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我和哥大的緣份始於一九三四年。那年秋天，我懷著米蘇里新聞學院一張碩士文憑和馬丁院長寫的三封介紹信，從中西部小鎮「哥倫比亞」來到紐約市的大學「哥倫比亞」。介紹信是幫畢業生找出路的例行公事，那年頭留學生在美國謀白領職業是聞所未聞的，要想廁身大眾傳播界更是無絕無僅有。倒不只是種族歧視：新聞報導和寫作全仗文化背景和個人觀點，怎能讓外人越俎代庖？

我最近一次、應該也是最後一次、回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是一九九一年去參加夏志清教授的榮休慶祝會。不像從前那樣，這回沒搭「百老匯七馬路」地鐵到一一六街，看見車站牆壁上嵌有淺藍色瓷磚才冒出地面來。這天身邊帶了過夜的小提箱，是喊了一輛「的士」驅車而來的。


橫貫哥大校園的這條街、當年車輛頻繁的通街要道、現在已劃入大學校址，但仍讓步行的市民各色人等橫七豎八地穿梭往來。記憶中的兩大路標，一個碩大無朋的墨晶日晷早已像「飛來峰」一樣，不知去向，留下端坐中央「羅氏圖書館」前Alma Mater銅像，永遠在敞開雙臂、歡迎四面八方來的莘莘學子投入她的懷抱。
我拾級而上往東走到「東亞學系」的所在地Kent Hall「懇德堂」。四樓辦公室裡不見夏公，也沒有別的熟面孔；招待我的是已經通過幾次電話接洽今晚宿舍的一位小姐。她馬上替我拎了小皮箱，領我去拿房間鑰匙。我們穿過廣場，眼前又是一番景象。五十多年前，我就讀哥大時，這塊鬧中取靜的的地皮叫「南操場」，用做大學本部上體育班的唯一場地，草地四圍行人道冬天臨時鋪上木板，穿著套頭運動衫褲的健兒在上面咚咚地練跑。

緣份

我們走著路彼此搭訕起來，問起小姐的名字，裡面有一個「紅」字。原來是大陸來的留學生，人長得明眉皓齒、小巧伶俐。談話中她有意無意透露一句「我的先生」，我聽了一楞：原來不是「小姐」。我遙指廣場右首那座古老的大樓，告訴她那是半世紀前我住過的一棟宿舍，叫做Furnald Hall「福爾瑙樓」。（……在這裡我寒窗苦讀，直到快要離開哥大時才趕出一篇國際公法的碩士論文……）

宿舍辦公處依舊設在校園東首「李文思頓樓」底層。這裡人多手雜，不像我從前光顧時小窗戶只有一人把關。跟我們打交道的也是一住東方小姐。「紅」告訴我她是台灣來的，可是她們彼此交談全部用美語。近幾十年此地人文景觀的變化，不亞於街景。

我和哥大的緣份始於一九三四年。那年秋天，我懷著米蘇里新聞學院一張碩士文憑和馬丁院長寫的三封介紹信，從中西部小鎮「哥倫比亞」來到紐約市的大學「哥倫比亞」。介紹信是幫畢業生找出路的例行公事，那年頭留學生在美國謀白領職業是聞所未聞的，要想廁身大眾傳播界更是無絕無僅有。倒不只是種族歧視：新聞報導和寫作全仗文化背景和個人觀點，怎能讓外人越俎代庖？老實說，我自己也無意久居是邦。通常留學過程為期四年：一年碩士、三年博士，然後「學成歸國」。我來了剛過一年，總要多待一下，見識見識紐約這個大都會，弄一張頭等學府的文憑回去，不然豈不是「沒面目見江東父老」？（……這是我自己的心境，也是我冷眼旁觀，一般留學生的傳統觀念。我還用自命為幽默的筆調就此題目寫了一篇稿子寄回上海一家英文雜誌The China Critic發表……）

三封介紹信中，一封是致美國新聞事業機關刊物Editor ＆ Publisher（編輯人與發行人）的經理James Scott Brown和助理Robert U.Brown布朗父子。他們的辦公處在紐約百老匯最熱鬧的地點「時報方場」那座形似背脊的大樓裡。叫我失望的是「時報」總部早已搬到鄰近四十三街新建的大樓去，這裡只有訂報和分類廣告部門的幾間辦公室。我跟兩位布朗先生寒暄了幾句，謝了他們奉送的刊物就告辭。

轉學

第二封信把我乘地鐵帶到曼哈頓半島下城工業區去見一位道地的報人，「史克立普斯．哈華德報系」Scripps-Howard Syndicate的總裁哈華德（Roy Howard）。我這個初來乍到的紐約「客」，剛學會了看《紐約客》雜誌，看見上面登過一篇哈華德的「側面相」（Profile），題目叫「The Man in the Pistachio Shirt」（「穿著白果色襯衫的人」）。現在我面對這個角色，倒要看看他的襯衫怎樣與眾不同。哈華德先生中等身材，留著兩撇短鬚，那天身穿一件粉色襯衫，不知是否「白果色」。這位大忙人──他的報系旗下除各大城的日報外還有美國當年第二大通訊社、「聯合社」─就在他的下午報《紐約世界論壇報》一間凌亂噪雜的編輯室裡接見我。多半時間他談去過中國，認識董顯光先生。（……董氏我也見過，他是米蘇里新聞學院的老校友，在美國報人當中交遊頗廣。一年前我在放洋前夕，曾去他主持的上海英文《大陸報》The China Press報館拜會他。……）

哥大的「新聞學研究院」，地點離我住的「國際學舍」不遠，就在百老匯一一六街觭角。院長艾克曼（Carl W.Ackerman）模樣像個公司經理，看了我從米蘇里帶來的介紹信，滿臉堆笑表示歡迎，但一聽我說已有新聞學碩士學位，無意再讀新聞學，他馬上把臉一沉，草草結束了這個談話。

我來哥大一心是要轉學政治系，主修「國際關係與國際公法」。胸中有以下幾種想法：燕京和米蘇里的幾年令我感覺到新聞之所為學，是要從實際工作上得來，不能算是學院性的學科。燕大一位級友陳岱礎，畢業後來美在哥大攻讀國際法，跟我不時通信，盛讚他那裡的師資，都是歐戰後享譽國際學界和政界的人物，說得我心嚮往之。好不容易來到哥大，不拿個博士文憑，豈不是「空入寶山」？我雖然一面感到這種「新科舉」觀念的諷刺、一面也被這個牢不可破的傳統在作祟。

我於是註冊上課，課室分別在「費爾韋特堂」（Fayerweather Hall）和「懇德堂」兩座大樓，在這裡我開始親炙幾位名教授。教「國際組織」的詹伯倫（Prof.Joseph Chamberlain），白髮童顏，看來已近退休年紀，他講述的是「國際勞工組織」、「萬國郵政聯盟」等老牌而不大有爭議性的機構，班上學生不多，就在老師辦公室裡上課，只見壁上掛有一副中文對聯，想是往年門生留贈的。

教授

國際關係方面的課程，學生甚眾，多半在大講堂上課。講戰後世界局勢的沙特韋爾（Prof.James T.Shotwell），據說是巴黎和會美國代表團參與起草「凡爾賽條約」的一員，原籍加拿大。此公也上了年紀，講課有氣無力。相反的，講歐洲近代史的摩恩（Porf.Parker T.Moon）卻是一表人才，風度十足，每次上課都有精彩的表演，季終末一堂講授完畢，滿堂男女學生掌聲如雷。

有一回Prof.Moon講納粹領袖希特勒，怎樣逐步違反凡爾賽公約制裁德國的條款。他引用名噪一時的猶太笑匠艾迪．凱脫（Eddie Kantor）廣播節目裡的噱頭說，一個冒牌大力士自誇能把幾千頁厚的電話簿一撕兩半，人家不相信，大力士說：「這有啥稀奇。我每隔一頁撕一張，整本書不就撕成兩半？」摩恩教授說希特勒破壞凡爾賽條約，用的就是這個辦法。

他的岳丈海斯（Prof. Carleton J.H. Hayes）是哥大歷史系的名教授。翁婿兩人合著的《歐洲近代史》是學生必讀的一部經典教科書。不久以後。報載Prof.Hayes被特任美國駐梵蒂崗大使。

哥大的女校巴拿學院有一位政治學教授莫雷（Raymond Moley）也是響噹噹的時人。他原是羅斯福總統智囊團的一員，但跟老板鬧翻了又回來教書。他的一門課是巴拿和哥大合開的，就在我們的大講堂講授，時常請紐約政界名人來課堂現身說法。這天請來一位風雲人物，前紐約市長傑米．瓦克（Jimmy Walker），男女同學特別踴躍聽講。這位不久以前在禁酒年代號稱「花花公子」的愛爾蘭裔政客，走上講壇一語不發，故意用腳在長方形的講台後面撥動兩下道：「What, no brass rail？」─踏腳的「銅欄杆」原是當年酒吧間必備的裝修─他這句開場白引得哄堂大笑。

還有一位愛講笑話的教授是教「歐洲政府」的羅傑士（Prof.Lindsay Rogers）。他那堂課時間是下午一點，天氣暖和，師生都想打瞌睡。老師大概在教職員俱樂部（Men’s Faculty Club）午餐多飲了兩杯，滿臉通紅，欣賞自己的笑話，講完一段「沙皇」與「貓」的故事，或是給「統計學」下個不太恭維的定義，就獨自咯咯作無聲之笑。

幽默之外

哥大當年的教授都是這樣幽默的嗎？還是我回想起三十年代的陳年舊事，作了選擇性的記憶。無論如何，我當時聽課是一本正經的。除了努力吸收課程內容之外，唯一與美國同學不同的，就是作為剛從中國來的人，我無時無刻不想著遠隔重洋的家國，惦記他們在日本侵略山雨欲來之際處境如何。我天天注意紐約時報上的中國通訊寥若晨星，在名為國際關係的課程裡也嗅不到絲毫遠東氣味，聽到的只是沒完沒了談論歐洲局勢。

當時我讀了Raymond Moley新出的一本回憶錄，談到他跟羅斯福總統意見不同的一個細節，關於日本成立「滿洲國」的問題，他引羅斯福的話說：「我不能不支持史汀生的Non-recognition Doctrine（不承認主義），我的祖先跟中國有過生意來往的啊！」莫雷教授認為外交政策不能這樣感情用事，我卻很高興看到這點對華政策的歷史腳注。

哥大制度，每班學生分Ｈ和Ｐ兩類：Ｈ是Hearing（旁聽），沒有學分；Ｐ是代表Passing（及格），那是須要參加季終考試而及格的。我讀的都是「國際關係」一些必修科目，考試及格也不成問題。但一年半載下來，總覺得不夠挑戰性。年輕人雄心萬丈，決定把學習重點移到「國際公法」方面去，將來寫論文也要在這方面，才算真正作學問。

國際法的課程全部在法學院大樓上課，坐落於一一六街東北端安姆斯特丹大道口的懇德堂，大門朝裡對著校園，門前有一座羅丹「沉思者」複製的塑像。這裡就是我隨後一年多，出出進進，消磨不少時光的地點。

主持國際公法課程的是紀塞普教授（Prof.Philip C.Jessup），他很可能會是我的未來導師，身材瘦長，容貌嚴肅到幾乎苦澀的中年學者，在課堂裡非常認真，不苟言笑。


在凡事專業化的今天，「行行出狀元」，任何科目都有「博士」的銜頭，以別於凡人。一九三四年，我在米蘇里有一位同屋子的叫約翰．郝司曼（John Houseman），他比我大好幾歲，已在西部山區Missoula，Montana地方一家報館當過編輯，回來讀博士學位。現在新聞學博士並不稀罕，當年他可能是全美國拿新聞學博士的第一人。那天他參加畢業典禮回來，氣憤憤地對我說：「你知道嗎？我上台領文憑之後，竟然被Prof. Ellard奚落了幾句。我當場回敬他道，No matter how thin you sliceit, it’s still baloney!（不管你切得怎樣薄，還不是一塊腸子）。

我們的課程是seminar（研究班）性質，班上最多不過二三十人，其中一半以上是讀法律的，他們一邊聽講一邊參加討論，師生間似乎交流無礙。這是我始料未及，而缺乏法學根底無法跟進的。有時傍晚從懇德堂出來，瞥見臨街那邊露出的地下室窗戶燈火通明，三五法科猶太小伙子還在埋頭啃書，我才警覺自己好高騖遠，恐怕自幼讀書成績優異的記錄此後難以為繼了。


中國學生在課堂裡，由於語言等種種問題，一向不大開口，老師面對「撲克面孔」莫測高深；我也趁此藏拙，很少發言，以為只要努力攻書，早晚可以在寫作上有所表現。我們用的主要課本是哈佛教授赫德森（Manley O. Hudson）編的《國際公法個案選輯》，一本挺厚的書，每次揹來揹去爬上四樓上課，相當吃力。有一回筆試，卷子發回來，紀塞普老師批我的評語大意是：你把幾個案子重述了一遍，文字通順。（「重述」他用的是rehash一字，言下似乎是說「別無新意」）。還有一回他在班上大談當前歐洲一個棘手的國際問題及其解決方案，講完了要我們每人寫一個短評。他對我那份卷子的評語更不客氣，大意說：你不懂的事，就不要胡亂批評。我想即使我的觀點錯誤，他這種語氣也嫌過分嚴厲，令我感覺挫折。
不久國內抗戰爆發，大好河山節節被侵略者蹂躪，家書頻頻報告逃難的經歷：從上海，漢口，衡陽，桂林，最後到陪都重慶，真是步步跑在敵軍炮火前頭。逍遙海外的留學生無不憂心忡忡，有時消息中斷焦急萬狀；這種心情，直到日本襲擊珍珠港，逼得美國參戰才稍微紓解。

在此之前，美國民間「孤立主義」之風甚熾；華盛頓的政策至少在遠東方面，是保持中立；在我們教室裡面呢，且不談日帝侵華違反國際公法、破壞國際秩序的行為，紀塞普教授卻仍在高談他協心研究的專題：國際糾紛之間的所謂「中立主義」（Doctrine of Neutrality），並且出版了專書，大談十九世紀歐洲一系列「拿破崙戰事」（Napoleonic Wars）時代中立主義的歷史和實踐。這對我來說，不只是脫離現實而已。

國際法課堂

關心國際問題的人，誰不知道顧維鈞博士是中國外交界的圭臬。他也是哥大引以為榮的一位校友，早年曾為國際法權威莫爾（John Bassett Moore）的高足，我來念哥大的時候，關於他的那個「Likee soupee?」「Likee speechie?」的佳話，還有人樂為稱道。莫爾教授之後的資深教授海德（Charles Cheney Hyde）開的一門「國際公法」也是讀學位必修的課程。每天早晨上班，全班人數不多不少，學生主要是聽講，很少發言。海德教授已屆耄耋之年，身材矮小，戴著助聽器，說話不太清楚，上課時我總是坐到前排以便寫筆記。班上另外有一位中國學生叫顧毓瑞。他是清華老留學生顧毓琇的弟弟，長得一樣頎長，可是除此以外跟多才多藝的乃兄無一似處。可是他也留心時局，每次上課總是帶著當天的紐約時報，坐在後面披閱。

就有這麼一天，下課鈴響，大家作鳥獸散，剩下我一個在整理筆記晚走一步。在教室門口，老師忽然轉臉怒形於色地衝著我道：「以後上課時間不許看報。It’s very rude! Veryrude!」我冷不防被他這樣申斥，一時愕然，正待答辯，他老先生已經拿起講義，連同他的助聽器，快步離開。我登時悟到，這個老胡塗原來錯把George Kao這個人看作 Joseph Ku，搞出一個烏龍，給我蒙上不白之冤！

我心想，顧毓瑞的長相和舉止跟我不容混淆，不用說他比我高，對功課的態度也滿不在乎，大概只是讀一個Ｈ，每回下課鈴響他總是捲起他那份紐約時報揚長而去。海德教授連這點起碼的人際關係都搞不清楚，還談什麼國際關係、國際公法！我吃了悶虧氣憤之餘，第一個念頭就是要把這一課的成績弄得特別好，然後再讓他認清這個學生的面貌。不久季終考試，果然老式的試題我應付裕如；想不到胡塗老師也有他的幽默感，在油印的考卷末尾加上一段閑話，侈談本季「三冠王」的馬經，要讓學生作完試題輕鬆一下。我趁此機會，利用考卷末尾的空白，寫了一封短信糾正他上次對我的纏夾。我說想來中國佬的面孔在您眼中是一個模型出來的。海德教授沒有給我回音。

國際學舍

兩年多下來，我對哥大的好感大不如前，讀國際公法的興趣也大打折扣。瞻望前途，紀塞普教授不像會是我的「恩師」。在現實生活上，我已接受一個抗日援華機構的聘請，擔任了半職的工作，雖然仍在哥大註冊，還是寄寓法科學生宿舍福爾瑙樓。功課方面，我已修完博士學位的學分，也考了法文及格（第二外語中文免考），可是榮獲博士學位的最後關鍵──口試和寫論文──尚付闕如。我不能說是「功虧一簣」；老實說，打初來哥大起，我並沒扎實地鑽研國際法這門學問。紐約的文化生活對我的引誘力太大，每隔三五天就有新電影偉構連帶雜耍戲碼上演，非看不可；舞台劇和夜總會，更是全美獨一無二的特色；此外音樂會、美術館，五光十色的遊藝場所，觀光勝地，豈是短暫的旅客可以失之交臂的？

頭一年我住中國留學生的大本營International House「國際學舍」

，忽然間從母校燕大翩然來臨一批一批女同學；我在米蘇里熬了一年僧侶式的生活，一旦他鄉遇艷，我以老前輩的身分勇於招待，應接不暇，哪有功夫去圖書館埋頭書本？

現在藉故時局的影響，準備放棄學業，改弦更張，然而畢竟對哥大投入了三年的光陰、精力和學費，如果半途而廢，也心有未甘；於是決定利用在校園的最後一學期，寫一篇碩士論文作為了結。在Prof. Jessup的指導下，我寫的題目（是他建議的），叫做Nationality inInternational Claims（國際訴訟裡的國籍問題），取材是第一次大戰的許多後遺案子。

紀老師本人多年後也演出美國版本的「學而優則仕」，跟政府發生關係；一九四八年「柏林圍牆」迫使美方空投糧食的交涉中，他一度成為新聞人物；一九四九年國務院公布喧囂一時的對華「白皮書」，名義上也是由他主編；最後，不知何年月日，他終於榮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與徐謨、顧維鈞先後共事。

心灰意懶

我盤桓哥大校園三個年頭，到此心灰意懶，劃下句點；攻讀國際關係、國際公法博士學位的念頭，決定放棄。現在回憶起來，雖然並不後悔，但也得到一些結論：一、求學要有自知之明，即希臘哲人所謂的Know thyself.不能勉強致力於性情不近、自己沒有天分的科目。二、博士學位需要下一番苦功，專心壹志、鍥而不捨，才能達成。博士學位，不像科舉時代的功名，不是做官的要道或捷徑。絕大多數博士的出路是教書（因此有做大學教授非有博士不可的現象）。在理想的情形下，博士等於「學者」。I’m not cut out to be a scholar.用中國人的俗語說：我不是做學者的這塊料子！

在凡事專業化的今天，「行行出狀元」，任何科目都有「博士」的銜頭，以別於凡人。一九三四年，我在米蘇里有一位同屋子的叫約翰．郝司曼（John Houseman），他比我大好幾歲，已在西部山區Missoula，Montana地方一家報館當過編輯，回來讀博士學位。現在新聞學博士並不稀罕，當年他可能是全美國拿新聞學博士的第一人。那天他參加畢業典禮回來，氣憤憤地對我說：「你知道嗎？我上台領文憑之後，竟然被Prof. Ellard奚落了幾句。我當場回敬他道，No matter how thin you sliceit,it’s still baloney!（不管你切得怎樣薄，還不是一塊腸子）。這句俚語用在此處，意謂：「我們心照不宣，博士學位不管說得怎麼天花亂墜，還不是欺人之談！」原來那位教授是經驗豐富的報人出身，取笑新聞學居然也有「博士」。踫到我這位同窗頗有幾分機智，並不示弱。他那天穿戴博士方帽長袍，被家人圍著照相，忽然相機發生故障，有人開玩笑嚷嚷：Let John fix it. He is the Ph.D.（讓約翰來修理，他不是博士嗎？）約翰馬上回道：Yes,Ph.D.──（Ph）ix the（D）amn thing!

觸景悵惘

「早晨高坡」（Morningside Heights，哥大校址的歷史名稱），一別數十寒暑，期間因故也返來過幾次，想起當年情景不免悵惘，但胸中了無芥蒂，不像有位學長，比我早幾年拿到博士歸國成為黨國要員的；他對我談到大陸易主後流落海外，有一回重訪母校，他的感觸──用他的四川口音說──真是「萬箭鑽心」。

這次為了老友榮休有機會回來，心情愉快。慶祝會由他的學生安排，星期六一整天節目排得滿滿的：上午下午學術論壇，我自選的題目是「夏志清的幽默」。酒會過後「教職員俱樂部」的晚宴筵開二十席，老中青三代亞洲學學者齊集（像我這樣老而且不是同行的不多）。很榮幸我被安排在首席，同桌除主客夫婦外，記得有東亞學系元老曾任哥大副校長的狄柏瑞（Wm. T. de Bary），哈佛中國小說專家韓南（Patrick Hanan），威斯康辛來的劉紹銘、印第安那來的羅郁正等。這類的慶宴，按照美國人的習俗，用toast（姑譯「敬酒」與roast「罰酒」）兩字代表，規矩是席間致詞不許過於嚴肅，不要捧得主客或壽星不好意思，而要酒酣耳熱儘量幽默調侃，以博在座一眾歡笑。百老匯戲劇界的同業團體Lamb’s Club和Circus Saints and Sinners為紅星捧場，鬧得笑話百出；華盛頓報界的Gridiron Club和「白宮記者俱樂部」一年一度的餐會，連總統之尊的主客，也成為眾矢之的。我們這晚的司儀是本系行政方面一位資淺主管，他用突梯滑稽的口吻介紹Prof. C. T. Hsia，講他在課室裡的精彩表演，馳騁中西文化、影壇杏壇，妙語如珠（……形容夏公不可或缺的一句話。……）

輪到我致詞，我也照例幽了我們的C.T.一默，我說C.T.是個不折不扣的character。（……我很喜歡這個字，無論中文英文，除字典裡的正宗定義外還有俚語用法：如上海話「角色」，等於「了不起的人物」，也可解為「舉止乖僻的人」。）我恭賀哥倫比亞有眼光，能夠請到這樣的一個character作中國文學教授。接著我說我們兩人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從黃浦江頭來的慘綠少年，都是電影迷，不過他迷下奧德麗．赫本和加里．格蘭，而我的是早一代的瑪麗．璧克馥和范朋克。前後相差二十年，我跟C.T.同樣來到「懇德堂」，可是我拐錯了一個彎。

我於是舉杯向C.T.致敬道：There but forthe grace of God, go I.（若不是靠上帝的恩典，眼前的這位就是在下。）可是，我緊跟著說，這句話如果由C.T.對我來講，應該更為正確！）（下）

（2005年6月27日於佛州冬園完稿，時年九十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