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鄭樹森界定香港文學，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

談香港文學，按道理應該對「香港文學」這個詞語先下界說。鄭樹森〈香港文學的界定〉一文以為：香港文學有狹義的和廣義的兩種。狹義的是指「出生或成長於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寫作、發表和結集的作品」，廣義的則包括「過港的、南來暫住又離港的、僅在台灣發展的、移民外國的」，這話當然說得不錯，可是筆者以為此時此地談這個問題，不能不作進一步的思考與辨析。

首先，談香港文學，我以為必須注意它所涉及的地域觀念。文學是一個極為廣泛而難以確定的觀念，談論它，可以從國別、種族區分，也可以從朝代、文類區分，其中頗為常見的一種，是從地域著眼。例如古代有公安、竟陵、常州、陽湖等等流派，近代有「京」派、「海」派等等。它們都是從某一地域的觀點，來討論作家及作品的問題。所謂「香港文學」，自然屬於這一類。

不過，經驗告訴我們，在討論某一地域的作家作品時，往往是把它和其他地區的作家作品，一方面區隔出來，另一方面卻又拿來互相對照比較，求其同，較其異，然後才可以看出各個地方區域的特色。而且，在對照比較的時候，毫無疑問，我們可以發現：它必然有獨特不同之處，也必然與其他地域有共同相通之處。前者我們稱之為獨特性，後者我們稱之為共通性。

香港人在身分的認同上，較之其他地區或城市複雜

我們知道香港原是僻處嶺南的濱海小島，一百多年來，它卻由以捕魚為業的漁村，變成國際著名的金融大都會；它曾長期割讓給英國作為殖民地，自1997年起，卻又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樣的發展歷程，自然值得尋索探討。有不少人注意到，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積極發展商業貿易，卻一直沒有明確的文化政策。居民只要不違背港英政府頒布的法令，那麼，想要提倡中華固有文化，維護傳統，或者師夷崇洋，全盤主張西化，都悉隨尊便，可以各行其是。在上世紀中後期，就常聽到有人戲稱，大清律例、民國憲法和英國法令，同時存在於新界、九龍和港島。即使是目前，大家也一再強調「港人治港」，表示香港居民有其自主性，希望外力不要干預太多。這樣的情況，和曾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曾租界給列強的上海，或者曾被英、法政府殖民過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地，都顯然有所不同。這可以說是它的獨特之處。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現在的香港居民，無疑的，絕大多數都是外來人口，都是過去一百多年間，由其他地區先後遷徙而來。其中以華人所占比例最大，他們之中，又以占籍粵、閩、上海等地最多。固然他們遷居香港，有的是為了經商謀生，但不容否認，有很多人是為了避禍逃難。特別是一些著名的文教界人士。他們分別在民國肇建、對日抗爭、國共內戰及文化革命前後，南下避居於此。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時代環境和文化背景，因此，觀念自然不盡相同。加上英國殖民以後，歐西等各國人士來港者日多，華夷雜處，東西交會，一切顯得紛繁而多樣。大家為了生活和諧，社會安定，固然學會了包容異己和互相尊重，但也各自保存著一些原來的文化習慣。因而，所謂香港人，在身分的認同上，較之其他的地區或城市，也要複雜一些。一直到今天，還有不少香港人，持有兩種以上的護照或身分證件。他們自認是香港人，同時也是某某地方的人。這意味著香港是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包容性很大。過去，常有人說香港不民主，卻很自由；也常有人說，香港「不中不西」，卻又「亦中亦西」。我以為這些話都不無道理，但這也同時說明了：香港固然有其獨特性，然而在其獨特性中，實際上又與其他地區、城市有互通共同之處。我們稱之為跨地域性。要談香港文化或香港文學，我以為必須從這裡談起。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還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談香港文學，除了要注意其地域觀念的特性之外，我以為還要注意到香港作家身分認同的問題。

什麼樣的人，才算是香港作家？什麼樣的作品，才算是香港文學？上文引用鄭樹森的說法，說有廣狹二義。狹義的那種，屬於「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寫香港的人情事物，在香港發表、出版，自是道道地地的香港文學，但這種說法畫地自限，未免過於狹隘。廣義的那種，屬於「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它包括了原非香港出生的人，卻曾經居住於此，後來又遷往台灣、大陸或歐美等地，他們的作品，也未必發表在香港。這種人算不算香港作家？鄭樹森以為應該算，但當事人自己怎麼想，則不得而知。在我想來，恐怕因人而異。據說徐訏居住香港幾十年，卻始終不承認自己是香港人，要把他歸屬為香港作家，恐怕他不會樂意。余光中居港十年，寫了不少歌詠香港的詩文，影響不小，談香港文學，如果對他略而不提，恐怕也會起爭議。有人告訴我，應該視這些作家是否曾經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證而定。如果他曾經擁有，當然算是香港作家；如果他從來不是香港居民，只是在香港投稿，發表作品，就把他列為香港作家，把他的作品列為香港文學，似乎也不適宜。

這樣的看法，真的就沒有問題嗎？我想，還是有討論餘地的。

一個香港作家，不妨可以擁有兩種以上的身分

我想到的問題是，有些作家雖然生長於香港，但他後來寫作、發表的地方，都不在香港，甚至所寫的題材內容也與香港沒有關係。一般香港的文學工作者，也不知其人。這樣的作家，要怎樣歸類呢？

例如陳子善曾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幻洲》、《現代小說》等刊物中，發現謝晨光其人，認為他是香港的「北上作家」第一人；說他擅長描寫愛情小說，是「香港新文學的開拓者」，可是他在香港卻罕見有人提起。又例如我以前在台北時，知道一位香港出生的政大僑生，本名叫吳思明，在台灣讀書、就業，並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筆名叫司馬翎。我一直以為他和臥龍生、古龍是台灣武俠小說界最值得注意的代表作家。同樣的，他在香港也鮮人提及。我常常想，這樣的作家作品，如果不算是香港文學，那多麼令人惋惜！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有些作品是在香港發表、出版的，可是作者卻已不詳，無從查考。例如我以前在台大讀書時，看到香港所出版的女俠盜黃鶯的故事系列，作者署名「小平」及「一平」。我個人以為不只在香港，即使在中國民初的偵探小說，也罕有那樣恢宏而縝密的格局。我到處向人請教。有人說可能是倪匡所著。我親自請教倪匡，他說不是。他還說印象中書稿來自上海，文筆相當好，卻無法得知作者是誰。盧瑋鑾教授則告訴我，最近已有人找到作者「小平」其人，現住上海浦東。我非常期待有進一步的確實資料。又例如我在四十幾年前，從香港進口台灣的《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上讀到一些至今記憶猶新的作品，一樣不知若干作者為何許人。這樣的作品，是在香港發表的，如果不視之為香港文學，又是多麼令人惋惜！

因此，談香港文學，我是主張放大眼界，敞開胸懷的，不妨把與香港有關的作家作品，都當成香港文學來看待。以前，我在台灣，曾主張不要把台灣文學囿限於台灣人寫台灣事的小格局中，否則多少在台灣成長，對台灣藝文界極有貢獻的一些「外省籍」作家學者，如白先勇、余光中、洛夫、鄭愁予、朱西甯、司馬中原等等，以及在台灣發表出版的一些名篇佳作，被擯棄在外，是多麼可惜！也多麼無知！前人說得好，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辭細流，故能就其深。我認為一個香港居民，既然可以擁有兩種以上的證照，一個香港作家，也不妨可以擁有兩種以上的身分。

也因此，我在這裡要承應上文所說的，談香港文學，不但要注意其跨地域性，而且要把它和同文同種的兩岸三地文學，乃至海外各地的華文文學，放在一起觀察，這樣才能在對照比較之餘，了解香港文學與各地文學的異同，從而看出它的獨特性與共通性。當然我在此必須強調，本文所說的香港文學，涵蓋了港、澳地區，指的都是以漢字或所謂華文所寫成的文學作品。

http://www.udn.com/2006/11/18/NEWS/READING/X5/3608968.shtml



香港文學的獨特性 【聯合報／吳宏一】 2006.11.19 08:54 am

香港文學的獨特性，須放在兩岸三地的文學中觀察

我們討論某一地域的文學，往往是和其他地域來對照比較，然後才可以較其異、求其同。我們要了解香港文學的獨特性，以及它與其他地域的共通性，就必須先把它放在兩岸三地的文學中來觀察。

兩岸三地的文學，基本上是以漢語或華文做為表情達意的工具。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自然會受到同一類型文化的影響。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百多年間，除了殖民政府英國之外，與它在文化、文學上關係最為密切的，首推台灣以及在地緣文化上無法分割的大陸內地。它與大陸接壤，可謂唇齒相依，與台灣也只是一衣帶水。而一般人所說的兩岸三地，大致也是就上世紀中期，國共內戰以後，大陸與台灣兩岸對峙的情況來說的。當時的香港，雖然曾有所謂美援文學，但畢竟沒有明確的文化政策，也可能在有意無意間，採取較為模糊的立場，因此左右雙方在此明爭暗鬥。不管是大陸或台灣，他們要爭正統，各有各的文化政策，旗幟都很鮮明，但他們對於文學創作的主張，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作家要具有使命感。當時南下香港的作家為數不少，固然有的親左，有的親右，不過也有人「直把杭州作汴州」，開始在香港定居下來，不再「東」張「西」望，也不再「左」顧「右」盼。他們在「各為稻粱謀」之餘，從事了一些休閒娛樂性質的文章寫作，甚至有人（像蔡瀾）公開說：去他的什麼使命感。我讀過不少討論兩岸三地文學的文字，頗有一些是從這裡切入討論問題的。我以為這樣的觀點並沒有錯，但究其竟，卻不能竟委探本。因此，我要另外採取一個比較寬廣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我一直認為，要談香港文學的特色，或者兩岸三地以及海外各地的華文文學，應該先注意到一百多年來，中西文化的衝突和新舊文學的交替。這兩個問題，關係到各地華文文學的獨特性與共通性。

繼承民初西學風氣，化解對立而轉為接納

先說中西文化的對立。歐西文明之傳入中國，影響士人，當然非自清朝中葉起，但確實是從這時候起，也差不多是香港開埠前後，它才隨船堅砲利而叩關直入。英法之聯軍，以至列強之瓜分，固然使變亂紛乘的中國，感到莫大威脅，但不少愛國志士起先還以為中國武力雖然不振，遠遜外敵，但論精神文明，則禮義之邦遠非他國所能企及。所以有人故意譯英國為「英狤猁」，有人以「射鷹」諧音影射要殲滅英國。等到清末民初，西學東傳，政治、思想、文學著作經過譯介之後，歐風美雨紛至沓來，中國讀書人才驚覺西方國家不只船堅砲利，連精神文明也頗有一些超軼中國。關於這些，我們從民國初年，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舊學根柢深厚的國學大師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人論著中，多用西方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學術，就可以看出這種風氣的轉變。而這種風氣的轉變及發展，我們從兩岸三地分別來觀察，可以明顯看到，從國共內鬥開始以後，能繼承民國初年西學風氣，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化解對立而轉為接納的，首推香港。胡適在1935年來香港演講〈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時，就說過希望香港能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新文化」當然是指接受西方的文化與思潮。有人說香港自上世紀中期，一方面帶動了後來台灣大量譯介外國文學的潮流，一方面也變成了大陸閉關自守時中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或許可以這樣說，中西文化由對立而轉向接納，香港因接觸西方文明較早，因而走在台灣、大陸的前面。後來台灣一度超前了，政府民間都非常鼓勵，出版品非常之多，影響力也非常之大，受到各方矚目，因此也有人以為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潮方面，台灣的腳步應該在香港之前，其成就也超過香港。現在則大陸正迎頭趕上。

民初香港文壇重視舊文學，反對白話文

在新舊文學的交替方面，兩岸三地也呈現了同中有異的情況。歷來談論香港文學，或者兩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的人，一向都只把眼光放在新文學上，而很少顧及舊文學。這裡所說的新文學，指的是用現代漢語或白話文寫作的文學作品。事實上，幾千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在清末民初以前，絕大多數都是用文言來寫作的。它歷千百年而變動甚少，即使到現在，不要說是香港、台灣或大陸，就連世界各地都仍然有人在使用文言寫舊詩，填詞作文。我們不應該說現代人用文言寫的詩文創作，不是現代文學。因此，談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注意到新舊語文的交替與觀念的遞嬗。前者關係著詩文的新變，自清末民初開始，一切文章寫作，已多捨文言而就語體，恰如1916年胡適文學革命之所主張；後者關係文學的觀念和文類的發展，姚鼐所說的古文辭，大家認為已不實用，古人以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卻反而被一般人所喜愛，一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之所鬯言。文學的觀念改變了。由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一變而成消閒娛樂之用。它重在感染讀者，而非直接宣揚政教。

這種風氣、觀念的轉變，我以為最主要有下列幾個因素：一是從1906年起，舊科舉制度正式廢除了，讀書人求學、就業、謀生、應酬，已不再以文言舊傳統為依歸。二是從清末民初開始，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學校制度改弦更張，逐漸加重外國語文、西方文明、現代科技的課程，而同時卻削減了古典經史之類國學的肄習。三是文言難學，白話好用，又多不學而能。人們本來就容易趨易而避難。因此，先則經史子集，繼則詩詞歌賦逐漸鮮人問津，成了專門之學或絕學。例如1921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創刊《文學研究錄》，主張因文衛道，發揚國粹，重視舊文學，而反對白話文。這反映了民初香港文壇的狀況。難怪侶倫在其《向水屋筆語》中慨嘆五四運動未在當時的香港起什麼作用。如今白話則已幾乎取文言而代之，成為大眾日常使用的共通語言。

國粹派、西化派，甚至鴛鴦蝴蝶派，共存共榮

現代文學創作既以現代漢語為主，久而久之，大家所說的文學創作，也就約定俗成，以為全是用白話寫作的「新」文學了。

了解這種情況，我們再來觀察、比較兩岸三地文學所使用的語言，就可以發現一個特殊的現象：大陸最早提倡普羅文化，一般人早已棄文言而用白話，文學創作者很難自外於現實的政治社會；台灣雖經日本統治，卻一直文言白話兼顧，除近年來提倡本土化之外，一直以維護中華固有文化為己任；而香港在被英國管轄期間，文化政策一直模糊，因此國粹派、西化派，甚至鴛鴦蝴蝶派，都可以共存共榮。他們多數很功利，懂得「適者生存」的道理，知道何時應該「轉←」。

台灣和香港受到美、英等外國文化影響比較多，在大陸閉關自守時期，學界文壇來往交流比較多，因此台港二地在上世紀中後期，常常互通聲氣，在華文文學的影響上，一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只新、馬、菲、越等地，連韓、日、歐、美各地的華文作家，在上世紀最後的二三十年，很少不在台灣出書或發表文章，很少不與台灣文教界接觸。而在他們與台灣接觸的過程中，也幾乎同時與香港有所聯繫。

因此，有的人談香港文學，說它具有「意識自由」、「題材通俗」、「風格多樣」等特點，我以為所言過於浮泛，未中肯綮。試問意識自由、題材通俗、風格多樣等等，何嘗不是台灣或其他某些地區文學的共同特色？也因此，要談香港文學的獨特性，除了應該從其語言習慣著眼，更應該從某些文類的成就，去和其他地區比較，找出香港文學的真正獨特之處。它應該是香港所獨有的，或者它是香港所創始而領先的。

香港文學出奇制勝處，在於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城市文學寫作

用這樣的觀點來觀察香港文學，把它放在兩岸及各地華文文學中對照比較，我們便可以看出下列幾個特點：

一、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派武俠小說，承還珠樓主、王度廬等人之後，結合歷史，熔裁詩詞，運用電影等表現手法，融傳統於現代，無疑為武俠小說開闢新天地，影響了後來在台灣寫作的臥龍生、司馬翎、古龍等人。他們的作品不僅風行一時，至今不衰，而且已傾銷大陸，引起廣泛的回應及盜印的熱潮。這是香港文學的光榮。

二、除武俠小說之外，香港所出版的新偵探、歷史改編及科幻小說，較之其他華文地區，也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至少在上世紀中期以後，倪匡、南宮博等人，都是我們在談張系國、高陽等等科幻、歷史小說時，不能不提的香港作家。

三、香港報刊雜誌的專欄文字，形式篇幅極為短小，通常五百字上下，內容則無所不包。群雄英雌各據一方，分而讀之，有時神龍見首不見尾；合而觀之，則儼然看到了香港速食文化的縮影。真的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從早期左舜生、易君左、曹聚仁等人的文史小品，到現在董橋、陶傑、劉紹銘、李碧華等人的潑墨即興之作，都可謂各領風騷，展現了香港專欄作家的學養才情。衡之其他地區，確屬罕見。這何嘗不是香港文學的獨特處？

四、以前有人批評香港是文化沙漠，愛護香港文學的黃維樑，曾寫專文加以駁斥。事實上，批評的人重點是說香港特重飲食男女，較少顧及其他。飲食、休閒、娛樂文化，如果真的是香港的特色，那麼，何必強加辯解呢？在我看來，香港文學的獨特之處，正是在通俗文學、庶民趣味之中，兼取中西一些新穎的形式技巧，加以揉合，因而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莫言寫山東紅高粱，李銳寫西北黃土地，蘇童寫江南世家，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寫台灣鄉土人物，各有各的地方特色與語言習慣。香港人是學不來的，也不必學。那麼，香港人寫什麼呢？語言出於中古粵語，文化屬於嶺南文化，作為一個國際聞名的大都會，香港文學能夠出奇制勝處，正在於致力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城市文學的寫作。自古以來，城市文學就離不開飲食男女，離不開大眾化，趣味化，通俗化，商品化。唐宋以後的傳奇、話本、雜劇、戲曲，不都是因此而興起的嗎？

【2006/11/19 聯合報】

http://www.udn.com/2006/11/19/NEWS/READING/X5/3610294.shtml




香港文學面臨的挑戰 【聯合報／吳宏一】 2006.11.20 08:31 am

近年來，世界各地流行一種互相矛盾的口號，一方面提倡本土化，另一方面卻同時高唱國際化。就文學創作而言，前者近鄉土文學，後者近城市文學。前者比較容易凸顯各地方各作家的不同特色，後者則往往在往來頻仍、互通有無之餘，漸趨於互通共同。就作家而言，多數居於城市，可是他們卻往往原本植根於鄉土。他們一方面希望面向國際，另一方面卻強調本土意識。幾十年來，由於社會形態的變化，鄉村逐漸城市化，很多作家的鄉土性越來越薄弱，而國際性則越來越強。因此，生活於香港、台北以及大陸重新開放的幾個主要城市，大多數的文學創作者，他們寫的題材，逐漸趨於共同互通，往往離不開飲食男女，離不開情感的糾葛、性與暴力，離不開性別、階級、家庭等等的恩怨情仇。除了各人各地難以改變的語言習慣之外，他們在表現藝術、寫作技巧上，往往互相觀摹學習，也不斷求新求變。

因為求新，所以他們多棄舊文學於不顧。舊文學的形式律則，例如詩詞的格律，古文的義法，他們以為是陳舊落後的；舊文學所標榜的觀念，例如載道、言志的傳統，他們也多以為是陳腔濫調。因而新詩的寫作，寧可模倣西方的十四行體，也要打破詩詞格律的束縛；小說的寫作，寧可取法外國小說的敘述方法，也不再採用章回對聯花開並蒂的形式。這是一種趨勢，雖然並不代表哪一種選擇是好是壞。新與舊，本來就不是好與壞的等號。

因為求變，所以他們也大多隨著時代潮流、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的在翻新。今天流行張愛玲，就到處有人「看張、張看」；今天流行余秋雨，就有人要「石破天驚逗秋雨」。今天流行存在主義，他們就看卡繆；今天流行新社會主義，他們就學盧卡奇；萬一今天又流行後現代主義，他們也就趕快了解什麼是後現代。

生活在大城市裡，他們不能不求新求變，藉以適應環境。或許由於各大城市生活形態相似，生活經驗也大致相同，所以出身上海、久居香港的西西，可以寫《我城》；來自上海的王安憶，可以寫《香港情與愛》；來自台灣的施叔青，可以寫「香港三部曲」，似乎都駕輕就熟。因為上海、香港、台北三個城市，固然有不同的風貌，但畢竟有不少相似互通之處。上述的這些作家有才情，有創意，另當別論，但不必諱言，我們也可以看到若干城市作家在寫作主題及藝術技巧上，常免不了予人「似曾相識」的感覺。

不過，我們在這裡面固然聞到了不少商業氣息，看到了文學大眾化商品化的趨向，也同時在求新求變的浪潮之中，看到了少數的文學工作者，嚴肅認真的思考，堅守純正文學的立場。他們可以在政治高壓之下，為文學保住清新；在商業掛帥之中，為文學保住純淨。在我所接觸過的裡面，香港如黃繼持主編的《八方》，台北如尉天聰主編的《筆匯》、陳映真主編的《人間》，都是很好的例子。城市文學本來就比較多元多樣，香港如此，台北如此，其他城市的華文文學亦當如此。

根據我的觀察，目前香港文學應當也像其他地區其他城市一樣，在科技文明日新月異、迅速發展的今天，至少面臨兩個共同的大挑戰：一是文學閱讀人口越來越少的問題，一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問題。

文學閱讀人口越來越少，不是泛指書刊的讀者越來越少，而是指喜愛文學的讀者比例少了。以前大家所說的大眾文學，有人戲稱，應該改為小眾文學。很多讀者已捨文學而就其他類別或實用性知識的讀物。在台灣、香港、大陸的大書店中，很容易發覺文學類的櫃架越來越少，而休閒娛樂以及實用性的讀物，則越來越多。就一般人而言，電影、音樂等藝術更容易提供耳目之娛，實用性的讀物更容易切合生活的需求，電腦上網也更容易取得資訊。這是目前各大城市普遍的現象，如何改進，如何因應，值得文學工作者觀察、思考。

至於本土化和國際化，原是兩種對立的概念，要調合推動，並非不可能，卻實在不容易。就香港文學而言，什麼是本土化？寫香港的人情事物，就是本土化嗎？這種題材何須提倡，相信大多數的香港作家，寫的就是這些題材內容。那麼本土化是指用方言來寫作嗎？用方言寫作，自古有之，寫得好，味道夠，自然可以播諸人口，傳諸後世；寫得不夠好，恐怕更不能吸引讀者。什麼是國際化？多寫國際關心的事物，就是國際化嗎？這豈不是捨近而求遠？如果指的是把本地優秀的文學創作和新穎的文學論著，加以推介或翻譯，互動交流，讓別的地區了解，我個人是贊成的。也只有這樣，它才可以和所謂本土化的作品，結合在一起。

http://www.udn.com/2006/11/20/NEWS/READING/X5/36112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