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余英時先生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裡提到，曹雪芹先生用各種不同象徵，譬如「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呈現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無獨有偶的是莫札特的歌劇《費加洛婚禮》，雖以近乎荒誕的喜劇鋪陳，卻一樣在上流社會與奴僕階層之間，遊走這樣的情愫對比。只是《紅樓夢》或以大觀園的「內」與「外」區隔分野，但在莫札特的《費加洛婚禮》，它們似乎是互為唇齒，共生共存。
莫札特於1783年認識了劇作家Lorenzo da Ponte，並與他合作了三齣重要歌劇，除了《費加洛婚禮》，還有《唐喬凡尼》及《女人皆如此》。而《費加洛婚禮》從一開始就是在各樣的計中計裡，偵刺人性弱點。伯爵一方面覬覦女僕蘇珊娜，卻又懷疑妻子不忠，而莫札特在那樣的年代，幾乎顛覆了主僕階級與當時啟蒙時代的威信與假道德。在一連串的計策裡，我們也看到愛情的脆弱，蘇珊娜曾誤會費加洛與Marcellina的關係，同樣的費加洛幫著Barbarina找著信的別針，以為那是蘇珊娜與伯爵之間的信物，誤會蘇珊娜與伯爵終究有染。
只是莫札特並不只意在顛覆或批判人性弱點，他是藉著了解這樣的俗人俗事，找到攀登至純至善的梯子。他讓女僕Barbarina在找尋別針的時候，唱著極哀美的音樂，曾不了解為什麼在一件枝枝節節的事上，以如此優美的音樂行走，只是，回到文學的語彙裡，別針恐怕有了更深一層的象徵。當伯爵發現自己的妻子先前喬裝成蘇珊娜，所有的事全攤在陽光下時，莫札特讓伯爵與伯爵夫人唱著近乎天堂的音樂，只是這樣的天堂無關宗教，無關神，卻處處充滿人的剪影，人的姿態。
大部分的音樂家都認為，即便是莫札特的器樂作品都有著人聲本質。這是為什麼可以從他的歌劇裡，學習他的音樂語彙。鋼琴家及研究莫札特的權威Robert Levin曾提過，十九世紀對莫札特的了解，通常將他的音樂詮釋為品味、優雅與美。而對美的認知，演變成了粉飾過後的美。所以我們聽到的音樂就像是將莫札特容妝讓後人瞻仰遺容，而不是讓他活了過來。最重要的是他覺得只將莫札特當作和悅、舒宜或是美，幾乎是不可原諒的事，因為他的音樂其實包含了所有人性失序的層面。
而胡乃元也常說，過去學音樂的人包括他自己，多半依照十九世紀的方法了解莫札特，除了忠實的展現樂譜上的記載，不敢做過多的解讀。但過了多年，他對於「優美」這樣的框架與限制，越感不足，因為樂譜的記號是死的，音樂是活的。他想了解莫札特屬於「人」的特質，如果他僅是血肉之軀，究竟他是怎麼用音樂表達人性。而既是人，就有人的遭遇，人的情感，人的沮喪，甚至人的恐懼。他覺得在樂譜上同一小節，四個同樣的音符，也許有不同的長度，不同的音質，更不用說不同的音色。這觀念的改變，使得樂句得以呼吸，活化，有了感情與情緒，也因而人性化。
其實莫札特的歌劇不只是影響他自己的器樂作品，更影響了後世作曲家的創作，我們聽理查史特勞斯的《玫瑰騎士》，處處看見莫札特《費加洛婚禮》的影子，一樣從俗人俗事裡找到攀登至純至善的梯子。多半的人覺得莫札特的音樂純真如天籟，神童的光環下揮著天使的翅膀。但莫札特若是天使，也許他不會在汙濁裡找清澈，淫中見情，或在一連串的假計中看到真實。
http://mag.udn.com/mag/column/storypage.jsp?f_MAIN_ID=220&f_SUB_ID=1883&f_ART_ID=51136
莫札特於1783年認識了劇作家Lorenzo da Ponte，並與他合作了三齣重要歌劇，除了《費加洛婚禮》，還有《唐喬凡尼》及《女人皆如此》。而《費加洛婚禮》從一開始就是在各樣的計中計裡，偵刺人性弱點。伯爵一方面覬覦女僕蘇珊娜，卻又懷疑妻子不忠，而莫札特在那樣的年代，幾乎顛覆了主僕階級與當時啟蒙時代的威信與假道德。在一連串的計策裡，我們也看到愛情的脆弱，蘇珊娜曾誤會費加洛與Marcellina的關係，同樣的費加洛幫著Barbarina找著信的別針，以為那是蘇珊娜與伯爵之間的信物，誤會蘇珊娜與伯爵終究有染。
只是莫札特並不只意在顛覆或批判人性弱點，他是藉著了解這樣的俗人俗事，找到攀登至純至善的梯子。他讓女僕Barbarina在找尋別針的時候，唱著極哀美的音樂，曾不了解為什麼在一件枝枝節節的事上，以如此優美的音樂行走，只是，回到文學的語彙裡，別針恐怕有了更深一層的象徵。當伯爵發現自己的妻子先前喬裝成蘇珊娜，所有的事全攤在陽光下時，莫札特讓伯爵與伯爵夫人唱著近乎天堂的音樂，只是這樣的天堂無關宗教，無關神，卻處處充滿人的剪影，人的姿態。
大部分的音樂家都認為，即便是莫札特的器樂作品都有著人聲本質。這是為什麼可以從他的歌劇裡，學習他的音樂語彙。鋼琴家及研究莫札特的權威Robert Levin曾提過，十九世紀對莫札特的了解，通常將他的音樂詮釋為品味、優雅與美。而對美的認知，演變成了粉飾過後的美。所以我們聽到的音樂就像是將莫札特容妝讓後人瞻仰遺容，而不是讓他活了過來。最重要的是他覺得只將莫札特當作和悅、舒宜或是美，幾乎是不可原諒的事，因為他的音樂其實包含了所有人性失序的層面。
而胡乃元也常說，過去學音樂的人包括他自己，多半依照十九世紀的方法了解莫札特，除了忠實的展現樂譜上的記載，不敢做過多的解讀。但過了多年，他對於「優美」這樣的框架與限制，越感不足，因為樂譜的記號是死的，音樂是活的。他想了解莫札特屬於「人」的特質，如果他僅是血肉之軀，究竟他是怎麼用音樂表達人性。而既是人，就有人的遭遇，人的情感，人的沮喪，甚至人的恐懼。他覺得在樂譜上同一小節，四個同樣的音符，也許有不同的長度，不同的音質，更不用說不同的音色。這觀念的改變，使得樂句得以呼吸，活化，有了感情與情緒，也因而人性化。
其實莫札特的歌劇不只是影響他自己的器樂作品，更影響了後世作曲家的創作，我們聽理查史特勞斯的《玫瑰騎士》，處處看見莫札特《費加洛婚禮》的影子，一樣從俗人俗事裡找到攀登至純至善的梯子。多半的人覺得莫札特的音樂純真如天籟，神童的光環下揮著天使的翅膀。但莫札特若是天使，也許他不會在汙濁裡找清澈，淫中見情，或在一連串的假計中看到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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