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景遷、聽史景遷，我們應該思考、感慨的是：為什麼台灣這個社會，少有認真而傑出的「文化轉譯者」？台灣變得如此淺薄貧乏，一個問題不也就出在我們缺乏《紐約書評》，缺乏史景遷式的學者，將各種複雜陌生的心靈，各種文化文明經驗，轉譯灌注進我們的現實生活裡？
有些書是不能翻譯的，並不是出於語言功能障礙的原因，而是出於語言的目的。
例如說哈金用英文描寫中國社會經驗的小說，哈金用的英文，是一種明顯帶有異國風味的英文，遲疑、猶豫、溫吞、彷彿一直找不到對的詞彙，更找不著對的文法和語句。哈金小說的力量就在英文和中國經驗間的隔關、落差製造出比對的效果─中國經驗欲語還休，怎麼說都說不出，說不對的效果。
不是譯者的錯，哈金小說一旦翻回中文，尤其是越流暢自然的中文，就變得平庸無比。因為語言落差原本存在的陌生感消失了，同時也就消失了小說那股「努力訴說無從訴說，不該被聽說的悲劇經驗」的掙扎。
又例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寫清朝康熙皇帝的那本成名作。同樣不是譯者的錯，這本書用白話中文翻譯，可能會讓人覺得時代錯亂，不倫不類；可是用文言文或文白夾雜，用近似康熙皇帝自己使用的語言來翻，卻又失落了史景遷原著最核心的精神。
那就是揭開隔閡一個中國皇帝和現代讀者之間的幛幕，排除掉那種非常接近舞台表演的成套儀式，擺脫臣子們俗濫恭維的描述，吹散權力賦加的煙霧光環，去探測、去表達康熙皇帝的思想、感受，他作為「人」的那部份內容，或者說：「先作為人，才作為皇帝」的生命意義。
■人的感受
史景遷是個了不起的譯者，他的每本書都是驚人的轉譯傑作。他不祇將眾多中文資料翻譯成貼切的英文，更重要的是他悉心經營一套套氣氛、環境脈絡，讓藏在文件史料背後的意義，轉換成能和現代西方讀者的心靈語言。
把史景遷寫的康熙譯回文言文，等於是又重新把康熙關回那個文言文系統所架構的牢籠裡了。史景遷當年耗下大量時間，在霧峰故宮翻閱宮中檔，他能讀穿奏摺、起居注，讀到康熙的內在世界，正因為他帶著兩隻「陌生」的眼睛，而且他一直敏感意識到：該如何將這些資料譯成，譯回「人的感受」呢？
在一個意義上，史景遷作為中國史研究者卻遲遲沒有「進入狀況」。和前代、同輩漢學家相比，史景遷似乎從來沒有完全被中國古代世界給吸納進去，他研究的對象沒有化成意識上的習慣，使他可以安穩、舒適居住其中。
一個「進入狀況」的研究者，會將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許多條件，視為當然，不再驚訝，也不再需要解說。研究者與研究者間彼此溝通用的專題論文，站在這種「進入狀況」的基礎上。彼此假定有很多事是不值得，不需要說明的，很多事是既成既予的背景、前提，於是論文只討論背景之上需要深究的細節問題。
「進入狀況」的研究者，一定忽略那個時代那個社會最普遍的現象。對於歷史情境下最能夠為現代人所領受、了解的部分，「進入狀況」的史學家傾向於視其為「太簡單」、「太無聊」的題酎，他們每天都浸淫呼吸在這些普遍條件下，有什麼好多說多研究的。要有挑戰性，一定是特殊的「突出」的問題，才值得投注心力去追索。
史景遷時時刻刻活在當下，意識到當下。一個歷史研究者，必定要「進入」他研究的對象，可是史景遷更感興趣於如何「出來」，如何把他研究的那些中國人、中國生活、中國心靈，帶出來變成當代美國學生、美國讀者能夠理解的東西。
■「個人性」或「個人關係」
史景遷寫康熙，為的是向一般美國人「呈現」一位中國皇帝。在他的書寫中，有著濃厚的「個人性」或「個人關係」。他必須先取得一種對康熙這個人的「人對人的理解」，才有辦法轉譯康熙所思所感，然後他還要發現甚至發明一種語言、一種語言形式，將康熙妝點成當代美國讀者能夠同思同感的對象，進而邀請這些本來與中國皇帝隔閡千里萬里的讀者，也能建立起與康熙間的「人對人的理解」。
史景遷最深刻、最驚人的能力，在其「同理心」（empathy）。他隨時帶著同理心，而非任何其他史學理論架構，與史料相處。當他研究康熙，他讓自己進入清朝皇帝的心靈，用清朝皇帝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當他研究太平天國時，他就轉而化身成半文半野的革命叛逆者，從他們的悲喜去解釋他們的行為，而不是光只記錄他們的行為，或只從社會結構階級原因來分析他們的行為。當史景遷研究現代中國革命時，他又搖身一變讓自己成了充滿浪漫夢幻與英雄主義使命的知識份子，用他們的現實經歷來整理「大革命」意義。
與這種「同理心」相關的，另外還有史景遷開發歷史語言的能力。史景遷寫的英文，當然是好英文，但他的英文不僅止於好英文，他的英文有著足夠彈性，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陌生事物，像留其陌生質素而不至於毀壞了行文的流暢可讀。像賽珍珠那樣的英文，使得中國農民一個個都成了美國鄉下人，就失去了內在的「中國性」。可是如果用其他漢學家慣用的那種「結構化」的英文來寫的話，中國又被高度疏離了，純粹成為知識對象，不再有心靈與心靈呼應的可能空間。史景遷的著作避開了這兩端弊病，看他寫來似乎輕鬆，但其實這種風格的形成，絕非易事。
■風格家
史景遷是個「風格家（stylist）」，不只在文字上，也在學術性格上。他對自己的風格充滿自信，也始終堅持。將近四十年的教學著書生涯，史景遷幾乎不曾被史學界來來去去的潮流動搖過。這又是一樁表面上看不出來，骨子裡了不起的奇特成就。史景遷似乎從來不焦慮，既不焦慮自己選擇的研究對象太冷門，不焦慮自己的作品沒有堆積夠多的「深度」，也不焦慮自己寫作歷史的方式跟得上跟不上潮流。
實證史學勢力還很龐大的時代，他就敢於嘗試用第一人稱寫康熙的獨白。早在「底層歷史」、「小人物歷史」等術語名稱出現前，他就不客氣地以一個甚至沒有名字的婦女當主角，寫《王氏之死》。後現代史學鬧得不可開交時，他不動聲色寫《胡的問題》（The Questionof Hu）
，大大方方游走在客觀材料與主觀猜測之間。
這些書一以貫之的，是史景遷的史學「風格」。一種建立在普遍、常識性心理原理上，對歷史人物進行剖析的風格。廣義來說，史景遷最好的作品，都是「心理史學」，然而「心理史學」對史景遷而言，是一門史家技藝，而不是一套方法論。他的「心理史學」不直接牽涉社會科學的心理學研究，也不牽涉艾瑞克森（Eric Erickson）以降的方法論爭議，他的「心理史學」只存在於他的史學實踐中，無法和實際的歷史敘述、歷史呈現切分開來。
史景遷和學院中國史研究，一直保持距離。雖然在常春藤名校耶魯大學長期任教，史景遷對於大學部學生的影響，顯然遠超過指導博士生。這種結果應該不令人意外，畢竟在史景遷的史學中，有一種「前方法論」，甚至「反方法論」的傾向，他做研究寫史著的態度，很難整理成可被吸收、襲用的一套套「方法」，或者該說，就算他有「方法」，他也沒有「方法論」，他的史學風格，本來就是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然而不幸地，這個時代學術傳承，講究的偏偏是「可以言傳」的部份。
■中介角色
史景遷不積極加入學術論述領域，或許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因為他最感興趣的，畢竟是「轉譯」。將感受，經驗從這裡搬到那裡，將本來是這個歷史脈絡下產生的經驗、感受，轉換成讓那個歷史脈絡下的人也能明白透悉。他喜歡這種中介角色。
漢學、中國學內部的人，講同樣一套學術語言，只講一套語言，史景遷沒興趣，也講不好。他需要至少兩套彼此陌生，甚至隔閡的語言，讓他穿梭出入其間。
我們不應該因為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就將他劃歸在漢學家、中國史研究者的範圍內。史景遷的真精神、真身分，毋寧地較接近《紐約書評》而遠離《亞洲研究學報》或《通報》。
史景遷經常為《紐約書評》寫稿，在那裡，他和其他《紐約書評》作者做的是另一種轉譯工作─把學院學術知識譯成一般知識好奇者能夠理解的概念、故事。他顯然非常樂意搭這樣的橋樑。
讀史景遷、聽史景遷，我們應該思考、感慨的是：為什麼台灣這個社會，少有認真而傑出的「文化轉譯者」？台灣變得如此淺薄貧乏，一個問題不也就出在我們缺乏《紐約書評》，缺乏史景遷式的學者，將各種複雜陌生的心靈，各種文化文明經驗，轉譯灌注進我們的現實生活裡？沒有轉譯者，我們就被封閉關鎖在自己有限的語言、感受與經驗中，越活越狹窄了。
史景遷的史學很難學習、很難模仿；但是他作一個轉譯者的精神與努力，卻是任何人都可以學習、模仿的啊！
有些書是不能翻譯的，並不是出於語言功能障礙的原因，而是出於語言的目的。
例如說哈金用英文描寫中國社會經驗的小說，哈金用的英文，是一種明顯帶有異國風味的英文，遲疑、猶豫、溫吞、彷彿一直找不到對的詞彙，更找不著對的文法和語句。哈金小說的力量就在英文和中國經驗間的隔關、落差製造出比對的效果─中國經驗欲語還休，怎麼說都說不出，說不對的效果。
不是譯者的錯，哈金小說一旦翻回中文，尤其是越流暢自然的中文，就變得平庸無比。因為語言落差原本存在的陌生感消失了，同時也就消失了小說那股「努力訴說無從訴說，不該被聽說的悲劇經驗」的掙扎。
又例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寫清朝康熙皇帝的那本成名作。同樣不是譯者的錯，這本書用白話中文翻譯，可能會讓人覺得時代錯亂，不倫不類；可是用文言文或文白夾雜，用近似康熙皇帝自己使用的語言來翻，卻又失落了史景遷原著最核心的精神。
那就是揭開隔閡一個中國皇帝和現代讀者之間的幛幕，排除掉那種非常接近舞台表演的成套儀式，擺脫臣子們俗濫恭維的描述，吹散權力賦加的煙霧光環，去探測、去表達康熙皇帝的思想、感受，他作為「人」的那部份內容，或者說：「先作為人，才作為皇帝」的生命意義。
■人的感受
史景遷是個了不起的譯者，他的每本書都是驚人的轉譯傑作。他不祇將眾多中文資料翻譯成貼切的英文，更重要的是他悉心經營一套套氣氛、環境脈絡，讓藏在文件史料背後的意義，轉換成能和現代西方讀者的心靈語言。
把史景遷寫的康熙譯回文言文，等於是又重新把康熙關回那個文言文系統所架構的牢籠裡了。史景遷當年耗下大量時間，在霧峰故宮翻閱宮中檔，他能讀穿奏摺、起居注，讀到康熙的內在世界，正因為他帶著兩隻「陌生」的眼睛，而且他一直敏感意識到：該如何將這些資料譯成，譯回「人的感受」呢？
在一個意義上，史景遷作為中國史研究者卻遲遲沒有「進入狀況」。和前代、同輩漢學家相比，史景遷似乎從來沒有完全被中國古代世界給吸納進去，他研究的對象沒有化成意識上的習慣，使他可以安穩、舒適居住其中。
一個「進入狀況」的研究者，會將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許多條件，視為當然，不再驚訝，也不再需要解說。研究者與研究者間彼此溝通用的專題論文，站在這種「進入狀況」的基礎上。彼此假定有很多事是不值得，不需要說明的，很多事是既成既予的背景、前提，於是論文只討論背景之上需要深究的細節問題。
「進入狀況」的研究者，一定忽略那個時代那個社會最普遍的現象。對於歷史情境下最能夠為現代人所領受、了解的部分，「進入狀況」的史學家傾向於視其為「太簡單」、「太無聊」的題酎，他們每天都浸淫呼吸在這些普遍條件下，有什麼好多說多研究的。要有挑戰性，一定是特殊的「突出」的問題，才值得投注心力去追索。
史景遷時時刻刻活在當下，意識到當下。一個歷史研究者，必定要「進入」他研究的對象，可是史景遷更感興趣於如何「出來」，如何把他研究的那些中國人、中國生活、中國心靈，帶出來變成當代美國學生、美國讀者能夠理解的東西。
■「個人性」或「個人關係」
史景遷寫康熙，為的是向一般美國人「呈現」一位中國皇帝。在他的書寫中，有著濃厚的「個人性」或「個人關係」。他必須先取得一種對康熙這個人的「人對人的理解」，才有辦法轉譯康熙所思所感，然後他還要發現甚至發明一種語言、一種語言形式，將康熙妝點成當代美國讀者能夠同思同感的對象，進而邀請這些本來與中國皇帝隔閡千里萬里的讀者，也能建立起與康熙間的「人對人的理解」。
史景遷最深刻、最驚人的能力，在其「同理心」（empathy）。他隨時帶著同理心，而非任何其他史學理論架構，與史料相處。當他研究康熙，他讓自己進入清朝皇帝的心靈，用清朝皇帝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當他研究太平天國時，他就轉而化身成半文半野的革命叛逆者，從他們的悲喜去解釋他們的行為，而不是光只記錄他們的行為，或只從社會結構階級原因來分析他們的行為。當史景遷研究現代中國革命時，他又搖身一變讓自己成了充滿浪漫夢幻與英雄主義使命的知識份子，用他們的現實經歷來整理「大革命」意義。
與這種「同理心」相關的，另外還有史景遷開發歷史語言的能力。史景遷寫的英文，當然是好英文，但他的英文不僅止於好英文，他的英文有著足夠彈性，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陌生事物，像留其陌生質素而不至於毀壞了行文的流暢可讀。像賽珍珠那樣的英文，使得中國農民一個個都成了美國鄉下人，就失去了內在的「中國性」。可是如果用其他漢學家慣用的那種「結構化」的英文來寫的話，中國又被高度疏離了，純粹成為知識對象，不再有心靈與心靈呼應的可能空間。史景遷的著作避開了這兩端弊病，看他寫來似乎輕鬆，但其實這種風格的形成，絕非易事。
■風格家
史景遷是個「風格家（stylist）」，不只在文字上，也在學術性格上。他對自己的風格充滿自信，也始終堅持。將近四十年的教學著書生涯，史景遷幾乎不曾被史學界來來去去的潮流動搖過。這又是一樁表面上看不出來，骨子裡了不起的奇特成就。史景遷似乎從來不焦慮，既不焦慮自己選擇的研究對象太冷門，不焦慮自己的作品沒有堆積夠多的「深度」，也不焦慮自己寫作歷史的方式跟得上跟不上潮流。
實證史學勢力還很龐大的時代，他就敢於嘗試用第一人稱寫康熙的獨白。早在「底層歷史」、「小人物歷史」等術語名稱出現前，他就不客氣地以一個甚至沒有名字的婦女當主角，寫《王氏之死》。後現代史學鬧得不可開交時，他不動聲色寫《胡的問題》（The Questionof Hu）
，大大方方游走在客觀材料與主觀猜測之間。
這些書一以貫之的，是史景遷的史學「風格」。一種建立在普遍、常識性心理原理上，對歷史人物進行剖析的風格。廣義來說，史景遷最好的作品，都是「心理史學」，然而「心理史學」對史景遷而言，是一門史家技藝，而不是一套方法論。他的「心理史學」不直接牽涉社會科學的心理學研究，也不牽涉艾瑞克森（Eric Erickson）以降的方法論爭議，他的「心理史學」只存在於他的史學實踐中，無法和實際的歷史敘述、歷史呈現切分開來。
史景遷和學院中國史研究，一直保持距離。雖然在常春藤名校耶魯大學長期任教，史景遷對於大學部學生的影響，顯然遠超過指導博士生。這種結果應該不令人意外，畢竟在史景遷的史學中，有一種「前方法論」，甚至「反方法論」的傾向，他做研究寫史著的態度，很難整理成可被吸收、襲用的一套套「方法」，或者該說，就算他有「方法」，他也沒有「方法論」，他的史學風格，本來就是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然而不幸地，這個時代學術傳承，講究的偏偏是「可以言傳」的部份。
■中介角色
史景遷不積極加入學術論述領域，或許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因為他最感興趣的，畢竟是「轉譯」。將感受，經驗從這裡搬到那裡，將本來是這個歷史脈絡下產生的經驗、感受，轉換成讓那個歷史脈絡下的人也能明白透悉。他喜歡這種中介角色。
漢學、中國學內部的人，講同樣一套學術語言，只講一套語言，史景遷沒興趣，也講不好。他需要至少兩套彼此陌生，甚至隔閡的語言，讓他穿梭出入其間。
我們不應該因為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就將他劃歸在漢學家、中國史研究者的範圍內。史景遷的真精神、真身分，毋寧地較接近《紐約書評》而遠離《亞洲研究學報》或《通報》。
史景遷經常為《紐約書評》寫稿，在那裡，他和其他《紐約書評》作者做的是另一種轉譯工作─把學院學術知識譯成一般知識好奇者能夠理解的概念、故事。他顯然非常樂意搭這樣的橋樑。
讀史景遷、聽史景遷，我們應該思考、感慨的是：為什麼台灣這個社會，少有認真而傑出的「文化轉譯者」？台灣變得如此淺薄貧乏，一個問題不也就出在我們缺乏《紐約書評》，缺乏史景遷式的學者，將各種複雜陌生的心靈，各種文化文明經驗，轉譯灌注進我們的現實生活裡？沒有轉譯者，我們就被封閉關鎖在自己有限的語言、感受與經驗中，越活越狹窄了。
史景遷的史學很難學習、很難模仿；但是他作一個轉譯者的精神與努力，卻是任何人都可以學習、模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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