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在他新出版的傳記《剝洋蔥》（Vom Hauten der Zwiebel）中，坦承二戰末期志願加入納粹武裝黨衛軍（Waffen-SS）。新書專訪引爆話題近月，可以從兩個問題叢觀察德國評論：一方面是葛拉斯告解本身所隱含的歷史政治和個人道德問題；另一方面是德國媒體如何處理這個議題，讓它不變成陳腔濫調的政治八卦。葛拉斯的戰俘檔案，幾十年前就已公開，即便是他的傳記手稿，出版社發出樣書給各大媒體和書評家，經手多人一樣無人質問。為何現在才公開？
葛拉斯說，年輕時的驕傲成為戰後的恥辱，這種恥感的負擔沒人可幫他減輕。藉口已夠多了，他要把最後一句話說出來，所有答案都在書裡。新傳記起於一九三九年戰爭之始，止於一九五九年《錫鼓》成書。
過去葛拉斯最接近吐露的時機在一九八五年。二戰結束四十週年，西德總理柯爾邀請美國總統雷根拜訪德國Bitburg軍人公墓。公墓除了美軍陣亡將士還收有德國黨衛軍。此舉引起德國左派陣營強烈批判。當時，葛拉斯重砲轟擊執政黨基督教聯盟的偽善和隱瞞，要求政府必須讓人民知道集中營的歷史事實。Bitburg事件之後連串的論戰，讓葛拉斯贏得「德國良心」稱號。當年，他批評基民黨緘默是政治道德的腐敗，而他的沈默成了現在的難堪。
不僅因葛拉斯個人聲望，也因納粹黨衛軍的角色，讓葛拉斯的告解成為複雜難解的弔詭。黨衛軍不僅是納粹菁英部隊，希特勒的武力核心，管理集中營，更在戰爭末期因希特勒的不安全感，開槍鎮壓過同屬德軍的平民自衛隊。但是在當年加入黨衛軍是青少年的渴望，代表了頂尖秀異。在黨衛軍整個教養訓練中，透過種種論述，讓青年軍人在身體和心靈，將個人生死榮耀與領袖合而為一。這個養成背景，加上戰後新教影響，讓這一群體心靈世界迷霧深鎖，對政治道德屢有過渡補償的舉動。而葛拉斯所屬的SS部隊，接到最後一個未完成的任務是把希特勒從柏林救出來。歷史可能之一：葛拉斯「可能」救了希特勒。儘管當年葛拉斯年輕，沒開過一槍，但是，他的告解引起歷史道德的爭論：他在其中，是否意味著，當年的黨衛軍「也許」並不真的糟？黨衛軍的歷史定位在戰後一直處於爭論中，葛拉斯的告解，更增一層模糊帶。
葛拉斯的告解態度，還隱含另一歷史詮釋模糊性：「我曾經是，但我改變，我懺悔」，是否比當年反抗軍的犧牲更令人尊敬？迷途羔羊知返永遠受較多眷寵？上帝面前如此，傳媒效果是否也如此？這是對歷史道德詮釋的挑戰，無法簡化成對錯兩極論述。沒人指著葛拉斯迫他「道德」，葛拉斯處在一個分得清楚追求真相和爬糞界線的媒體社會。他的告解出於主體自覺，願在生前解開負荷尋求心靈救贖。道德無處不在含意無窮，檢證道德是誠實面對自己。
相對於葛拉斯，台灣在政治上喜談道德，卻往往落在以道德之名評點政敵，邀歷史之功諉個人之過，毫無主體自覺。馬克思曾說過，德國深受唯心主義影響也許是對政治落後的一種補償。但唯心的作用不落在反求諸己，而是指向對方，輕者成了魯迅筆下的以禮殺人，重者墮落為文革一代的人性黑暗扭曲與殘酷。台灣政壇反施與反扁政治操作，已看不到出於主體的反省，在道德之名下扭曲歷史脈絡，無盡地挖人隱私。一旦迫人道德，也只剩猴子耍大戲。是的，我們少了一個葛拉斯，不止是一九八五年時候的葛拉斯，也是二○○六年的葛拉斯。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91200315,00.html
葛拉斯說，年輕時的驕傲成為戰後的恥辱，這種恥感的負擔沒人可幫他減輕。藉口已夠多了，他要把最後一句話說出來，所有答案都在書裡。新傳記起於一九三九年戰爭之始，止於一九五九年《錫鼓》成書。
過去葛拉斯最接近吐露的時機在一九八五年。二戰結束四十週年，西德總理柯爾邀請美國總統雷根拜訪德國Bitburg軍人公墓。公墓除了美軍陣亡將士還收有德國黨衛軍。此舉引起德國左派陣營強烈批判。當時，葛拉斯重砲轟擊執政黨基督教聯盟的偽善和隱瞞，要求政府必須讓人民知道集中營的歷史事實。Bitburg事件之後連串的論戰，讓葛拉斯贏得「德國良心」稱號。當年，他批評基民黨緘默是政治道德的腐敗，而他的沈默成了現在的難堪。
不僅因葛拉斯個人聲望，也因納粹黨衛軍的角色，讓葛拉斯的告解成為複雜難解的弔詭。黨衛軍不僅是納粹菁英部隊，希特勒的武力核心，管理集中營，更在戰爭末期因希特勒的不安全感，開槍鎮壓過同屬德軍的平民自衛隊。但是在當年加入黨衛軍是青少年的渴望，代表了頂尖秀異。在黨衛軍整個教養訓練中，透過種種論述，讓青年軍人在身體和心靈，將個人生死榮耀與領袖合而為一。這個養成背景，加上戰後新教影響，讓這一群體心靈世界迷霧深鎖，對政治道德屢有過渡補償的舉動。而葛拉斯所屬的SS部隊，接到最後一個未完成的任務是把希特勒從柏林救出來。歷史可能之一：葛拉斯「可能」救了希特勒。儘管當年葛拉斯年輕，沒開過一槍，但是，他的告解引起歷史道德的爭論：他在其中，是否意味著，當年的黨衛軍「也許」並不真的糟？黨衛軍的歷史定位在戰後一直處於爭論中，葛拉斯的告解，更增一層模糊帶。
葛拉斯的告解態度，還隱含另一歷史詮釋模糊性：「我曾經是，但我改變，我懺悔」，是否比當年反抗軍的犧牲更令人尊敬？迷途羔羊知返永遠受較多眷寵？上帝面前如此，傳媒效果是否也如此？這是對歷史道德詮釋的挑戰，無法簡化成對錯兩極論述。沒人指著葛拉斯迫他「道德」，葛拉斯處在一個分得清楚追求真相和爬糞界線的媒體社會。他的告解出於主體自覺，願在生前解開負荷尋求心靈救贖。道德無處不在含意無窮，檢證道德是誠實面對自己。
相對於葛拉斯，台灣在政治上喜談道德，卻往往落在以道德之名評點政敵，邀歷史之功諉個人之過，毫無主體自覺。馬克思曾說過，德國深受唯心主義影響也許是對政治落後的一種補償。但唯心的作用不落在反求諸己，而是指向對方，輕者成了魯迅筆下的以禮殺人，重者墮落為文革一代的人性黑暗扭曲與殘酷。台灣政壇反施與反扁政治操作，已看不到出於主體的反省，在道德之名下扭曲歷史脈絡，無盡地挖人隱私。一旦迫人道德，也只剩猴子耍大戲。是的，我們少了一個葛拉斯，不止是一九八五年時候的葛拉斯，也是二○○六年的葛拉斯。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91200315,00.html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