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設高中大學」、「小班小校」、「教育現代化」……十三年前的四月十日,包括大學教授、家庭主婦、學生在內的各行業三萬多人走上街頭,大聲說出他們心底的渴望。他們不僅要求全面改造當時的教育環境結構,更希望傳統僵化的教育體制可以徹底鬆綁。

這場看似嘉年華會的盛大遊行,就是四一○教改運動的起源。兩年後,當時的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提出了「教改總諮議報告書」,行政院也核定「十二項教改行動方案」,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工程,就在廣大民意的期許下正式展開。

當初教改的立意,是讓孩子依其性向,透過多元的教育讓他們做多元發展。只是諷刺的是,教改十年下來,孩子的發展沒有多元化,依舊與升學考試纏鬥不休;反而是補習班因應教改後的課程內容,「業務」變得多元了。

楊太太自認是聯考制度的受害者,她不希望孩子變成跟她一樣只會讀書啥也不懂的呆子,當年也走上街頭參加了四一○教改大遊行。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的孩子卻成為教改制度下的白老鼠,她不但沒有從孩子身上看到自信與獨立,反而看到更多的困惑與徬徨。

「即使現在回頭去看一九九六年的教改報告書,仍然是熱血澎湃的,揭櫫的理想與目標,無一不是我們認同的核心價值。但為何走了十年之後,我們看到的教改每一件都是千瘡百孔問題?」長年關心教改的天下雜誌出版親子教育暨童書總編輯何琦瑜提出了她心中的疑問。

她直言,大家都說教改出了問題,但出了什麼問題?又沒人答得出來。「因為我們缺乏一個好的評鑑體系,每兩年review我們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該如何改進?」何琦瑜惋惜,我們的教育政策在一國多制的環境下,沒有清晰的、被信任的主張去研究、實驗。

但為何學校教育不被信任?因為學校提供的是一個骨質疏鬆的教育環境,在M型社會右端、擁有豐厚資源的家長,拚命把小孩送到外面去補習,但在M型社會左端的孩子,卻接收不到他該學習的東西。更有甚者,因為資源的分配不均與運用不當,導致M型社會下,整個教學反而W化了:變成差的更差、好的也被拉下來了。

下一個十年,教改何去何從?何琦瑜建議,整個教育體系該做的,是鼓勵孩子獨立思考、探索自我,「他們要自己找到那把鑰匙。」何琦瑜說,現在是google的年代,google裡什麼都有,重點是要問什麼?會不會問?

另外,家庭端也應發揮功能。許多家長根本不知道如何做一個父母。「父母絕對不是一個假日主題樂園,把孩子放假接回來就好了,這是個錯誤的價值觀、錯誤的家庭教育方式!」何琦瑜提出了她的擔心。

平心而論,十年教改並非一事無成,但因為國家教育政策缺乏中心思想,使得政黨在最後階段搖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十年教改究竟是百年大計或百年憂傷?無辜孩子會不會又成政策下的犧牲品?政治人物也許真該暫停口水戰,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了。

教改 百年大計或百年憂傷?

專訪/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撰文整理/中時電子報守寍寍

如果你是家長,是否非常憂慮當前台灣教育是否出了什麼問題。教改十年過去了,你覺得你孩子更快樂嗎?孩子是否達到當初教改所要推動的目標,變得更獨立、更有自信?

二、三十年前當我們還在為單一升學聯考制度努力,當時有明星學校、有升學壓力,當然也有補習班;二、三十年後的今天,教改也實施十年了,補習班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多了,因為補習班也跟著多元了,孩子的壓力也更多元了。

家長在這過程中,反而變成夾心餅乾,夾在升學壓力、教改制度及孩子、家庭中間,到底是要給孩子空間?還是逼迫孩子走上因應教改的這條不歸路?無辜的孩子也變成無頭蒼蠅,面對所謂多元及未來的競爭,他們簡直不知所措。

教改十年後,面對國際競爭力及青年創造力,我們應該回頭看看,台灣的基礎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天下雜誌出版親子童書的總編輯何琦瑜來討論這個議題。

以下是訪談主要內容。

與談人簡介:

中時電子報總編輯 郭至楨(以下簡稱「問」)
天下雜誌出版親子教育暨童書總編輯 何琦瑜(以下簡稱「答」)

問:你做親子童書,你也是為人父母,我們都走過單一聯考制度,我個人主觀認為過去聯考制度未嘗不好,某個層面它提供相對單純公平的競爭環境。現在的教改,當初立意也很好:讓孩子依性向,透過多元的教育讓他們做多元發展。但十年後的今天,孩子似乎沒有朝這方向發展。從媒體工作者、長期關注兒童,以及為人父母的角色,你怎麼看教改?

答:即使現在回頭去看一九九六年的教改報告書,仍然是熱血澎湃的,揭櫫的理想與目標,無一不是我們認同的核心價值。但為何走了十年之後,我們看到的教改每一件都是千瘡百孔問題?

因為自己做母親的關係,這兩年我對教育的關注更高。有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是,我們光有對未來的想像,但卻沒有一個好的配套及執行方法,去達到那個wonderland。政治人物可以一天一利多,但教改牽涉到一整代的孩子,我們不能一天一利多或口號治國,所有政策都應經過嚴謹的研究、實驗、推廣、控制,這是很重要的巡迴。

十年來大家都說教改出了問題,但出了什麼問題?又沒人答得出來。因為我們缺乏一個好的評鑑體系,每兩年review我們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該如何改進?我們也沒有一個好的執行方法,我們的國家教育研究院,當初期待成為國家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目前還躺在三峽,預算還沒通過、十六公頃的地荒廢在那裡。

每提出一個政策前,政府應該有非常嚴謹的研究:為什麼要走這條路?這條路為何比較好?應該怎麼走到那裡?例如現在爭議的北北基,或者是「一綱多本」、「一綱一本」,各方口水戰打來打去,都在指責對方違法,可是對我們家長來說,我們想關心的不是這個,我們想知道,「一綱多本」實驗了五年,這五年來產生了什麼問題?為何會有這些問題?可以如何改善?好處是什麼、壞處又是什麼?

如果今天要用「一綱一本」來重新替代研擬多時的「一綱多本」,「一綱一本」的好處是什麼?如何避免當初的一些問題?以及「一綱一本」實施後,可能會衍生的扼殺多元化問題?或者侵犯教師自主權的問題?我們沒有看到完整的配套,所有政策都是喊出來的,例如當初喊要鄉土語言、要本土化,所以我們就開始教鄉土語言,直到今天鄉土語言的合格師資還不到70%。



問:就像當初要推全民英語一樣?

答:國小教英文不是不行,只是何時開始教最好?應該用什麼方法來教?我們不可以把過去國中教學的那套方式,提前來壓迫國小學生。因為提早開始教,應該教不一樣的東西,不一樣的內涵有不同的目的,因為小孩的身心發展是不同的。

在教育部根據國際趨勢及所有專家研究後,九十學年度公布了一個政策,國小五年級開始正式教英文,結果全台灣廿三縣市只有六個縣市follow它的政策,其他全都偷跑、往下延伸,台北市早在小三就開始教。二○○五年,教育部發現一國多制不妥,於是宣布提前至小三開始教,但全台灣仍有六、七個縣市偷跑,包括資源貧瘠的南投。

為何教育部決定是小三?師資根本都不完備!如果從小五提前到小三,需要四千個師資,但現在全台灣合格的英語教師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師資如此缺乏,但各縣市都慌慌張張、家長也慌慌張張的提前開跑。在資源豐沛的縣市如台北市,預算也許容許它提前跑,且台北市早就發現,80%孩子在上小一之前都補過雙語補習班,有基礎銜接,但很多其他縣市是沒有的。

我們的教育政策就在一國多制的環境下,沒有清晰的、被信任的主張去研究、實驗,決定要從小三開始教,並要家長不必擔心,我們知道怎麼教、且知道教些什麼,師資培訓都已ready了。但我們不是,我們是政府一國多制、家長自力救濟。

中國時報整版談論M型社會,我心有戚戚焉。因為學校教育不被信任、因為學校提供的是一個骨質疏鬆的教育環境,在M型右端有資源的家長,拚命把小孩送到外面去補習,但在M型左端的孩子是接收不到他該學習的東西。以英文為例,很多英文教師感嘆,他們的英文課就是在幫補習班複習而已,沒有去補習班的孩子怎麼辦?他無法在正常的教學環境裡,學到他該學的東西。

英文如此,國文又何嘗不是?整個時數縮減後,新的教法沒有出現,我們的師資也沒有ready。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師資,就像是拿刀槍棍棒打一場廿一世紀的生化戰,因為前端沒有好的研究政策、沒有好的實驗基礎,也沒有相關的師資培訓,所以在第一線的老師,不能夠怪他們不努力、不加強或不創新,因為沒有一個中心主軸在帶領國家的教育政策。所以我們的師資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這狀況下,十年前我們想要的那個理想都無法實踐,因為它連基本的都沒有做好。



問:我們看到為人父母的焦慮與恐慌。大家都已開跑了,我在哪裡?「贏在起跑點」是大家熟知的行銷術語,但這句話卻也是許多父母的期望、焦慮,甚至是痛。

答:我做了十年的教育特刊,參與其中,我非常認同一些基本教育價值,包括「人生沒有所謂的起跑點,而是不斷在一個起跑點上、再學習」。但我覺得除了口號政策導致下端執行偏差之外,教改另一個失敗的核心,在於教改只看到教育組織體系內的情況,卻忘記了有一個龐大以家長為代表的社會群體,整個社會價值觀是沒有改變的!

例如基測,它與聯考很重要不同在於,基測是一個門檻測試,只有pass或not pass,過了這個門檻再輔以其他的能力表現,我們有多元入學。但問題是,這個多元入學實際上是fail的,因為家長把門檻賽當成精英賽,把這個60%的人應該通過的考試,當成是決定孩子要上哪個學校的考試。基測因為是門檻賽,內容是偏簡單的,現在把它當成精英賽、當成升學唯一的指標,家長為了那在某些門檻測試上可能沒有意義的一兩分差異,把孩子整個國中的青春、人生最具有創意、爆發力與學習的階段,為這簡單的考試重複地練習。

家長的價值觀沒有變的時候,體系裡如何多元入學都沒有用,因為它再多元還是要入那個學啊。每個小孩都要上建中、北一女,每個都要讀碩士,現在大家都是碩士啊,so what?



問:教改對立的一個團體就是家長。家庭裡,孩子是跟著家長的期望思維在走,二、三十年前就在補習,至今補習班更專業、更多元了。我想知道,家長的心態有沒有改變?

答:這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要一起連動去改。香港回歸後,整個中文教育課程要改革,他們從二○○○年開始,擬定課程的改革計劃,到二○○六年才實施,這中間是非常嚴謹的。其中最重要環節是,當test新的教法或課程,實驗被證明是可行的時候,它接下來做的不是馬上實施,而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推廣階段,對內在學校,要讓教師買單、讓教師學會並同意,知道如何用這套新的體系教學;對外是廣大的家長群體,它動用了所有政府可動用的相關資源,例如研討會、座談會,不斷與家長溝通,變成一個社會運動。

它們的中文教學,從過去的指定篇章背誦,改為較開放的模式。中文教學的核心在學會閱讀,以及透過閱讀學習。當它們改變之後,要鼓勵家長讓孩子有課外閱讀的機會與能力、以更好的閱讀能力做為整個課程的核心。這時候家長要配合什麼、家長要改變的思維又是什麼。
香港花很大力氣去做家長這端的推廣,而我們教改十年很失敗的是,我們一直著眼在教師教學行政及教育政策單位,卻忘記廣大的群體其實是沒有改變的。我們仍以學歷決勝負、家長仍擔憂孩子,例如孩子若對藝術有興趣,家長會擔心孩子吃不飽。今天孩子去念餐飲學校,家長仍覺得沒面子。如果是這樣,所有高職都可以變大學了。



問:我們教育政策創造出來的基礎門檻顯然是不及格的,因為有一大部分的人連基礎門檻都過不去。到底我們想創造出來的是一個精英試題,還是普遍化的東西?我們的教育到底想凸顯什麼?

答:教改呈現一個骨質疏鬆的狀態,前端的孩子透過補習來補強,後端的孩子怎麼辦?美國推動的no child left behind,沒有一個孩子落在後面,都會被帶起來,可是現在學校老師面對新的狀況:時數減少了、方法要改變、孩子面對的世界不一樣了,如果用傳統方法教學,沒有辦法把後面那端的人帶起來,資源的分配不均、運用不當,導致M型社會下,整個教學是W化了:差的更差、好的也把他拉下來了。

M型社會左端的狀態很嚴重,我們應該怎麼辦?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我最近在關心一個問題。因為少子化的緣故,很多學校都只有一兩班,教育部決定要廢校,引起很大爭議,教育部便提出政策,要求小校多元化發展,鼓勵小校發展遊學課程,把學校經營成一個觀光景點,讓其他學校的孩子或外地觀光客前來參觀。

而為了鼓勵小校多元化、朝遊學方向發展,教育部提撥經費。有個例子令我非常痛心:一個小校操場無錢修補,但教育部願撥經費讓它去探勘校內的溫泉!偏鄉小校是最需要教育的地方,我認為需要的地方就應給它最好的,原住民學校也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有個我認為不夠紮實的概念,就是一天到晚讓原住民唱歌跳舞,練習後出去比賽,反正他們會唱歌跳舞嘛,這樣讓他們有自信心。

NO!在那個偏?小校裡,學校是他們唯一學習、唯一可以在未來人生拿到一把鑰匙的機會,所以學校要做得更好、核心應該都放在學習上。一個偏鄉小校,師資已嚴重不足,還要用其行政去辦屬於觀光業的遊學,這與學生的受教權一點關係都沒有。

六十萬、一百萬給一個小校,它可以做多少事情!它可以給小校每個教師更好的武器,裝備其教學上的能力。小學可以做什麼呢?日本有的小校,專門收容身心障礙學生,讓他們有很好的學習。或者我們專收基測後20%的學生……小校的核心應該在這裡。

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教育經費是否足夠,而是如何運用。今年教育部有個補救教學的政策,例如台東縣每年都是基測評準最差的縣市,教育部就撥給台東三千萬元做補救教學,看明年能不能拉一分。這不是一個政策該做的事,該做的是,這三千萬元該怎麼用。其實拉那個一分可能沒有意義,如何把所有孩子拉上來,教學上、師資上要有什麼調整,需要之處要提供最好的。

在M型社會的另一端,可以念私立學校的家庭,你不必去擔心,因為他們會find the way out,會把小孩送到國外。但所有的公立學校都應該為大多數的中產階級以及邊緣階級,給他們機會,這才是把他們帶上來的唯一機會。基礎教育的重點應該在這裡。



問:教育部的廢校政策的確產生很大影響與危機,偏遠地區或山地部落的小學,頂多五、六十人,但那樣的學校所創造的價值與意涵,不只是那幾十個孩子的受教權而已,還包括以學校為中心,向外輻射到部落之間的連結、資訊的交流、文化的傳承。一旦偏遠小校被廢或被併,不只剝奪孩子的受教權,更嚴重者,切斷了社會與這個部落之間的聯繫。這會造成整個生態環境的改變,十分可怕。

答:反對廢校裡的一個聲音特別值得重視:學校常是這些部落唯一學習的核心,偏遠小校的教師甚至兼任很多工作,因為那裡的家庭常是失能的,大部分是隔代教養,或者父母在教育方面可能沒有那麼大的能力,老師除了要教孩子正常的功課與學習之外,還要看著他,給他所有成長為一個人的教導,包括品格、課後情緒……家庭教養的功能都由學校代替,所以這事情還蠻值得重視。



問:《天下雜誌》二○○七年的教育特刊,訪問了人口僅五百萬的芬蘭,這個小國對教育極為重視,因為每個小孩的成長都代表國家未來的競爭力,它們建立了跨黨派的教育政策,而政策實施前也積極建立全民共識與相關資源配套,因為政策持續實施,我們今天才得以看到芬蘭教改成功。回過頭來看台灣的教改,當初看到教改白皮書的滿腔熱血,如今卻變成快要崩解的教改。這中間,我們看到了口號教改、缺乏配套措施,以及無人管理解決問題,這三個環節,真的沒有人看到嗎?

答:這些問題,專家學者們及第一線教師都有提出來探討。香港曾有親中議員提議要用普通話教學,但香港教育局並沒有當場應允,而是由香港大學開始研究,從一個班到六個班、一個年級,看看是否適合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一年後發現,普通話教中文的效果,並未比廣東話教中文的效果來得好,因此最後未實施。

但我們現在的狀況是,大家都看到問題,也對問題發表看法,最後卻變成「誰大聲就誰對」的假民粹,缺乏一個紮實的主張。

有個核心的問題,三峽六十公頃的國家教育研究院仍閒置著,這個單位應儘快讓它獨立,成為獨立於現在行政體系之外的國家教育政策研究機構,所有政策在實踐之前都應該在這個教育研究院裡被討論、研究、實驗、試教、推廣、實行,我們還需要一個評鑑體系,畢竟教育是一個專業,我們應尊重專業並由專業主導政策,而不是某個團體大聲,該團體的話就成了口號政策。

教改至今,師資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是最重要的,但我們仍無教師淘汰系統,為什麼?因為有一方聲音很大。這種民粹的教育體制不能再下去了,應該有一個專業中立的第三者、國家級的教育政策研究單位,讓專業主導專業,其他人扮演自己適合的角色,畢竟我們只是看到很小一個面向的家長或觀察者。

如果前端做得好,後端包括媒體都可以施一份力,只是現在變成大聲政治,實在很荒謬。



問:教改十年,孩子真的從多元學習裡找到自己的興趣了嗎?《天下雜誌》教育特刊訪問建中校長吳武雄,他說「是怎麼樣的教育制度把我們的孩子給教笨了?」這話令人難過。教育終極目的何在?台灣有無可能打造一個沒有壓力的教育環境?

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九九六年曾有個報告:面對廿一世紀,我們到底要孩子學到什麼?教科文組織的專案負責人說了一句話:教育的目的是幫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懂得如何自我實現。

我們學習的一切目的,都是為了達到馬斯洛最上層的自我實現。一個公車司機,他懂得好好經營自己人生、做份內該做之事,成為一個負責的快樂公車司機,那麼我們教育體系是成功的。

「自我實現」是教育的核心,這份報告裡也提到四個孩子該學的事:第一是學會如何與人相處,我們面對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越來越多工作需要與人團隊合作,如何與自己及他人相處變得非常重要。

第二是學會如何學習(learning to know)。現在的世界不一樣了,我們記得什麼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想要問什麼、有沒有提問及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學習「如何學習新事物」的能力。

另外則是學習自我實現及學習與人相處。我覺得這些學習的核心,在現在的教育體制裡非常重要。我不認為沒有考試就可解決一切事情,人在自我實現路程中一定會遇到挫折及壓力,重點是你有沒有渴望學習的動機,知道自己學習是為了什麼,遠方的目標是什麼。目標在前方,你就有意願及動機去克服一切壓力。但我們的孩子不知他們的未來在哪裡、不知現在的考試與他的未來有什麼關係,上建中、台大是為了什麼?台大畢業還不是有很高的失業率!

我們應該重回教育原點:為了幫助孩子或自己,獲得一個自我實現的機會。如此才懂得經營自己的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同面向: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如何幸福快樂、如何讓自己帶著對社會有貢獻的心情去工作等等,這些層次都是遠高於我們要考台大、念研究所的。



問:「實踐自我」包括追求心裡的那個大夢,但每人心中大夢是什麼?牽涉到教育如何引領我們思考。教育是否教導孩子,一定要追求最尖端的富貴才算成功?還是教育帶給我們思維,在生命成長過程中,去追求自己幸福快樂、對社會有貢獻的自我實現?現在教育強調多元學習,但社會相對提供了發展的環境嗎?身為父母,你會支持子女追求夢想嗎?

答:我家有個追尋夢想的老公,這問題問到我的心坎裡!對於想跳舞的孩子,我會鼓勵他,但會提醒他注意,我們面臨的環境與以前不同,如果要跳舞,就要記得要做最好的舞者,未來的市場不只在台灣,全球化是機會也是威脅,如果你讓孩子年輕時有「要做最好的」這個志向,就不必擔心他迷失了方向。即使他到三十歲發現自己不是那其中最好的,他也可以退一步成為舞蹈老師,但他還是要在追尋的路程中,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要什麼,然後不斷鼓勵自己。你看到孩子眼中閃耀出跟你以前一樣的那種渴望,那也是一種享受。

自我實現有很多面向,重點不是他有沒有工作,而是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即使他做不到他想要的那件事,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當他妥協或轉換時,他知道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裡、要自己負責任。

現在小孩的問題是,他的人生都是被安排好的,他沒有機會選擇、沒有機會跌倒及探索,但沒有跌倒就沒有探索的機會、沒有失敗就不知如何選擇,就算是台大畢業、打開了所有門在他前面,他仍不知要走哪一個,也覺得人生沒有意義。

當初我們為什麼急於不要一試定終身、不要再加害下一代,是因為我們看到身邊四十歲的人,看起來似乎什麼都有了,但卻非常失落,因為他今天走的這一段,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也許他想成為一個攝影師,但今天卻是個平庸的工程師、根本不想要自己的工作,卻不知該怎麼辦,只好希望自己提前退休,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我們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不快樂的人,而因為我們上一代遭受了這樣的痛苦,於是了悟人生值得追求的事其實不多,讓他們(編按:指下一代)追求他們想要的。當他們跌倒時,因為這是他們的選擇,他們會自己負責任並站起來;沒錢吃飯時,他知道如何把自己養活,而不是回過頭來躺在我們身邊。



問:從基礎教育中找到自己未來發展方向,這是一種均衡的教育政策,但回頭來看,今天台灣似乎仍在走精英教育,到底該走精英教育或均化的國際教育?

答:精英教育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也是多元的一環,任何先進國家,教育體系裡一定有精英存在。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給所有有機會成為精英的孩子,無論其家庭背景,都有可能因為教育而成為社會的精英。

在這個社會裡,我們希望精英不代表私立學校或貴族學校出來的孩子,而是任何一個有天賦潛能的人,得以因為有公平紮實的受教權,而脫離原本貧困的環境,我覺得基礎教育要重視的是這一環。

但精英教育要抹滅或消除嗎?我覺得那是不必要的,現在大學裡的「繁星計劃」就還蠻值得鼓勵,我們鼓勵表現優異、家庭背景不太好的偏鄉高中學生,讓他有機會進入好學校,跟其他的精英一起學習,這是公平的受教權。



問:社會常加諸孩子有形或無形的壓力,為孩子貼上類似「草莓族」的標籤。其實孩子就像土壤裡的一株小小幼苗,當初播種時,給予這顆種子什麼環境,就會長出什麼植物出來。今天台灣社會給孩子一個什麼樣的學習成長環境,又給他們什麼養份,讓他們長成今天這個樣子?現在台灣社會給孩子的,是什麼樣的價值觀與思考能力?

答:我們真的給下一代太多標籤,他們的處境真的與我們不同。我看到像「農村營」或「牛車營」這樣的營隊,發現現在孩子是要花錢去體驗所謂的貧苦與困難的,他們的問題在於,什麼都有、什麼都不缺,他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們那一代,至少很清楚知道人生只有一個目的:升學,升學就是我們的鑰匙,打開後前途一片光明。但現在的孩子,我們拿了太多鑰匙給他們,他們不知如何選擇。

因此整個教育體系該做的是,鼓勵他們獨立思考、探索自我的能力,他們要自己找到那把鑰匙。現在是google的年代,google裡什麼都有,問題是,你要問什麼?更重要的是,在這個google的年代,你記得什麼、擁有什麼都不重要,只要你會蒐尋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其實是發問的能力,重點是你會提出那個問題,而那個問題是你真心關心、熱切想知道的,那麼你就會學到。

所以我們要鼓勵孩子發問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他要為自己找到那把人生的鑰匙,這是我認為在高中大學階段,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基礎教育階段有基礎學習,國、英、數,以及語言能力、閱讀能力的學習,這是孩子要往前走的一些工具,但當他到了高中、大學,就不必再重複背誦、記憶一些不需要的事情,帶他去探索、給他那把鑰匙。

我們今天講到的學校教學系統也一樣,廿一世紀教育的學習核心,都在談一件事:不是老師如何教,而是學生如何學,主動學習。芬蘭非常重視專題研習的能力,教師扮演引導的角色,讓他們透過發問,建立主動蒐尋答案的能力,這個過程乃是高中到大學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問:你剛才提到「learning to know」,這是一個重要基礎,未來我們能否從「learning to know」有效進化成「learning to do」?在google時代,to know everything是很簡單的事情,但當你知道後,要如何to do?或者知道後,如何advance去改善?這是另一種行動能力。

答:這一代都市孩子的確特別缺乏行動能力及生活體驗,例如小孩寫不出作文,因為他們生活根本沒什麼好寫的。早上六點半出門,晚上八點回家,根本沒有life,當然沒有感受力。(問:孩子回到家裡,甚至連對話都沒有。)

下一個十年該做什麼?我覺得家庭端非常重要,家長知不知道如何做一個父母?家庭成員應該發揮一些功能。我曾採訪過台中一所私立小學,它推出一個「慢接」政策,小孩子可以在學校吃完飯、洗完澡,寫完功課,回家只要睡覺就可以了。這個服務一推出來,家長趨之若鶩。學校非常有商業頭腦,符合父母需求,但我們反問一件事:如果小孩接回家只要睡覺,那要父母做什麼?

父母絕對不是一個假日主題樂園,把孩子放假接回來就好了,這是個錯誤的價值觀、錯誤的家庭教育方式,不該讓它再蔓延下去。我覺得,社會需要一個支援體系來幫助我們的家長。



問:今天我們談到十年教改到底改出什麼方向、改出什麼問題。十年教改後,孩子及父母是否根本不知如何因應未來發展與競爭條件?我們不能說十年教改一事無成,只能說國家教育政策缺乏一個中心的百年大計,在這過程中,需要更多社會共同的共識與信任,包括人民是否能信任政府、信任政治人物,因為經常是政黨在最後階段搖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

果真如此,十年後,面對教改,我們可能還在談同樣的問題,這是非常可悲的。十年教改究竟是百年大計或百年憂傷?是個值得我們面對省思的問題。從國家政策、父母心態,甚至是對於末來這一代孩子,自主學習、獨立思辨的能力,都應該從各方面一起各自努力,才是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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