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象很重要，這點大家應該都同意；處於國際孤立困境的台灣，需要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同情，抵擋中共的封鎖打壓，國家形象因此更加重要。可是，為什麼看不到一個有章法的國家形象管理機制？
在「大西洋鮪魚保育國際委員會（ＩＣＣＡＴ）」年會上，日本列舉詳細的數據，指控台灣漁船在公海非法捕魚。澳洲政府、世界保育基金會、國際運輸工人聯盟的調查報告，在會中幾乎人手一冊，其中就明確指出，台灣漁船以「權宜旗」作為非法捕魚的掩護。雖然年會最後沒有如日本之願、把台灣漁獲限制全部歸零，但大目鮪的漁獲額還是被取消了。
權宜旗、洗魚等問題，是近年來台灣不斷遭遇的指控，而國際漁業組織對台灣上述行為的壓力愈來愈大，強求施予制裁的聲浪也愈來愈強。任何一項制裁，都將牽動台灣許多漁民的生計，以及整體漁業發展的空間。然而，我們卻看不到政府相關單位採取有效的處理措施，甚至以「掛權宜旗的漁船不屬於台灣，所以台灣無權管理」，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長期以來，政府漁政單位的心態，似乎是另類的「鋸箭式管理」，島內的漁船要管，換面旗子，就成了外國漁船，再怎麼作姦犯科，都不干自己政府的事了。權宜旗讓業者方便、政府省事，為限制開活路、讓規範不作數。可是，當日本、澳洲及國際團體詳細提出證據、數字指控台灣並要求制裁時，台灣不要說提不出具體有力的反證，連真相到底如何自己也糊裡糊塗，這樣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鋸箭式的推諉卸責，既說服不了國際社會，更解決不了問題。
台灣非法捕鮪激起的國際反彈與制裁，情勢已經非常嚴重，而且如果台灣無法展現出有效管理及改善的績效，未來的壓力與懲罰恐怕有增無減。因此，政府相關單位必須拿出魄力，全盤落實對權宜旗、洗魚等問題的追蹤管理。不管漁船掛的是哪國旗幟，國際社會照樣把帳算到台灣頭上。在這種狀況下，台灣既然躲不掉，當然只能負起責任來處理。
從上述案例，也讓我們聯想到一個更大、更整體的問題：台灣對於自己國家的國際形象，一直缺乏有意識、有政策、有執行的管理機制，出了事也不懂得要積極澄清。以至於總是讓一樁樁意外的負面新聞，汙染了台灣的聲譽，甚至聚集成一個不太光彩的品牌形象。
要舉例，可以有很多。像台灣援助中南美等友邦，卻被鬧成轟動政壇的醜聞，既丟銀子又賠面子。可是，外交等相關單位的回應總是能躲則躲，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台灣在友邦媒體輿論中成了一隻髒臭的黑手，我們卻還以一些不著邊際的否認說詞應付，那是不夠的。
長久以來，我們的對外工作總專注在拉攏政客、提高關係層次，沒注意、也不擅長國家形象的公關工作。拿選舉來做比喻的話，就有點像習慣靠樁腳、買票打組織戰，卻不會以新時代的文宣戰訴諸全體選民。然而，在民主國家，民意對政客及政策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台灣沒有本錢承擔汙名化的後果。
這麼多年，台灣的援助在中南美、亞太、非洲友邦提供了多少貢獻，為貧困的人民帶來了多少改變，應該是我們積極彙整成對外宣傳的好素材。把這些故事整理出來，不但可以改善台灣的形象，也讓兩邊的人民感覺到彼此的聯繫，在這方面，過去做的真的太少了。
除了該積極宣傳的沒有做，有些傷害台灣形象的負面事件，政府也經常毫無警覺、更無因應。例如街頭殺虎、流刺網捕魚、虐待流浪犬等事件，都對台灣國家形象造成很大損傷。甚至因為越南新娘受虐的問題，也導致台灣人現在在越南形象大壞。
台灣因為長期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有點像化外之民，不太受各種權利義務之約束，也與國際事務疏離，因此有時會對自己投射出來的形象缺乏自覺與警覺，出了事也沒想到要彌補。每個部門都只注意各自的業務範圍，對國家形象毫無意識，也不認為是自己的責任。
台灣需要國際友誼，也需要更積極有效的形象管理與品牌塑造。這在決策統合與政策規畫上，已經屬於國安層次，而不只是新聞局的國際文宣了。像這次非法捕鮪事件，處理的層次就必須拉高，不只從漁民、漁業的角度，更要從國家全方面的整體利益，規畫出一套有效管理的通盤政策來。無論是對漁業、還是對國家形象的管理，都需要更大的氣魄與更負責任的態度才行。
在「大西洋鮪魚保育國際委員會（ＩＣＣＡＴ）」年會上，日本列舉詳細的數據，指控台灣漁船在公海非法捕魚。澳洲政府、世界保育基金會、國際運輸工人聯盟的調查報告，在會中幾乎人手一冊，其中就明確指出，台灣漁船以「權宜旗」作為非法捕魚的掩護。雖然年會最後沒有如日本之願、把台灣漁獲限制全部歸零，但大目鮪的漁獲額還是被取消了。
權宜旗、洗魚等問題，是近年來台灣不斷遭遇的指控，而國際漁業組織對台灣上述行為的壓力愈來愈大，強求施予制裁的聲浪也愈來愈強。任何一項制裁，都將牽動台灣許多漁民的生計，以及整體漁業發展的空間。然而，我們卻看不到政府相關單位採取有效的處理措施，甚至以「掛權宜旗的漁船不屬於台灣，所以台灣無權管理」，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長期以來，政府漁政單位的心態，似乎是另類的「鋸箭式管理」，島內的漁船要管，換面旗子，就成了外國漁船，再怎麼作姦犯科，都不干自己政府的事了。權宜旗讓業者方便、政府省事，為限制開活路、讓規範不作數。可是，當日本、澳洲及國際團體詳細提出證據、數字指控台灣並要求制裁時，台灣不要說提不出具體有力的反證，連真相到底如何自己也糊裡糊塗，這樣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鋸箭式的推諉卸責，既說服不了國際社會，更解決不了問題。
台灣非法捕鮪激起的國際反彈與制裁，情勢已經非常嚴重，而且如果台灣無法展現出有效管理及改善的績效，未來的壓力與懲罰恐怕有增無減。因此，政府相關單位必須拿出魄力，全盤落實對權宜旗、洗魚等問題的追蹤管理。不管漁船掛的是哪國旗幟，國際社會照樣把帳算到台灣頭上。在這種狀況下，台灣既然躲不掉，當然只能負起責任來處理。
從上述案例，也讓我們聯想到一個更大、更整體的問題：台灣對於自己國家的國際形象，一直缺乏有意識、有政策、有執行的管理機制，出了事也不懂得要積極澄清。以至於總是讓一樁樁意外的負面新聞，汙染了台灣的聲譽，甚至聚集成一個不太光彩的品牌形象。
要舉例，可以有很多。像台灣援助中南美等友邦，卻被鬧成轟動政壇的醜聞，既丟銀子又賠面子。可是，外交等相關單位的回應總是能躲則躲，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台灣在友邦媒體輿論中成了一隻髒臭的黑手，我們卻還以一些不著邊際的否認說詞應付，那是不夠的。
長久以來，我們的對外工作總專注在拉攏政客、提高關係層次，沒注意、也不擅長國家形象的公關工作。拿選舉來做比喻的話，就有點像習慣靠樁腳、買票打組織戰，卻不會以新時代的文宣戰訴諸全體選民。然而，在民主國家，民意對政客及政策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台灣沒有本錢承擔汙名化的後果。
這麼多年，台灣的援助在中南美、亞太、非洲友邦提供了多少貢獻，為貧困的人民帶來了多少改變，應該是我們積極彙整成對外宣傳的好素材。把這些故事整理出來，不但可以改善台灣的形象，也讓兩邊的人民感覺到彼此的聯繫，在這方面，過去做的真的太少了。
除了該積極宣傳的沒有做，有些傷害台灣形象的負面事件，政府也經常毫無警覺、更無因應。例如街頭殺虎、流刺網捕魚、虐待流浪犬等事件，都對台灣國家形象造成很大損傷。甚至因為越南新娘受虐的問題，也導致台灣人現在在越南形象大壞。
台灣因為長期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有點像化外之民，不太受各種權利義務之約束，也與國際事務疏離，因此有時會對自己投射出來的形象缺乏自覺與警覺，出了事也沒想到要彌補。每個部門都只注意各自的業務範圍，對國家形象毫無意識，也不認為是自己的責任。
台灣需要國際友誼，也需要更積極有效的形象管理與品牌塑造。這在決策統合與政策規畫上，已經屬於國安層次，而不只是新聞局的國際文宣了。像這次非法捕鮪事件，處理的層次就必須拉高，不只從漁民、漁業的角度，更要從國家全方面的整體利益，規畫出一套有效管理的通盤政策來。無論是對漁業、還是對國家形象的管理，都需要更大的氣魄與更負責任的態度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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