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時報》於元月2日刊出有關家父黃子正歷史故事的專訪〈末代皇帝生命交給台灣御醫〉之後，許多朋友跟我見面時，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前清時期，皇帝御醫是朝廷命官，地位崇隆，到了滿洲國時代，為什麼末代皇帝溥儀會找一個台灣人當他的御醫？
我的父親黃子正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癥結在於：溥儀內心對日本人的恐懼。要把這個歷史故事說清楚，必須先暸解三位關鍵人物，第一位是他的私人醫師，家父黃子正，第二位是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第三位則是關東軍派在他身邊的聯絡官吉岡安直。先談家父。我家祖先在清朝乾隆年間渡海來台，居住在大稻埕一帶。先人在台、閩兩地從事經貿。傳到第四代，我的曾祖父黃水性在台北市迪化街蓋了一棟長條型的閩南式建築，台語稱作「竹篙厝」，前面是商店，後面作為倉庫。當時，從福建來台的商船，可以沿淡水河航行到大稻埕，卸下來的貨，儲存在屋後倉庫，商品則在屋前店面待價而沽。
我的祖父黃煙篆改行習醫，在日據時期擔任公醫，有恩於新竹人謝介石。家父黃子正和堂叔黃樹奎兩人都出身自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台北醫專。畢業後兩人相偕到上海開業行醫，不久之後，家父又到長春（當時稱為「新京」），開設「大同醫院」。
國務總理鄭孝胥
鄭孝胥是福建人，和溥儀的老師陳寶琛是同鄉。在前清時期中過舉，當過清朝駐日本神戶的領事，也作過一任廣西邊務督辦，國學基底扎實，詩書文章都相當不錯。民國成立之後，鬻書筆潤維生，很受陳寶琛賞識，而一再向溥儀推薦。民國十二年夏天，鄭孝胥第一次和溥儀見面，即暢談他「大清中興」的構想，溥儀大為傾倒，立刻請他留下當「懋勤殿行走」。嗣後，鄭孝胥為建立滿洲國出了許多力。1932年滿洲國建立之後，他也順理成章成為第一任「國務總理」。
當時閩、台之間交流十分頻繁，滿洲國成立後，鄭孝胥因為自身是福建人的地緣關係，提拔了不少台灣人到滿洲國政府任職，其「外交部總長」即為新竹人謝介石。
滿洲國建立之初，溥儀體弱多病，亟需找一位醫生照顧他的健康。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准他用中國醫師，他自己又不信任日本人，雙方折衝之下，鄭孝胥就找「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日本人」的台灣人謝介石，請他替「皇上」找一位御醫。家父雖然是西醫出身，同時兼習中醫，在種種因素因緣際會之下，謝介石即介紹家父，成為溥儀的私人醫生。
「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
當時所謂的「滿洲國」，其實是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政權，內閣各部總長是中國人，次長則是日本人，日常政務幾乎全由次長決定，甚至連宮內府亦不例外。「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便是關東軍派在溥儀身邊的聯絡官。吉岡是日本鹿兒島人，溥儀的弟弟溥傑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讀書時，吉岡還在該校擔任戰史教官，兩人結為好友，關東軍知道了這層關係，再加上吉岡本人的積極活動，1935年，關東軍終於任命他為高級參謀，派他「掛」在「滿洲帝室」達十年之久。
那時候，宮內府設有「憲兵室」，住有一班日本憲兵，監視宮內的一切活動。根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說法，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他自己本人就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他這個皇帝「不能過問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當關東軍那邊沒有電流通過來的時候，他在「宮內」根本無事可幹，日常生活用八個字就可以概括：「打罵、算卦、吃藥、害怕」。
鄭孝胥和「凌升事件」
1934年，溥儀「登極」後，對日本人已經開始心懷戒懼。翌年四月，他在日本人安排之下，到日本訪問，回到長春不到一個月，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告訴他：「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溥儀大吃一驚。後來多方打聽，才知道鄭孝胥不久前在他主辦的「王道書院」裡，向學員發了一次牢騷：「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他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日本人知道了，立刻把他一腳踢開，在日本憲兵隊的監視下，只能留在家裡作詩、寫字。不久他的兒子「國務院秘書官鄭乘」暴斃；三年之後，鄭孝胥本人也在長春暴卒，據說都是出自日本人的暗殺。
1936年，滿洲國的「建國元勳」之一，興安省省長凌升在省長聯席會上發牢騷，說他在興安省無權無職，一切都是日本人說了算。開完這個會，凌升回到本省，立刻被抓走，並以「反滿抗日」罪名，跟幾個親戚一起被處斬首。
〈帝位繼承法〉
「凌升事件」使溥儀感到極度不安，讓他感到更恐懼的，則是日本人搞的〈帝位繼承法〉。1935年冬，溥傑從日本回到長春，當了禁衛軍中尉，本來溥儀想幫他安排一門親事，吉岡立刻向溥儀表示：為了增進「日滿親善」，關東軍希望他和日本女子結婚，本在繁大將要親自替他作媒，希望他這位「御弟」能作為「親善」表率。
1937年4月3日，溥傑與嵯峨勝侯爵的女兒嵯峨浩在東京結婚。過了不到一個月，關東軍便授意國務院通過一項〈帝位繼承法〉，明文規定：皇帝死後由子繼之，如無子則由孫繼之，如無子無孫則由弟繼之，如無弟則由弟之子繼之。
溥儀一看就明白：這個〈帝位繼承法〉最緊要的只有「弟之子繼之」這句話，關東軍要的只是一個有日本血統的皇帝，必要時候，隨時可以拿他們兄弟開刀。由於時刻擔心自己生命的安危，溥儀宮內生活的第二件事就是「算卦」，吃素念經，求神拜佛，占卜打卦。譬如，溥傑的日本妻子懷了孕，溥儀就「提心吊膽地為自己的前途算過卦」，直到得知她生的是女兒，「才鬆了一口氣」。
「慮病症」和疑心病
因為日夜擔心自己的安危，溥儀得了嚴重的「慮病症」，不僅嗜藥成癖，而且還收藏各種藥品，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他的侍從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替他管藥房、藥庫；每天他的私人醫師為他打補針，總要忙上幾小時。1996年，我藉著到吉林大學講學之便，順道參觀溥儀在長春的舊「皇宮」，這所建築據說是由道尹衙門改裝而成，並沒有一般皇宮的氣派。皇帝居住的「緝熙樓」，一端是皇帝寢室，另一端是皇后寢室，中間則是個藥房，也就是家父替皇帝看病的地方。在世界各國的皇宮中，這種「寢宮」的格局，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害怕、算卦、吃藥」之外，溥儀的日常生活還有一項「打罵」。由於疑心病極重，成天擔心有人會害他，「脾氣日趨暴躁，動輒打人罵人」。
打罵的對象除了侍從之外，也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夫」。「打人的花樣很多，都是叫別人替我執行」。那時大家最怕溥儀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樓下去挨打。打傷了再趕快「把醫生叫來搶救」。因此，家父的醫護工作，不僅要照顧皇帝的健康，還包括後宮及宮內侍從的醫療診治。根據家母的說法，家父的御醫工作十分繁重，每天早上去，下午回來，有時候甚至晚上還得再進宮一次，忙到深夜兩、三點鐘才回到家。
「祥貴人」之死
到了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崩潰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溥儀更是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會殺他滅口。
1942年，溥儀的第三位妻子「祥貴人」譚玉齡罹患疾病，據中醫診斷是「傷寒」，但並不是什麼絕症。吉岡要家父介紹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診治，自己則破例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來「照料」。日本醫生開始治療時，表現得非常熱心，給她打針、輸血，忙個不停。但是吉岡把他叫到另外一個房間，閉門長談之後，日本醫生態度便整個改變了。他不再忙著治病，反倒變得沉默不多說話。當天住在勤民樓裡的吉岡，整夜不斷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情。第二天清晨，譚玉齡便死了。更奇怪的是，溥儀剛聽到譚玉齡的死訊，吉岡便拿來關東軍司令官致送的花圈，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前來弔唁。這件事使得溥儀更加害怕：日本人可能隨時對他下毒手。
父親的命運
溥儀的體弱多病以及他對醫生的依賴，在冥冥中決定了黃家日後的遭遇。1945年8月9日，蘇聯向日本宣戰，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吉岡向溥儀報告：關東軍已經和東京聯繫好，決定送他到日本去。「不過，天皇陛下也不能絕對擔保陛下的安全。這一節要聽盟軍的了。」
8月16日，吉岡要溥儀挑幾個隨行的人。因為飛機小，不能多帶，溥儀挑了溥傑、兩個妹夫、三個侄子、隨侍李國雄和一名醫生，也就是家父。溥儀的第四個妻子「福貴人」李玉琴哭哭啼啼地要跟他一起走，溥儀卻堅決不肯帶她：「飛機太小，你們坐火車去吧。」
載著他們的飛機從通化出發，飛往瀋陽換乘大型飛機。不料在瀋陽等候飛機的時候，飛來的一隊飛機卻載來了蘇聯的軍隊。飛機著陸後，蘇軍立即將機場上的日軍繳了械，溥儀一行也從此淪為階下囚。
溥儀等人其後大部分時間都被拘留在西伯利亞伯力城的收容所。1950年7月，蘇聯把他們移交給中國政府，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7年2月25日，最高檢查院判決家父免於起訴，獲得釋放，被安置在遼寧鐵嶺勞改醫院任職醫師。兩年後，罹病去世，得年五十九歲。
我的「反帝情結」
在我長成的過程裡，經由家人口中所獲得的父親形象，是破碎而殘缺不全的。在白色恐怖時代，在「偽滿洲國」任職的官吏一律被國民政府打成「漢奸」，僅有少數親友知道家父是溥儀的御醫，我們對這件事也不敢多加張揚。直到1972年，我考取「教育部與美國東西文化中心」合設獎學金，到夏威夷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才從夏大存藏的圖書檔案裡，慢慢拼湊出父親的故事。
回顧這一頁歷史，我深刻感受到台灣人作為「亞細亞孤兒」的悲哀，然而，由於我是以研究社會科學作為專業，偏好以一種全球性的宏觀角度來看社會問題。在知道父親跟溥儀的故事之後，我並沒有成為一個狹窄的民族主義者。相反地，卻成為主張以「歐盟經驗」解決兩岸問題的和平主義者。在我的深層潛意識裡，有一種根深柢固的「反帝國主義」情結：不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裡，以三十年的時間，提倡並發展「本土心理學」；在政治運動方面，於1995年出版《民粹亡台論》；2003年，出版《教改錯在哪裡》，發起「反思教改」運動；2004年組織「民主行動聯盟」，發起「反六一○八億軍購」、「反修憲」，以及去年的「秋鬥阿扁」，都是出自同樣的「反帝情緒」。這是後話，將來有機會再作自我的心理分析。（
http://www.udn.com/2007/1/22/NEWS/READING/X5/3697538.shtml
http://www.udn.com/2007/1/23/NEWS/READING/X5/3698682.shtml
我的父親黃子正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癥結在於：溥儀內心對日本人的恐懼。要把這個歷史故事說清楚，必須先暸解三位關鍵人物，第一位是他的私人醫師，家父黃子正，第二位是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第三位則是關東軍派在他身邊的聯絡官吉岡安直。先談家父。我家祖先在清朝乾隆年間渡海來台，居住在大稻埕一帶。先人在台、閩兩地從事經貿。傳到第四代，我的曾祖父黃水性在台北市迪化街蓋了一棟長條型的閩南式建築，台語稱作「竹篙厝」，前面是商店，後面作為倉庫。當時，從福建來台的商船，可以沿淡水河航行到大稻埕，卸下來的貨，儲存在屋後倉庫，商品則在屋前店面待價而沽。
我的祖父黃煙篆改行習醫，在日據時期擔任公醫，有恩於新竹人謝介石。家父黃子正和堂叔黃樹奎兩人都出身自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台北醫專。畢業後兩人相偕到上海開業行醫，不久之後，家父又到長春（當時稱為「新京」），開設「大同醫院」。
國務總理鄭孝胥
鄭孝胥是福建人，和溥儀的老師陳寶琛是同鄉。在前清時期中過舉，當過清朝駐日本神戶的領事，也作過一任廣西邊務督辦，國學基底扎實，詩書文章都相當不錯。民國成立之後，鬻書筆潤維生，很受陳寶琛賞識，而一再向溥儀推薦。民國十二年夏天，鄭孝胥第一次和溥儀見面，即暢談他「大清中興」的構想，溥儀大為傾倒，立刻請他留下當「懋勤殿行走」。嗣後，鄭孝胥為建立滿洲國出了許多力。1932年滿洲國建立之後，他也順理成章成為第一任「國務總理」。
當時閩、台之間交流十分頻繁，滿洲國成立後，鄭孝胥因為自身是福建人的地緣關係，提拔了不少台灣人到滿洲國政府任職，其「外交部總長」即為新竹人謝介石。
滿洲國建立之初，溥儀體弱多病，亟需找一位醫生照顧他的健康。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准他用中國醫師，他自己又不信任日本人，雙方折衝之下，鄭孝胥就找「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日本人」的台灣人謝介石，請他替「皇上」找一位御醫。家父雖然是西醫出身，同時兼習中醫，在種種因素因緣際會之下，謝介石即介紹家父，成為溥儀的私人醫生。
「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
當時所謂的「滿洲國」，其實是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政權，內閣各部總長是中國人，次長則是日本人，日常政務幾乎全由次長決定，甚至連宮內府亦不例外。「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便是關東軍派在溥儀身邊的聯絡官。吉岡是日本鹿兒島人，溥儀的弟弟溥傑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讀書時，吉岡還在該校擔任戰史教官，兩人結為好友，關東軍知道了這層關係，再加上吉岡本人的積極活動，1935年，關東軍終於任命他為高級參謀，派他「掛」在「滿洲帝室」達十年之久。
那時候，宮內府設有「憲兵室」，住有一班日本憲兵，監視宮內的一切活動。根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說法，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他自己本人就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他這個皇帝「不能過問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當關東軍那邊沒有電流通過來的時候，他在「宮內」根本無事可幹，日常生活用八個字就可以概括：「打罵、算卦、吃藥、害怕」。
鄭孝胥和「凌升事件」
1934年，溥儀「登極」後，對日本人已經開始心懷戒懼。翌年四月，他在日本人安排之下，到日本訪問，回到長春不到一個月，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告訴他：「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溥儀大吃一驚。後來多方打聽，才知道鄭孝胥不久前在他主辦的「王道書院」裡，向學員發了一次牢騷：「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他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日本人知道了，立刻把他一腳踢開，在日本憲兵隊的監視下，只能留在家裡作詩、寫字。不久他的兒子「國務院秘書官鄭乘」暴斃；三年之後，鄭孝胥本人也在長春暴卒，據說都是出自日本人的暗殺。
1936年，滿洲國的「建國元勳」之一，興安省省長凌升在省長聯席會上發牢騷，說他在興安省無權無職，一切都是日本人說了算。開完這個會，凌升回到本省，立刻被抓走，並以「反滿抗日」罪名，跟幾個親戚一起被處斬首。
〈帝位繼承法〉
「凌升事件」使溥儀感到極度不安，讓他感到更恐懼的，則是日本人搞的〈帝位繼承法〉。1935年冬，溥傑從日本回到長春，當了禁衛軍中尉，本來溥儀想幫他安排一門親事，吉岡立刻向溥儀表示：為了增進「日滿親善」，關東軍希望他和日本女子結婚，本在繁大將要親自替他作媒，希望他這位「御弟」能作為「親善」表率。
1937年4月3日，溥傑與嵯峨勝侯爵的女兒嵯峨浩在東京結婚。過了不到一個月，關東軍便授意國務院通過一項〈帝位繼承法〉，明文規定：皇帝死後由子繼之，如無子則由孫繼之，如無子無孫則由弟繼之，如無弟則由弟之子繼之。
溥儀一看就明白：這個〈帝位繼承法〉最緊要的只有「弟之子繼之」這句話，關東軍要的只是一個有日本血統的皇帝，必要時候，隨時可以拿他們兄弟開刀。由於時刻擔心自己生命的安危，溥儀宮內生活的第二件事就是「算卦」，吃素念經，求神拜佛，占卜打卦。譬如，溥傑的日本妻子懷了孕，溥儀就「提心吊膽地為自己的前途算過卦」，直到得知她生的是女兒，「才鬆了一口氣」。
「慮病症」和疑心病
因為日夜擔心自己的安危，溥儀得了嚴重的「慮病症」，不僅嗜藥成癖，而且還收藏各種藥品，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他的侍從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替他管藥房、藥庫；每天他的私人醫師為他打補針，總要忙上幾小時。1996年，我藉著到吉林大學講學之便，順道參觀溥儀在長春的舊「皇宮」，這所建築據說是由道尹衙門改裝而成，並沒有一般皇宮的氣派。皇帝居住的「緝熙樓」，一端是皇帝寢室，另一端是皇后寢室，中間則是個藥房，也就是家父替皇帝看病的地方。在世界各國的皇宮中，這種「寢宮」的格局，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害怕、算卦、吃藥」之外，溥儀的日常生活還有一項「打罵」。由於疑心病極重，成天擔心有人會害他，「脾氣日趨暴躁，動輒打人罵人」。
打罵的對象除了侍從之外，也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夫」。「打人的花樣很多，都是叫別人替我執行」。那時大家最怕溥儀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樓下去挨打。打傷了再趕快「把醫生叫來搶救」。因此，家父的醫護工作，不僅要照顧皇帝的健康，還包括後宮及宮內侍從的醫療診治。根據家母的說法，家父的御醫工作十分繁重，每天早上去，下午回來，有時候甚至晚上還得再進宮一次，忙到深夜兩、三點鐘才回到家。
「祥貴人」之死
到了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崩潰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溥儀更是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會殺他滅口。
1942年，溥儀的第三位妻子「祥貴人」譚玉齡罹患疾病，據中醫診斷是「傷寒」，但並不是什麼絕症。吉岡要家父介紹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診治，自己則破例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來「照料」。日本醫生開始治療時，表現得非常熱心，給她打針、輸血，忙個不停。但是吉岡把他叫到另外一個房間，閉門長談之後，日本醫生態度便整個改變了。他不再忙著治病，反倒變得沉默不多說話。當天住在勤民樓裡的吉岡，整夜不斷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情。第二天清晨，譚玉齡便死了。更奇怪的是，溥儀剛聽到譚玉齡的死訊，吉岡便拿來關東軍司令官致送的花圈，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前來弔唁。這件事使得溥儀更加害怕：日本人可能隨時對他下毒手。
父親的命運
溥儀的體弱多病以及他對醫生的依賴，在冥冥中決定了黃家日後的遭遇。1945年8月9日，蘇聯向日本宣戰，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吉岡向溥儀報告：關東軍已經和東京聯繫好，決定送他到日本去。「不過，天皇陛下也不能絕對擔保陛下的安全。這一節要聽盟軍的了。」
8月16日，吉岡要溥儀挑幾個隨行的人。因為飛機小，不能多帶，溥儀挑了溥傑、兩個妹夫、三個侄子、隨侍李國雄和一名醫生，也就是家父。溥儀的第四個妻子「福貴人」李玉琴哭哭啼啼地要跟他一起走，溥儀卻堅決不肯帶她：「飛機太小，你們坐火車去吧。」
載著他們的飛機從通化出發，飛往瀋陽換乘大型飛機。不料在瀋陽等候飛機的時候，飛來的一隊飛機卻載來了蘇聯的軍隊。飛機著陸後，蘇軍立即將機場上的日軍繳了械，溥儀一行也從此淪為階下囚。
溥儀等人其後大部分時間都被拘留在西伯利亞伯力城的收容所。1950年7月，蘇聯把他們移交給中國政府，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7年2月25日，最高檢查院判決家父免於起訴，獲得釋放，被安置在遼寧鐵嶺勞改醫院任職醫師。兩年後，罹病去世，得年五十九歲。
我的「反帝情結」
在我長成的過程裡，經由家人口中所獲得的父親形象，是破碎而殘缺不全的。在白色恐怖時代，在「偽滿洲國」任職的官吏一律被國民政府打成「漢奸」，僅有少數親友知道家父是溥儀的御醫，我們對這件事也不敢多加張揚。直到1972年，我考取「教育部與美國東西文化中心」合設獎學金，到夏威夷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才從夏大存藏的圖書檔案裡，慢慢拼湊出父親的故事。
回顧這一頁歷史，我深刻感受到台灣人作為「亞細亞孤兒」的悲哀，然而，由於我是以研究社會科學作為專業，偏好以一種全球性的宏觀角度來看社會問題。在知道父親跟溥儀的故事之後，我並沒有成為一個狹窄的民族主義者。相反地，卻成為主張以「歐盟經驗」解決兩岸問題的和平主義者。在我的深層潛意識裡，有一種根深柢固的「反帝國主義」情結：不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裡，以三十年的時間，提倡並發展「本土心理學」；在政治運動方面，於1995年出版《民粹亡台論》；2003年，出版《教改錯在哪裡》，發起「反思教改」運動；2004年組織「民主行動聯盟」，發起「反六一○八億軍購」、「反修憲」，以及去年的「秋鬥阿扁」，都是出自同樣的「反帝情緒」。這是後話，將來有機會再作自我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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