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技報》專題報導指出，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傳統的英雄好漢都患有某種程度的「恐女症」，故而遠離情色。而這些古代的俠義英雄遠離情慾，主因是正統的封建觀念讓宋代的俠客披上了禮教的外衣。明代吳麟征「家誡要言」中也說，「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氣。」
元明是市井文學的發展和鼎盛時期，這一時期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共同特徵是不好女色。武松故事很早就開始流傳，早期的武松形象是一個不守戒律、貪財使氣的酒色行者，但在明以後各刻本《水滸傳》中，武松面對潘金蓮的酒色挑逗，儼然一個不動聲色的道德家。馮夢龍《三言》之「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宋太祖趙匡胤一個顯著特點便是不為聲色所動，京娘已有相許之意，但趙卻嚴辭拒絕，憤然離去，致使京娘自盡。
學者孫述宇研究《水滸傳》指出，結拜是許多在危險環境活動的人的習慣，他們為求生存，盼望與夥伴們團結得更緊密，以得到支援與保護。對於江湖中人來說，兒女之情不僅無用，還可能妨礙英雄的事業。「妻子」是典型的「小家庭」的標誌性產物，極大地阻礙著英雄們「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手足之情的進一步深化。
為什麼中國古典小說要將「忠義」與「情慾」這兩個範疇對立起來，而西方騎士小說往往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在忠義與情義的選擇上，中國英雄只能堅定不移地取忠義而捨情慾，方能顯示英雄人物的高尚。
「英雄殺嫂」便是這一意識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慣常的表現，如武松殺潘金蓮，石秀殺潘巧雲等。這種女人總是淫惡的化身，中國古典小說常賦予淫婦五個特點：淫蕩無度、出身低賤、行為主動、潑辣狠毒、有謀害親夫的行為或可能。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惟其「賤」，才沒有太多的顧忌，才有以性誘惑作為手段，衝擊男權社會、改善生存環境的必要。男權中心用「紅顏禍水」這個詞詆毀女性的同時，反證了男權社會對紅顏─特別是對不受父權體制控制的淫婦─的力量的恐懼。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傳統的英雄好漢不但不近女色，而且極端痛恨姦夫淫婦。正因為美貌會誘惑男性「舍大家為小家」，從而造成類似「忠義堂」的理想父權機構分崩離析。因此英雄好漢只有被塑造成「無慾」的個體，將女性帶來的潛在危機摒斥在外，忠義才能通行無阻，理想的男性社會才能建立和維持。
但文章也指出，俠義小說中的「禁慾」，並不等於佛道中的「禁慾」，前者禁絕的只是情慾，而喬峰與古典小說中的英雄們有個共同的愛好：嗜酒如命。常言，酒色之徒非君子，在俠義故事中，酒、色兩字常常相伴出現。作為一種替代性的慾望滿足物，酒與女人具有同等功能，文學作品中大凡好酒的英雄，多不好色。醉酒是俠義故事中刻畫人物性格和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手段。好酒不僅不會減損英雄形象，還是塑造英雄豐滿形象和可愛缺憾的優先選擇，而醉酒是考驗英雄意志、人格的最佳方式。
喬峰則將這種堅定意志發揮到極致，越喝越清醒越豪情萬丈，這種對酒精免疫的塑造，實質在暗示喬峰在慾望面前有著超凡的駕馭力。酒是色慾的暗涉，「千杯不醉」表明犯錯誤的機會也不存在，酒精對他都不起作用，更何況是女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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