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曾說:「歐洲是個國家,巴黎則是他的首都。」外交史也有類似說法:「巴黎打噴嚏,全歐都感冒。」由此不難窺見巴黎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各方面的影響力。也因此,連日來巴黎街頭暴動令人震驚和難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國可以汲取那些教訓?下述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是巴黎郊區政治版塊變化,以及政治人物的因應方式。一九八年代以前,巴黎是右派大本營,郊區則是左派地盤,因此有紅色郊區稱謂。薩凡指出:「當巴黎大學教授在巴黎十六區舒適住宅大談社會主義理想的時候,工人階級只能待在郊區破舊房舍裡咀嚼辛酸。」

隨著北非移民湧入郊區,當地政治版塊開始產生變化。一九八三年,極右排外的民族陣線一舉奪下杜爾市長,進而取得若干原本屬於共黨的選民基礎。該黨領袖雷朋提出「法國(白)人優先」口號,主張「遣返兩百萬北非移民,換取兩百萬個工作機會」。用法國人的說法,這種論調未免過於輕巧,然而,他卻成功挑動族群的敏感神經。

嗣後,民族陣線選舉實力持續擴張,右派政治領袖不時附和雷朋論調。例如,一九八八年席哈克參選總統。由於選情吃緊,他表示有必要解決外來移民造成的「臭味和噪音問題」;而在民族陣線實力重鎮馬賽,他進一步強調自己不是個種族主義者,但卻能夠「瞭解和體諒」。政治人物拿特定族群做為謀取利益的手段本不足取,問題是老百姓每每惑於「愛法國」及「愛台灣」的糖衣包裝。也因此,德維爾班政府在宣布實施宵禁同時表示,將提出新的反族群歧視舉措。

其次,這次事件證明,二十年來法國政府無法有效解決移民及失業問題。人口政策的失敗反映在經濟與社會兩個方面,就前者而言,一九八六年以後右派政府兩度提出巴斯卡法案,嚴格限制外來移民的「家庭團聚權利」;九五年,小戴布瑞研議申報外籍友人去留,此舉引發軒然大波,原因是他喚起二戰期間法國人民被迫舉報猶太鄰居的痛苦記憶。

重點在,要維持目前的社會安全體系,法國或須引進數以千萬計的青壯勞動人口。一九九二年,法國採行負所得稅制;與此同時,失業和疾病保險累積的赤字屢創新高。因此,內政部長沙克吉刻正研議給予外籍留學生簽證便利,以及畢業後六個月到三年的工作許可。相較於法國,我國更缺乏這方面規畫,未來應該密切注意相關法規施行狀況。

再就社會層面而言,隨著民族陣線實力增強,法國各級政府處理外來移民問題的重點逐漸從反社會排除轉為加緊融合。他們削減反社會排除經費,結果使得北非移民的弱勢地位更加惡化。儘管如此,法國政府積極面對問題的態度仍然值得我國效法。

【2005/11/12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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