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或安逸大概都不是最有利於寫作的條件。李後主若不經亡國之痛，曹雪芹要不是忽然家道敗落，極可能不但不會有相同的文學成就，甚至可能沒有作品留下來。這倒不是說「文窮而後工」。窮和工是另一層關係。我要說的是，文學儘管描繪人間萬象，但是，對奢華富麗的描繪，我們在作品中看到的，多半來自觀察者甚至想像者，而不是親身經歷者。──有機會置身其中的人，即使有寫作天分，可能也欠缺足夠的動機。
因而，像伊蒂絲‧華頓（Edith Wharton, 1862-1937）那樣，在作品裡為她親歷的世界留下那麼多華麗的紀錄的，在作者中並不多見。近代的華文文學史上，最有可能做類似事情的人，也許是張愛玲，因為既有貴冑的背景，又有寫作天才和書寫的強烈動機。然而儘管張愛玲的外曾祖父是李鴻章，祖父張佩綸也曾貴為清廷御史，到了張愛玲的年代，皇朝傾覆了，家道也中落了，張愛玲空有承自家世的眼界，卻不曾過錦衣玉食的日子；她觀察的繁華，縱是「華美的袍子」也早已「爬滿了蝨子」，而她所書寫的，也儘多是謫落凡間後體會的俗常生聚、市井悲歡。
華頓夫人生長在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西方華麗繁縟的儀節和物質文明的精緻這時都到了歷史的頂點。她既是紐約的豪富之家的掌上明珠，又在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就隨家人到歐洲長住，遍覽歐洲歷史地理的豐盛；她所受的經典教育和本身的才情，更使她能夠和同代的政界名流、才士作家都廣泛交往。我們也許可以說她是個幸運的張愛玲，雖然張愛玲是不是會羨慕她的際遇我們無從知道。
華頓夫人最負盛名的作品應是她的小說《純真年代》唻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啀。《純真年代》寫的是一個婚姻失敗的女子努力要回到紐約的上流社會所面對的困難，和過程中意外發展出來的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但是華頓夫人對故事的鋪陳卻使《純真年代》有如一部當時紐約豪門生活的起居注。一開場為介紹年輕的戀人Archer和May出場所設計的劇院包廂場景，從眾名流在劇院裡的儀式性入座，到婚姻觸礁自歐洲回到紐約的Olenska伯爵夫人出現，所有的騷動私語，神色傳遞，都為我們準備了華麗的紐約豪門舞台和背後錯雜的人情網絡。
華頓夫人也在各個場景不厭其詳地描寫各人的衣著服飾、室內外擺設排場、座次儀節……紐約這個當時乍富的世界大都會，像所有脫離母國的殖民社會一樣，對某些象徵身分的禮俗儀式，維持著比母文化更嚴苛的尺度；那也是個有人可以單靠家業而無所事事，成為地位崇隆的新貴族的世界。維護這個世界的銅牆鐵壁不可動搖，也不容任何「瑕疵」侵入，成為他們最大的使命。Olenska伯爵夫人是失德夫婿的受害者，但回到她自己的社會，她的不幸卻使她成為他們所拒斥的「瑕疵」。當局者掙扎的艱難，也就更見戲劇張力。
Olenska所屬的家族為了重新讓她被上流社會接納，所動用的人脈和排場活脫是《紅樓夢》裡寧榮兩府的陣仗，連賈母、鳳姐諸人的對應角色都呼之欲出。曹雪芹在大觀園扮演什麼角色我們不確定，但他在感情上認同自己筆下的寶玉和黛玉則很確定。《純真年代》有多少華頓夫人的自傳成分我們也不知道，但在現實世界裡她和Olenska一樣，既出身於紐約上流名門，又長時間居留歐洲，眼界、教育和觀念都遠遠超前了紐約那個豪門小圈子。她自己在二十三歲和另一個富室子弟聯姻，不愉快的婚姻維持了三十三年仍告仳離，但其間兩人都有外遇之實。華頓夫人對像她這樣的女性在那個時空背景下，不管是婚姻圍牆內外的自我掙扎，還是對禮俗觀念所加於當事人的桎梏，自然是感同身受。《純真年代》裡的Archer，馬上要和美麗嫻靜門當戶對的May成婚了，但見到Olenska，卻被她不同於紐約社交圈的自然優雅和自信獨立所吸引，不能自拔。華頓把她的同情轉換為現實故事裡當事人相惜的情愫，顯然也是一種自我角色的移置。不過，如果拿來和紅樓人物比較，Olenska和Archer畢竟在禮教、感情和後果的衡量之間，都已是更有判斷力和克制力的成人；不同於未經世故的寶玉黛玉，成了家族力量的悲劇犧牲品，Olenska選擇離開，成全對方看來珠聯璧合的婚姻，也成為Archer在看似美滿的婚姻中永遠如有所失的一角遺憾。要等將近三十年後，男主角才從兒子口中，知道他的母親、自己一直以為只是個單純守分的美麗妻子的May，原來自始就明白丈夫的心思。她臨終告訴兒子的，是讓他知道她對丈夫沒有越界的感激。比起上一代思想遠為開放的兒子，在母親死後費心安排父親到巴黎去見一直獨居的Olenska。然而Archer卻在到了她公寓門前的最後一分鐘，決定不進去相見。不管是出於寧可保有一生美好的記憶，不願現實破壞，還是為報答逝去的妻子終生不曾拆穿的寬容。華頓夫人的最後安排，仍映照了她所批判又追緬的那個老紐約──它在杯觥交錯、堆金砌玉之外，在同一個禮教下的人情克制之美。寶玉黛玉的生死以之，Olenska、Archer的成全自制，各留遺恨，但也許也各保留了一種情分的「純真」。
《純真年代》使華頓夫人成為第一位獲得普立茲文學獎的女性作者（1921），也在兩年後使她成為第一位獲頒耶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的女性。她在1913年離婚之後就定居巴黎（正是Olenska的寫照），一直到1937年過世，二十四年中只在接受耶魯的榮譽學位時回到美國一趟。她在巴黎的豪宅固然是文士名流麇集之所，在義大利的別墅也成為畫家的題材，即使在世的最後四分之一世紀都不曾親履的美東的宅第，現在也成了遊客如織的華頓紀念古蹟。這個位於麻塞諸瑟州，有四十幾個房間、占地百畝的豪華宅第（她稱之為「山莊」Mount）是她在1902年親自設計建造的，而依據的設計理念正是她的第一本著作《房屋設計》（The Decora-tion of Houses, 1897）。華頓夫人可以說是少有的生於富貴死於繁華的作家，而她的品味、興趣和才華又足以和自己的際遇相得益彰，則留給後世最華麗的人生及文學切片，也是事所必然了。
http://mag.udn.com/mag/column/printpage.jsp?f_ART_ID=50100
因而，像伊蒂絲‧華頓（Edith Wharton, 1862-1937）那樣，在作品裡為她親歷的世界留下那麼多華麗的紀錄的，在作者中並不多見。近代的華文文學史上，最有可能做類似事情的人，也許是張愛玲，因為既有貴冑的背景，又有寫作天才和書寫的強烈動機。然而儘管張愛玲的外曾祖父是李鴻章，祖父張佩綸也曾貴為清廷御史，到了張愛玲的年代，皇朝傾覆了，家道也中落了，張愛玲空有承自家世的眼界，卻不曾過錦衣玉食的日子；她觀察的繁華，縱是「華美的袍子」也早已「爬滿了蝨子」，而她所書寫的，也儘多是謫落凡間後體會的俗常生聚、市井悲歡。
華頓夫人生長在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西方華麗繁縟的儀節和物質文明的精緻這時都到了歷史的頂點。她既是紐約的豪富之家的掌上明珠，又在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就隨家人到歐洲長住，遍覽歐洲歷史地理的豐盛；她所受的經典教育和本身的才情，更使她能夠和同代的政界名流、才士作家都廣泛交往。我們也許可以說她是個幸運的張愛玲，雖然張愛玲是不是會羨慕她的際遇我們無從知道。
華頓夫人最負盛名的作品應是她的小說《純真年代》唻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啀。《純真年代》寫的是一個婚姻失敗的女子努力要回到紐約的上流社會所面對的困難，和過程中意外發展出來的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但是華頓夫人對故事的鋪陳卻使《純真年代》有如一部當時紐約豪門生活的起居注。一開場為介紹年輕的戀人Archer和May出場所設計的劇院包廂場景，從眾名流在劇院裡的儀式性入座，到婚姻觸礁自歐洲回到紐約的Olenska伯爵夫人出現，所有的騷動私語，神色傳遞，都為我們準備了華麗的紐約豪門舞台和背後錯雜的人情網絡。
華頓夫人也在各個場景不厭其詳地描寫各人的衣著服飾、室內外擺設排場、座次儀節……紐約這個當時乍富的世界大都會，像所有脫離母國的殖民社會一樣，對某些象徵身分的禮俗儀式，維持著比母文化更嚴苛的尺度；那也是個有人可以單靠家業而無所事事，成為地位崇隆的新貴族的世界。維護這個世界的銅牆鐵壁不可動搖，也不容任何「瑕疵」侵入，成為他們最大的使命。Olenska伯爵夫人是失德夫婿的受害者，但回到她自己的社會，她的不幸卻使她成為他們所拒斥的「瑕疵」。當局者掙扎的艱難，也就更見戲劇張力。
Olenska所屬的家族為了重新讓她被上流社會接納，所動用的人脈和排場活脫是《紅樓夢》裡寧榮兩府的陣仗，連賈母、鳳姐諸人的對應角色都呼之欲出。曹雪芹在大觀園扮演什麼角色我們不確定，但他在感情上認同自己筆下的寶玉和黛玉則很確定。《純真年代》有多少華頓夫人的自傳成分我們也不知道，但在現實世界裡她和Olenska一樣，既出身於紐約上流名門，又長時間居留歐洲，眼界、教育和觀念都遠遠超前了紐約那個豪門小圈子。她自己在二十三歲和另一個富室子弟聯姻，不愉快的婚姻維持了三十三年仍告仳離，但其間兩人都有外遇之實。華頓夫人對像她這樣的女性在那個時空背景下，不管是婚姻圍牆內外的自我掙扎，還是對禮俗觀念所加於當事人的桎梏，自然是感同身受。《純真年代》裡的Archer，馬上要和美麗嫻靜門當戶對的May成婚了，但見到Olenska，卻被她不同於紐約社交圈的自然優雅和自信獨立所吸引，不能自拔。華頓把她的同情轉換為現實故事裡當事人相惜的情愫，顯然也是一種自我角色的移置。不過，如果拿來和紅樓人物比較，Olenska和Archer畢竟在禮教、感情和後果的衡量之間，都已是更有判斷力和克制力的成人；不同於未經世故的寶玉黛玉，成了家族力量的悲劇犧牲品，Olenska選擇離開，成全對方看來珠聯璧合的婚姻，也成為Archer在看似美滿的婚姻中永遠如有所失的一角遺憾。要等將近三十年後，男主角才從兒子口中，知道他的母親、自己一直以為只是個單純守分的美麗妻子的May，原來自始就明白丈夫的心思。她臨終告訴兒子的，是讓他知道她對丈夫沒有越界的感激。比起上一代思想遠為開放的兒子，在母親死後費心安排父親到巴黎去見一直獨居的Olenska。然而Archer卻在到了她公寓門前的最後一分鐘，決定不進去相見。不管是出於寧可保有一生美好的記憶，不願現實破壞，還是為報答逝去的妻子終生不曾拆穿的寬容。華頓夫人的最後安排，仍映照了她所批判又追緬的那個老紐約──它在杯觥交錯、堆金砌玉之外，在同一個禮教下的人情克制之美。寶玉黛玉的生死以之，Olenska、Archer的成全自制，各留遺恨，但也許也各保留了一種情分的「純真」。
《純真年代》使華頓夫人成為第一位獲得普立茲文學獎的女性作者（1921），也在兩年後使她成為第一位獲頒耶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的女性。她在1913年離婚之後就定居巴黎（正是Olenska的寫照），一直到1937年過世，二十四年中只在接受耶魯的榮譽學位時回到美國一趟。她在巴黎的豪宅固然是文士名流麇集之所，在義大利的別墅也成為畫家的題材，即使在世的最後四分之一世紀都不曾親履的美東的宅第，現在也成了遊客如織的華頓紀念古蹟。這個位於麻塞諸瑟州，有四十幾個房間、占地百畝的豪華宅第（她稱之為「山莊」Mount）是她在1902年親自設計建造的，而依據的設計理念正是她的第一本著作《房屋設計》（The Decora-tion of Houses, 1897）。華頓夫人可以說是少有的生於富貴死於繁華的作家，而她的品味、興趣和才華又足以和自己的際遇相得益彰，則留給後世最華麗的人生及文學切片，也是事所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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