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以為是-------。後來我沉默不語。當海鷗如同凶惡的鴿子。每個早上起來空氣總是凜烈。天空是撕裂的藍。人說的斷崖與城堡。我們經過。有時會聽到低音大提琴偶然的：Da-得；Da-得；我無法分辨黎明的藍與黃；我說黎明比較藍一點，而終結的時候總是鬧亮的黃。他們無法明白，也沒有興趣明白，語言最終原來是那麼的自說自。我在廚房沖一杯奶茶，英國廚房及奶茶，銀匙敲在崩裂的舊茶杯之上，那樣清脆靈巧寂寞的聲音；我對食物從來沒有熱情，但我總懷疑歸宿就在一個沒有食物香氣的廚房，坐下來，我說，讓我靜靜的坐下來，我想喝一杯早餐奶茶。
當節日如同血之瀉地。我如何明白一個節日呢，好像與時間有關，重複重複，但人已經不一樣。那年我來到這個節日，愛丁堡的夏天，我記得只是颯颯的寒，我在一個紅色電話亭，擦著雙腳抖著身子打一個電話。我說原來八月那麼冷。我沒有想過我會再來。再來的時候原來我還記得城堡。我們吃油熱的炸魚薯條。一條長長的斜路，有人午夜在玩火把。如果想來，那條斜路一定是那條我每天行走奔跑無數次的高街。有人問我：你知道高街嗎？我拖長聲音說，我---記----得。那個問路的人，沒有等我的答案，便離開了。誰會想知道你記得些甚麼。
我們明白雨。（你怎樣明白，陽光與雨的些微分別？）打開窗還是小劇場的燈亮起，總在提示雨。每天都經過雨。提著極重的箱子，推著鼓架，背著我的舞鞋和魚尾裙，電腦，大背包一堆永遠派不完的宣傳單張，我們去拿宣傳物品的時候，小伙子說，you are screwed。我失神的大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處境，在劇場與藝穗節辦公室來回奔跑，或者那個難忘的午夜三時的技術排演，我們總會遇到雨。蘇格蘭的雨，黑色。或許是我的心的緣故，我從來沒有那麼蒼老過，天亮的時候，雨停了。
天微亮。從的士看出去，天微亮。提琴手說，總有那麼多事情，不見了就是不見了。他說你知道我並不是說錢包。那些像錢包的事情，提琴手遺下了他的提琴，好像關於愛，天微亮的時候尋尋覓覓，你知道的，說理解，我們從不理解，無論我們可以有多理性有多節制，甚至知道天使的話語，或者苦苦思索真理，你問你知道那個青銅像嗎，高街的David Hume，他也說關於理解，一街的笑聲與絕望，年輕女子說請你拿一張宣傳單張好嗎，我想回家了；年輕的肆意是從來不需要理解，鼓手夜半回來說哦你偷了我的白磨茹，很甜的白磨茹，我說我買回給你吧但原來我們願意理解的事情是那麼不一樣。我以為是關於音樂而她想的是白磨茹。
我們都誤會了。在我人生裡面總因為誤會而傷心。而我以為我不會再誤會。他說我不希望你會覺得難過但我說我已經覺得難過了。這真是間美麗的房子，美麗的蘇格蘭老房子，很高很高的舊水晶燈，搖搖晃晃的木樓梯，恍惚一定是肉體感覺而無其他，我時常是第一個，打開房子的門，他們出去看表演，遊覽，我很不合時宜的在廚房倒一杯麥芽威士忌，幾乎是預咒，無人的劇場，後來我老做一個重複的噩夢，表演開始了但沒有觀眾，也沒有其他人只有我一個，我想是不是表演改時間地點了但沒有人通知我，六時半開的場，夢中是六時半開的場真實的是下午一時，七時還沒有人到，我在做一個沒有人來看的表演。其後我一生都會做著同樣的噩夢。
街就是節日
在人頭湧湧的藝穗節辦公室，我聽到一個美國女子在跟人說，前天我們進場的人還不錯，但昨天沒有人來，現在我很害怕。當時我想，會不會是我。那天星期天，雖然是唯一的一天，街上有巡遊，那天沒有人來。我們做了一個給拍照的表演。真是慘烈。我還有甚麼好說。默默的收拾著，還有甚麼好說。想起那個美國女子，不禁苦笑起來。以後真的每天都很驚。
就是說：沒有一個命運是獨一無二的。連失敗也不會。既然命運互相呼應，為甚麼我們無法互相理解。「我得到了我一生最差的評論。真是活該。」「沒有甚麼好解釋。只能說自己學藝不精。」「不知道她在做甚麼。」「笨拙。口齒不清。可以不理。」奇怪有觀眾給我留下了字條：「很有興趣知道WBW 寫的其他是甚麼。跟另一個觀眾談起，她也很喜歡這個表演。」是不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安慰獎。但字條我留在我的檔案裡，字很潦草，看不清楚。
走在那條可怖的高街上，街就是節日，我買了銀戒指依莎貝又編了彩色小辮子；節日的意思就是事情在你意想之外發生。最後表演那天，我和依莎貝和練拖著一大堆雜物在場地外等計程車，有一對老夫婦走過，我說：這不是 Sir David Wilson 嗎。其實他是Lord Wilson。他當港督時是sir。那時我當記者，習慣了就像我現在還叫那些局做branch。殖民地時期的稱呼。衛奕信我在倫敦時找過他做過一個資料搜集的訪問，其後甚麼也沒有寫，沒有當記者後最大的驕傲是，我可以選擇甚麼也不寫。後來就寫了一個小說，部份做了這次表演的劇本，沒有寫他所以也沒有想到他。但碰到他，就閒話著，不知道他是否記得我，我只說我們從香港來，他說，你們表演嗎，我說，是呀，今天最後，已經完了。他去我們的場地看他的學生表演，劍橋的學生。他說了近況，就像碰到舊人一樣。也實在是。我說真巧呀，我跟他們說我們的舊總督就在愛丁堡住，他說，現在有時住倫敦，有時住劍橋，有時住愛丁堡。來到蘇格蘭見到山就想到他。香港的山頭和蘇格蘭的有一點像。小路叫衛奕信徑。我們的舊總督喜歡行山。
譬如說也沒想到踫到機場大混亂。我笑說你們要去希斯路難民營。他們先走，我留下和家人走走。後來我也在希斯路滯留倉，打開電腦，寫某一個早晨開始寫的。斷斷續續，後來我寫或不，或我的人生，總是斷斷續續。事情還是不要再想。最後的那一個晚上，他們出去吃飯，我收拾了行李，獨自坐在漸暗的大客廳裡，桌面清理了堆起的節目表，他們寫的節目評論，煙頭我倒了，但空氣還有香煙的氣味，依莎貝的工作桌，還有她的膠紙，箱頭筆，她寫的告示，她和他們出去了，最後的幾天她挺不住嘔了，做完表演我們去吃午餐，她吃了一個牛扒又一個牛扒，體力勞動過量，我們吃量都變牛，平日我不大吃肉居然變得很嗜肉，她吃完就嘔，流汗，抽搐，我們叫了救護車。沒甚麼事，護士說，要睡覺休息。她很有勁的跑跑跑，我苦著臉在後面跟，原來我比她噤捱，她嘔完最後那個晚上，我午夜突然大腿抽搐，痛得尖叫坐起，嚇得我姊按著我。原來廣東話是對的，做到你嘔做到你抽筋。
憂傷的早晨，愈來愈輕
藝穗的意思是冒險。這個我明白。但原來也是乜都自己做。十分鐘入台五分鐘拆台走人。來到愛丁堡後我去看表演就有職業病，看人家怎樣五分鐘拆台。後來看，他們都很有經驗，一塊布一個手風琴一個小提琴，挾起就走，那像我們像管弦樂團那麼笨重，個個擔擔抬抬，身水身汗，還付出昂貴的租賃費用。韓國人，好團結，一堆人租一架車，到處做宣傳，又送扇又做街騷，我們也做街騷，但聲勢差一大截，對面有做吹袋笛，袋笛好大聲，我們完全無法對撼，阿塗走去叫他，移開一點好不好。我說你倒夠膽。對方答，你來多久？我在這裡多久？你叫我走？不久他走了，但我們也捱不久，都走了。
他們沒甚麼興頭，我倒喜歡做街騷，很自由，隨便跳，後來賺了一鎊半。有個人，拿著一鎊半，很尷尬，因為找不到打開的琴盒，所以就將零錢放在譜架上。當初我還以為是阿塗買三文治找回來的碎錢。劇場裡面就很拘謹。我不喜歡我自己的表演。沒辦法，自己也不喜歡，沒有辦法說服人。我弄錯了，我誤會了，我以為關於音樂與文學，我只是極其笨拙。這個事情我不要想。
排練的時候時常在灣仔街頭。上一份工作在灣仔。轉了一個圈，又回來灣仔。除了年紀及其顯現，沒有承載得更多。想去愛丁堡，排除萬難的去了，所得的不過是幾張紙幾個字，幾個笨拙的姿勢，愈來愈輕，一個憂傷的早晨，愈來愈輕。去愛丁堡部份費用是由香港特區政府資助，感到很難向納稅人交待，走遠一步無論是藝術上還是無盡的雜務，都是那麼難。一個地方或一件事情從來不可以答應些甚麼，我只能說，無論那麼小那麼笨，一步只能是上一步的廷續。依莎貝是個比較會生活的女子，她說，好辛苦好辛苦，這次的經歷我一生難忘，我學會了很多。
我不知我學會多少。表演完了我在高街拍了點照片，又和我姊和練在草巿街的舊衣店西港街的舊書店打轉。書店的舊地牢一整個房間都是音樂的舊書，來的時候我在讀薩依德和巴拉保音樂和文學的對話，也在讀大江健三郎和小澤征爾，在舊書店找到了華格納的自傳，一九一一年出版，書裡有藏書票，買的人簽了自己的名字，寫下了買書的日期是一九一二年。我想差不多一百年。書很輕，因為紙張很舊。賣三鎊半。賣書人和練在說那本在馬可孛羅之前的《城巿之光》，或《光州》。賣書的人都懂書。賣舊衣的女子白蒂，說維多利亞女子的披肩，她母親結婚時那一件舊狐皮。她說蘇格蘭人很會保留舊東西。我想起我們住的那間老房子，租給人，很殘很舊，熱水時熱時冷，依莎貝在洗澡時大叫救命，燒開水的壼又漏水，但廚房還留在一整套有印記的純銀餐具。
我在愛丁堡知道的，不是我以為的音樂和文學，或理解，而是節日的艱難。和時間。蒼老。這個我必然會學得謙卑。端坐在書桌前，打開一本百年前的華格納。安靜閱讀。甚麼也不要想。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301+112006110200493,00.html
當節日如同血之瀉地。我如何明白一個節日呢，好像與時間有關，重複重複，但人已經不一樣。那年我來到這個節日，愛丁堡的夏天，我記得只是颯颯的寒，我在一個紅色電話亭，擦著雙腳抖著身子打一個電話。我說原來八月那麼冷。我沒有想過我會再來。再來的時候原來我還記得城堡。我們吃油熱的炸魚薯條。一條長長的斜路，有人午夜在玩火把。如果想來，那條斜路一定是那條我每天行走奔跑無數次的高街。有人問我：你知道高街嗎？我拖長聲音說，我---記----得。那個問路的人，沒有等我的答案，便離開了。誰會想知道你記得些甚麼。
我們明白雨。（你怎樣明白，陽光與雨的些微分別？）打開窗還是小劇場的燈亮起，總在提示雨。每天都經過雨。提著極重的箱子，推著鼓架，背著我的舞鞋和魚尾裙，電腦，大背包一堆永遠派不完的宣傳單張，我們去拿宣傳物品的時候，小伙子說，you are screwed。我失神的大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處境，在劇場與藝穗節辦公室來回奔跑，或者那個難忘的午夜三時的技術排演，我們總會遇到雨。蘇格蘭的雨，黑色。或許是我的心的緣故，我從來沒有那麼蒼老過，天亮的時候，雨停了。
天微亮。從的士看出去，天微亮。提琴手說，總有那麼多事情，不見了就是不見了。他說你知道我並不是說錢包。那些像錢包的事情，提琴手遺下了他的提琴，好像關於愛，天微亮的時候尋尋覓覓，你知道的，說理解，我們從不理解，無論我們可以有多理性有多節制，甚至知道天使的話語，或者苦苦思索真理，你問你知道那個青銅像嗎，高街的David Hume，他也說關於理解，一街的笑聲與絕望，年輕女子說請你拿一張宣傳單張好嗎，我想回家了；年輕的肆意是從來不需要理解，鼓手夜半回來說哦你偷了我的白磨茹，很甜的白磨茹，我說我買回給你吧但原來我們願意理解的事情是那麼不一樣。我以為是關於音樂而她想的是白磨茹。
我們都誤會了。在我人生裡面總因為誤會而傷心。而我以為我不會再誤會。他說我不希望你會覺得難過但我說我已經覺得難過了。這真是間美麗的房子，美麗的蘇格蘭老房子，很高很高的舊水晶燈，搖搖晃晃的木樓梯，恍惚一定是肉體感覺而無其他，我時常是第一個，打開房子的門，他們出去看表演，遊覽，我很不合時宜的在廚房倒一杯麥芽威士忌，幾乎是預咒，無人的劇場，後來我老做一個重複的噩夢，表演開始了但沒有觀眾，也沒有其他人只有我一個，我想是不是表演改時間地點了但沒有人通知我，六時半開的場，夢中是六時半開的場真實的是下午一時，七時還沒有人到，我在做一個沒有人來看的表演。其後我一生都會做著同樣的噩夢。
街就是節日
在人頭湧湧的藝穗節辦公室，我聽到一個美國女子在跟人說，前天我們進場的人還不錯，但昨天沒有人來，現在我很害怕。當時我想，會不會是我。那天星期天，雖然是唯一的一天，街上有巡遊，那天沒有人來。我們做了一個給拍照的表演。真是慘烈。我還有甚麼好說。默默的收拾著，還有甚麼好說。想起那個美國女子，不禁苦笑起來。以後真的每天都很驚。
就是說：沒有一個命運是獨一無二的。連失敗也不會。既然命運互相呼應，為甚麼我們無法互相理解。「我得到了我一生最差的評論。真是活該。」「沒有甚麼好解釋。只能說自己學藝不精。」「不知道她在做甚麼。」「笨拙。口齒不清。可以不理。」奇怪有觀眾給我留下了字條：「很有興趣知道WBW 寫的其他是甚麼。跟另一個觀眾談起，她也很喜歡這個表演。」是不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安慰獎。但字條我留在我的檔案裡，字很潦草，看不清楚。
走在那條可怖的高街上，街就是節日，我買了銀戒指依莎貝又編了彩色小辮子；節日的意思就是事情在你意想之外發生。最後表演那天，我和依莎貝和練拖著一大堆雜物在場地外等計程車，有一對老夫婦走過，我說：這不是 Sir David Wilson 嗎。其實他是Lord Wilson。他當港督時是sir。那時我當記者，習慣了就像我現在還叫那些局做branch。殖民地時期的稱呼。衛奕信我在倫敦時找過他做過一個資料搜集的訪問，其後甚麼也沒有寫，沒有當記者後最大的驕傲是，我可以選擇甚麼也不寫。後來就寫了一個小說，部份做了這次表演的劇本，沒有寫他所以也沒有想到他。但碰到他，就閒話著，不知道他是否記得我，我只說我們從香港來，他說，你們表演嗎，我說，是呀，今天最後，已經完了。他去我們的場地看他的學生表演，劍橋的學生。他說了近況，就像碰到舊人一樣。也實在是。我說真巧呀，我跟他們說我們的舊總督就在愛丁堡住，他說，現在有時住倫敦，有時住劍橋，有時住愛丁堡。來到蘇格蘭見到山就想到他。香港的山頭和蘇格蘭的有一點像。小路叫衛奕信徑。我們的舊總督喜歡行山。
譬如說也沒想到踫到機場大混亂。我笑說你們要去希斯路難民營。他們先走，我留下和家人走走。後來我也在希斯路滯留倉，打開電腦，寫某一個早晨開始寫的。斷斷續續，後來我寫或不，或我的人生，總是斷斷續續。事情還是不要再想。最後的那一個晚上，他們出去吃飯，我收拾了行李，獨自坐在漸暗的大客廳裡，桌面清理了堆起的節目表，他們寫的節目評論，煙頭我倒了，但空氣還有香煙的氣味，依莎貝的工作桌，還有她的膠紙，箱頭筆，她寫的告示，她和他們出去了，最後的幾天她挺不住嘔了，做完表演我們去吃午餐，她吃了一個牛扒又一個牛扒，體力勞動過量，我們吃量都變牛，平日我不大吃肉居然變得很嗜肉，她吃完就嘔，流汗，抽搐，我們叫了救護車。沒甚麼事，護士說，要睡覺休息。她很有勁的跑跑跑，我苦著臉在後面跟，原來我比她噤捱，她嘔完最後那個晚上，我午夜突然大腿抽搐，痛得尖叫坐起，嚇得我姊按著我。原來廣東話是對的，做到你嘔做到你抽筋。
憂傷的早晨，愈來愈輕
藝穗的意思是冒險。這個我明白。但原來也是乜都自己做。十分鐘入台五分鐘拆台走人。來到愛丁堡後我去看表演就有職業病，看人家怎樣五分鐘拆台。後來看，他們都很有經驗，一塊布一個手風琴一個小提琴，挾起就走，那像我們像管弦樂團那麼笨重，個個擔擔抬抬，身水身汗，還付出昂貴的租賃費用。韓國人，好團結，一堆人租一架車，到處做宣傳，又送扇又做街騷，我們也做街騷，但聲勢差一大截，對面有做吹袋笛，袋笛好大聲，我們完全無法對撼，阿塗走去叫他，移開一點好不好。我說你倒夠膽。對方答，你來多久？我在這裡多久？你叫我走？不久他走了，但我們也捱不久，都走了。
他們沒甚麼興頭，我倒喜歡做街騷，很自由，隨便跳，後來賺了一鎊半。有個人，拿著一鎊半，很尷尬，因為找不到打開的琴盒，所以就將零錢放在譜架上。當初我還以為是阿塗買三文治找回來的碎錢。劇場裡面就很拘謹。我不喜歡我自己的表演。沒辦法，自己也不喜歡，沒有辦法說服人。我弄錯了，我誤會了，我以為關於音樂與文學，我只是極其笨拙。這個事情我不要想。
排練的時候時常在灣仔街頭。上一份工作在灣仔。轉了一個圈，又回來灣仔。除了年紀及其顯現，沒有承載得更多。想去愛丁堡，排除萬難的去了，所得的不過是幾張紙幾個字，幾個笨拙的姿勢，愈來愈輕，一個憂傷的早晨，愈來愈輕。去愛丁堡部份費用是由香港特區政府資助，感到很難向納稅人交待，走遠一步無論是藝術上還是無盡的雜務，都是那麼難。一個地方或一件事情從來不可以答應些甚麼，我只能說，無論那麼小那麼笨，一步只能是上一步的廷續。依莎貝是個比較會生活的女子，她說，好辛苦好辛苦，這次的經歷我一生難忘，我學會了很多。
我不知我學會多少。表演完了我在高街拍了點照片，又和我姊和練在草巿街的舊衣店西港街的舊書店打轉。書店的舊地牢一整個房間都是音樂的舊書，來的時候我在讀薩依德和巴拉保音樂和文學的對話，也在讀大江健三郎和小澤征爾，在舊書店找到了華格納的自傳，一九一一年出版，書裡有藏書票，買的人簽了自己的名字，寫下了買書的日期是一九一二年。我想差不多一百年。書很輕，因為紙張很舊。賣三鎊半。賣書人和練在說那本在馬可孛羅之前的《城巿之光》，或《光州》。賣書的人都懂書。賣舊衣的女子白蒂，說維多利亞女子的披肩，她母親結婚時那一件舊狐皮。她說蘇格蘭人很會保留舊東西。我想起我們住的那間老房子，租給人，很殘很舊，熱水時熱時冷，依莎貝在洗澡時大叫救命，燒開水的壼又漏水，但廚房還留在一整套有印記的純銀餐具。
我在愛丁堡知道的，不是我以為的音樂和文學，或理解，而是節日的艱難。和時間。蒼老。這個我必然會學得謙卑。端坐在書桌前，打開一本百年前的華格納。安靜閱讀。甚麼也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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