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七日上午，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戶民宅三樓突然冒出熊熊大火，有一人喪生。他，是為了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為了拒抗台灣高檢署以「叛亂罪」拘提他而引火自焚的「自由時代」雜誌社負責人鄭南榕。
鄭南榕自焚時，我是第二名進入火場的記者。在我衝進現場後，守在門口的中山警分局刑事組長侯友宜就伸開雙臂，暫時阻絕其他記者的採訪。
時隔十六年餘，每回我一閉上眼，就清楚的回憶起當時的場景。包括消防車灌救後淹至腳踝的水線、被大火燒得漆黑一片的四壁；包括隨後趕到現場的鄭南榕遺孀葉菊蘭女士；當然，還包括他們的女兒。
在記憶中，我看到葉菊蘭蹲在鄭南榕的遺體旁邊，一言不發。她悲慟得雙肩微微顫抖，儘管已經熱淚盈眶，但她卻強忍悲痛，連一滴淚也沒流下來。
這麼多年來，我強調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某方面來說，很受那次採訪經驗的感召。
但是，昨天的電視新聞中，卻播出一則令人駭然而且憤怒的消息。台聯籍的高雄市議員陳英燦竟然在市政質詢時，透過議會的大型播放顯示幕，重播十六年前鄭南榕自焚而死的場景。代理市長葉菊蘭端坐台下，她是備詢官員，面對如此難堪而悲痛的場面，她沒有迴避，只能默默的低頭拭淚。
坦白說，自民進黨執政之後，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控制，遠遠超過我的想像。新聞界在嘗過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操控後，原本以為換黨執政，一切可能會變得不同。但沒想到，那不過是前門拒虎、後門迎狼，沒什麼差別。
失望之餘，我也曾經多次以鄭南榕自焚為例，質疑現在的執政黨，是不是換了位子就換腦袋。但是，再怎麼嚴苛、尖銳的質疑，都不該以那種「現場重現」的方式，以最殘忍、最血淋淋的手法，強逼別人去面對最不堪回首的記憶。
陳英燦提醒葉菊蘭要注意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這樣的論點，我支持；但他選了一個最糟的方式，這樣的手法，我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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