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從「制度瑕疵」與「無犯罪認識與故意」看馬英九特別費案，筆者不認為馬犯有貪汙，然而，在檢察官偵辦過程中，倒是有一項值得思索的作法：檢察官顯然對馬英九賦課了「自證財產正當」的義務。

這個要求，尤其對官箴日壞、深陷貪腐泥淖的台灣而言至關緊要。只不過，這個要求不應只作用在馬英九的個案上（將會是一種不正義），而應透過立法，普遍適用於所有公務員涉及的貪汙案件上。而新加坡的作法即值效法。

對習於走後門的華人社群，貪汙是政治清明的最大障礙。然而，同樣屬於華人社群的新加坡，在一九五二年成立專責的反貪汙調查局，並於一九六○年修訂「預防貪汙法」、一九八九年通過「貪汙利益沒收法」後，情形大有改觀。

新加坡的反貪法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涉貪者除去其「無罪推定」的保護傘，亦即，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由檢察機關負擔，但在貪汙案件中，則由被告負擔舉證責任。其亦規定了公職人員對於財產來源的交代義務，涉貪被告須對其所有金錢、資源或財產的增加，與所得不相稱的部分，作出合理說明，否則即可視為犯罪證據，論罪科刑。這部分香港亦有類似規定。

除了嚴格的財產申報制度外，新加坡並嚴格限縮公職人員利用職務獲取利益的可能。包括：一、不能接受餽贈，若收受之必須交給國庫對外拍賣（受贈者有優先購買權），否則以貪汙論罪。二、接受邀請參加宴飲，均須詳填報告，否則視為違法。三、公務員不能借超過其薪俸三個月的無抵押貸款，向財務機構和保險公司貸款須有足夠的抵押品（這可與我國立委成為銀行呆帳大戶，形成諷刺對比）。

或有論者認為，這會牴觸「無罪推定」的刑事訴訟原則，然而「無罪推定」並非絕對上綱的標準，究其歷史成因，實係一種權力平衡的產物。緣於西方早期司法機關作為統治工具，屢屢運用公權力，透過犯罪的訴究，對弱勢人民加以迫害。無罪推定，要司法機關舉證犯罪的規定，就成為保障人民免受政府迫害最重要的權力平衡工具。

然而，這樣的工具若掌握在權力擁有者手上時，就成為犯罪保護傘，反而會造成權力失衡。一方面其可以透過行政權力影響、掩蓋、阻擾司法機關的犯罪偵訴，一方面，又不須自負未貪汙的舉證責任，於是追訴貪汙的機制便成具文。這是台灣為何成為貪腐政客逍遙天堂的緣故。

要保障人民免受貪腐迫害，就必須逆轉「無罪推定」的證罪原則，賦予公職、民代，在貪汙案件上自證無罪的義務，否則人民永難脫離被政客魚肉的苦境。

當然，部分官員、立委本身即居於貪腐中心，要其制定嚴格的反貪法制，無異於緣木求魚，因此，這樣的壓力，必須來自於人民、選票，第七屆立委改選在即，選民應將廉政立法作為最重要的政見檢視標準，仔細看看候選人和其所屬政黨，誰在反對反貪立法。

http://udn.com/NEWS/OPINION/X1/37254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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