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英美漢學界，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可說是地位最高、著作最豐、中文譯本最完全的學者，恐怕只有任教於柏克萊的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能與之相比。史景遷在美東，魏斐德在美西，文采著作，俱相輝映，不過史景遷的作品趣味不同於魏斐德，更不同於大多數的歷史學者。出入史料，觀點特出
對於以中文為母語的讀者，史景遷的作品時常引起的反應是：「這個外國人怎麼能把中國歷史寫得這麼好？」言下之意，史景遷能掌握這麼多文獻史料，又化為生動的文字，是很令人意外的。
史景遷的文筆固然令人驚豔，但背後要有對史料的熟稔來支撐，加上他生來的氣質與文學底子，才能筆鋒常帶同情，以別出心裁的手法詮釋史料，映現出人在歷史中的卑微與莫可奈何。
譬如寫《浮生六記》的沈復，一般將他歸類成「閨房作家」，著重他在字裡行間所流露出對婚姻生活的陶醉。但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中把沈復放在不同的脈絡底下詮釋：從清初到清代中葉，人口增加3倍，而科舉取士名額不增，以致沈復這類「落第文人」自成族群，浮沈於社會，或賴祖業、或經商、或為塾師、或為入幕師爺，以天地之大，竟無處掛搭，無處著落；沈復寄情於閨房，恐怕是莫可奈何的選擇。史景遷因而感嘆：「這對夫妻終究還是逃不過貧困與失敗的摧殘，而沈復始終都無法明白，何以命運容不得他們夫妻倆快意人生，」然後才引了《六記》卷三的開頭：「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
史景遷高明之處更在於，他把沈復的例子放在「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一章開頭，彷彿沈復對天地發出這麼沈重悲痛的吶喊，而他所處的世界卻即將面對翻天覆地的變局，已經無暇顧及他個人的悲劇，也把他的吶喊給吞沒在更為雜沓喧鬧的洪流之中。
這種敘述清代人口、社會問題與破題陳述清代對外關係的手法扣人心弦，每讀到此都不覺泫然淚下，不同於一般歷史學者通篇只見理論文獻，美其名以客觀為務，卻不聞絲毫人味，難讀而易忘。但也因為史景遷特別敏於追索史料中所透露出的人物心理狀態，不僅使得翻譯史景遷作品更需講究傳達情感與韻味，也更增困難。
翻譯第一難：史料還原
史料的還原是翻譯漢學著作成中文時都會碰到的難題，因這類著作多會將中文史料譯為英文，譯回中文時，必須予以還原，否則就會出現如簡體版《康熙自畫像》的窘境：
在這本康熙「自畫像」中，史景遷剪接拼貼康熙一朝的文獻，破題就寫這位南征北討的帝王遊歷見聞：「塞外極遠之處，有白雁鮮為人知，霜未降始飛入內地，邊關守將視為霜降之兆。朕將之養於暢春園水塘側，任其飲啄自如。」好一幅帝王氣象！然而這段文字到了簡體版卻成了：「在遙遠的北部荒疆，生活著一群野鵝，這群小有名氣的野鵝，在嚴冬來臨中國之前，飛離北疆而抵達中國。邊境上的衛士常以它們作為嚴寒即將來臨的標誌。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們蓄養在暢春苑的水邊，它們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讀來真是味同嚼臘，而little known變成「小有名氣」，更是情何以堪！
這個問題出在史料沒還原、英文沒掌握。但「史料還原」四字，說來容易，卻難以周全。有些文獻如論語、詩經，廣為流傳，早有定本，將英譯文還原成中文並不難。但是像史景遷的《康熙》，部份採用的是他在霧峰故宮查得的資料，而繁體版譯者則參考藏於世新大學的《四庫全書》，或許因版本不同，兩者頁碼不符，必須前後細讀，篩選出文義相符之處，才能確認還原。《康熙》簡體版譯者漏了這項功夫，硬翻的結果，就成了讓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劇了。
又如史景遷的《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簡體版名為《皇帝與秀才》），同時用了藏在台北故宮的《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與北京故宮的《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使得文件還原的工夫更麻煩。幸而這兩份文件都還是有出版的，若是未曾出版，而譯者又受地利之限，則更難還原。
翻譯第二難：文獻溯源
其次，有些著作轉引了別的中英文著作，不見得標明原始文獻的出處，翻譯時必須再往源頭查才行；又或有的文獻冷僻罕見，不易尋得；有些則是海內孤本，也不見得都上了網路。譬如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中引了孔尚任戴眼鏡嘖嘖稱奇的詩，這詩讀來非常新奇，但短短40個字，譯者前後找了2年才找到。
至於人名，也不能隨意音譯。四百年來，絡繹於西東之間的洋人，不管是傳教士、商賈，乃至今天的漢學家，大多另外取了中文名字。問題是，譯者不能貿然下判斷，決定某人有沒有取漢名，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尋索一番。天主教的傳教士還有索引可查，但其他的人名還原，就要靠譯者的底子、勤快和運氣了。
舉這幾個例子，都說明了文件還原的難處，而且由於這類問題在一般翻譯中不會觸及，所以譯者往往也沒有意識到。但是史景遷從博士論文《康熙與曹寅：包衣奴才與主子》以降，處理的都是異質文化之間的互動融匯與內在張力，在別的地方是特殊問題，在史景遷的作品裡則是普遍問題。
翻譯第三難：風格銜接
這類史料迻譯，還牽涉到典故還原後文言與白話之間風格銜接的問題，以及不同的心智架構（mentality）之間，如何在文字上反映其間的細緻差異。
四百年來，中西交接的過程中，基督教曾經長時間是重要的介面。但是從16、17世紀的西葡，到18、19世紀的英美，一方面有殖民強權的更替，一方面也有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之間的消長，這幾個因素摻雜之下，特別可以看出心智架構的作用。
在《太平天國》中，史景遷談洪秀全如何輾轉接觸美國傳教士，「誤讀」聖經而造成清帝國14年的社會動盪，差異與扭曲何以產生，至關重要。在翻譯時，聖經譯本的差異牽涉到教派立場、教義的差異，須特別留心。但洪秀全依馬禮遜譯本加以增刪的《聖經》，如今已不可得，若因此就以現今最普及的《聖經》和合本對付（如同簡體版），就等於把史景遷辛苦凸顯不同心智架構所映現的差異，全給抹煞了。
還有一難：政治敏感
對於大陸出版社來說，翻譯此類書籍還有一道難處：內容若涉及地雷遍地的中國近代史，出版社處理稍有不慎，飯碗前途難保，所以自我審查相當明顯。上海遠東推出【美國史學大師史景遷中國研究系列】，今年年中出版了《中國縱橫》一書，文件還原的工作比起《康熙自畫像》已多有進步，但是書中「民國以來」一部原有4篇文章，簡體版只剩2篇，其中〈電影與政治：白樺的苦戀〉寫傷痕文學；〈詩與物理：反對精神〉寫北島與方勵之，哪個編輯敢不刪？
至於留下的兩篇，其一的〈天安門〉，史景遷雖無意為難中共當局，文章結尾點到為止，就只有一句：「直到六四。」但也不行，最後一大段全被移除，連帶抹掉鄧小平、周恩來、毛澤東、民主牆、胡耀邦與天安門的關係，然後塞了一段史景遷根本沒講過的話作為結束：「天安門是歷史的見證，是一本打開的歷史書，翻開這本書，總能有扣人心弦的發現。」
諷刺的是，史景遷在卷首引了華萊士的詩還保留著，它的第一句是：「我們只求真實。」
《追尋現代中國》更妙，此書已經廣為美國的大學用作教科書，原本史景遷從1600年寫到20世紀末，但簡體版一掐，1912年之後全沒了，原書450頁的內文無疾而終。昔日司馬遷身受宮刑，今日史景遷的簡體譯本豈不是被閹割了？
史景遷的作品以其多樣、題材敏感（對大陸而言），且兩岸各有譯本，正好對照出簡繁體出版市場從市場秩序到史觀差異的若干問題，且會因為兩岸出版重疊日深、大陸重修清史而更加嚴重，到時候傷腦筋的，又豈止是譯者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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