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勞」問題考驗了台灣國家良心，名為「內地民工」的「內勞」則已完全扭曲了中國的國家良心。
台灣一些外勞的特殊惡劣狀況，與其說是國家的放任所致，不如說是國家想要面面俱到的過度介入形成的制度所導致，甚至產生犯罪誘因。這制度這幾年雖努力修改，距合理妥當仍極遙遠。
為了避免在全球化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出走到外國再使用外勞，採取了在國內使用外勞的政策；為了保障本國勞工就業機會，外勞採取總額管制，對供需關係加以扭曲；為了維護普世人權價值，給外勞享受和本勞一樣的基本工資，創造了外勞來台和留在當地的巨大薪津價差；為了保護廠商穩定的勞務提供，限制外勞更換雇主以至所謂的勞動三權，創造了雇主苛待外勞的機會。「局部性」的面面俱到拼湊起來的政策，反而造成到處都是最嚴重的正義悖反：無論從社會正義、人道主義或資本主義邏輯都是。
同工同酬是非常基礎性的社會正義，國家為捍衛這一個正義，不容許同一個職務工作內容只因為你是來自屏東、花蓮不同的地域而有所差別。但這原則，如果是在使用於「非國民」的外勞往往被容許。頂多被要求以「最低工資」給予外勞維持一個起碼的正義。所以，各國的外勞規範，基本上就是一個由國家維持的對外勞的特殊剝削體制。不過這個用以差別本勞、外勞以利剝削的體制，在中國則被國家用來做為內部剝削的體制。
一般國家管制並區別了本勞和外勞的工作權；中國則管制並區別了各地本勞和內地民工的工作權。過去中國為實踐分配正義的戶口管制制度，現在換軌成為剝削實踐累積資本的工具。
中國只允許農村和小城鎮的戶口流動，嚴格管制大都市和農村之間的戶籍制度，如同一般國家管制外國移民一樣：就像出國要出境證一樣，鄉村的民工到城裡要離鄉證；進城工作要向城市繳交各種名目的高額手續費，這就等於官方抽仲介費一樣，額度各城不一，有的高達四百人民幣，相當一個月的工資；就業後，雇主扣押各項身分證件，他們轉業的自由就像台灣外勞一樣被剝削。一九九八年，北京甚至限制民工不可以從事金融、銷售業等「高尚」的行業，連計程車也不可以開。重重的限制造成了可以對民工過度剝削的有利條件。民工經常要超時工作，甚至一天十一小時之多，但卻只能領到法定的最低工資，通常只有當地市民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們還因為欠缺保障常被積欠工資，做白工，並常因職災死亡。
不只如此，他們戶口在農村，到城裡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各項社會福利，甚至子女教育權都受限。
這種管制竟使民工和城市居民成為難以想像的世襲階級區分。這種「階級性」的民工高達一億五千萬之譜。無法取得城市合法居留的則成為非法的盲流，更成為任資本家進一步剝削的對象。於是就多了一個「法外」的階級。這樣人既從屬於「領地」又從屬於世襲身分，簡直集社會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各種制度對人的桎梏剝削的大成。由於這樣驚人的剝削，中國各地各式各樣的暴動層出不窮，有的規模高達十萬人，比起來，高雄捷運泰勞事件真是小巫見大巫。
這是何等驚人的反人道的圖像，而所謂「世界工廠」，年年保百分之九成長率的經濟奇蹟，就是建立在人類史上僅見的這種「國內殖民」剝削體制之上。不可思議的，這個國家過去曾實踐不同工而同酬的分配正義，也曾為了實踐無產階級的正義瘋狂地進行文化大革命；現在則雖實施市場經濟，卻仍冠予「社會主義」之神聖名號，但卻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奴工營。
台灣一些外勞的特殊惡劣狀況，與其說是國家的放任所致，不如說是國家想要面面俱到的過度介入形成的制度所導致，甚至產生犯罪誘因。這制度這幾年雖努力修改，距合理妥當仍極遙遠。
為了避免在全球化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出走到外國再使用外勞，採取了在國內使用外勞的政策；為了保障本國勞工就業機會，外勞採取總額管制，對供需關係加以扭曲；為了維護普世人權價值，給外勞享受和本勞一樣的基本工資，創造了外勞來台和留在當地的巨大薪津價差；為了保護廠商穩定的勞務提供，限制外勞更換雇主以至所謂的勞動三權，創造了雇主苛待外勞的機會。「局部性」的面面俱到拼湊起來的政策，反而造成到處都是最嚴重的正義悖反：無論從社會正義、人道主義或資本主義邏輯都是。
同工同酬是非常基礎性的社會正義，國家為捍衛這一個正義，不容許同一個職務工作內容只因為你是來自屏東、花蓮不同的地域而有所差別。但這原則，如果是在使用於「非國民」的外勞往往被容許。頂多被要求以「最低工資」給予外勞維持一個起碼的正義。所以，各國的外勞規範，基本上就是一個由國家維持的對外勞的特殊剝削體制。不過這個用以差別本勞、外勞以利剝削的體制，在中國則被國家用來做為內部剝削的體制。
一般國家管制並區別了本勞和外勞的工作權；中國則管制並區別了各地本勞和內地民工的工作權。過去中國為實踐分配正義的戶口管制制度，現在換軌成為剝削實踐累積資本的工具。
中國只允許農村和小城鎮的戶口流動，嚴格管制大都市和農村之間的戶籍制度，如同一般國家管制外國移民一樣：就像出國要出境證一樣，鄉村的民工到城裡要離鄉證；進城工作要向城市繳交各種名目的高額手續費，這就等於官方抽仲介費一樣，額度各城不一，有的高達四百人民幣，相當一個月的工資；就業後，雇主扣押各項身分證件，他們轉業的自由就像台灣外勞一樣被剝削。一九九八年，北京甚至限制民工不可以從事金融、銷售業等「高尚」的行業，連計程車也不可以開。重重的限制造成了可以對民工過度剝削的有利條件。民工經常要超時工作，甚至一天十一小時之多，但卻只能領到法定的最低工資，通常只有當地市民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們還因為欠缺保障常被積欠工資，做白工，並常因職災死亡。
不只如此，他們戶口在農村，到城裡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各項社會福利，甚至子女教育權都受限。
這種管制竟使民工和城市居民成為難以想像的世襲階級區分。這種「階級性」的民工高達一億五千萬之譜。無法取得城市合法居留的則成為非法的盲流，更成為任資本家進一步剝削的對象。於是就多了一個「法外」的階級。這樣人既從屬於「領地」又從屬於世襲身分，簡直集社會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各種制度對人的桎梏剝削的大成。由於這樣驚人的剝削，中國各地各式各樣的暴動層出不窮，有的規模高達十萬人，比起來，高雄捷運泰勞事件真是小巫見大巫。
這是何等驚人的反人道的圖像，而所謂「世界工廠」，年年保百分之九成長率的經濟奇蹟，就是建立在人類史上僅見的這種「國內殖民」剝削體制之上。不可思議的，這個國家過去曾實踐不同工而同酬的分配正義，也曾為了實踐無產階級的正義瘋狂地進行文化大革命；現在則雖實施市場經濟，卻仍冠予「社會主義」之神聖名號，但卻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奴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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