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二十一日是沙特百年誕辰，法國對思想家的紀念活動從來沒有像這次如此的盛大。國家圖書館舉辦了大規模的展覽，廣播電視有無數的專題訪談，雜誌專輯、新書出版、戲劇演出、學術討論會也都一一展開。相對的，另一位也是百年誕辰的阿宏（Raymond Aron），對二十世紀的法國也有重要影響，就受到了冷淡的待遇。

何以故？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沙特以全方位的文學與思想領域，籠罩了所有能夠被觸及、被討論的範疇，二十世紀的思想家可以說無出其右者。他的五十卷全集反映了一位多重天才在知識與創作上的大成，包含了哲學、文學與政論，有專著、小說、劇本、傳記、論文、報刊評論，並且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經典。例如，小說《噁心，1938》、短篇故事《牆，1939》、劇本《密室，1944》、哲學作品《存在與虛無，1943》、評論《什麼是文學？1948》、傳記《讓‧熱內：喜劇演員與烈士，1952》等。今天的學生可以從藝術、音樂、小說、殖民主義、工人階級、暴力等各個不同的題目來研究沙特。

他被公認最好的文學作品是自傳：《言詞，Words，1964》，這部自傳分為「讀書」與「寫作」兩部分，他纖細入微地自我回顧，讀來絲絲入扣。一般認為他在一九六四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這本書的出版有很大關係。在結尾時，他這麼說：「我一直寫作，我不幹這個幹什麼？我長期把我的筆當作劍。我現在寫書，將來繼續寫書，反正書還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維護不了正義。但文化是人類的產物，作者把自己擺進去，從中認識自己，只有這面批判的鏡子讓他看到自己的形象。」

第二個原因是，他一生的思考、寫作與活動，與時代緊密相連。他逝世於一九八○年，七十五年的生命中，他與二十世紀的時局發展融合為一，積極介入各項議題，表達他個人明確的觀點與立場。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他都是政治激進主義者，他支持法國共產黨的暴力行動，同情地瞭解為何布爾雪維克革命「必須」發展成為史達林主義，他也合理化阿爾及利亞與巴勒斯坦的恐怖主義。所有這些都給他帶來極大的爭議，直到今日。

與此相關的第三個原因是，他投入了人類精神的大探索，目的是要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困惑：我們塑造了自己，或是被我們所無法掌握的條件所決定，包括我們自己內心的心理狀態？沙特的答案是，我們當然可以塑造自己，但是在塑造自己時的處境也在逼迫我們，而且在我們的掌握之外。在這種境況下，人必須做選擇，並且投入（commit）他所採取的行動，來改變現狀，這就是人的自由，也就是人的責任。沙特的名言之一是：「人被判處自由」（condemned to be free）。「人除了他意圖如何之外，就一無所有，只有他體現自己的時候，他才存在。因此，他除了行動的總和之外，就一無所有。」

成長於一九六○和七○年代的台灣青年必然非常熟悉沙特的這些教誨，就是這個選擇、責任、投入、行動的存在意義，讓我們在困頓的時代依舊保有希望。今天的台灣青年已經不再閱讀沙特，但在沙特百年的尾聲之際，我們還是要說，沙特在台灣當代的心靈史中曾經佔有一個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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