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早已知道「京派」批評家李長之的大名。那是從《魯迅全集》裡看到的，當然同時就知道他曾寫過一部《魯迅批判》。我記得我並沒有對他用「批判」一詞於魯迅而有反感，我明白那是當時常用的中性詞語，而且魯迅當年對此也並無反感，並有善意的理解和希望。不過評價也不高，以為他是「第三種人」。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學者，寫出第一本評價魯迅的書，其學力與勇氣都了不起。可惜那種書一直是缺貨，我沒讀過。最近我收拾書架，見到隨手插到架上的幾本書，都是前些年買到並沒有讀過的，與李長之有關的書，除《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外，還有：《李長之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收有《魯迅批判》、《孔子的故事》）（北京出版社，二○○二年），還有一部張蘊艷著《李長之學術──心路歷程》（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六年）。有的書插到架上，我都忘記了它的存在。現在一找，四本。我想，原來我是常惦記著這位學者的讀者。著者能有暗暗惦記著他的讀者，該是幸福的吧？

那起因是在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出差到瀋陽，偶然買到並讀了新出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那是李長之在一九四八年，時年三十八歲時第一次出版的書。我讀後，非常欽佩，連連叫好。那是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出版，初印四萬一千冊，當時也是很不小的數目。他把司馬遷寫得那麼活，不但神氣活現，心態也擺在讀者面前。司馬遷是那樣偉大，那樣悲苦，那樣忠誠於歷史，忠誠於他的時代。李長之把他看成第二個孔子，把《史記》比作第二部《春秋》。他居然把司馬遷與漢武帝並列，對比而談，一個受刑者與一個判刑者，也可說同樣偉大，但這個被刑者倒顯出高一頭，這真地非常動人。李長之稱自己是浪漫主義的歷史學家，我不懂這樣說對不對。他把司馬遷也寫得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我竟以為很真實。這是傳記作家的特有力量。他寫過李白，寫過陶淵明，寫過韓愈，是真正的傳記作家。我欣賞他筆力的恣肆、感情的充沛、體察人心的細緻。後來，我讀到他寫於一九五六年的《孔子的故事》。那時他才四十六歲，也是才華正茂的年齡。但是筆力明顯不行了，我簡直讀不出興味來。該書對於孔子的生平及貢獻，對於孔子的評價，我說不出什麼。從學者的介紹來看，都是中規中矩的，通體平實。筆下太拘謹。要找到以前，也就是四十年代裡，李長之的那種「浪漫主義」，沒有一點了。我沒有研究過李長之的學術，不敢妄評其學術是非。但讀不出興味是我的確實感覺。我甚至想，《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裡有一章《司馬遷和孔子》，那裡只是對比司馬遷而寫孔子，當然是以司馬遷為主體。就是在那一章裡面，六十頁，三萬多字，一個真實、平實、現實的孔子出現了，而且比那個小冊子裡的孔子生動得多。譬如《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裡寫孔子「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孔子因為不顧現實，直然空做了一個像堂?吉訶德式的人物而失敗了，然而是光榮的失敗，他的人格正因此而永恆地不朽著。……一篇整個的《孔子世家》，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格之光榮的失敗的記錄。……他的熱心到了天真的地步，公山不狃拿小小的費這個地方要造反，想召孔子，孔子就高興得小題大做地說，『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已經想建立一個東方的大周帝國了。然而他並沒有真去。（《史記》上在這種地方寫得好！）這種文筆，在《孔子的故事》裡全沒有了。可見，過分地拘謹，會使才能消失。李長之成了「右派」以後，更不用說。但是他女兒李書在《李長之批評文集》的《序》裡說，新時期開始時，長之先生還在，有人說，只要把《魯迅批判》裡「批判」二字改掉，就可重新出版。李長之拒絕了。好像當年的「浪漫主義」李長之還沒全消失。他於一九七八年去世。我希望有一部李長之的傳記。不過不好寫。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9/04/TK-617292.htm

周作人（一八八五──九六七）與海德格爾（一八八九──一九七六），一是中國文學家，一是德國哲學家，兩人似風馬牛不相及。殊不料他們在人生經歷和學術研究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譬如在人生經歷上，兩人在二戰期間均有過附逆行為便是一例。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執政。此年四月海德格爾亦被選為德國弗萊堡大學校長。躊躇滿志的他旋即加入了納粹黨。儘管翌年海德格爾辭去了校長一職，但此後他的名聲便一落千丈。二戰結束後，海氏被禁止上課。鬱鬱不得志的他曾一度精神崩潰。一九五一年禁令解除，他便立即退休。但他所在的弗萊堡大學沒有嫌棄他，仍請他持鞭執教。一九七六年，海德格爾帶著中年時期的那份遺憾，靜靜地辭別了人世，時年八十七歲。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軍長驅直入北平，周作人以「家累」為由，拒隨北大同仁南遷。不久，一顆子彈險些要了他的命，於是他便聽之任之地做起日本人的官來了。他先後任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等職務。從那以後罵名便滾滾而來。一九四五年十月國民黨政府將他逮捕，翌年十月解赴南京受審。十一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交保釋放，同年八月經上海返北平。此後，他以周遐壽的名字專心致志地譯書撰文，稿費雖不豐厚，倒也可以基本維持生計。一九六七年五月，他悄然去世，終年八十二歲。有史料表明周氏任偽職期間，曾照顧和資助過一直從事地下革命的李大釗之女星華、炎華姊妹，並對北大的校產與書籍有所保護，可見其良心並未泯盡。

徐志摩的「遊俄輯」中最精彩的議論文字，不是關於西伯利亞，不是關於莫斯科，也不是關於托爾斯泰和契訶夫，而是關於死與上墳。這段文字收錄在他的《契訶夫的墓園》中，與這篇文章並沒有非常緊密的聯繫，甚至在結構上顯得有些突兀和逸出，但文字本身極為精彩，讀後讓人難以忘懷。

徐志摩是一個孝子，關於上墳的文字在他的《府中日記》中多有記載，每年清明徐志摩都會按時返鄉，與家人一道去祖墳上墳，甚至在二十六年他與陸小曼結婚後，還曾經帶著陸小曼到鄉下祖墳上墳，儘管那次上墳看上去更像是一次野遊，但至少在名分上是以新人認祖墳的方式進行的。

但徐志摩在《契訶夫的墓園》一文中所說的上墳，卻並非如上文中所言之上墳，而是一種精神文化意義上的認祖歸宗，一種文化傳統的薪盡火傳，一種歷史使命的自覺承擔。他說：

在徐志摩所心儀並介紹的西方作家中，俄羅斯作家並不多見，但在他的「遊俄輯」中，作為俄羅斯舊文化的代表或者象徵，徐志摩還是提到了托爾斯泰和契訶夫這兩位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代表人物。

不過，徐志摩在到訪蘇俄之前，並非對托爾斯泰及其作品在革命後的處境一無所知。他在文章開頭就引用了出發前在《東方雜誌》上所看的一條消息，這是有關列寧的夫人起訴托爾斯泰的，起訴的內容是列寧去世前留有遺囑，認為托爾斯泰的書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與蘇維埃的精神是不相容的，所以應予取締，否則蘇維埃有危險。對於這則消息，徐志摩的第一反應是「離奇」，並認為不可信。這至少說明，在一九二五年前後，蘇俄革命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中間也並不是一種負面的形象，意識到這一點其實很重要。不過，儘管徐志摩並不完全相信這則消息，但也沒有更充分的證據讓他完全推翻否定這則消息。

原因很簡單，正如徐志摩自己所寫的那樣「我們畢竟還有些『波淇洼』頭腦，對於詩人文學家的迷信，總還脫不了，還有什麼言論自由、行動自由、出版自由，那一套老古董，也許免不了迷戀，否則為什麼單單托爾斯泰毀版的消息叫我們不安呢？」正是這樣的擔憂和不安，包括也希望通過托爾斯泰在革命後的真實處境的證實，來了解蘇俄革命的文化政策，徐志摩在他的旅程中拜會了托爾斯泰的大女兒。從托爾斯泰女兒這裡得到的答覆是，「她好像並沒有直接答覆我，她只說現代書舖子裡他的書是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我問她現在莫斯科還有什麼重要的文學家，她說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徐志摩還詢問了托爾斯泰女兒革命後的生活狀況，當然也聽到了聲淚俱下的哭訴，儘管徐志摩看似在輕描淡寫地敘述，實際上心中一定在隱隱作痛。如果說徐志摩的莫斯科見聞是他蘇俄之行中第一道灰色的幕幃的話，與托爾斯泰女兒的會面及晤談，則是此次旅行中讓人感到尤為凝重的一幕：一切都幾乎是停滯的。如果革命僅僅只是一部分起來推翻打倒另一部分人，而且還包括托爾斯泰這樣被視為十九世紀俄羅斯的良心的作家，那麼，沒有了良心的「革命」，又算是一場怎樣的革命呢？徐志摩自然是難以理解，而托爾斯泰女兒對現狀及之前處境的哭訴，無疑更加重了徐志摩心中的狐疑與憂慮，儘管他依然沒有在文字中輕率地對蘇俄革命進行指責抨擊──實際上他這樣做非常容易，並不用承擔任何後果，相反，甚至還會獲得某些政治利益上的益處或者時尚的喝彩──徐志摩幾乎不帶多少個人情感色彩地敘述了與托爾斯泰女兒的談話，他的女兒如何敘述自己當初目睹父母親之間的爭吵，如何不懂得這一切，父親晚年如何離家出走，又如何死在外面。徐志摩甚至描寫了托爾斯泰女兒當時所帶的一幫學繪畫的學生們在來客前面依然專心學畫的情景。在這篇並不長的文字的結尾，徐志摩這樣寫到：「方才聽說到施妥奄夫斯基的女兒快餓死了，現在德國或者波蘭，有人替她在報上告急；這樣看來，托爾斯泰家的姑娘們，運氣還算是好的了」。

徐志摩的蘇俄之行，在莫斯科拐了個彎：莫斯科的所見所聞，讓他對蘇俄的觀感印象發生了明顯變化。這些變化儘管在前面的「西伯利亞」中已經有些暗示顯現，但畢竟那裡的地廣人稀，革命的後果，還沒有馬上落實到土地與自然環境上──雪原依舊，森林依舊，連西伯利亞的黃昏暮色也依舊。

莫斯科多少讓徐志摩感到震驚：對於一個曾經在當時最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英國留學歸來的徐志摩來說，有這樣的感觸並不奇怪。他感慨於莫斯科充滿了動盪血腥的歷史，對於一九二五年的莫斯科，徐志摩感到了嚴斂、陰霾、凝滯，而且莫斯科人的神情，在他眼裡也是「分明的憂愁、慘淡，見面時不露笑容，談話時少有精神，彷彿他們的心上都壓著一個重量似的」。需要說明的是，如果閱讀了徐志摩的「遊俄輯」的前面幾節，你就會覺得徐志摩對莫斯科的這種印象並非是先入為主的了。

徐志摩先看了並寫了莫斯科的地，然後是街上的舖子，「這裡漂亮的奢侈的店舖是看不見的了，頂多頂熱鬧的舖子是吃食店，這大概是政府經理的」；接下來他寫到了街上的人，這恐怕是徐志摩的莫斯科印象中尤為令人震撼的部分──革命之後的莫斯科人的精神狀態，儘管只是外表上看上去，依然讓人感到沉重。徐志摩先寫了人們的衣著，然後是他們的面目。「這裡衣著的文化，自從貴族匿跡，波淇洼（Bourgeois，現通譯資產階級）銷聲以後，當然是『蕩盡』的了；男子的身上差不多不易見一件白色的襯衫，不必說鮮艷的領結的了（不帶領結的多），衣服要尋一身勉強整潔的就少；我碰著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大衣，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髮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滿面滿腮的鬚髮也當然自由的滋長，……並且這位先生決不是名流派的例外，我猜想現在在莫斯科會得到的『琴兒們』多少也就只這樣的體面；你要知道了他們起居生活的情形就不會覺得詫異。」

蔣彝（1903﹣1977），少數以英語寫作享譽西方的中國作家。一九三七年年在倫敦出版的「啞行者在湖區」，奠定他旅遊作家的地位。此後他多方遊歷英美各大城鎮，專注於遊記寫作，陸續推出倫敦、北英格蘭、牛津、愛丁堡、都柏林、巴黎、紐約、波士頓、舊金山、日本等十一本遊記，以畫家的眼光與中國文化的深刻涵養，生動描述各地的歷史沿革、地理風貌、風俗人情、文化生活，並點出中西文化的異同。關於蔣彝的軼事頗多，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將「Coca-Cola」翻譯成「可口可樂」，成為一代翻譯佳例，也是第一個透過繪畫向英國和世界介紹中國珍貴動物「熊貓」的畫家。雖然在西方頗負盛名，蔣彝其人及他的著作，對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卻極為陌生，他的遊記從未翻譯成中文出版。西遊記文化將於九月率先首先出版「倫敦畫記」，並會陸續推出其他作品。本文即是摘自「倫敦畫記」中的篇章。──編者

於我，英國名字雖然有趣，卻很難理解。剛開始，聽到不同的人有著相同的名字，總嚇我一跳。走在繁忙的倫敦街頭，經常聽到路人呼喚約翰、查理。公園裡，每隔一段時間，似乎就會有男孩回應湯姆或喬治的叫聲。我很快發現，派對裡很多女士名叫珍、瑪琪琳、或佛蘿拉。我很好奇，如果剛好同時來了三個約翰和四個瑪琪琳，他們怎麼區分彼此？有一回，大家聊得正開心，我聽到一位男士向我的朋友說：「比爾，你覺得這樣好嗎？」「我覺得很好，比爾。」對方回答。我忍不住問我的朋友，他們為何那麼稱呼彼此？他答道：「他名叫比爾，我也是。」於是我說：「你不覺得你在叫自己嗎？」他回答，「不會，我從沒這麼想過。」我還是一頭霧水！

一位中國女孩來這兒的教會寄宿學校就讀。我想修女們大概不太會念她的中文名字，於是幫她取了個英文名字「瑪格莉特」。她告訴我，已經有三個學生叫瑪格莉特了，她不知道，一旦有人喊這名字，她該怎麼反應？剛開始她還很為難，後來，終於發現了修女們對於同樣名字不同人的叫法。但聽她的描述，那差異似乎並不明顯。不過，她說，修女們叫這名字時，她總會抬頭，看著她們的眼睛。她很聰明！我常聽英國朋友說，他們憑直覺就可以分辨。他們覺得，我的問題是庸人自擾，因此，我依然是一頭霧水。

在那個世界上，所有的牆都覆蓋著塗鴉的文字。「猶太佬，回到巴勒斯坦吧。」我們就回來了，可是現在，整個世界都在對我們叫嚷：「猶太佬，滾出巴勒斯坦！」

這是著名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在論文集《愛和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中的一段話。面對如此困境，在耶路撒冷一再被毀的耶和華聖殿廢墟上壘起的「哭牆」，成了虔誠的猶太教徒傾訴悲情的最佳處所。

被壓迫者之間的

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時以政治革新的氣勢雷厲風行。但隨著機器文明及西洋思想的輸入，演變成文化潮流，甚亦沉澱成文學及創作意識的近代化與個人化。明治二、三○年（1890年代）後，托爾斯泰、雨果、拜倫、歌德等的譯作大量流入日本。日本的文化人開始質疑「皇國神聖」、「天皇至上」的教條，而有個人主義、思想自由的想法。

第一首質疑天皇的詩作

1894年日本為朝鮮支配權與清開戰，社會上已有人抗議開戰之不當。1904年日本又大舉外債投入龐大資金向俄國宣戰，為了旅順圍城戰不順利，強行徵召敢死隊從軍，當時以和歌集《亂髮》風靡全國的女詩人與謝野晶子之胞弟也被徵調參加旅順圍攻戰。女詩人大為不滿，作了一首反戰的近體詩在媒體上發表。詩曰：

都說文學已死，但近年看書市現象，倒覺得有一批人口對小說產生了興趣。

要不至少可以這樣說：原來那些不多的文學讀者，近年閱讀癖好明顯轉向了小說。

無論從具體銷售數字或各類心得文章來看，愈來愈多人在小說裡讀出了滋味，小說裡的腳色、情境、對白，在擔負說故事的機能之外，被淘洗出來，對讀者另行產生了意義。如同消費王家衛的電影，不少年輕讀者把小說世界疊和參照於自己的經驗記憶，讓小說裡的人物、氣氛、情緒，滲透衍生到自己的生活，構成了情深意濃的私閱讀。

徐志摩總是在日記中勸說陸小曼能夠從她習慣的生活環境、方式與節奏中擺脫出來，哪怕只是暫時地，去「看星」、「聽蟲」、「嗅荷香」。徐志摩希望陸小曼能夠在這種自然山水的愉悅中，忘卻「一切」，也就是忘卻她所擁有的、並享受著的一切，徐志摩將此視為一種幸福的事。但徐志摩似乎一直並沒有弄清楚，或者他也沒有去真正地追問，陸小曼對她當下所擁有的生活到底持何態度，她是否也跟徐志摩一樣，只要在自然山水之間，就可以忘卻一切，並感到身心愉悅；或者說，她是否也將徐志摩的出現，視為她擺脫這種生活現狀的救星，還是僅僅將徐志摩視為她的「無聊」的世俗社交生活的一種補充甚至於一種炫耀──這種炫耀本身就是她的那種世俗社交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於是這種生活的最本質的屬性，征服與炫耀，原本就是原動力與結果之間的互動。徐志摩忘記了這種生活的「鐵律」，他認為憑著自己的「魅力」，以及他一廂情願的認定，陸小曼就可以跟在他後面，去過一種缺乏世俗依憑的、為陸小曼所不熟悉的新的浪漫生活。倒不完全是陸小曼缺乏足夠的勇氣，或者缺乏足夠的浪漫，而是徐志摩式的浪漫並不為陸小曼所熟悉，甚至也不為她所青睞，她所傾心的「浪漫」，其中一定有著更可以琢磨的因素，一種可見的「套路」，一種帶有世俗煙火氣的東西，而她從徐志摩的那些纏綿濃艷的文字中，從徐志摩對於他們之間關係的想像中，她感到並不放心，當然，連她都不放心的東西，又如何說服她周圍的家人親屬友朋呢？

但徐志摩似乎一直都不清楚這一點，他一直癡迷於這種多少有些單相思式的戀愛。他把陸小曼社交場上的偶爾青睞眷顧，當成了一種被他放大成為了具有「超凡脫俗」魅力的千古情愛故事，而他周圍的那些搖擺在家庭、婚外情邊緣，遭受著情慾折磨的朋友們，當然也包括他們的「先生」胡適，又一起「起哄」，希望他們自己無法實現的夢想與情慾，能夠由徐志摩來替代完成。於是乎，原本是兩個人之間的隱私，變成了時時應該公開也可以公開的「緋聞」，而那些鼓勵支持徐志摩與陸小曼「愛情」的社會賢達們，不僅從中享受著作為衝破世俗觀念的道德倫理先鋒的殊榮，而且也從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曲折」情愛故事中，獲得感官上的刺激與滿足，徐志摩與陸小曼不僅成了他們道德倫理實驗的樣板或者材料，也是他們獲得感官刺激與滿足的源泉。看與被看，實際上是這種關係最本質的屬性。但是，徐志摩堅決地否定了這種屬性，他堅定地認為，他與陸小曼之間的關係，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具有超越傳統道德倫理關係的意義，他享受著這種「衝破」與「超越」所帶來的虛幻的滿足，他甚至因此而不願意直面他與陸小曼之間關係的實質，同樣不願意直面陸小曼自己對這種關係的認識和感受。

但是，這種從一開始就帶有飛蛾撲火式的悲劇色彩的「戀愛」，實際上並不具有徐志摩所賦予的那麼多、那麼高的意義與地位，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亘古未變的才子佳人故事的現代翻版而已。或者說，那些所謂的意義與地位，不過是徐志摩一廂情願地賦予的而已，如果不通過這種方式，他又如何說服自己並讓這種在世俗眼裡不倫的婚外情，可以堂而皇之地成為現代文人們休閑時候的雅談呢？

馬克‧吐溫創造了兩個頑劣的小孩，一個叫湯姆‧索耶，一個叫哈克伯理‧芬……


人人說馬克‧吐溫（Mark Twain, 本名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是幽默大師，那是因為他善用滑稽突梯的語言嘲諷世相，又因為他的生計包括了演講，因而有很多機會使出逗樂聽眾的本領，嘻笑怒罵，留下大量名言雋語。然而馬克‧吐溫連樂觀的人也不是，他幼年喪父，失學而必須去當印刷學徒，歷經世態冷暖；處在南北戰爭前的美國，他也看見種族的偏見和白人行為的墮落，又不耐於教會的庸俗，傳教士的偽善。這些都是他機巧百出、口誅筆伐的目標。

有三十年沒寫詩了。

記憶中三十年前最後發表的一首詩是〈午夜讀葉慈〉；如果沒記錯，應該是李永平拿去《中外文學》發表的。永平那時候正準備赴美國深造，仍在台大外文系當助教，幫忙《中外文學》的編務。那是1976年，此後我就專心往學術的路子走，打算以學術安身立命，詩只好退位，我也頗能認命，只當純粹的讀者，不再發表詩了。我記得在發表〈午夜讀葉慈〉之後，還寫過一首長詩，傷悼越戰後海上難民的悲慘命運，不過手稿目前遍尋不著，也許有一天還會久別重逢。

確實有三十年沒寫詩了。因此當書林出版部的朋友有意把我過去的詩結集出版，我還真的有些猶豫。這些詩塵封已久，有必要像出土文物那樣再拿出來示眾嗎？我決定把這些詩找出來，認真思考是否要讓它們以詩集的面貌再見天日。

中國的作家在今天早已不是什麼神祕的珍稀動物，他們飛來飛去在上空，聚聚散散於文壇，平常得很。但是要有多位著名作家連帶一大群批評家齊集亮相，在大家都叫忙的年代裡卻也實在不易。近日裡，青田突然從網上獲悉上海大學舉行「中國作家周」，請來了一大群作家、批評家站台亮相。然而上海大學地處偏僻北郊，要慵懶的青田大老遠的跑去湊熱鬧，理由還不夠充分，直到有一天，看見一個小網友發表感想，說上海大學這次舉辦的作家周，實為《上海文學》的「版聚」———即網友聚會也。青田這才怦然心動，想，原來「老東西們」居然也能版聚，而且能被年輕孩子看出這是以一個文學雜誌的名義進行的「版聚」，現代故事裡透著習習古風，這才好玩啊。於是，出門了。

學院派與文壇菁英 聯手推動上海文學思潮

上海大學是近幾年崛起的學府新秀。著名學者王曉明教授在那裡主政文化研究系，每年耗資大量經費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來往談笑的全是名家鴻儒。另有批評家王鴻生、王光東、葛紅兵、蔡翔一干人在中文系任教，聲勢奪人。這次舉辦的「作家周」也頗大手筆，開幕一日的圓桌討論會，邀請到莫言、王安憶、曹征路、張煒和嚴歌苓，加上遲到幾天的韓少功，幾乎是當代大陸文壇主流的半壁江山。此外，上海的重要批評家盡數前來捧場，上海一向自詡為大陸批評界的半壁江山。如今兩個半壁江山加在一起，一間大型會議室被擠得滿滿當當。

圖：法國作家勒克萊斯奧（資料圖片）

去年底出版的勒克萊斯奧的《烏拉尼亞》(Ourania)，像他的《沙漠》，還是一部逃避現實，去尋找樂園的故事。從十六世紀的英國人文主義者莫爾(Thomas More)，到魯賓孫，這類故事一再載負著人的夢想，企圖重返伊甸。

勒氏從一九六三年獲「雷諾多」獎以來，就置身於文學主流以外。當某些作家一頭栽到生活的濁水中，將視線投向戰爭、暴力、性、天體營、超級市場的肉類貨架，將人的本能強化到悲愴地步時，勒氏則文如其人，將文字淨化到泉水般澄澈。他老向著荒涼、寂寞的遠方走。頭上要有星星，腳下有泥土，燈火有夜蝶繞著飛，有看不見的蝙蝠在空中鳴叫，有洋葱和栗子味道。他用飛鳥般的視野，從高處俯瞰大地，以觀察它的皮膚，皺紋間的山水，和生活其中的人的故事，一個靜寂而竊竊私語的世界。

還鄉路的未完成，使得「還鄉」這個概念，霎時間變得非常豐富而詭秘。

鍾理和於一九六○年在報上登了篇〈還鄉記〉。兩個月後，他離開了這個世界，時年四十六。

「還鄉」主題何等之大，可〈還鄉記〉卻意外單薄。猶記初次讀到這篇，對小說戛然而止，簡直錯愕，幾乎懷疑自己是影印漏頁或拿錯了版本。

對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研究，在今天已成家常便飯，可稱之為博學。不過對於我個人，博爾赫斯是一個矛盾的產物。一方面，對他可說是敬而遠之：只要捧讀他的書，就意味著我將在半月內寫不出東西；另一方面，又對他捧若神明：有很多年，已經到了言必稱博的地步。他就像是一個謎，明知我破譯不出卻時時讓我去想破這個謎，我又偏偏禁不住誘惑，老把他掛在嘴上。

好在這麼多年來，我從未表達過對博爾赫斯任何有價值的看法。我對他的認識，一直停留在最初的層面，那就是他在《我的一生》中所說：「我相信我的所有的貧窮和富足，與上帝和所有的人相等。」我一直相信這句話，我也一直為這兩句詩感動。所有人的尊嚴、悲慘的命運、大千世界過眼雲煙似的生命，都在裡面得到體現。也許最接近這兩句詩意思的，只有美國詩人布萊所寫的：想到了印度，所謂富有，只不過是人頭稀少而已。

儘管過了二十多年，但我還是清楚地記得，一九七九年第一期那冊黃封皮的《外國文藝》裡，刊登了王央樂翻譯的博爾赫斯的一組短篇小說，裡面有《交叉小徑的花園》、《南方》、《馬可福音》、《一個無可奈何的奇跡》。同期的《外國文藝》還刊登了一個美國作家寫的一篇評論《從諾貝爾獎金談到博爾赫斯》，是為這個受到古老的斯堪的納維亞傳統偏見左右的阿根廷老人打抱不平的，意思是說有時候作家靠諾貝爾文學獎沾光，有時候諾貝爾文學獎要沾作家的光，而博爾赫斯就是這樣的作家。這個說法很新鮮，也使我印象深刻。這一期應該算是國內首次翻譯他的小說，這比有人查到的一九八一年博爾赫斯的作品首次與中國讀者見面一說要早上三年。以後我又在《世界文學》上讀到了《玫瑰街角的刀子》、《埃瑪．宗茲》等。我想這幾篇小說即使在今天讀來，也會使人驚歎不已，更何況是在當時。這幾篇小說當時對我造成的巨大衝擊，實在難以描述。我記得我時常自言自語地複述和回味《玫瑰街角的刀子》裡的對話：「一個死人在追趕。」而最令人稱奇的是，講述這個故事的人，居然就是殺人者本人。這種敘述方式，簡直是匪夷所思，聞所未聞。對《交叉小徑的花園》這篇，我老是在想那個間諜，那個被困在城市裡的間諜，我還記得他姓俞，是個中國人，他居然用處死自己的辦法來傳遞情報。這是怎樣一種巧妙的構思，又是怎麼想到的，我覺得自己熱血沸騰，十分沒出息地整日沉溺在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裡。對《埃瑪．宗茲》也是這樣，我想一個年輕的女性怎麼可以用糟蹋自己的身體來進行復仇，這該是怎樣的一種極端的仇恨和無奈。我甚至為她尋找一種復仇的辦法，顯而易見的是，博爾赫斯找到的辦法才是最好的。

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著名作家鈞特．葛拉斯日前承認自己過去曾加入納粹惡名昭彰的「武裝親衛隊」（Waffen-SS)。德國《科隆都市報》指出，前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裡紀錄了葛拉斯這段過去，明年三月前這些檔案將會公開。而眼看紙包不住火，葛拉斯才先一步招認。

連日來，許多人嚴厲批判葛拉斯為什麼等這麼久才坦白。《科隆都市報》報導稱，歷史學家從二○○一年開始就在整理前東德秘密警察「國家安全局」（Stasi）檔案裡的八十萬份檔案，葛拉斯的檔案要公開，應會事先徵得他的同意。不過研究人員說，他可能隱藏不住檔案的內容，才搶先將這段過往曝光。

現年七十八歲的葛拉斯在其回憶錄《剝洋蔥》中披露他曾加入納粹武裝親衛隊這段「秘辛」。這本書原訂九月一日出版，但出版商已決定提前推出。

九歌出版社將散文家略分為兩大書系出版作品，一是「新世紀散文家」，一是「典藏散文家」。前者為現在持續精進寫作的，像是余光中、張曉風等人；後者是已較少動筆或已過世的散文家，例如夏濟安、吳魯芹、林以亮等。把典藏散文家的塵封文章重新挖掘出來，就像挖寶，有驚喜，也有感動。他們的寫作風格與關心的大小事，以現在眼光看來有著陌生中的熟悉，那一類的文章與那樣的故事，是某個時代的寫照，也是現今我們可以回去重新思索的參照。

特別的是，吳魯芹生前不但致力於推動台灣現代文學，逝世後更由友人成立基金會，邀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自西元1984年起輪流主辦「吳魯芹散文獎」，迄今已二十二屆，從最早的林清玄到去年的楊敏盛（阿盛），得獎人皆為公認有成就的作家，此獎也深獲文壇肯定與重視。

不久前，蔡文甫策畫了一個文學聚會，邀約了余光中、陳義芝、楊照、鍾怡雯等四位當今活躍於文壇的作家，從不同角度共敘他們眼中的典藏散文家與作品。

夏志清教授在學術界的終身成就終於受到中央研究院的承認，今年選為院士。為了慶祝他遲來的榮譽，我想送他一份小禮，就是劉別謙的《街頭小店》，但又怕他不看DVD，只好以這篇小文勉強湊數，並向這位老影迷致敬....

最近讀夏志清教授的散文集──《談文藝‧憶師友》（是劉紹銘主編「當代散文典藏」叢書之一），不禁大喜過望，因為他在序言中就談到自己早年在上海看電影的經驗，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焉。夏教授──也算是我的老師──飽學經綸，對中西文學的修養，可謂獨霸天下，沒想到他對於老電影也如數家珍。記得在美時我每見到志清師，就會和他聊電影，甚至還和他比賽，看誰記得的老電影多，每次我都敗下陣來，但敗得心服口服，對他的敬意又加深了一層。

這個好萊塢導演 怎麼起了個中國名字？

鈴木清吉對神主的任務勝任愉快，他以為日本的神道信仰和阿美族的萬物有靈觀念極為近似，同樣屬於拜物的多神教，相信大自然有庇佑力量的存在。阿美族人篤信天地造化自然萬物皆有神性，稱精靈、祖靈為「卡瓦斯」，世間一切人與事物的禍福、生滅冥冥之中掌握於神靈之手。

一般台灣人遙望興嘆，不得其門而入的吉野日本村，阿美族巫師笛布斯小時候經常偷偷跑進去。

吉野日本移民村所在地，原本屬於南勢阿美族的七腳川社。阿美族語「知卡宣」（七腳川）是指薪柴甚多之地。境內地質肥沃，水源充沛適合耕種，加上受太平洋氣流的調節，氣候溫暖，日本人對這塊土地垂涎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