抓你們幾個猴囝仔去餵豬……」，有時傍晚我們玩跳格子，她就藉機把洗米水潑到我用粉餅畫的屋子上，我們雖然生氣，不過還是繼續在曬穀場邊上踢毽子，或騎著三輪車互相追逐，恣意歡笑，帶著點調皮的故意。農閒的時候，會不定時有人在埕尾曬花生，或是蘿蔔乾或者番薯籤，媽媽與堂嬸則是在「正身」前面把些撿拾回來的甘蔗葉，大王椰子葉，乾稻草綑綁成一束又一束的柴薪，供大灶煮飯燒菜時用，哥哥和我最喜歡在媽媽用灶的時候丟幾顆番薯進去，然後在一旁殷殷期待那撥開焦黑的外皮後，香味四溢的零嘴。

我輕聲問道，什麼時候回來的？Ｆ說，已回來三年，往返於兩岸營生。說完繞過後排走到靠窗的走道，和幾個年輕人依序站立。生命之路蜿蜒著重重曲折與暗合，Ｃ的最後一本書，從書名到內容，豈不是冥冥中對人世的悠悠告別？

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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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喜歡詩卻不曾聽過詩人辛鬱的朗誦，就真的太可惜了。被譽為最會朗誦的詩人辛鬱，他朗誦的〈順興茶館所見〉尤其是經典。在歲末的這一場文學沙龍裡，辛鬱亦歌亦詩，讓聽眾大飽耳福！

〈順興茶館所見〉寫的是當年中華商場未拆時陸軍老兵聚集的二樓茶館。雖寫一個老兵，實際上卻是那一代、那整個族群深沉的孤獨。

我看到臺靜農老師緩緩起身以雙手抱著魯迅的陶瓷塑像，步履莊重而沉穩，像《儀禮》中的祀典，一步步走向二十五號的宿舍……

溫州街一帶聽說在日據時期是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宿舍區，旁有竹林與果樹，戰後這些宿舍就移給台灣大學，竹林與果園也成為住家。如今走在十八巷、二十二巷的宿舍區，只留有極少數早年的日式黑瓦平房，靜謐蓊綠的庭院，薜荔蔓生的紅牆，給後人些許思古幽情。

1988年我第一次到溫州街十八巷宿舍區，是林文月老師帶我到「龍坡丈室」拜訪臺靜農先生。當時臺先生要出版他的一本論文集，希望找位研究生校對，我是林文月老師的導生，又剛上博士班，林老師就推薦了我。第一次進到臺老師家，看層層的書櫥堆滿書籍，壁間掛有沈尹默先生的字，張大千先生的畫，橫樑上並有大風堂匾額「龍坡丈室」，空間雖不大，卻是古樸而雅致的書房。臺靜農先生聽完林老師對我的介紹，就以爽朗的笑聲說︰「好，好。」

《尤利西斯》除了難讀之外，還可看成一本旅遊都柏林的觀光導覽；要到都柏林來，別忘了先讀《尤利西斯》第六章描寫送葬那章，隨著1904年6月16日星期四上午十一點的送葬行列，你將暢遊整個都柏林城...

有這樣一個愛爾蘭──如果誰去了那裡卻發現不是我所寫的樣子，那不是我的錯。 ──海因利希‧波爾《愛爾蘭之旅》

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個小小的島國叫作愛爾蘭，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叫作都柏林，那裡的街道上有電車在穿梭行駛，那裡的屋子披滿長春藤，一位年輕人推著一輛自行車倚在空曠街道旁的商店招牌底下──原來這是我多年前一幅夢中的景像，來自一本有關喬伊斯傳記裡頭的一張圖片，那是1904年的都柏林，如今一百年過去了。

劇本是無聲無影的戲，這種戲，你願意看嗎？於無聲處聽驚雷，於無色處賞繁花，需要的只是一點想像力，你肯投身嗎？我們來看戲，在紙上，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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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在窗前校稿，自己三十年前的戲劇舊稿，不由得想起俞大綱老師的一件小事。

與福克納相比，史泰隆的氣質和經驗中的悲劇性或許更為尖銳，他的憂鬱、沉默、沮喪和瘋狂，讓我感受到無以名狀的酸楚……

去年11月2日早晨，我在電子版的《紐約時報》中讀到：威廉‧史泰隆（William Styron）已於前一日逝世於麻塞諸塞州的瑪莎葡萄園，享年81歲。同一條消息還說，史泰隆是戰後美國文學的最重要作家之一，並提到了他的三部長篇力作《在黑暗中躺下》（Lie Down in Darkness）、《納特‧特納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蘇菲的選擇》（Sophie's Choice）。

我猶記得高一那年，在課堂上偷偷閱讀一冊錯誤百出、印刷粗糙（封面設計近似於色情小說）的中譯《蘇菲的選擇》，卻著實為之迷醉，一面忍不住地認同其中的年輕主人公———尚未出茅廬的、性苦悶的作家斯丁勾，因而使我對1940年代後期的布魯克林充滿了變態的幻想，一面又因為蘇菲的心靈與經歷而感到恐懼與顫慄。波蘭女人、天主教徒、奧斯威辛的倖存者、紐約新移民蘇菲‧紮維斯托娃斯卡，是像包法利夫人一樣令讀者會「一見鍾情」的虛構人物。她美麗、善良，性感得令人無法抗拒，脆弱得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卻經歷了人間最可怕的選擇：在自己的一子一女之間，不得不選擇誰能活命，誰進焚屍爐。此後的「劫後餘生」，對她始終是不堪忍受的噩夢。

作家看待革命家：在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算是同一類人。政府職位永遠有人填補，革命家、科學家、藝術家卻是編制外、橫空出世的創造者。他們創造歷史、樹立典範。拉丁美洲各國都有總統，定期改選或霸著位置，整個二十世紀，拉美卻只有一個切．格拉瓦。政治，畢竟是一時的。歌德的靜穆像一座岩山，歌德的超然像一隻雄鷹，在高空乘著上升氣流優遊，俯瞰紅塵。

★沉醉革命

對於易感的文人，革命的衝動像戀愛的衝動那般難以遏制。

青年作家張清志於12月27日因腦膜炎病逝，得年34歲。

民國61年生於宜蘭的張清志，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曾經擔任聯合文學叢書編輯、《印刻》雜誌主編，甫獲今年台北文學獎散文優選，並於今夏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告別的年代》，在這本書裡，張清志寫道：

最後走的人，必須關燈。留下來的人，必須落淚；

在那個「少年中國」的時代，也只有像魯迅這樣「未老先衰」的中年人才想到回憶、才感到寂寞，才由此開創出一系列以回憶為主題的小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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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

那箱子隱藏的神祕重量

我父親去世前兩年，他留給我裝滿他手稿的一只小箱子。他用開玩笑的口氣說：「你以後慢慢看吧。」他有一點不好意思：「你看看裡頭有沒有能用的。我走了以後也許你可以出版一個選本。」

我們在我的書房，周圍都是書。我父親走來走去找一個地方放下他的箱子。他像是卸去了一個痛苦的包袱，終於安安靜靜地把箱子放在一個角落裡。這是我們兩人之間永難忘記羞赧的一刻，稍後我們講了幾句輕鬆的話，心情放鬆了。又講了一些瑣碎的家常話，談談土耳其沒完沒了政治的麻煩事，以及他那些賒本的買賣。先前的傷感就過去了。

我一生與學校結緣，自從七歲入小學以來，除去在戰火燎原的短時間裡如喪家之犬般地奔突流徙，始終都生活在校園之內，不是中國的校園，就是西方的校園，迄無片刻違離。一路走來，身邊總不缺書香，耳旁縈繞的不外是授業解惑的佳音。在煩囂擾攘的社會中，校園算得是一方淨土，雖然有時也不免權力的傾軋，利慾的薰騰，像吳敬梓或錢鍾書所渲染的那般，但畢竟比社會這個大染缸要乾淨很多。我已經習慣了校園的優雅與單純，頗不耐，甚至有些畏懼社會上的汙濁與複雜了。

但是，居然要退休，要退出校園，這是何等令人難堪的事！然而按照制度，該離開就得離開，該退休就得退休。既然是一種制度，就有其創設的道理，自然要遵行的。這個制度原本是沒有的，其實是近年來追隨歐美1960年代為了節省資源的經濟原因而首先在企業界施行的潮流而來的。多年前在美國因為不願退休的教授以不能有年齡歧視為理由而居然打贏了官司，如今美國很多州和加拿大多數省的教育部門都已經從善如流地廢除了強迫退休的法令，反正多數上了年紀的人都寧願拿取同等的待遇去享受無事的快樂，又何苦剝奪那些喜愛鞠躬盡瘁者的意願呢？校園總是與一般企業有其不同之處吧！只是國內追隨西方的步伐總是慢了幾拍，而自己又從不敢自我反省一下癥結的所在，所以在任何制度面上都只是一個追隨者，而永難成為創意者了。

校園之所以讓人留戀，主要的是在那裡更容易與異邦與古人生氣相通，好像生存的空間特別廣大。退出校園以後，也不一定非要進入社會，可以退縮到家園這一個殼裡，或者乾脆歸隱到黃泉之下，就永久安息了。不過，最後的大歸總該是順其自然的事，沒有理由強求。至於家園，倒的確是一個殼，如果包裹得太過嚴密，會令人窒息；不嚴密呢，又逃不過社會的干擾；何況家園內部的複雜有時正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在缺少可以暫時逃脫到校園的這一層屏障後，家園就變得不是那麼安逸了。

暮秋的時候，我曾去八里。從淡水河左岸河灘，遠眺河對面的竹圍，天空很藍，午風習習。我望著高高低低的大小建築，想起了住在那邊，據說一棟藍房子裡的妳。

早一些的夏天裡，有一天，妳寫來了一封信，說這次「真的狠下決心了，決定把少女時代的最愛清一清」、「有很多若丟了別人不懂得珍惜的書，想打包寄給你」。最後還補上一句，「我不是給你喔，我是小氣的，我只是借放在你那裡而已。因為我知道你會珍惜。」看到信，我笑了笑，想起妳促狹而燦爛的笑容，於是要妳「儘管寄來，隨時想要，就來取」。

過了幾天，一箱書果然寄到了。裡面有七等生遠景版的絕大部分作品，1980年代的《藍星詩刊》，以及應該是你喜歡的羅智成、陳芳明、余光中、向陽等人的詩集。我隨手翻閱，發現有些書不但圈點，還畫了又畫；有些則是乾乾淨淨，僅有幾處大約是隨手做記號的摺痕。相同的是，每一本書前，幾乎都有購買署記，「十七歲初冬」、「十九初夏」、「二十一冬末」……那時候，年輕的妳替自己取了一個別名，「璃醨」，還刻了一顆小小的方章，一一鈐印，有時是藍泥，有時用紅泥，有蓋得方方正正，也有歪歪斜斜的。「醨」字我不懂，查了字典才知道是「薄酒」的意思，璃醨，指的應該就是「像琉璃一樣澄純的薄酒」了。我邊看邊笑，一方面感於妳的早慧，一方面也覺得你終身無可救藥的浪漫，原來少女時代已然，於今為烈的了。

漫長的隔離歲月無人理解的癩病恥辱日夜不斷禍延截手、截腳卻截不去根深蒂固的污名……………………

那是為「樂生療養院」請命的一場遊行，電視畫面裡，我的同鄉歐陽哽咽地泣訴著她所作的「隱匿的樂生已然甦醒－為611樂生遊行而寫」的詩，豔陽下，坐著輪椅的，那幾張扭曲的，恍如被壓扁的臉孔，依舊散發出幾許來自島鄉的紅皮蕃薯味。

鬱黑的神秘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