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波的倒扁風潮中，「公民社會」是響亮而流行的詞彙。施明德在凱道廣場上表示，反貪腐是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前一波七一五學者也誓言建立一個獨立而自主的公民社會。到底什麼是公民社會，是數十萬群集首都的抗議群眾，亦或是以社會良心自居的知識分子？我的想法與很多人一樣，這些自發性的政治行動當然是公民社會的表現，只不過，他們不能完全代表當前台灣公民社會的全貌。更重要地，在部分電子媒體的片面呈現下，政治激情似乎成為了公民社會唯一的語言。
在九月十六日挺扁遊行的當天，高雄市教師會在旗津舉辦了與全球一百多國同步的國際海灘淨灘日活動。一群在地的中小學教師與大學生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組訓義工、設計環境教案、宣傳招募，一共有近四百多位的市民共同參與了這項活動，其中還有不少人士原來只是來旗津坐渡輪、吃海鮮。淨灘的主辦者是環境運動的老手，他們知道要如何進行跨國聯繫、爭取官方資源，聯絡媒體記者。為了促成更廣泛的參與，他們成功地邀請了慈濟與旗津國中，共同宣導資源回收與海洋教育的重要性。在短短一小時的撿拾活動中，參與者不只恢復了潔淨的海灘，他們學會了在平等而彼此尊重的前提下，進行分工合作。這個海灘上的公民社會實現了托克維爾所說的「結社的藝術」，因為活動的順利舉辦是有賴於民間主事者的幹練與人際網絡，而不是政府所提供的經費。透過這項活動，私人享樂的週未午後轉化成為有意義的公共參與，原本彼此不認識的淨灘者之間也建立了一種新的聯繫。
無論是政治抗議或是淨灘，都需要特定的理念作為引導。但是政治抗議往往需要強大的激情，這股情感力量使得群眾運動展現出巨大的衝擊，也帶來了令人不安的不確定性；相對地，淨灘只能憑藉著純粹的環境理念，結社的藝術使得活動成為可能，但是其本身並不是原初的動力。在十幾年前，這一群高雄的環境運動者也活躍於街頭戰場。為了保護柴山、衛武營、高屏溪，他們以市民權益的捍衛者自居，積極揭露官商勾結的特權，大聲抗議破壞環境的諸項開發案。在十幾年後的今日，他們的環境主張依然堅定，但是他們卻學會了抗議以外的語言。從激情倡議到更深入而廣泛的參與，台灣的環境運動豐富化了公民社會的意涵，也發現了更多種守護環境、愛惜自然的方法。如果說，動員污染受害者向政府討回公道是過去公民社會掙脫政治威權的象徵，那麼津旗海邊淨灘的活動則是台灣公民社會邊地開花的結果。
無論是表現在波蘭的團結工聯、菲律賓的人民革命、亦或是台灣解嚴後的街頭狂飆，人民對抗政府的強而有力景象促成了八○年代公民社會的論述：人民是團結一致的，要求活在真實之中（哈維爾語）。近來的政治局勢似乎又喚起這樣的觀念，但是這樣的看法卻忽略了當前台灣公民社會的分化與多樣性格。因此，如果我們仍然期待公民社會能夠帶來更良好的公共生活，就應該更珍惜淨灘這一類的自我組織活動。一旦將公民社會簡化成為群眾運動或是知識份子的聯署聲明，我們也就遺忘了這項寶貴的民主資產。
（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92500216,00.html
在九月十六日挺扁遊行的當天，高雄市教師會在旗津舉辦了與全球一百多國同步的國際海灘淨灘日活動。一群在地的中小學教師與大學生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組訓義工、設計環境教案、宣傳招募，一共有近四百多位的市民共同參與了這項活動，其中還有不少人士原來只是來旗津坐渡輪、吃海鮮。淨灘的主辦者是環境運動的老手，他們知道要如何進行跨國聯繫、爭取官方資源，聯絡媒體記者。為了促成更廣泛的參與，他們成功地邀請了慈濟與旗津國中，共同宣導資源回收與海洋教育的重要性。在短短一小時的撿拾活動中，參與者不只恢復了潔淨的海灘，他們學會了在平等而彼此尊重的前提下，進行分工合作。這個海灘上的公民社會實現了托克維爾所說的「結社的藝術」，因為活動的順利舉辦是有賴於民間主事者的幹練與人際網絡，而不是政府所提供的經費。透過這項活動，私人享樂的週未午後轉化成為有意義的公共參與，原本彼此不認識的淨灘者之間也建立了一種新的聯繫。
無論是政治抗議或是淨灘，都需要特定的理念作為引導。但是政治抗議往往需要強大的激情，這股情感力量使得群眾運動展現出巨大的衝擊，也帶來了令人不安的不確定性；相對地，淨灘只能憑藉著純粹的環境理念，結社的藝術使得活動成為可能，但是其本身並不是原初的動力。在十幾年前，這一群高雄的環境運動者也活躍於街頭戰場。為了保護柴山、衛武營、高屏溪，他們以市民權益的捍衛者自居，積極揭露官商勾結的特權，大聲抗議破壞環境的諸項開發案。在十幾年後的今日，他們的環境主張依然堅定，但是他們卻學會了抗議以外的語言。從激情倡議到更深入而廣泛的參與，台灣的環境運動豐富化了公民社會的意涵，也發現了更多種守護環境、愛惜自然的方法。如果說，動員污染受害者向政府討回公道是過去公民社會掙脫政治威權的象徵，那麼津旗海邊淨灘的活動則是台灣公民社會邊地開花的結果。
無論是表現在波蘭的團結工聯、菲律賓的人民革命、亦或是台灣解嚴後的街頭狂飆，人民對抗政府的強而有力景象促成了八○年代公民社會的論述：人民是團結一致的，要求活在真實之中（哈維爾語）。近來的政治局勢似乎又喚起這樣的觀念，但是這樣的看法卻忽略了當前台灣公民社會的分化與多樣性格。因此，如果我們仍然期待公民社會能夠帶來更良好的公共生活，就應該更珍惜淨灘這一類的自我組織活動。一旦將公民社會簡化成為群眾運動或是知識份子的聯署聲明，我們也就遺忘了這項寶貴的民主資產。
（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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