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鄭經，面目模糊卻對台灣十分關鍵。一六六四年，鄭經率領閩客軍民渡台，開啟了漢人大規模植墾台灣的時代，也代表對鄭成功武力反攻的斷念。
他與陳永華建立了戶籍，土地與學校等社會制度，規劃了都市與國土配置，鄭經讓戰爭體制與經貿發展並行，當時的屯兵建營，彷彿是今日全台各地的眷村。鄭經的治理實績，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或有許多不足（尤其對原住民），但客觀來說，他治理的十九年，形成了台灣漢人社會的基本格局。
不同於降清的大臣，鄭經有著分疆裂土雄心，卻沒有反清復明的幻想。他留著正朔的招牌用以號召大陸上的抗清運動，但卻把權力牢牢抓在手裡，主導對大陸的和戰，讓明朝的宗室成為政權合法性的道具。
他曾派戰船加入三藩的造反，讓年輕的康熙陣腳大亂，但反清形勢不妙，他又及早抽身，另闢渠道與清廷討價還價。
面對清廷，他的態度十分務實，其父為之生死的信念，對他來說是可以談判的籌碼。在幾輪和戰之後，兩方差點就談成了比照朝鮮的解決模式，即登岸稱臣（承認特殊關係）卻不剃頭（保留固有的生活方式）。這是十七世紀的兩國論，中華帝國與藩屬國的特殊政治安排，最後卻因兩方缺乏信任而破局。
明鄭與清廷的談判，是東亞史上以小搏大的有趣案例。說明了即便無外國介入，海國小邦仍然可以在帝國名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中找到生存的空間。
從清朝的全局來看，台灣是重要但不急迫議題，所以在這場歷史的博奕中，康熙最大的成功在於審度實力，為新政權設定了議程順序。而鄭經的遺憾則是沒有把握時勢，為台灣做出最有利的安排。三百多年後，我們可以從這段歷史中學到什麼？
鄭經的人格裡，混雜著務實與偏執，靈活卻也有所堅持，對大局清醒認識卻心有不甘。因為清醒，所以能在內鬥中勝出，必要時伏低作小。因為不甘心，所以即使面對康熙鼎盛的國勢，也要挺直腰桿，逆勢搏一下。鄭經的打拚，讓當時的華南漢人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而他這種矛盾的氣質至今還留在台灣人的性格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首推李登輝。
作為台灣的掌權者，李登輝為威權轉型後的台灣社會定下了基調。面對中美台海的格局，李登輝有著太多想作為卻不能的苦處，必須在許多標籤間遊走，他的言詞與行動都可能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激烈的改變。這種無奈的心緒與思想的彈性，讓李登輝根本有別於各種主義的虔信者，要理解李登輝的變與不變，四百年前的鄭經是個不錯的參考對象。
我無意以古人來論斷今人，歷史的劇本由當代人譜寫，所以結局當然可以不同。有志拚搏當然是好事，但昧於形勢的人則絕無勝算。現今的中共對海洋與經濟比起清朝更為進取，所以台灣面對經濟合圍的情勢也遠甚於明鄭，只是危機當前，在位的統治者卻懵懂如朱一貴。
鄭經早薨，未及見到傳子不肖，李登輝的高壽與民主政體可以讓他在暮年作出調整，也許是年少初衷的迴響，更有可能是不願為敗德的繼任者背書。
打拚是一種與命運對抗的的頑勁，是台灣這個移民社會的珍貴資產。但打拚不是閉著眼睛蠻幹，沒有對形勢的理解，小則白費力氣，嚴重則是讓幾代人事與願違，希望落空。況且台灣困局的複雜性，又豈是單一意識形態所能觀照。但願我們埋首打拚之餘，多抬頭看看世界和聽聽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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